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不应有民族或文化的偏见
——驳《儒家中国》和《围堵中国》两文
(英国)开元 朱恩平
一、前言
在中共内政败劣、丑闻频传、耀武逞霸、恶名远扬之际，英国媒体中出现了
两篇颇能引导视听的中国专论：一是题为《围堵中国》、载於《经济学人》杂志(C
ontaining china， The economist July 29，1995)，一是题为《儒教中国》、登
在《周日电讯》(In Search of Confucian China， The Sunday Telegraph Augus
t 6， 1995)。前者呼吁西方，对於中共的侵略行径，应作出外部围堵的反应；而後
者则言告世人，中国的进步，唯在其专制政治的历史模式之下，方能取得。《围堵
中国》似乎是在重弹冷战初期，西方遏制共产阵营扩张的老调，但作者却忽视了在
世界业已走进“地球村”的时代，中国凭其本身的要素就具有举足轻重的国际地位
这一事实：中共挟其广土众民，加上经贸潜力、拥有核武、环境危机、潜在“黄祸
”等因素，故无论其进退治乱，均会波动外部世界。而《儒教中国》则与中国大陆
思想界以保守主义抵制民主之倾向，多少是合拍的。然而作者却高估了中共的生命
力，难道一向摧残中国文化的中共，如今一息尚存，来一个“临时抱佛脚”，就能
苟延残喘了吗？换言之，在其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摇摇欲坠之际，中共还能利用传
统文化及民族主义，来确立一个新的精神支柱吗？
虽然两文对中共的态度相左：一是敌视，一是绥靖，但它们似乎是相反相成
、不谋而合，要从内、从外地把中国保持在专制、闭关的状态中。这实质上是以牺
牲中国人民分享现代政治文明为代价，来换取中共在国际社会中的“安份守己”。
不然的话，哪来如此对中共无可奈何、对中国不负责任的奇谈怪论呢！
鉴於《围堵中国》是一篇时论文章，泛泛而谈，故笔者暂不在此深究；而《
儒教中国》则为一长篇大论，虽谬误百出，但混淆视听的作用颇大，故以下我们进
一步、专门对後者进行批驳：
在《儒教中国》文中，作者Peregrine Worsthorne爵士为中国指出的一条“
新路”是：回归儒家传统，认同专制主义，让中共的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的自由经
济结合。Worsthorne并且强调：他“真正地希望中国是沿着这条道路向前迈进”。
对此，我们不禁产生几个反问：(1)复兴中国传统定要行专制而弃民主吗？(2)中共
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者吗？(3)在中共专制之下会有自由经济吗？(4)中共真能保持
社会稳定吗？以下就此四问题，对Worsthorne的观点进行批驳：
二、复兴中国传统定要行专制而弃民主吗？
Worsthorne爵士把儒家与专制主义划等号，这虽通行已久，但不是没有疑问
的。儒家辩明政治的着眼点，不是在於专制与民主，而是在於暴政与仁政。暴政扰
民害民，率兽食人；仁政以民为本，为政保民。儒家反对暴政，是无可置疑的。孔
孟及荀子的赞同汤武革命，吊民伐罪；而孟子尤倡诛伐暴君。秦之後，儒家鉴於秦
亡之乱尤烈於始皇之暴这一历史教训，对於政治运动渐持谨慎之心态：除非有桀纣
之暴、汤武之仁，而不轻言革命。
仁政在形式上可再做划分：历史上的儒家偏向於君主之仁政，而儒家道统的
现代继承者孙中山先生，则构想了民主制的仁政。我们不可将儒家先哲所偏向的君
主制，理解为专制；它与古希腊圣哲柏拉图所设计之“理想国”中的君王政治，是
相似的。柏拉图认为民主有可能导致暴民专政，故反对民主。中国先哲本可顺着“
从民所欲”、“选贤兴能”的思路，推延出民主的理论来的；但孔孟诸圣意在使政
治超越小人重利轻义之层次，而达到君子重德重义之高度，故没有去考虑民主之尝
试。
古代儒家所偏向的君主之仁政，还可进一步分为禅让制和世袭制。儒者无不
崇敬尧舜之推位让国。西汉後期，儒者大都不满朝政，愤世嫉俗，但又惧於革命之
破坏性，遂掀起一个禅让运动，要求汉室让位於贤人，“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非
一人之天下”，即是当时响亮的口号。结果，西汉竟为之所废。然而，代之而起的
新莽政权，非但没能实行仁政，实现儒家所憧憬的小康、大同之理想，反而弄得农
桑失业，食货俱废，使天下再次大乱。这对儒家禅让思想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自新莽失败之後，儒家鉴於中国易乱难治之国情，和着眼於政治中心之稳定
性及有序性，逐渐认同了君主世袭制。如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所说：世袭之君
“犹贤於草野之罔据者。”就是说，为了不让奸雄、盗贼得逞而乱天下，世袭制也
无妨。
那么，中国历史上的实际政治是不是专制呢？我们认为既有专制的一面，又
有非专制的一面。像儒家所深恶痛绝的秦皇、隋炀之暴政，无疑是专制；但那些大
体上能遵循儒家精神的王朝，则不能说是专制。在後一类朝代中，民间社会基本是
自治的；人民大抵可自由进出土地，变换士、农、工、商的职业，以及通过合理的
渠道参予政事。孟子所说的“暴民而亡”、“保民而王”，能被其身後的历史所印
证。在历史上，凡是扰民无度、暴其民甚的统治，都很短命；而那些大体能遵循儒
家精神的王朝，则不仅长治久安逾百年而不衰，而且都有经济文化的繁荣昌盛。
史学大师钱穆基於传统政府由士人所组成、而士则被举於民间这一情况，认
为历史上的政治大体是民治性质的，它体现了儒家经典《礼记·礼运》中“大道之
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精神。史学家吴晗在参加中共之前，曾写过一篇题为
《历史上君权的限制》的文章，提出中国皇权至少受五种限制：群议制度、封驳制
度、守法传统、台谏制度和敬天法祖。关於群议制度，有一事例，很能说明传统政
治非专制的性质，那就是西汉昭帝时的“盐铁会议”。政府当局如御史大夫桑弘羊
及丞相等官都主张盐铁专卖，而民间则纷纷反对。昭帝令各地举贤良文学(儒生)，
问民疾苦。皆对曰：愿罢盐铁官营，勿与民争利。於是当政府当局以桑弘羊为主和
贤良文学互相诘难，词辩云涌，当局终为贤良文学所屈，遂使病民之政被罢废。
至於自秦以後的王朝均为中央集权，虽其无疑是一个社会压迫的因素，乃至
阻碍了历史中国的资本主义的成长。但是，它於今日之共产极权，却迥然不同。第
一，如前所述，在非暴政的传统政治之下，人民享有一定的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
第二，如下所讲，往昔之中央集权乃是华夏民族生存的依托。这是因为历史中国是
处於特多灾害的生态圈之中，又为一特别危险的游牧带所环压，而在当时的技术条
件下，唯有中央集权才能行使治水防夷的天职，从而保证民族的生存。这就是由地
理环境所决定的历史中国生存与发展的矛盾。如果我们能够认识这一矛盾，或许就
是更宽容地看待传统政治的非理想面，和儒家之对於君主世袭制的妥协性了。
由此可见，Worsthorne爵士把儒家与专制主义划等号，这并不成立。况且儒
家之政治观，仅执意於仁政、王道及德礼之治等道统内容，至於制度形式，皆可随
时空变化而变通。所以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诗》亦云：“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孙中山先生所发展的民主之仁政，无疑反映了中国文化之
时化精神。因此，儒家传统应与现代化民主会通才对，怎么能把复兴中国文化和行
专制、弃民主扯到一起呢！
三、中共能是中国文化的代表者吗？
Worsthorne爵士把中共作为中国文化的代表者，这更说不过去。以儒家思想
为核心的中国文化，是与中共水火不容的。姑且不论中国文化在“新中国”所遇之
浩劫。若从儒家的角度看，四十多年前中共之据国，乃是盗贼亡天下，神州遂沉沦
。儒家有“亡国”与“亡天下”之辩：亡国是指改朝换代，亡天下乃文化中断。改
朝换代，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儒家并不介意改朝换代，亦不执泥某
种制度：既不患失於宣统逊、帝制亡，也不患得於共和成、民国兴。但是，儒家特
重视文化的传承，而视文化的中断为中华民族的莫大灾难。因为在文化中断的情况
下，不仅统治者暴虐无道，率兽食人，而且亿兆众生也都变成近似於禽兽的野蛮人
；人们为利而无义，苟活而害仁，社会终将在争斗互害中消耗殆尽。近半个世纪以
来，中共治下所发生的一切，不正是这样吗？！
如中共真能代表中国文化，复兴中国传统，它就得像传统文化所要求的那样
，在政治上去暴政、兴仁政，在经济上制民之产、予民恒产，在邦交上讲信修睦、
不行霸道。就今日而言，去暴政、兴仁政，就是要废除专政，实行民主；放弃马列
，以百姓心为心；选贤与能，广开民之秀者出仕理国之渠道。制民之产、予民恒产
，就是要根本改变自一九四九年以来的夺四民之产、聚天下之财的做法，而实行富
民、均富的政策，并确立人民的生活保险制度，使老安少怀、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
所养。讲信修睦、不行霸道，就是要不恃大称霸，而以德感人；不以强力成一统，
而以诚信对四方。
难道中共真能按照上述中国传统文化的要求去做吗？如果不能，又怎么谈得
上复兴文化、回归传统呢？若是能，那岂不意味着中共专制集团要自行退出历史舞
台吗？
四、在中共专制之下会有自由经济吗？
Worsthorne爵士认为，在中共的专制之下，可以产生一个良好的自由经济。
让我们从上层权力无制约、下层自由无保障这一中共政治的性质上，来予以反驳。
上层的权力无制约、下层的自由无保障，这在当下中国，带来的是市场畸形发育和
社会的日趋恶化，哪里还谈得上自由经济的正常发展呢！进一步分析如下：
上层的权力无制约，就是说现中共政权既无中国传统的柔性制衡——德治礼
制，又无现代文明的刚性制衡——民主法制。无德治礼制，这是由中共反传统的性
质所决定的，它在前已有涉及，限於本文篇幅，在此不再絮言。至於无民主法制，
这是符合中共既得利益集团的要求的。对於Worsthorne所说“没有民主并不影响自
由经济的成长”的话，这里姑且不论，现单说无法制的政治是怎样会窒息自由经济
：
第一，没有法制，就不会有一个有效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中共集一切立法
、司法、行政权力於其党，其首领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这种情况，迄今毫无
改变。地方上的行政、人大首长，也都由党委常委担任。司法裁判的最後决策权，
亦被党的政法委员会所控制。如此一党专政的情况，决定了国家机器中不具备防止
权力滥用的功能。中共虽已建立了监察机构，但它不过是权力斗争的工具而已。Wo
rsthorne说，在专制的历史模式下，中国可以产生一个“清廉、公正及富有效率”
的官僚体制。试问：中共的绝对权力何时才会有如此的转机呢？
第二，无法制所导致的权力滥用，早已使自由经济胎死腹中。中共的权力滥
用，可分为“非法”的和“合法”的：前者是指以权谋私，後者主要指对经济活动
的过分干预。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已成为中国社会的不治之症和潜在祸源，对此
本文後面还将详述。这里仅论对经济过分干预的问题。众所周知，自由经济的健康
成长，是以有一个稳定、有序的宏观政策环境为前提的。然而中共的政策，收收放
放，朝令夕改，反复无常。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是有市场经济，也是畸形怪物。
目前中国经济陷於“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怪圈，就是一个明证。现举一例说之
。不久前上海发生“万国证券”风波，市政府对此束手无策，直到副总理坐镇，并
发动大批干部、警员参加的“人海战术”，挨户硬劝股民，同时强停股市，遂使事
件平息下来。可见，市场一出毛病，非行政干预且中断经济活动，而不可收拾。
现再来看下层的自由无保障。这里仅谈经济自由，因为它是自由经济产生的
首要条件。中国两千多年前的大学者司马迁，已有亚当·史密斯式的经济自由的思
想，他说：“贫富之道，莫予夺之；而巧者有余，拙者不足。”他并且把治国的方
法，分成好坏五等，即：第一是顺其自然，第二因势利导，第三教诲人民，第四强
制人民，第五与民争利。众所周知，中共政权一向是与民争利、强制人民。不过，
我们也应该看到：自改革发动以来，其新的经济政策多少是因势利导了。这若按司
马迁的标准，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然而，中共是不是已经放弃了或准备放弃与
民争利、强制人民的做法，而让人民享有经济自由的权利呢？回答是否定的。最近
披露的“九五计划”，重申：执政党要保持对市场的绝对支配权，国营企业须占经
济主导地位和起产业龙头的作用，以及国家有权对任何关键性的市场随时进行干预
。既然没有经济自由，哪里谈得上什么自由经济呢！可见，Worsthorne的专制下之
自由经济，是一个无稽之谈。
五、中共真得能保持社会稳定吗？
Worsthorne爵士视民主为当代中国的乱源，他并且把八九民运同十年文革进
行类比，认为两者在破坏社会秩序的方面，是一致的。这真是荒谬极了！我们认为
，八九民运和文革虽有些共同点，但两者性质迥然不同。不可否认，官民矛盾是两
次运动的共同的起因，但两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区别，却是：文革是共产主义狂热的
产物，而八九民运则为自由民主的理性精神所引导。至於两次运动所引起的社会动
荡，主要应归因於中共的党内斗争和其专政的反人民的性质。
在Worsthorne看来，若是没有民主运动，中共就会保持社会稳定，从而顺利
地领导中国迈向现代化。然而我们认为，中共本身就是中国的乱源，它不仅自身难
逃消亡的命运，而且国家民族也跟着遭殃。以下从政治、经济、道德三方面分析之
：
第一，从政治上讲，因为没有法制，中共内部的稳定，全赖一中心强人。此
中心强人当是全党内讧中的胜利者，并因此而拥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关系网，遂能形
成对於其他“同志”的威慑力，方才能控制全党。这威慑力是全党之向心力的源泉
，而此向心力则为领袖地位之形成的缘由，舍此而不可能有全党的稳定和政权的巩
固。据此，所谓“第三代领导人”，还不是一个稳固的“核心”。因为他不是一个
全党内讧中的胜利者，而是那行将就木的中心强人的宠儿。当年华国锋的情形就是
如此。所以中共人亡政息，再数难免。古代儒家讲人在政举，人亡政息，旨在保持
一个圣贤相继、德慧相承的文化道统和一个举贤任能、正理平治的政治脉络。中共
之人亡政息，则是它作为一个造反夺权的集团，其内部已不大可能产生一个新的权
力调节中心了。
邓小平在文革後期首次出山的前夕，曾暗示毛泽东：若是没有像他这样一个
有根基的人接班，则在毛之後必发生“天下大乱、军阀混战”。那么，在邓死後，
难道还会有一个像他一样的有根基的人，来保证不发生天下大乱、军阀混战吗？
第二，从经济上讲，目前中国的劳力过剩型危机日趋严重。农业之异常迅猛
地排挤人口，并非是由於现代化之正常原因。而是因为高消费倾向的强烈刺激。越
来越多的农业剩余人口，要求非农产业持续地扩大而使之被吸收就业，这一进步要
求有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市场，以维持经济平衡。然而高消费的倾向反过来影响了
出口竞争力，从而阻碍了贸易扩张和商品倾销。这一外贸、产业与人口的矛盾，势
必造成越来越多的过剩人口。众所周知，人口如同水火，非利即害；若是人力资源
不被开发利用，则就会成为人祸之源、大乱之因。因此，劳力过剩危机愈演愈烈，
必将变成中国大乱的祸因。
第三，从道德上讲，中国面临着另一种危机。中西文明自古相异，社会对於
道德低落的忍受力，也不相同。在西方史上，资本主义的成长伴随着道德败坏，似
乎是常理，而在中国历史上，道德失落而社会不走向大乱的，实为怪事。清初的思
想家顾炎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
所不至。”这话不仅适合历史中国，也适合现代中国。中国自古以人文精神立国、
以伦理道德维系社会。自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共破坏传统文化，摧毁民间社会，践
踏仁义理智，把亿万中国人变成了近似於禽兽的野蛮人；特别是自改革开始以来，
中共宁愿让众生下欲海万丈，而不许人民越政改之雷池一步，这实质上是以牺牲社
会良知来苟延其政权。试问：在这社会道德每况愈下的情况下，尤其是在目前这个
贪污为改革开路、犯罪与生产同步的情势下，中共还怎么能够长治久安呢？现代西
方社会之所以淫而不乱，乱而不亡，那是因为有法制。而当今中国，因为没有法制
，自然也就没有对於道德危机的承受力了，因此，中共也就难免随着道德危机的深
化，而走向祸败乱亡。
六、结论
中共的统治正在走向祸败乱亡。以“儒教”相扶救，也无济於事。以西方的
“围堵”来使祸水内流，亦非明智之举，弄得不好还会出现“黄祸”，破堤外泄。
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民主化。民主不是中国的“乱源”，而是预防天下大乱及“
黄祸”的良药，也是中共和平演变的推动力。今天中国的民主运动，绝不是像有些
人所理解的：要搞暴力革命。中国古人已有所见：仅有桀纣之暴而无汤武之仁，而
不轻言革命；否则天下一乱而不可收。就今而言，仅有中共专政之暴虐，而无中国
人民和国际社会对於中国民主之共识，就不会出现中国政治转型的契机。若是在此
情况下，中共政权一旦维持不住，中国就会陷於天下大乱、军阀混战，世界也难免
受其殃及。所以，为了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安定，当务之急就是要促进中国的民主
运动，传播民主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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