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运动态】
在历史的新时机面前
——记民运新形势研讨会
亚 衣
“会议高度评价了最近国内部分学者和持不同政见者发起的有关反对贪污腐败和
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等问题上的多次上书活动，认为这些活动反映了国内人民期望进
行政治民主改革的迫切愿望和维护自身权利的正义呼声。会议认为邓後的中国将出
现一个政治权力由集中到分散，政治力量由一元到多元的演变过程。中共当局如不
抓住这个最後的历史机会进行政治改革，那么，中共必将被历史所淘汰。会议建议
在适当时机召开由海峡两岸各政党，各派政治力量共同参加的国是会议，用和平、
理性的方式来协商中华民族的共同前途。这种理性协商解决政治分歧的局面一旦形
成，对中共来说将是最为体面、最为有利的历史归宿。如果中共继续顽固地坚持一
党专政，那么，官逼民反，一党专制必将成为大陆内乱的直接动因。”
——摘自中国民运团体协调会民运新形势研讨会新闻公报
经过少有的暖冬，今年北美的春天似乎来得更早。大洋彼岸早春二月里一波又一
波传来的动人消息，使人们更觉得心中有一股暖流在轻轻荡漾。於是，在中国民运
协调会的召集下，一批人汇集於《北京之春》，讨论起民运的新形势来。
会议由《北京之春》主编于大海主持。他认为民运新形势的“新”体现在两点上
。第一是邓小平快要寿终正寝了，他的死将会给中国政局带来一个变化的契机。第
二是最近国内民运人士非常活跃，发表了好几份请愿书，还准备进一步活动。面对
这一些，在海外的民运组织需要认真地分析国内的政治形势，研究怎样配合国内民
运。海外民运自身的建设，也是需要讨论的大题目。
王若望、胡平、吴方城、万润南、林长盛、刘青和郑义在会上作了重点发言。
中国民运协调会总召集人王若望报告了去年所做的工作。其中包括为魏京生得诺
贝尔和平奖征集签名运动，发动救助国内六四受害者家属的捐款活动，在欧洲各国
民运组织抗议江泽民、李鹏对欧洲的访问，在纽约等地组织了对中共效忠游行的对
抗活动，去年十一月在纽约召开的民运团体的整合会议，为整合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以及纽约地区每月一次的中国俱乐部活动。王若望还宣布了中国民运协调会年会将
於九、十月份在欧洲布鲁塞尔召开。
不要低估中共权力斗争的可能
《北京之春》主笔胡平首先在发言中指出，不应当低估邓小平去世前後在中共上
层引发权力斗争的可能性，对於中共上层在邓死後保持某种团结和集体领导的可能
性则不要估计太高。这是因为第一，中共党内的斗争从来没有规则，也没有底线，
历来靠强人进行统治，一旦强人去世，就会变得不可预测。另外今天的中国正面临
发展和改革，旧的、新的矛盾层出不穷，随时会向当局提出挑战，这样，当局在一
系列问题上引起的冲突就会非常大。就会出现这样一种局面，谁先下手谁为强，党
内斗争就会公开化，采取保守姿态的一方就容易被吃掉，很少有翻身的余地。在这
种情况下，即便党内某些派别主观上并不愿意打乱今天的局面，但由於对对方的不
信任，对整个局势缺乏控制能力，矛盾就可能爆发，产生很大的影响。对这一点我
们应该有很充分的估计。
对於国内最近的变化，胡平认为正如王丹所说，是八九民运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
。它表明了国内民运力量在六四以後经过整顿的一次再出发。大家提出的要求和表
达方式几乎是无暇可击，在原则上和策略上都做得非常成功。他们这次提出的要求
中共会有什么回答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国内民运人士再次发出自己的声音，为以後
的活动争取空间，我们要的就是独立发表政见的空间。
在把这次公开信与六年前方励之等人的公开信相比较之後，胡平提醒大家也要估
计到国内民运的困难。他说这次公开信中人们的要求和主张要比六年前更明确，六
年前人们提出“特赦”魏京生的要求，现在提出了更多民主自由的要求。但与此同
时要看到，六年前公开信很快在国内引起连锁反应，知识界中的活跃者争先恐後地
签名，而现在，尽管我们相信暗中持同情态度的人比以前更多，但由於六四屠杀所
造成的恐惧效应，敢於公开站出来的人要比过去少。在每次中共的大规模暴力迫害
以後总会有一些人，他们并不赞成中共的镇压，反对民运人士，只是觉得当局那么
强大，你们几个出来反抗是没有用的。他们并不赞扬你的英勇，反而嘲笑你的愚蠢
，不把自己的顺从认为怯懦，而以为是明智。
中国人权执行主席刘青提请大家注意的是，如果就国内一般形势而言，民众一般
对民运、人权的关心程度很低，或者说大部分人没有太多的关心和投入。造成这种
情况有它的客观原因。六四之後当局在经济上让出了很多空间，这是几十年所没有
的，几十年物质贫乏造成了人们的物质饥饿感，一旦能够实现物质上的满足时，它
必然作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出现，不会顾及其它。在这种情形下，作为把民主、人权
当作自己事业而追求的人就格外要坚持。刘青指出历史的圆圈在转，低潮时期酝酿
着新形势的来临，在这种情况下坚持自己理念的人会得到历史公正客观的评价。
海外民运要有自知之明
民联主席吴方城在发言中表示非常赞同陈子明所说的，很多民运人士过多地等待
和寄托於邓小平死亡，实际上很多变化已经在发生，很多工作已经在做，不管邓死
还是不死。他认为在中国如何实行民主，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他的看法是哪
种途径对中国的稳定和对人民幸福有利，就走那种道路，这样造成的代价和牺牲最
小。他还指出政治上的预言是危险的，最好是把几种可能性都摆出来，这样就可以
处於进退不败的境地。对於口号的提出，他不希望提激进的口号，而是要提让更多
阶层，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人们都能接受的中性的口号。
吴方城特别提出海外民运要有自知之明，要知道自己始终处於一个配角的角色，
要当好配角，绝对不能把中国民主运动只看做海外民运组织的活动。从海外民运组
织来看，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低潮，而从国内来看，倒是在走向高潮。
提出民运的策略、口号和应对方式
民阵主席万润南明确指出邓後时代“已经开始”，江泽民和李鹏已经在推行自己
的政策，巩固自己的权力，而且已经肆无忌惮。这对民运来说是一个机会。为此，
万润南全面地提出了民运的策略、口号和应对方式。
对於策略问题，万润南指出第一要抓住契机。他认为机会属於有准备的人，要分
析邓死後共产党在那些方面会有权力斗争。当这种权力斗争处在一种相持阶段时，
民运力量才有机会，如果共产党的一方很快把另一方收拾掉了，机会反而不大。一
九七九年西单民主墙的成长也正是与当时党内的凡是派和改革派力量的相持不下有
关的，因此江泽民利用时间安插自己的人马对民运来说没有坏处。第二是要争取空
间。现在国内的上书活动就是争取空间，是对现政权的挑战。第三要广泛结盟。首
先是反对派的结盟，民间力量的结盟，然後是与地方力量结盟，再後才是与现在当
权的某一派结盟。第四要坚持循序渐进，一定不要心急不要一步到位，这才是大智
大勇。
关於口号问题。万润南提出共产党有它的口号，第一是维护江核心，第二是稳定
压倒一切，第三也讲反腐败。民运讲人权也讲反对劳改制度，但总的口号提什么应
当研究。不能反对稳定，但是要强调中国不稳定的根源是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要反
腐败，但是要强调腐败的根源是没有一个法制制度和公平的市场规则，对共产党权
力没有制衡。从这里可以引出民运总的口号：就是民主宪政，这才是解决稳定问题
和腐败问题的根本。在民主宪政的口号下，可以再提出人权问题，劳改制度等问题
，
关於应对，就是现在可以做些什么。万润南的意见是少化一些力气在民运本身的
内部关系上，而要多做一些事情，要组织队伍和打好经济基础。他提出“如果有一
天国内开放选举了我们怎么办?”现在海外民运组织应该就此有一个考虑和安排。将
来竞选时你提出什么纲领，推出什么人来?这些具体问题已经逐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了。
敌强我弱，静以待变
被称为军事研究专家的前学自联主席林长盛用一句话概括了民运的战略态势，那
就是“敌强我弱”。他认为民运好比五六岁的小弟弟，而中共是一个有经验的成年
人。林长盛指出在历史的机会下，很多人耐不住性子，好机会反而丢失了。为此他
提出了四句话，十六个字的方针，即“耐住性子，发掘矛盾，积蓄力量，静以待变
”。他说邓小平的死标志着一个转折，对民运来说是一个好时机，所谓耐住性子就
是要让共产党有机会去内斗，要是性子急了，会促进共产党内部团结起来。在他们
斗的时候，你不要介入，要看他去斗。当然不是光看，下一步是要发掘不同派别的
矛盾。所谓积蓄力量就是要使自己不成为无源之水，要解决到底将来要依托中国社
会的哪一部分，不管是中产阶级也好，是工人也好，一定要找到自己的根在何方，
不然将来投票时要票没有票，要钱没有钱，要人没有人。
林长盛指出毛泽东为什么会成为共产党的领袖?因为他为共产党解决了基础问题和
道路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和从农村包围城市。所以民运要耐住性子把这些问题解决
，耐个两年左右，到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和香港回归时就差不多了。
不要“谈乱色变”
针对现在有些人谈“乱”色变，民运协调会秘书长项小吉在发言中着重讲了一个
“乱”字。他认为“乱”有三种情况。一是在中共暴政下的由於不公正造成的乱，
二是民主人权运动在权力更迭中必定会出现的乱，三是在民主政权建立以後可能发
生的某些乱。第一种乱一般表现在社会治安和经济生活中，民众对之有点习惯了。
而对於民主运动中出现的乱，有些人视之为“暴民革命”，具有一种恐惧心理。第
三种乱可能会表现在经济问题或者在民族问题上出现一种乱，对於这一类民主运动
中间和之後出现的乱，中共往往故意丑化，特别加以扩大，使得民众不能接受。
项小吉特别提及所谓民主运动以後民族分裂的乱，他表示对有些人的行为难以理
解。这些人在面临中共迫害时愤起搞民运，而在看到中共迫害另一批人的时候又会
表现出相当的接受，认为中共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了大一统的利益。项小
吉希望追求民主理念的朋友们深思，将心比心地对待民族和地方的合理要求。
海外民运如何对待民族问题
应邀到会的西藏朋友阿沛·晋美介绍了西藏流亡运动对海外民运的两种看法。有
些人认为民运也好，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是中国人，西藏人与他们没有共
同利益。共产党在夺取政权之前也说过不少关於民族自决权之类的好话，但在取得
政权以後就把自己的承诺全部否认了。现在的民运中尽管有人在说一些好听的话，
但是一旦掌权，也会跟共产党一样。包括阿沛·晋美本人在内的另一部分人则对海
外民运持完全同情和支持的态度，觉得将来中国如果有一个比较民主的政府出现的
话，西藏人民跟他们的关系应该是伙伴的合作的关系，而不是对抗的关系。在中国
民主转型过程中，西藏人应该持积极合作态度。
阿沛·晋美指出海外民运敢於正视民族问题是一个特点，而共产党的做法是无视
这个问题的存在。从苏联的情况可以看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转型到民主国家时民族
问题的严重性，苏联在转型过程中始终受到民族问题的威胁，影响了人权、自由、
民主。中国在未来的民主转型中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好好解决，
对民主转型本身也会有影响，甚至会给反对民主，维护专制的人以口舌。因此，海
外民运组织现在就考虑民族问题是非常明智的。他还认为中国的情况与苏联毕竟不
一样，将来的民族问题不会象苏联那样严重，在这方面前景并不是那么暗淡。
紧接着阿沛·晋美的话题，民阵副主席马大维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最好的
状况是西藏人和中国民主运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携手合作，这样在未来的由
民主力量组成的政府里，解决民族问题就会更加和平。
在大家讨论的基础上，曾经在内蒙古生活了十年，接触过大量的蒙古族兄弟的吴
方城建议，民运组织可以在新形势下提出自己明确的关於民族问题的策略和原则。
他提出了三条原则。第一是把人民福祉作最高的原则，无论是分裂还是统一，怎么
做能使人民幸福就怎么做；第二是非暴力原则，民族间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坐下来讨
论，既反对中共武力镇压，也反对少数民族中某些人因为不同意它独立就进行武装
暴乱；第三是和平讨论解决不了问题怎么办?就是自决原则。这三条原则也适合处理
台湾的统独问题。
海外民运要主动推进形势的发展
中国自由民主党负责人倪育贤在发言中重点讨论了民运组织自身的建设问题。他
认为与国内形势相比，海外民运显得不尽人意，呈现出一种软弱涣散状态。这是民
运的分裂所造成的困难。倪育贤指出民运应该是一个主动地推动形势发展的运动，
而不能消极等待形势发展。他强调民运团结问题意义重大并呼吁通过大家的努力，
使得全世界觉得海外民运已经团结起来了。倪育贤主张对民运队伍中的矛盾采取与
人为善的态度，大家放弃历史上的恩怨，以一个整体的形象出现，在这方面要学学
台湾的民进党，虽然派别很多，但在组党上一致。于大海也提倡民运队伍和为贵。
他采用毛泽东的说法指出，民运队伍里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民运内部的问
题至多是道德问题,而共产党的问题则是犯罪问题，因此从大局出发，大家能忍让就
忍让。来自香港的中国自民党中央委员刘泰向与会者介绍了香港三个大陆民运团体
如何协同做事的经验。他说两个“自民党”虽然内部没有合并，但现在对外已经不
分彼此，一起到新华社去抗议，开记者会，一起搞民运。
海外民运组织怎样作为一个成熟的反对派展开运动呢?倪育贤提出它在理论上一定
要彻底，在对中共现在的体制是基本否定还是局部否定这些基本问题上要非常清楚
，不能因为考虑策略就吞吞吐吐。刘青依据民主墙时期的经验提出有两种做法，一
种是搞组织，一种是干事情。他认为搞组织运作不是不行，但是如果没有其它工作
的配合，在海外总有一些副作用和不利影响，而通过搞实际的事情来进行结合可能
是一种比较好的方式，单纯的组织活动很难成功。至於道德和操守的问题，刘青认
为主要是建立规则，用规则来限制，这样道德问题基本上可以不提，而提规则。万
润南强调了民运组织的自身定位。他说民运不能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国内的
工人、妇女、中产阶级、地方势力都要有政治上的代表，民运不是分成民联、民阵
、民联阵，真正成熟的政治力量需要弄清自身是哪个集团的代表，不可能是十二亿
人的代表。万润南指出共产党在政治上很成熟，尽管在内部有很多矛盾，但口口声
声维护“江核心”，因为他们懂得鸟无头不飞，领袖很重要。而反对派现在基本上
是群龙无首，无论国内还是海外。他提出在现在的这种情况下，从国内和国外看，
民运领袖非魏京生莫属。“他们有江核心，我们有魏核心”，这是我们在政治上成
熟的一个标志。
民运刊物不要攻击自己
中国人权理事、《北京之春》编辑顾问郑义着重批评了民运刊物刊登对民运不利
的文章的现象。他指出那种认为海外民运刊物上各种言论都有发表的权利的想法是
没有道理的，这种意见看来似乎平等，实际上并不平等。因为在中国大陆成千上万
的报刊都在骂民运，说共产党如何稳定；而海外就那么两三家民运刊物，如果还用
篇幅来攻击自己，再有那么多的咒骂民运、挖苦民运的内容，就不平等。他强调民
运刊物面对的不是流亡者小集团，而是为了大陆民主转型；当刊物传进大陆时，人
们一看，共产党在说自己怎么团结，而民运在狗咬狗，在争权夺利，那就很可笑。
我们要想想刊物进大陆以後，老百姓看了是高兴还是伤心。如果有人要骂民运，可
以到喜欢骂的中英文报刊上去发表。
于大海以《北京之春》主编的身份表示同意郑义的意见。他指出作为民运刊物，
绝对不会赞成反民运的观点。在杂志上的争论一般有以下几种，一是与民运组织内
部事务的分歧有关的，以後可以尽量不再刊登;另外一种是对民运理念上的不同意见
的争论，如周舵和王若望的争论，这种还是有益的，应该继续展开；还有一些是对
民运不抱支持同情态度的批评和挖苦，对刊登这些文章以後要更慎重。郑义补充提
出，即使是在有意义的争论中，也不要夹杂有人身攻击的东西。胡平强调言论自由
是对社会而言，而不是对那个刊物那个人而言。社会要多元化，但每个人不可能是
多元化，赞成了这个就不会再赞成那个。刊物也有自己的倾向，不可能发表出所有
的声音。胡平认为写作和发表骂人文章不利於理性精神的培养。希望大家作为作者
在这方面予以支持，不要让编辑为难。
细致研究中国的实际问题
杨巍在发言中表示他一直很注意王军涛关於“作一个负责任的反对派”的提法。
他认为公众对民运的疏远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指责民运的分裂或在道德上有问题；
另一种是认为民运只会唱高调，不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杨巍主张要做很多具体工
作，了解和研究中国老百姓实际上需要什么。比如盲流问题、小企业问题，都应当
有细致的讨论。如果作了较多的研究，老百姓会认为民运人士是比较负责任的。
胡平认为研究具体问题和争取民主自由的基本原则是可以结合在一起的。从国内
最近的公开信看，反腐败和要求基本人权的保障这两个侧重点结合得很好。他建议
除了对各种社会问题作细致的研究，拿出自己的办法外，还有必要强调基本原则与
具体问题的关系，以提升大众对民主自由的进一步要求。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马大维主张海外民运应在劳保退休金福利等问题上向全国
人大提出一连串有创造性的诉求。郭岩华强调中国最大的利益集团农民在基本发展
权上受到的威胁和严重的非等价剥削。中国大陆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海外观察员王
家其在会上介绍了“劳盟”的有关情况。吕京花希望大家关心中国妇女的事情，关
心今年七月将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林明就宗教问题作了发言。
在会议进行期间，杜智富建议由海外民运团体协调会领头倡议号召，召开由中共
、台湾、香港和海外各政党、人权团体、学术界共同筹组中华全民族国是会议，商
议下面四个问题：流亡份子回国，六四政治问题解决，短期内解决新闻自由等问题
的时间表，长期内研究政治改革问题及其时间表。马大维提议就彻底政治改革经济
改革、还政於民、要求政府部级以上接受“阳光法案”检查和举行全民投票诸问题
发表告全国书。与会者表示将就这些提议作严肃认真的讨论。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白梦、羊子、周勇军、高光俊、张郎郎、赵品潞、冯胜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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