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论
解 龙
【原书注】这篇文章的写作日期：一九八零年十一月(在当时的“北京竞选运动”中
)。当时曾在清华大学等处予以张贴，因为内容过于激进，很快就被官方撕毁。许多
有关竞选运动的文献，都没有收入这篇文章。
一、文化大革命的日历
现在，谈论“文革”的人很多，观点也不尽一致。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多自甘
作为满身创伤的受害者，怀着“共产党走资派式的还乡团的义愤”，从事着“事后
聪明的谴责”。所以，也就很自然的，他们不约而同地把“文革的结束”，定于毛
泽东的死亡及其宫廷的分裂(一部分毛的党羽枪杀了毛的侄子毛远新，并逮捕了毛的
遗孀江青)。这种以宫廷政变来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是极不严肃的流氓行为。
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并非延续到毛泽东死亡，它实际上结束于一
九六九年。它的特征，就是被毛泽东煽动(甚至得到鼓励)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人民，又被毛泽东背信弃义地镇压下去(甚至淹没在血泊之中)，毛泽东及其党羽
称此为“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广大学生，以“接受教育”的名义被流放到穷乡僻
壤，受到非人的折磨，毛泽东及其党羽称此为“上山下乡”。被人民革命(“造党委
的反”)冲毁了的党的机器，再次建立起来，严厉清算参加造反的人民，毛泽东及其
党羽称此为“清理阶级队伍”。毛的这种出尔反尔，与邓小平在去年(指一九七九年
——编者)的“西单民主墙运动”中先是利用魏京生等人起来打民意牌，后来翻脸不
认人的行径，如出一辙；有识之士盖称之曰：“过河拆桥”。
“工宣队”的赤膊、“军宣队”的胶蹄，占领学校的阴影，就是文革的落幕。
毛泽东给工宣队的那颗芒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区别于共产党寡头的文
化大革命)的死刑判决书。
“九大”的开幕和林彪“无限忠于”、“要准备打仗”之类的声嘶力竭，乃是为
文革的“无产阶级理想”开的一场追悼会！
那么，什么是“文革大革命的无产阶级理想”？
——一、打倒特权阶级、消除官僚压迫；
——二、在经济领域的无产阶级革命(消灭人剥削人的资本主义现象)完成之后，
实现上层建筑的革命，消灭政治上的人压迫人。
——三、创立一个“让群众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真
正的新社会。
这样的理想是否可以操作，是一回事；但毕竟它提供给文革以极其巨大的动力。
要知道，当八百万学生一九六六年八月，云集天安门广场接受毛泽东的检阅时，
他们不是来向共产党的领袖致敬的，而是来感谢毛泽东，把他们从共产党工作组的
迫害下解放了出来。要不是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学生将重蹈一九五七
年右派的覆辙！难怪当时的官僚攻击学生的造反，是“形左实右”，“类似于右派
的向党进攻”。至于，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二月“向党进攻”(它的高潮是“打
倒刘少奇！”)之前的六、七月间，流行的“破四旧”、“痛打死老虎”(迫害已被
打倒的“地富反坏右”等前反共人士)之类，本来就是由共产党的高干子女带头，干
下的虐待狂行为，和后来的“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即“向党进攻”)，性质完全
不同。
当学生们在一九六七年受到毛泽东的愚弄而不明真相时，他们唱起了“抬头望见
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时，他们的冲动，并不是来自所谓“绝对服从
的个人迷信”，而是在寻求自己心目中的反共英雄。
而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六年之间所发生的主要社会政治事件，性质就完全变了
。不但不属于上述的“无产阶级理想”，而且与之背道而驰。这七年间的一本血泪
帐，充满了宫廷的阴谋(“批陈整风”、“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和
党棍的倾轧(毛的左右手——坐在他左边的林彪、四人帮和坐在他右边的周恩来、邓
小平——们的勾心斗角)。这些蝇营狗苟，既无文化意义，又无革命价值，怎么能括
入“文化大革命”的范围呢？！
这些蝇营狗苟，只是在文革遭到毛的镇压、毛的许诺已经完全破产后，在百无聊
赖又不甘寂寞的宫廷中，所上演的一幕幕“动物性闹剧”罢了。它可能拥有积极的
意义，在于加深党的分裂、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开创了共产党世界里第一次出现的
神经瘫痪症。它的后遗症也是“视而不见”的：激起了弥漫全国、从此将与共产秩
序伴随终身的怀疑主义思潮。
没有这样的“文化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思想解放”。可惜，今天的人们对
此并无清晰的认识。
按照我们的理念，“文革大革命”只包括两年的时间：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九
六八年八月。一九六八年以后，“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红卫兵小将”本身都被
驱逐干净，这时，再说这场革命“还在继续深入”：要么就是毛泽东式的别有用心
，要么就是说者糊涂，“中了共军的奸计了”。
而我们所说的严格意义的文化大革命，不同于今日滥用的“文革”一词。它起源
于“造党委的反”的无畏精神，结束于“忠字舞”的奴性表演。
一九六六年八月开始“煽风点火”，到年底，各级党委垮台，造反运动第一阶段
结束。
一九六七年，军方介入群众运动，以“支左”名义拉一派、打一派，造成广泛的
流血冲突。
一九六八年，毛以“最高指示”来挽救共产党的危亡，通过“转移斗争大方向”
，施行“釜底抽薪”，扑灭人民革命。
一九六九年“九大”以后，党内群僚暂时联合，下压人民革命，外骂“苏修”以
转移视线。
试比较一下：一九六六年八月——一九六八年八月的“向党进攻”和一九六九年
——一九七六年间的这两个时代，就知道——
前者激动人心，充满悬念；不论你认为它好它坏，它都是积极向上、紧张亢奋的
；那时，社会激烈运动，消息灵通，实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从未有过的新闻自由。
它的口号是：“对无产阶级无密可保！”
后者则是消沉窒息、迷惘颓唐的。社会表面一律、情绪低落，新闻被严格封锁，
共产党官员一天到晚忙于“搞政治调查”、并不断追查“政治谣言”。
这是两个流行着完全不同的精神的时代：革命与反革命。
应该这样说：
“文化大革命”开始于一九六六年，结束于一九六八年；
“文化反革命”开始于一九六九年，结束于一九七六年；
四人帮的垮台，早在一九六八年他们伙同周恩来等人一起镇压造反派(清查“五一
六”运动)的时候，就注定了。
何需“擦亮眼睛”，就能一眼看破此中分际。
二、文化大革命的动力与象征
不理解中国事务的人们，往往把文化大革命看作“一场人为的灾难”，同时，把
它的动力看作毛泽东和他的同党。我们说，这种看法是肤浅的。毛泽东和他的同党
，不过是在特定的时刻点燃了导火索而已；至于那个迟早要爆炸的炸药包(它的标签
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的内容是空前激烈的阶级压迫)，却是那些“文革的主要
受害者们”与毛及其同党一起制作的；至于炸药——被压榨的人民的愤怒，则是中
国一百多年来屈辱的国耻和严酷的革命历史，逐渐积累的。
正如许多其它的历史事件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历程和结果，大大出于它的“发动
者”(即“玩火者”)的图谋和预料之外。因为革命的真正动机——人民的普遍情绪
——在革命爆发之前是很难测定其强度的；在革命爆发之后则难于操纵其方向。
人民的不满针对共产党的“十七年黑线专政”而发。这种情绪由来已久，只是在
等待一个爆发的时机罢了。毛泽东及其同党(“中央文革”)只是利用了这种情绪，
把它引向自己的政治利益所需的方向；但并不是无中生有地制造了这种情绪。因为
如此的创造，实出于人类的能力以外，否则，毛泽东后来也不会败得那么惨。可是
同时，对这十七年的黑线专政，毛本人又具有不可推卸的领袖责任。所以，他和人
民革命之间的蜜月，难以持久。
一方面，文化革命终于遭到镇压，使人民的不满没有得到渲泄，社会问题无从解
决；同时，由于它“冲击”的人过多，反而积累了新的怨恨、制造了新的问题。
另方面，文化大革命尽管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它的许诺却又无法兑现，“破而不
立”的结局，使中国社会陷入持续性的、“制度化了的混乱”。
这两面压力，使中国社会的问题进一步复杂化了。同时，它也使得原先分散的对
立情绪，逐渐集约化，逐渐凝聚为一个完整的认识。几年以后，这个认识终于在天
安门广场化为愤怒的吼声：
“秦皇的时代一去不返了！”
毛泽东作为共产党的独裁者，这时早已撕下了“人民保护神”的假面具；所以，
对他的“个人崇拜”也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我们具有深入一层的勇气和智力，一点寻根究底的意志和弄清真相的求知，
就不难发现：除了人民群众的愤怒，外部世界的压力，也是文化大革命一个重要动
力。
文化大革命也如中国现代史上一连串的革命一样，是中国社会竭尽全力适应外部
世界压力的表现。正是这种压力，迫使中国进行巨大的内部调整。过于激烈的调整
，就被称为“革命”。文化革命前夕，中国已经处在空前的国际孤立中。这种孤立
开始于一九五零年的朝鲜战争，到一九六二年的中印边界冲突达到高潮，一九六九
年的中苏边境战争则使它得以完成。然而，在孤立主义的帷幕后，隐藏着另一种接
近世界的愿望！所以，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单独的革命，而是“漫长的中
国革命的新阶段”。而且可以肯定，它决不是中国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充满
痛苦的革命隧道，到目前为止，还是看不到终点的光亮。
文化大革命的象征是什么？
——不是红卫兵。因为他们主要是“毛主席”的没有独立意识的应声虫。“其兴
也倏，其亡也忽”——正是其命运的写照。他们的兴亡是操在他人手中的水月镜花
。当他们的独立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之际，他们的脖子就被无情地扭断；因为自由与
独立注定不属于他们的范畴，他们注定只是黑夜里的萤火虫。
——不是造反派。作为群众的无意识冲动的杰出代表，造反派当然推动了历史的
前进；但是他们并无真正的组织、纲领、行动方向，更无哲学、艺术、精神方向。
除非，在下一个决战的回合中，构成造反派基础的那种“被压迫力量”——受命于
一种新的哲学、鼓舞于一种新的艺术，规范于一个新的组织、并为一个新纲领而战
：只有如此，旧的造反派才能肩负新的天命，成为历史的象征。
——不是毛泽东。因为不是别人，正是他本人，把“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扑
灭在人民的血泊之中。如此看来，他的“发动”实在是一个“始料不及的失算”，
是出于国王与人民之间常见的那种“历史的误会”；甚至，是命运对这位不可一世
的“老造反派”，开下的一个毁灭性玩笑：“自尔得之，自尔失之，又何怨乎！”
所以，一九六九年——一九七六年间他力图重挽颓势的一切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
。野心和怯懦的反向，撕裂了他。
——不是各种各样的“受害者”。因为他们太不纯粹；只有在“被政治风暴清除
掉的垃圾、渣滓”的意义上，才可能在一起构成一个整体。他们的受害也不是出于
殉难(主动的进取和牺牲)，而是由于迫不得已的告免无效。因此，这种苦难无法开
出新一轮的生命之花。而能不能开出新的生命之花，正是“殉难”与“受害”的区
别所在。
——不是“广大人民群众”。因为这样的东西并不存在，随风摇摆的“群众”在
毛的股掌中，已经堕落为一个中性的傀儡，一个政治上的小太监。
既然如此，那么，“文化大革命的象征”又是什么呢？
我们说，是一种近乎麻木的顽强，姑名之曰“仙人掌精神”。
仙人掌生长的地方，是哪里？
是荒漠。
是废墟。
是那一切东西，都必须低于毛泽东的地方。
文化大革命象一座巨大的粉碎机。它把中国大陆的一切存在(无论其为“物质”或
“精神”)，都包举到自身以内，粉碎之——迫使他们“低于毛”。那时，是没有一
处世外桃源可供任何一人“遗世独立”，逃此劫难的。
“粉碎一切”所造就的，除了废墟和荒漠外，还能是什么呢？！所幸的是，生命
并没有停止：看啊！在废墟和荒漠中，生命除了表现为一股虽死犹生的“仙人掌精
神”外，还能表现为其它什么呢？！
无于伦比的仙人掌精神！
这是一种专为沙漠生活的严酷考验，而诞生的新精神！
它坚韧不拔。它百折不挠。
它热爱沙漠风暴，甚于喜爱田园风光。
它之爱斗争、爱苦难、甚于爱和睦、爱幸福！
一片广袤无垠的沙漠——天空是沙漠般的铅色，地土是沙漠般的死寂。这就是我
们的祖国，立体的沙漠！窒息时间的四度沙漠！唯一与它为伍的，就是我们的仙人
掌精神！我们唯一剥夺不掉的财富——自然的本能与生生不息的肉体！
这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活生生的象征。浑身带刺的仙人掌——正是“文革”留下最
重要的历史遗产；未来的中国统治者，不论他的背景如何，都将为此头痛之至。
三、文化大革命的性质和预后
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是：“国王”(毛泽东)与人民的暂时联盟，以反对公共敌人—
—“贵族”(按当时术语，叫做“党内资产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当然，由于一九一一年——一九六五年之间中国已经经历了绵延不断的革命，所
以，这里的“国王”、“贵族”只能是一种隐喻。他们都因为“理论(为人民服务)
脱离实际(作官当老爷)”的致命点，而只能是一些没有名分、昙花一现的暴发户。
文化大革命，也和历史上各种“国王——人民的联盟”一样，有其自我运动的“
三部曲”：
一、人民强烈不满并经常反抗贵族的横行霸道；
二、国王利用人民的不满来打击贵族，同盟形成；
三、贵族收敛了凶焰，人民运动逐渐具有独立的倾向，国王开始担忧人民的力量
，于是联合残存的贵族镇压了人民运动。
如果没有人民的不满与反抗作前提，国王又怎么能利用人民呢？所以，现在邓小
平的御用文人，一味强调“毛泽东发动了文革”；这种说法，其实是害怕承认自己
“十七年的罪孽”。
一、如果人民没有受到压迫(造反派的口号“十七年的苦弟兄，联合起来！”后来
被重新修好的伪国王、伪贵族，打成“反动口号”，很能说明它的人民性)，他们便
不会怨恨贵族；
二、人民如果不怨恨贵族，国王再想利用他们来攻击政敌也没有机会；
三、国王于贵族的共同利益更多，因此，镇压人民便成为不可避免的选择。
使文化大革命具有历史意义的，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的运动
幌子，不是毛泽东为人民的苦难所留下的鳄鱼的眼泪；而是它在历史上第一次动摇
了共产主义贵族们的铁腕统治。要知道，这在他们的苏联老大哥那里都是没有先例
的。它的价值不在于它的自我意识，不在于它那些自命不凡的权术、口号；而在于
，使中国最终脱离了苏联的政治控制。尽管在思想体系和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独立
还只在“言”的层次、没有在“行”的层次完成。
尽管，中国的独立倾向在文化大革命结束时，还是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不敢公
开扬弃外来的“主义”)，但“逆转”已经开始，涡流无法终止。
从此，外来的模式作为中国人精神上的梦魇，已经原形毕露、破碎不堪了！
从此，布尔什维克在中国大地上的残渣余孽，只能处于逐渐沉沦的守势，他们冰
泮瓦解消融毁灭的结局，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是实指而不是象征。它向前一个世纪的传统和偶像
宣战，并从物质上予以铲除。
正因为这样，自一九六九年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亲手镇压下去之后，中国生活的
全面倒退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种革命失败后的倒退现象，不是“文革”所特有的。一九六九年以后弥漫在中
国大地上的种种虚伪、消沉、堕落，是一切失败了的革命都经历过的；而正是这些
而不是革命高潮，才构成了众口一词的“文革的消极因素”。
相比之下，文化大革命却有两点积极贡献：
一、它使共产主义的神话动摇并最终破产了。只有经历过五零——六零年代的“
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压迫人们，才能体会到“共产主义的奴役”是多么可怕，才能
体会到文化大革命带来的解放，是多么珍贵。
二、它点燃了社会底层的“新野蛮主义的燎原大火”。这种上下乱窜的野火，跳
跃在新一代中国居民的身心中，成了他们的第二本能。它蔑视秩序、仇恨理性；因
为在它看来，理性只是伪装的谎言，秩序是骗术的集大成。
不错，这两个“积极贡献”本身并无建设性。它使“文革成了一个不能生育的荡
妇”。这位荡妇以其破坏的纵欲，威胁正常的生活。但是，请允许我们有限度地赞
扬这位荡妇吧——因为，正是她，撕毁了一种血腥宗教的伪善棉纱：“共产主义”
！
共产主义的宗教，为了自己的特权而剥夺多少人的生存；为了少数人的车库而撕
毁人民的茅屋；为了少数人的游泳池而封闭了许多公园；为了“人民大会堂的宴席
”而活活饿死了几千万人民！与如此“壮丽的共产主义”相比，“文革”这位荡妇
，倒体现了圣女般的纯真！
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彻底打倒共产主义，所以，在它之后必有一个漫长的
混乱时期。从此，一九四九——一九六六年间被强力掩盖着的社会分裂表面化了，
并将长期左右中国的命运。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早在“文革”前一百多年间(一八五零年——一九四九年)，
中国就一直滚荡在社会分裂的泥潭中。“文革”不过是撕开了完好的表皮，把“里
面”的烂疮暴露了出来。功乎罪乎，评说自然因人而异。
毕竟从此，共产主义“为大多数人谋福利”的棉纱飘然坠落，露出了赤裸裸的权
力至上的骷髅！
与此同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对一切规矩的野蛮主义兴起了！
它把逝去的文明成果，化为当下的取暖燃料。
在中国历史上，同样熊熊烈火衬托出同样“残暴而野蛮的行径”，只有兼并六国
的秦始皇、结束南北朝的隋文帝，曾经干过。秦皇焚儒书，隋文烧谶纬——也是为
了“统一思想、巩固政权”；但由于他们的残暴野蛮，正好发作在历史文化的巨大
转型期，也就在不期然中，恰逢其会。整合春秋战国南北朝，成为汉唐气象的始作
俑者。
这“三重变奏”，难道只是“一个巧合”吗？！
难道，我们没有理由希望——“一个在新的基础上、以新的形式出现的汉唐帝国
”，从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所造就的一片灰烬中，英勇崛起吗？
所谓在新的基础上，也就是在技术文明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上；
所谓以新的形式，也就是以宪政的而非王朝的形式。
当然，这还得需要两个“汉唐式的前提”：
一、一次类似于秦末的人民大起义，以便结束矫枉过正的绝对专制；
二、刘邦或李世民式的开明君主，他们懂得予民生息。所以，无论汉、唐，都是
以老子的自然主义为指导思想的。
这启发我们，是一种新哲学诞生的时候了。或是，老哲学的变相复活。
以新的精神为先导，以新的方法为工具——创见一个适应新的国际背景的新国家
：这就是我们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回答！
而今天，能够透过历史的阴霾，而看到阴霾后高耸的山峦的人们，并不超过一位
数字。
四、如何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副作用
前面，我们说文化大革命的积极一直，也说它消极一面；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毕竟过去十二年(一九六八年——一九八零年)了。现在，我们需要考虑如何谴责文
革，消解文革了。
文化大革命加剧了中国一百年来的“野蛮化趋势”，它把毛泽东的神话推向了顶
峰又弃入了谷底。毛泽东的神话扮演了粉碎机的角色，当它粉碎了一切价值后，自
身也被无形的力量所粉碎：
不是毛泽东粉碎了中国，而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
不是中国粉碎了毛泽东，而是一种更高的力量把毛和逝去的中国一起粉碎！
我们称这种更高的力量为“天意”。或者，用一个经验化的词汇，叫做“中国对
外部世界的反应”。
这种反应，并没有随着文革的结束和毛的死亡而消失。今天，中国仿佛一个躺在
手术台上的病人，由于手术没有完成而无法下地，更无从恢复正常生活。所以，一
个合理的建议是：尽快结束中国的手术，恢复中国的正常。
为此，中国实在需要一场——“在形式上反对文化革命的新型文化大革命”！
不如此，就弥合不了中国流血不止的伤口。我们把这场结束文革的革命，叫做“
中国的自新运动”。只有通过自新的磨炼，中国才能达到民族的再生。
在自新运动的前半期，百年来的野蛮化倾向，将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将使迄
今为止的革命阶段都黯然失色。它的极致，很可能让中国历史上的一切过火行动，
都变得平淡无奇。仿佛，不把旧世界的最后毒素都发散干净，就不能获得身心的宁
静。
在自新运动的后半期，野蛮化的倾向将逐渐转移、凝练为全新的指向：
新文化将构筑；
新民族将诞生。
这新的指向，很可能采取某种人格化的形式：
通过一位“体现了历史节奏的铁腕人物”，来实现。
他——坚定而灵巧；
无情而感人；
严肃的个性与仁爱的涵养、冷峻的战略与随缘的禅思是如此协调地汇聚于他。
毫不奇怪。
要消除毛泽东的全部恶劣影响，就需要一位比毛泽东更疯狂的人！
要消解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就需要一场铲除文革的社会基础的剧烈革命！
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那么，为了中国的自新——让我们来拥戴一位！
如果没有这样的革命，那么，为了中国的再生——让我们来创造一场！
他，必将带来空前的“城市力度感”。
他，必将完成中国百年未成的慢性革命。否则，中国的富强，将永远是个苍白的
白日梦。
明成祖的雄才远略、唐太宗的左右逢源、汉高祖的知人善变、秦始皇的登山刻石
——在他面前，都是小小的把戏、小小的半成品。
并不是因为他“生得伟大”(仿佛那些权欲熏心的帝王神话)，而是因为他面临的
挑战，比那些古代帝王曾经面临过的，要严峻得多、复杂得多、急迫的多。如果，
他不具备“超帝王”的天赋与修炼，难免被这空前的挑战碾为齑粉、死无葬身之地
。
但是，他不会被碾为齑粉的。
是中国历史的强大支持力，迫使他起而应战。
是中国人民心中的反抗力，簇拥他无畏无惧。
他清醒地知道：还没有一个现代意义的“中国民族”。也就是说，尽管遭受了一
百年脱胎换骨的修炼，新的民族还没有到升起的时刻——作为世界气候已经变化的
象征。
但是，快了。
逝去的历史典籍老是告诉我们：两千年来，只有“秦人”、“汉人”、“晋人”
、“唐人”、“宋人”、“元人”、“明人”、“清人”、“中国国民党人”、“
中国共产党人”……充塞在字里行间。
但是，快了。就会有彻头彻尾、名实相符的“中国人”——出现在远东的晨雾里
！并以此弥合，前此两千年的民族分裂。
党派不再和王朝一样，分裂民族。中国的国号将是简单明快的“中国”二字，不
再需要任何附加的赘物。
(这些赘物的“以示区别”，恰恰分裂了民族。如袁世凯以“中华帝国”区别于“
中华民国”；毛泽东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别于“中华民国”——每一次这样
的“改朝换代”，都带来巨大的民族灾难。)
中国，将证明自己真正具有：
作为民族整体的存在力
精神上生生不息的能力
周旋于现代世界的潜力。
——这才是“我的中国”！□(原载於《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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