跳出狭隘启蒙的偏执
耶 人
一、道德
虽然《纽约时报》在对柴玲当年的谈话旧事重提时，用的是一种中性的、观
察性的语言，与该报平时的作风并无两样，但在海外民运人士中，还是立即引起了
非常情绪化的反弹。大家遵循着我们中国人的老习惯，马上把这个问题变成了一个
道德问题：柴玲是不是自己不想牺牲反要别人牺牲？她的政治道德究竟有无问题？
攻击柴玲的政治道德究竟居心何在？等等，等等。
其实，柴玲的谈话所揭示的问题，远非“道德”二字所能涵盖。不过“道德
”也确实是这场风波的核心内容之一，不可绕开。
我以为，道德有两层涵义。一是外在道德，即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合乎人们
(包括行动者个人)所公开认同的道德标准。道德的第二层涵义，则完全是人内心的
事，即所谓道德感。
关於柴玲，她确实说过期待流血，但自己要求生之类的话，而且确实曾一度
自己躲了起来，而对仍留在广场面临险境的广大同学未做交代；另一方面，也确实
如她自己所说，她坚持到最後一刻，而且表现得十分英勇，这种矛盾的言行，使我
们即使有一个普遍公认的外在道德标准，也难以对之进行衡量。於是，人们对她的
内在道德，就会沿着完全不同的方向进行猜测。
趋利避害，人之天性也。笔者本人就是一个最为怕死的人，推己及人，当然
不能否认柴玲求生的权利。但人们对一位政治领袖的要求，就会有所不同。因为，
领袖不仅要对自己的生死负责，也要对手下人的生命负责。最近在波斯尼亚，当一
队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遭到塞族武装的包围和进攻，有关指挥官下令部下投降，那
位指挥官明确地说：“我必须为我的部下的生命负责。”尽管开枪的是塞族武装。
在天安门广场也一样，开枪的是共产党，但面临如此凶残的敌人，作为广场的总指
挥，柴玲对於如何调遣其部下，避免最大的牺牲，是负有责任的。坚持不撤，必然
带来重大伤亡，柴玲当时力排众议，坚守广场，对最後的悲剧性的结局当然负有责
任，柴玲及其同情者们一再坚持说，六四的悲剧是共产党造成的。这话当然不假。
但有时太正确的话，常常是最无意义的话。一个指挥官打了败仗回来，总结经验时
说：我们的失败，是敌人造成的。这话无疑是一句正确的废话。没有敌人，要军队
干什么？要你指挥官干什么？共产党的本性若是很好，我们游行、绝食干什么？要
你柴玲当广场总指挥干什么？
其实，指挥失误导致失败，只是个技术问题，并不构成道德问题，特别是在
敌强我弱，力量悬殊，指挥官又是初上沙场的新手之时，更是如此。然而，当六四
已过去六年，柴玲仍拒绝承担任何责任之时，技术问题就逐渐演化而为道德问题。
因为人们感到，柴玲身为领袖，却无领袖的责任感。对部下的生命负责，是领袖的
职业道德，你不守这一职业道德，自然会遭到指责。很多同情柴玲的人，总试图证
明柴玲当年如何勇敢，这种辩护，多少有些驴唇不对马嘴。人们所要追究的，不是
柴玲作为一个个人、对自己的生命抱有什么态度，而是她作为一位领袖，对他人、
对她的身後的学生和百姓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态度。
柴玲的谈话，八九年就被收入联经版的《天安门·一九八九》一书中，当时
新闻界并没有把她关於“让别人流血，自己求生”的言论炒热。如今这段话被突然
炒热，也并非有人别有用心地断章取义。象这类事，不是谁在任何时候想炒热就能
炒热的，公众也并非一点判断力没有的孩子。柴玲的话之所以六年後突然“热”起
来，是因为它此时触动了公众某根敏感的神经。六年里，人们对六四作了许多分析
、反省，六年前尚不会说话的孩子，如今已该上小学了。六年的时间，是够你学习
、反省、意识到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但是柴玲没有。这不禁使人感到，柴玲对百姓
的生命实在非常冷漠。
八九民运，使柴玲几乎一夜之间，从一个普通学生，变成一个政治领袖；而
遗憾的是，八九之後的六年时间，竟未能使柴玲想明白如何做一位政治领袖。一位
政治领袖，特别是在一个专制社会中民主力量的领袖，不仅要有高度的政治责任感
，而且要有一种悲天悯人的道德承担，要有一种甘愿负载天下之苦难、“我不下地
狱谁下地狱”的情怀。这方面，我不妨举两个例子。
记得几年前，王军涛被判重刑时，我在一朋友家，透过被干扰得已很难听得
清楚的短波，听到“美国之音”播报的王军涛在知道自己被判重刑後写给他律师的
一封信。他说：“被判重刑对我来说是一种良心的安慰。我反对这种运动的方式，
但是，一想到那些已经死去的人，我就感到应该有人来承担他们的苦难。”众所周
知，八九年时，王军涛对形势的理性判断，并未被激进派学生所接受。然而，面对
血淋淋的悲剧，在最能证明自己正确的时刻，在他个人命运最为悲惨的时刻，他首
先想到的是对中国人所经历的苦难，对千百个死者的冤枉魂，应该有所承担。
再一个例子，是波兰前共产党的头头雅鲁泽尔斯基。当他准备向团结工会交
权时，曾有过这样一番讲话，其大意是：由於过去的不幸，在我们波兰的社会中，
充斥着种种仇恨，这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是，面对未来，我们的民族不能永远在
相互仇恨中生活。如果有人能为过去的不幸负责，进而化解掉大家彼此间的仇恨的
话，那么这种负责应加在我的肩上。我希望人们能够把这种仇恨集中在我身上，化
解彼此的恩怨，创造我们波兰的未来……。这位雅鲁泽尔斯基，不是什么民主力量
的领袖，相反，他镇压过团结工会，此时正处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命运的最低点，
然而，他尚且知道，他应为共产党给社会带来的创痛有所承担。
反观柴玲，你承担了什么呢？就算你历尽艰险，毕竟如今已境遇不错，又与
历史拉开了六年的距离。但是你说了什么呢？你说的是：“如果我是个‘让别人流
血自己求生’的人，那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冒着危险参加运动，更不必接受做领袖的
责任，安安心心地读我的书，求我的学，过我的太平日子好了！”(《北京之春》六
月号)这种说话方式，究竟象是一个向婆婆抱怨自己的待遇不公的儿媳妇呢，还是象
个常常出现於报纸的头版新闻之中的民主派政治领袖？
柴玲在民主社会中生活了已经不少年了，应该知道，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
们对公众人物，特别是政治领袖的难为人知的内在道德动机，常常宁愿往坏里猜，
而不是往好里猜。因为人们对人性的阴暗之处有较成熟的了解，不会轻易信托一个
大人物。不当公众人物、政治领袖，好，一切都是你个人的私事，没人过问；一旦
变成公众人物、政治领袖，你就得被传媒剥一层皮，你的一切行为背後的内在道德
动机，都要经得起人们往最坏的地方猜。所以，一位政治领袖，至少要作到两点：
一、经得起，不能看见别人对自己的描述不对自己的胃口，就说是“有亲共历史的
人为了牟取商业暴利”而如何如何。不用说在民主社会，就是在中国古代的专制社
会，也曾留下“宰相肚里能撑船”的古训。若连专制社会中一位“贤相”的雅量都
没有，还追求什么民主？二、自己的外在行为，应符合一个说得过去的道德规范，
不能给人以口实。说句不好听的话，即使你没有足够的内在动机促使你行为端正，
至少也应该会装出一副正经样子。因为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你的道德形象，对你所领
导的运动是有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是否清白的事。这次《纽约时报》等的报
导，基本是中性的，但柴玲及其支持者们似乎自己纷纷对号入座，一口咬定有人是
别有用心，想摧毁柴玲的政治道德形象。这说明，这些人自己也已感到，柴玲的道
德形象是有些撑不住了，而这对他们的命运也不无影响。因此群起而捍卫之。但不
管如何辩解，“其实我们期待的就是流血”这几个字是抹不掉的。这样的话，任何
一个会装正经样子的政客，也都是说不出来的。柴玲当年不小心说漏了嘴，也罢了
。但六年过去，改口的机会有的是，为何不改呢？这已不是其内在的道德动机的问
题了，她似乎连最基本的外在道德行为的标准尚且搞不清楚，坚持不认错。这倒是
应了八九年时北京老百姓讥讽邓小平对“四·二六”社论的态度的一幅标语上的话
：“死要面子活受罪！”
二、由道德说到思想
柴玲直言道：“其实我们期待的是流血，只有广场上血流成河的时候，全中
国人民才能真正地擦亮眼睛。”而且，她还对那些同样投身於民运但希望在中共狗
急跳墙大开杀戒前让学生撤离的人们进行了一番“义正词严”的谴责。所以，不管
如何辩解，柴玲希望通过学生与市民的牺牲来唤醒民众的想法，是非常明确、掩盖
不掉的。
一位政治家有这样的想法，并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以一个民主社会的价值
标准来看，是很不道德的。
一位台湾同学读了柴玲的讲话後，大惑不解地问我：“政客希望通过别人的
牺牲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种事古往今来有的是，可这从来都是一种见不得人
的想法，没人会说出来。怎么柴玲会理直气壮地说出来呢？”想想是有些奇怪。阴
谋家搞阴谋，常常是因为他们公开地认同某种公共的道德标准，希望自己看起来没
有违反这种道德标准。无视人类基本的道德标准，明来明去地干坏事者，以笔者的
知识，大概也仅有自称是搞“阳谋”的毛泽东了。难道柴玲也在搞“阳谋”吗？
细想一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别有一套思维逻辑。这套思维逻辑，不仅
使她为自己创造了另外一套道德准则，而且还使她意识不到自己这套准则与人类某
些基本的道德准则有多么大的距离，所以，虽然说过“期待别人流血”的话，仍能
毫无内心紧张地生活在一种英雄主义的自我幻觉中。
这套思想逻辑是什么呢？
我们和柴玲一样，都是受共产党的教育长大。从我们所受的教育中，不难挖
出这套思想逻辑的根源。
小学的时候，在语文课中读过一篇课文，题为“活捉美国飞行员”。讲的是
越战时，一美国飞行员在飞机被击中後，跳伞落入中国领海，中国军民“机智勇敢
”地将其活捉。活捉以後，发现这个美国兵身上竟带有用几种语言写好的投降书，
显然是他上飞机前就早已准备好了。课文用这个“美国鬼子”的贪生怕死与中国军
民的英勇机智进行对比，教育我们这些小孩子从小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看
清“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这篇课文属共产党的宣传品，真实性自然不可考，不过不同的价值标准和道
德原则背後的不同的思想逻辑，便已经在这里展开了。美国人在飞机被击中而落入
敌境时，第一个想法是如何保命求生，遇到敌人寡不敌众时立即投降，让政府和敌
方做交易，想办法把人要回来，而且回来後常常被欢呼为英雄。而这在我们中国人
看来，简直可笑，没打仗就先想着怎么投降，这不是一个胆小鬼吗？一个伟大的战
士，首先要时刻准备为他所投身的事业而献身，怎么能如此贪生怕死？数一数我们
小时候引以为榜样的英雄人物，黄继光、董存瑞、邱少云、江姐等，无一不是随时
准备去死或是宁死不屈的烈士。“做人要做这样的人！”“革命烈士”实际上潜移
默化地成为我们评价人的一个标准。我们不仅以此要求自己，也以此要求别人。
然而人总是人。是人都怕死。或曰“贪生怕死”。我们的语言就是这样奇怪
。求生本是人之基本的本能和权利，而在中文中竟变成了“贪”。过去士大夫要殉
道，妇女要殉节，後来则是要“为革命而牺牲”。这不仅是这些烈士、烈女自己要
如此，社会也是如此要求他们。总之，人命不过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和信条的祭品。
大家都时刻准备着光荣地充当这种祭品，於是心理的道德压力自然十分沉重。记得
上中学时，我就常做梦。除了青春期时那种性幻想的梦以外，我做的最多的梦就是
我在和敌人的战斗中被俘，本准备宁死不屈，然而一想到死和严刑拷打，就吓得浑
身颤抖，终於决定投降，最後在羞愧交加之中醒来。这种梦中贪生怕死的事迹，和
那些梦中的性幻想一样，常常令我对自己的人格产生怀疑。甚至在看了“民主墙”
对共产党彻底幻灭之後，这种令人羞愧的故事还在我的梦中继续，而性幻想的梦倒
是在减少。可见这种革命烈士的情结对人性的穿透力之深。
从这个背景上来看柴玲，我们也许对她的行为就更好理解一些。上文已谈到
，作为一位领袖，自己勇敢不勇敢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你怎样对别人的生命
负责。当柴玲看到自己当年“期待流血”的话被登在报纸上时，第一个反应，是要
证明自己当年其实很勇敢，是最後撤退，是走在最危险的第一排等等。而她的一些
更为成熟的同情者则辩解说，柴玲的讲话虽表明了她的畏惧，但她最终用自己的行
动战胜了这种畏惧。一句话，柴玲勇敢，道德上无可挑剔。
但是，一个导致战争失败的将军，难道可以因为他始终站在最危险的地方英
勇异常而开脱责任吗？他指挥失误导致部下伤亡惨重，对此他难道可以说一句“我
也差一点没死”就可以感到心安理得了吗？柴玲和其同情者们始终未能回答：第一
，在屠杀前撤退是否可以减轻市民与学生的伤亡？哪怕是少死一两个人！第二，柴
玲的指挥是不是导致学生未撤的原因之一。第三，如果是，柴玲是否应承担部分责
任，至少内心应有点guilty的感觉。然而，这些问题得不到回答。原因也很简单，
他们认为这些问题不重要。
若用上面所讨论的背景来分析，柴玲等人这样的反应十分自然。首先，那种
“革命烈士”的情结对他们心理有很大的压力。既然“做人要做这样的人”，自己
就必须显得英勇无畏，只要证明自己英勇，就算是道德上的自我完成。“期待流血
”又怎么样？这血里说不定也有我一份。第二，如上所述，“革命烈士”的标准，
人们不仅用来要求自己，也用来要求别人。在柴玲看来，我们追求的是什么？是民
主，是一种神圣的理想！这种理想，是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才能实
现的。为民主这么伟大的理想牺牲，难道还有什么不值得吗？所以，她一厢情愿地
认为，同学们是愿意这样去牺牲的。在这种思想逻辑下，当她说出“其实我们期待
的就是流血”时，她并不会觉得有什么不对。这和她从小受的教育是一致的，这种
说法在我们的文化中也是有渊源的。“为革命牺牲”是这世界上最为壮烈、崇高的
事，难道不能期待吗？当人命成了某种理想或信条的祭品时，人们就常常会希望这
祭坛摆得越丰盛越好。如果有人提议撤掉这个祭坛，他们就会勃然大怒。这就是为
什么当时柴玲如此义愤地说：“尤其可悲的是，有一些同学，有一些什么上层人士
，有一些什么人物、名流，他们居然为达到个人的目的，玩着自己一些交易，拼命
的在做这个工作，就是防止政府，不让政府采取这个措施(即屠杀——笔者注)”。
在她看来，若把她准备好的祭坛撤掉了，那么将置她的理想於何地呢？所以，她“
一再要求掌握权力，抵制这些投降派。”作为这个祭坛的忠实守护者，她可谓是克
尽职守。难道我们还能说她和这祭坛上的祭品没有关系？她对六四血腥的後果不负
责任？！她面对千百的冤魂内心深处不应该感到一点guilty？！！
三、再谈思想——启蒙与中国的老百姓
从柴玲的话中，我们还可以挖出另外一套思想逻辑。这种逻辑，与中国近代
以来的启蒙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在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中，仍然颇有市场。
柴玲说，只有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时，全中国人民才能够真正地擦亮眼睛。
这话背後的预设是，中国人民的眼睛现在还并不亮，需要柴玲以及她所领导的学生
这样的先知先觉来把人民的眼睛擦亮。也就是说，学生运动，带有启蒙民众的历史
使命。
这种以启蒙民众的先知先觉而自任的雄心和使命感，不仅柴玲身上有，笔者
在八八年以前也是这样自诩。八六年底八七年初那场学潮时，笔者曾在北大三角地
长时间聆听学生们围绕要不要去游行而进行的辩论。当时的一个主题是：中国的民
众能否被我们唤醒？一部分学生认为，中国的民众太愚昧，无法唤醒。另一部分认
为，我们完全有能力唤醒民众，应该勇敢地走向天安门。不管双方观点的差距如何
之大，大家都是在同样的预设下讨论问题：中国人民是有待唤醒的人民，而知识分
子和学生，则是醒来的群体，他们担负着唤醒民众的使命。
这一论式，已成为中国近代启蒙主义传统中最为深入人心的信念，并早在本
世纪初，就出现於鲁迅的笔端。鲁迅曾生动地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个铁屋子，它没
有门窗，里面的空气马上就要用尽，但里面的人大都在浑然不知地熟睡，只有一个
人醒着。鲁迅的问题是：对於这个醒着的人而言，是应叫醒大家，让人们意识到自
己的命运，绝望而痛苦地死去呢，还是无所作为，让大家在熟睡中来个“安乐死”
？当他意识到还有可能唤醒大家，一同砸碎这个铁屋子时，便决定投身於启蒙运动
之中。
鲁迅为我们所提供的图像的意味是非常清楚的。中国的百姓是那些没头没脑
的昏睡者，他自己则是那位醒着的人。中国的芸芸众生的命运，一方面取决於铁屋
子是否可砸碎的，一方面则取决於他这样的先知能否把人们唤醒。中国如果还有前
途的话，那些作为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就必须站出来唤醒民众。
这样一套自命不凡的救世使命感，影响着五四以来的每一代知识份子，当然
也会影响柴玲。她认为她是为数甚少的醒着的人，她是能够拯救这个世界的人。这
种救世的使命感，使她把自己神圣化。她觉得，她可以用别人的鲜血(也许也包括她
自己的)去唤醒民众，同时，由於深深地陷入这种自我神圣的幻觉之中，她理所当然
地认为她可以不把她“期待流血”的目标告诉同学们，即使是一旦实现了这个目标
，许多同学会丧失自己的生命！她甚至觉得，她为了向同学隐瞒自己的目标，还不
得不独自承受着深深的悲哀。多么孤独而悲悯的先知啊！她被自己为自己所创造的
形象所深深地打动，狂热地坚信如果不按她的想法办，中国都会在铁屋子里闷死。
所有那些要妥协、要撤退的人，都是别有用心，是正义的敌人。碰到了这样一位救
世主，我们还能指望她会为别人为了实现她的目标所流的鲜血而感到内疚吗？
再让我们看看事情的另一面：中国的老百姓，真如某些知识分子想象得那样
昏睡不醒吗？十年前，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农民，他虽然在改革开放中发了点小财，
但还是向我这位他所认为是“知书达理”的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共产
党还会坚持多少年？”说来惭愧，我这个当时以“启蒙者”自居的人，对此并未认
真想过，只随口说：“大概五十年吧。”他听罢仰天叹息：“我算是赶不上了！”
看看温州一带的农村，赚了点钱，首先买个假护照、签证，买通黑社会，移民海外
。这些人在海外赚钱未必比国内容易。他们之所以如此，不能不说是和他们对共产
党的认识有关。
但是，为什么八九以前，学生的民主运动，在中国的老百姓中引不起公开的
反应呢？这并不是老百姓比学生更加愚昧无知，而是因为在中国社会，缺少所谓“
公共空间”，人们无法在这种“空间”中自由交换看法，形成公开的意见，组成团
体。而这种“空间”，由於各种天时地利的原因，在各高校中开始形成了。有了这
种“空间”，人们才可以形成一种互相支援的关系，使得他们有力量与国家权力进
行周旋，不象一个孤零零的个人那么容易遭到镇压。
四、公共空间——八九民运的一个被忽视的基础
思想启蒙与创造社会的“公共空间”，培育“公民社会”，是一个社会民主
转型过程中两个紧密相关的重要环节。但是，在八九年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几乎
只强调启蒙。到了东欧民主转型成功，西方和东欧知识分子对“公民社会”，对这
种转型的成功的决定性作用进行了引人注目的分析後，对比八九民运的失败，中国
知识分子才意识到公民社会的问题。
为什么中国知识分子会那么强调思想启蒙，却无视“公民社会”的重要呢？
这和中国近代的启蒙主义传统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的启蒙主义传统中，涵有一个基
本的预设，即林毓生教授所谓的“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那些自认为掌握了最後
的真理和救国救民的钥匙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问题归结为老百姓不具有这些知识
分子认为他们所应该有的思想。要改造中国，首先就要改造国民性。我们这一代人
上中学时都读过鲁迅的《藤野先生》。鲁迅甚至在作为一位医学院的学生时，就感
到一个人的灵魂若不得到拯救，救治其身体的疾病也没有什么意义。这距离把启蒙
民众的目标置於人的性命之上的柴玲，相去不太远。我毫不怀疑，柴玲可能真城地
认为她的言行是基於她所信奉的道德标准。问题是，这套源於近代中国启蒙主义传
统的道德标准，却大有问题。
如果我们把自己局限在中国的启蒙主义传统之内来观察“六四”的前前後後
，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得出如下的结论：
一、为什么会有八九年如此浩大的民主运动？是因为近十年来知识分子不断
启蒙民众，使人民的民主意识大为提高。一些学生也许还会认为，由於他们这些具
有高度使命感和献身精神的人的英雄的业绩，使人民终於被唤醒了。
二、为什么要宁愿流血也要坚持到最後一刻？是因为我们要用我们的热血进
一步唤醒民众，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
三、为什么我们留了血，而人民似乎还没有被唤醒，反而共产党统治下的中
国出现了六年的稳定和繁荣？中国人太愚昧！
在“六四”六周年之际，当年的一位学生领袖姚勇战就公开说“中国的老百
姓太不争气……中国的老百姓作为一个整体，不如俄国人，不如东欧人，不如菲律
宾人，甚至不如缅甸人。”(这种话真让我怀疑他是否是个种族主义者)。於是，这
更加证明了我们启蒙的任务的艰巨。自然，这也更显示出了我们这些启蒙者的伟大
和重要。就象是鲁迅，他把中国人说得越坏，人们对他就越有敬意。瞧，这么糟糕
的一个民族，他居然要去拯救，而且“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等等。若没有这
么伟大而仁慈的拯救者为我们献身，我们的民族还有什么希望？
在这套启蒙的逻辑里，启蒙者永远是伟大、崇高的，不管是成是败，他们根
本就没有犯错误的机会，怎么能认错呢。
我不否认启蒙在八九民运中所起的作用和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运动初期学
生们的英勇和理性所形成的道德感召力，对全社会的参与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
若执迷於此，我们就看不到更重要的东西。
为什么八九民运的规模如此浩大？我认为，“公共空间”的形成，比启蒙的
作用更为重要。
我不否认，在任何政治抗议运动中，那些具有伟大人格的领袖，会起十分关
键的作用。但是，以我个人的常识而言，古往今来，不管在什么时候，大多数人都
是和我们差不多的平凡的人。他们不具有电影里的英雄那般非凡的勇气，抵遇危险
和恐惧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为理想献身的勇气也是不强的。因此，一个政治抗议
运动规模的大小，就取决於是否有一个不太危险的环境，使这些在社会上占大多数
、并不太勇敢的人能够在不感到太多恐惧的情况下参与进来。而“公共空间”恰好
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上文已提到，高校中的“公共空间”，已使学生投身於民主运动的危险大为
减小。这种“公共空间”开始只局限於北大等几个高校，後来则不断在各高校扩大
。政府虽然对学生运动每次都镇压，但没有实质性的惩治办法，结果学生和政府交
手的次数越多，胆子越大。记得八七年元旦在天安门广场，学生和警察对峙。我混
迹於学生队伍中的第二排。当警察开始抓人时，我本能地往後退，而几乎所有学生
都奋不顾身地往前冲。这也许和我个人胆子特别小有关。不过，我毕业没几年，和
这些学生的差距不过是高他们几班而已。我自知我当学生时没这么胆小。关键问题
是我毕业了，人受制於单位，被抓进去没那么容易放出来。学生则生活在“公共空
间”之中。事後我采访过一个被捕的学生，他是为掩护另一学生被捕的，当谈起他
舍己救人的业绩时，他淡淡地说：“这没什么特别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大家
都这样，政府就不能拿我们怎么样。”这种在公共空间中形成的共识，使脆弱的个
人变得强大起来。政府对学生，就是无从下手。
应该说，这种“公共空间”，使得人们在八九年参加民运变得容易多了。象
柴玲、吾尔开希、李禄等一批学生领袖，在八九年前并无什么不寻常的民运记录，
象王丹这样“蓄谋已久”的人在当时的学生领袖中真可谓是“极少数极少数”。大
部分领袖常常是凭着一种正义感，感情一冲动，便加入了民运，即兴发挥的成分甚
多。我不否认，这些学运领袖最後大多吃了不少苦，历经了千难万险，但也应该承
认，他们开始参加民运时，面临的压力并不大，有时不参加或想退出反而会有压力
。他们在那种冗奋的氛围之中，对隐藏於前面的危险看得并不清楚，常常“跟着感
觉走”。之所以如此，就是“公共空间”给人一种民主是大势所趋的感觉，参加进
来没什么好怕的。若退回十年，情况就大为不同了。一个人想投身民主，可不是这
么容易的事，其身家性命都可能朝不保夕，更不可能有八九年那么多风头好出。读
读刘国凯关於广州民运的回忆就可知道，当时他为了投身民主，作了长时间的准备
，甚至要练游泳、长跑，要跟共产党一拼。要说民主觉悟，追求民主的勇气，他比
八九一代的领袖哪一个差？但他仍要行动小心，而他们的民运也只能限在一个很有
限的圈子里。为什么？当时没有公共空间，个人面对国家权力，得不到“公民社会
”的保护，而社会上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不要命的人敢投身民主，民运也就壮大不起
来。这方面，北外的教师梁晓燕讲了一句实在话：“我之所以现在敢做敢当，就是
因为我知道现在的社会不同了，我付得起这个代价。若在过去，我就没活路了。我
可能也不会做这些我担不起的事。”
可见，启蒙不启蒙，并不象人们想象得那么重要。关键问题是怎样保持或扩
大“公共空间”，使民主运动有更多存活的土壤。回首八九，学生如果撤退，这种
公共空间可能会更大。因为如前所述，从八九民运以前的经验看，学生与共产党交
一次手，经验和胆识就更大，认同感更强。况且，八九年学生第一次形成了自己公
开的组织，公共空间急剧扩大。当然，中共的报复、清算会更凶猛，但只要没把它
逼到最後动武，它对学生就拿不出与以往有本质不同的清算的办法来。至少，中共
的报复不会象六四以後这么凶猛，“公共空间”所受的破坏也不会象六四以後这么
大。如果当年柴玲等激进派能够跳出对启蒙的偏执来看问题，也许他们的决策就会
有所不同。
五、如何看待自身——请启蒙者三思！
把自己囿於启蒙主义的窠臼，不仅会使人看不清事情的前因後果，而且也会
使人看不清自己。
启蒙者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把自己，或把自己这一群人，看成是铁屋子里
唯一的清醒者，这无异於一下子取消了别人说话的权利，使自己具有至高无上的道
德优越感和把握最後真理的自信，听不进别人的建议，更容不得别人的批评。这样
一番自负，又被他们从共产党的教育中所接受的历史进化论的观点所加强。按照这
种进化论，人类不断接近於对最後真理的认识。以中国的近代思想的演化为例，中
国人寻求自强，在认识上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深化的过程：开始要学西方的船坚炮
利，後要“中体西用”，再後来是改革宪政，最後终於彻底明白了。要搞“文化革
命”，创造新文化，改造国民性。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越来越彻底、越来越正确
的认识进化过程。
这套思想进化论，至少对激进学生的思想有一种暗示作用。开始，他们是以
启蒙者自诩，并把知识界的前辈，引为自己的老师和同类。随着运动的发展，他们
发现，他们为中国的民主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自己成为举世瞩目的中心，
同时，对下一步如何走，知识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将如何对待这些人呢？他
们似乎突然恍然大悟：经过几十年的启蒙和曲折的历史经验，中国终於进化出他们
这样一代人——对民主的信念最为纯粹，最有独立的人格，对专制的抗议最彻底，
历史已将伟大的使命放在了他们的肩上。
虽然王丹等有过一些民运经验的人急於从更有经验和见识的长者那里寻求建
议和指导，但那些过去毫无民运经验、也未深入思考过民主的问题的激进派，不仅
一夜彻悟到民主，而且彻悟到他们自己就是历史的火车头。他们过去的老师，已开
始被历史淘汰了。这也就很好理解柴玲为什么如此专横地谴责她所谓的“一些什么
人物、名流”了。她不仅拒不承认前人的经验的价值，甚至认为这些人已成为历史
进化的障碍，只有她代表着历史的进步。
现在也该是重新审视这些人的历史角色的时候了。
前文已经提到，在专制社会中投身於民主运动，在没有“公共空间”时最危
险、影响也最小；在有“公共空间”的情况下，最安全，影响也最大。这就造成了
笔者在其他文章中所提出的“历史胡乱地论功行赏”的现象。
我们可以把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作一个对比。在七十年代，中国的民运刚刚
起步，社会对民主很少理解，也很少注重，整个社会还在毛时代的意识形态的牢牢
控制之下，除了清一色的共产党的宣传品外，象样的书也找不到几本。这时不要说
投身入民运，就是意识到民主的价值也属难能可贵。若在此时投身民运，不仅需要
长期的、带有反叛性的独立思考，而且需要冒着比八九一代学生领袖大不知多少倍
的风险。因为此时社会不那么关心民主，对搞民主的人也不那么理解和同情，你搞
民主，政府要抓你要容易得多，因为没人在乎，老百姓不拍手称快已算不错了。可
以想象，当时投身於民主事业的人，需要更多的勇气、更大的牺牲、对中国社会更
深入的思考，更强的特立独行的胆识。而正是这些人，从四五运动、民主墙、竞选
……一步一步地利用时代所提供的机会，为中国社会创造越来越大的“公共空间”
。
到了一九八九年，民主在社会上已成为一种时尚，书上、报上无处不谈民主
，连共产党也谈民主。而这时的“公共空间”，至少在高校已初具规模，对投身於
民主事业的学生有着有效的保护力。一个学生，要决定投身民主，再不用彻夜难眠
，把身家性命等等利害都权衡再三。一些很少思考民主问题的人，凭着年轻的正义
感，“跟着感觉走”，便可以走入民主的行列，甚至成为领袖。而全中国、甚至全
世界，都注视着这些民主斗士，为他们的一举一动而欢呼。这让共产党如何下手呢
？你即使破坏了欢迎戈尔巴乔夫的国事活动，当着国际社会往这么一个大国的脸上
吐痰，共产党一时也没办法。应该说，在专制社会里搞民主，此时相对而言是最安
全、最不需要勇气的时候了(我当然不是说学生没冒风险，没有勇气)。这时的学生
领袖，常常没有经过严酷现实的筛选，没有经过对中国社会长期、深入的思考，对
作为自己的对手的共产党，也缺乏了解。而这些人却得到了更多的荣誉，获得了世
界更多的注意，对历史也似乎具有了更多的发言权。
在历史的这种胡乱地论功行赏的过程中，历史的发言权落入了这些年轻人手
中，譬如柴玲，她就可以如此轻而易举地指责别人“为达到个人目的，玩着自己的
一些交易。”她似乎从来没想过，她从一个默默无闻的研究生，一两个月之内便成
为八九年世界级的政治明星，这个过程是不是太短暂、太容易、代价太小了？她似
乎忘了，她的舞台，她所享受着的公共空间的保护，是什么人付出了什么代价才建
成的。如果她不是被这突如其来的荣誉与拥戴冲昏了头脑，她也许会多想想她何以
能如此轻松地成为民运的领袖，她也许会多听听更成熟的前辈的意见。事实上，在
她这一代学生领袖中，最有民运资历的王丹，反而最愿接受建议和指导。
六、专制与民主：一步之差
如果把中国的民主运动比为一场大戏的话，柴玲一代人正好赶上了这大戏的
最後一幕。他们一夜之间，获得了对历史的发言权，人们的心，跟着他们的一举一
动而跳动，正义与邪恶，全由他们分派。然而，他们如此轻易地获得了这种地位，
并不是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民主事业作出了无於伦比的贡献，而在於他们生逢其时，
成功地制造了事件。结果，八九一代学运领袖在海内外的知名度，在整体上远高於
他们七十年代的前辈。一时间，他们似乎有着更大的权力来裁决历史。
但是，这种对历史的发言权，失去也许会象得到时一样容易，因为其本身就
有某种虚假性。笔者一年多以前自大陆来美。海内外的朋友常常告我，民运的名声
不佳。这是句大实话，但似乎并未道出民运真正的危机。以笔者个人在大陆及美国
留学生中的经验，所谓名声不佳还算好的，至少有人恨你，对你倾注了感情。而事
实上，最糟的是很少有人谈论你，觉得你已是一种被抛出历史进程之外的人。在许
多人眼里，民运不过是在自拉自唱，没事瞎忙而已。在这种情况下，若民运的领袖
们还以为自己握有对历史的发言权，那么早晚会被历史所嘲弄。
为何会如此？因此八九那一代年轻的领袖们，他们所获得的地位，并不是他
们长期为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奋斗的结果。他们对中国社会的经验、认识，未必比得
上那些他们试图去启蒙的老百姓。但八九年他们碰巧赶上了这个潮头，被推上了浪
尖。如果他们把这一段多少有点偶然的经历当作自己生活的一个新起点，好好研究
中国的问题，反省自己过去的得失，他们是完全能继续参与中国的民主进程，并作
出自己的贡献的。然而，由於远离本土，启蒙的心结使得他们把自己自我封闭起来
。他们似乎还沉浸在自己永远垄断着对历史的发言权的幻觉中。别人对历史提出的
解释稍稍不对自己的胃口，便是“一个有亲共历史的人为了牟取商业暴利推销自己
的纪录片……硬要把历史的黑白颠倒过来。”柴玲也不好好想想，《天安门》一片
是在民主的社会里上演，制片人不可能凭借强制性的政治权力把自己的片子硬塞给
公众。若是这样一个片子真能够“牟取商业暴利”的话，那岂不说明公众对这样的
片子盼之已久，对你柴玲从心底已经厌烦了？真若如此，你柴玲何以还自认为能垄
断对历史的发言权，历史的黑白可由你或你的支持者们说了算？
大多数人都希望尊重历史，但不可能按某个人的意志去尊重历史，这就使对
历史有多种解释成为了必要。那么多人参加了民运，那么多人付出了代价，他们都
有权对历史提出自己的解释。事实上，以笔者个人有限的经验，对柴玲不满的人不
在少数。准确地说，这种不满在国人中还相当普遍。即使在认同民主、自由，同情
中国民运的美国学术界，对八九民运也有着非常普遍、尖锐的批评。难道大家都瞎
了眼了？难道《纽约时报》也会参与某种阴谋，为中共开脱责任？
启蒙者若总是认为自己是唯一醒着的人，别人的声音最多是昏睡者的梦话，
那么就很可能不自觉地走向专制。因为启蒙者总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自己代表着
历史，自己以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任劳任怨地为了拯救他人而工作，“横眉冷对
千夫指，俯首甘为儒子牛”，“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等等。他们满有理
由期待，终於有一天，这些被拯救者会认识到他们的英明，感戴他们的拯救之恩。
可是，若是这一天总也不来，被拯救者们并不领他们的情时，他们就开始“哀其不
幸，怒其不争”，於是国民性要改造，全国人民的脑筋都要洗一洗了。
回过头来说柴玲。由於如今六四尚未平反，人们仍把柴玲当成受害者，有不
满也都自觉不说。而有几个人想为历史提供一个不同的视角，柴玲便已经委屈得不
行了。但六四平反後会是一个什么情况呢？你指望国人会把你当成为民请命的英雄
欢呼回去，但也许与这种期望相反，因为不再把你当受害者了，於是把对你的不满
直接渲泄出来，说你当年的立场导致了别人的流血，又用别人的鲜血为自己赢得赞
誉，而且心胸狭窄，不学无术，容不得不同的声音，对中国的现实一无所知，对中
国的未来没有预见和把握能力，等等，等等。要记住，在一个民主的社会，公众最
喜欢把一个公共人物的看不见的内在道德动机往坏的方向猜。你觉得不公平吗？也
许。但公众这种倾向，这种政治文化，却是一个民主社会得以奠定的基石之一。到
那时候，你柴玲将怎么想呢？你也许会想：什么？！我当年历尽艰难，死里逃生，
难道是为我自己吗？我还不是为了拯救你们？可如今，你们不仅不领情，反而恩将
仇报，骂我只顾自己出风头，有个人野心，早知如此，当年我何不少管闲事，安心
读书，现在说不定也是个教授、名流，这岂不更好？你也许还会进一步想，看，中
国人就是愚昧无知。我为拯救他们付出了如此大的牺牲，他们反想吃我的人血馒头
。他们的灵魂实在需要改造，要不惜一切代价，对他们彻底洗脑，洗掉那些落後的
思想，否则中国就没希望了。
我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许多启蒙者，都顺着这种思路变成了专制主义者
，这是可以证诸历史的。五四时代“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与共产党後来的思想改
造，内容虽大不相同，甚至根本对立，但其中基本预设是一样的，即把给人们洗脑
、换灵魂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必要手段，全国人民要按某些掌握了最後真理的人们
规定的方式去思考问题，前文提到的姚勇战，现在就已公开讲中国人不争气，中国
人不如这国人、那国人。这颇能反映一些民运人士的心结。其实，以笔者看来，并
非中国人不争气，而是中国人不给民运人士争气。八九年以前，中国没那么多民运
明星，但国人关心国事，同情民运，对民主运动的同情、关怀乃至参与的程度远比
现在高。而八九以後，民运明星布满天空，但国人政治淡漠，民运闹来闹去，越来
越趋向於自拉自唱，和中国人的生活离得越来越远，民运人士在八九年前和国人那
种密切关系，已被腐蚀得差不多了。这种状况，本应促使民运人士好好反省自己的
过失。遗憾的是，现在不少人似乎哪方面的话也听不进去，一句中国人不争气，把
自己彻底和民众隔绝起来。一个民主社会，要求政治家倾听选民的声音，表达选民
的意愿，否则就是政治自杀。而那些“唯我独醒”的启蒙者，总盯着民众对自己的
启蒙有没有反应，给不给自己争气。如不争气，就证明他们愚昧，还没睡醒，需要
进一步启蒙、唤醒。如果不管你怎么说，怎么喊，他们还是没反应，那么也许就有
必要对他们用“军政”、“训政”严加管教了。我真是担心，有朝一日，柴玲等人
凯旋而归时，发现等着她的竟是与她的期待截然相反的东西。那时，她这位民主的
斗士会不会感到自己被民主所嘲弄，会不会因此而变成一个权威主义者？因为民主
与专制之间的距离，有时并不象我们想象得那样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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