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运人士也要创家立业
齐墨
没有钱，民运寸步难行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以後的一段时间里，在中国，在德国，在全世界，到处
都能看到人们对中共屠杀平民学生的愤慨和抗议活动。五年过去了，当年许多发誓
要为中国的人权与民主奋斗终生的人，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民运队伍，也有当年的民
运人士甚至为了眼前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和昔日的同仁，与当局订立了秘
密协议。中国的民主运动，目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大陆内部的民运星火零散
，海外的民运也在苦苦支撑之中。人员流失，分裂内耗，损害了民运的声势和声誉
。
民运今天面临困境，是五年前人们难以想象的。当时许多人对中共的下台和
大陆民主化的实现持一种虚幻的乐观态度，认为海外流亡人士回国的日子屈指可数
。因此，当时很多流亡出来的人，以及参与民运的留学生，并没有长久的计议。再
加上当时各方面给民运的捐款比较充足，所以没有很多人去考虑民运的经济问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民运活动都靠某些机构捐款维持，少数民运负责人也靠民运捐
款为生。但捐款毕竟有限，据说从前一些民运人士甚至为了争捐款而伤了和气。
去年以来，各民运团体获得的捐款基本断绝，民运面临经费上的严峻考验。
民运靠捐款维持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经费，成为民运能否坚持下去的关键所在。
因为经费不足，民运团体的许多计划不能实现，民运组织的运作也屡次陷入困境。
而各个民运组织由於以往都依赖捐款，没有自己独立的财源。一些长年为民主和人
权奔波的人，不仅荒废了自己的学业和事业，甚至在经济上也陷入了紧张状态之中
，有的甚至拖欠了不少债务。而少数反对民主的人，看到了这种情况，也不竟幸灾
乐祸地说，民运份子都是穷光蛋。
反观中共控制的中国大陆，这几年的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当然腐败的滋长
也同样引人注目。中国毕竟比以前富起来了。这一点，只要看看中共各级官员坐的
汽车，就可以明白了。
中国的民主化是一条漫长的荆棘之路，或许需要一、两代人为之不懈地努力
。民运人士选择的是一条的不归路。这条路上充满险阻、陷阱、风雨，人们在这条
路上遭受的痛苦与煎熬，不是局外人所能充分体验到的。“六四”的惨痛教训表明
，中国需要一种有组织的力量在体制外进行坚韧不拔的奋斗；而“六四”後五年的
民运历史又表明，这种有组织的力量能够长期坚持下去，必须要有自己的经济基础
。试想，一个人，一个组织，连自己还养活不了，又怎样去为人权和民主奔走？
民运人士也要创家立业
一九九三年年底在澳洲举行的民阵三大和民联六大上，代表们认真讨论了民
运活动经费的来源和民运人士在海外扎根立足的问题。大家认为，如果民运团体长
期让一些中坚人士自己掏钱来从事民运，是不现实的，也是不负责任的。当时代表
们强烈地感到，民阵、民联必须自己开创财源，创立自己的财政基础。在那次大会
上通过的民阵民联的《联合宣言》中也写道：“民联民阵要逐步开创自己的财政来
源。我们希望有很多成员在海外或国内创家立业，以其财富支援民联民阵的活动。
民联民阵的组织网络，可以为成员提供经济活动上的帮助。”
民联民阵的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有得天独厚的条件。首先，民联民阵多年来
在全世界建立了相当完整的联系网络，各地都有了解当地情况的成员，真可谓人才
济济、信息灵通。任何一个公司要建立同样一个网络，至少需要几年的时间和几百
万美元的投资。网络在现代社会里是一种最重要的资源。如果我们不利用这种资源
来从事经济活动，而相反要以捐款来养活这些分支组织，这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其次，民阵主席万润南、民联主席吴方城，都是成功的企业家，他们的个人信用
就是一笔巨大的资源。万润南在大陆创办四通公司的事情，一般人都知道，而吴方
城在美国经营Subway快餐连锁店，也成效卓著。他目前已经有四家快餐店了。他们
在从事民运的同时顾及经济活动，会为参加经济活动的成员带来物质利益。再次，
以前在民联中虽然也有人曾经提出“以商养运”的口号，但由於当时的特殊情况，
失败了。这种教训使後来的人不敢再吃“禁果”。但後来，民联和民阵中的集体经
商活动也有很成功的范例，如民阵瑞典分部的朋友们注册的公司，盈利很高，还吸
引了许多非民阵成员参加。有这样的基础和经验，民联和民阵“下海”就更为驾轻
就熟。
民阵三大以後，成立了由主席万润南、副主席马大维和监事会主席杜智富组
成的创业发展小组。民阵总部的设想是，一方面鼓励、指导会员创家立业，在世界
各地建立经济据点，积累资本；另一方面成立一个国际性的投资公司，将会员手中
的钱集中起来，在全球寻找投资机会。投资者将获得不低於百分之八的利息，高出
百分之八利息的收入部分，一方面用来使原来投资的资本增殖，另一方面抽出一点
来支持民运事业。这一设想提出後，在民运人士中获得强烈反响。民运中吹出了一
股强劲的创业风。
一九九四年八月，“欧亚美澳投资基金”正式成立，由在经商办企业方面经
验丰富的万润南、马大维和杜智富总理业务，并在巴哈马完成注册手续。该基金已
逐渐在瑞典、英国、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西班牙、意大利
、匈牙利、捷克、俄罗斯(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美国东部、美国北加州、美国南加
州、美国中部、美国南部、加拿大、日本、香港、台湾、新加坡、澳大利亚(悉尼与
墨尔本)设立代表联络处。到现在为止，已经集中了超过一百万美金的资金。基金半
年来的运转情况良好，盈利达到了预期的指标。
一九九四年八月在荷兰举行的“欧洲民运团体联席会议”验证了近年来民运
人士经济活动的成果。这次会议没有依靠外面的捐款，而全是由与会者自己解决各
种费用。会议的会场和与会者的食宿，都在民阵荷兰分部理事长何跃家中。何跃是
民阵荷兰分部的元老之一，几年来创业有成，在海牙购置了很大的房子。住房的客
厅，是能容纳八十多人的会场，与会者住宿用的气垫和睡袋，都是用与会者的捐款
购买的。而何跃的饭馆，提供了会议的伙食。在这次会议上，还专门拿出半天的时
间，讨论“海外民运经济自立”问题。在海外创业有成的朋友，纷纷上台介绍情况
和经验。也有人介绍了创业失败的经过，以期让人引以为戒。
德国民运人士的“创业年”
去年十一月，我在小城都门开了一家中国餐馆，名叫“大唐”。我本人对餐
馆业很陌生，再加上“挈妇将雏”，要开办一家餐馆谈何容易。我们也犹豫再三，
才下定创业的决心。创业难，赖有同仁贤。五年多来，我在民运中结识了很多志同
道合的朋友，其中有不少是开餐馆的。这些朋友听说我要下海的消息後，都表示要
助一臂之力。有在巴伐利亚和巴登·符腾堡的朋友，专程前来指导；有在德国东部
的老板，表示要来将各种事情“搞定”；要借钱，有朋友立刻表示解囊相助；要装
修，有朋友当即说要来义务帮忙。有画家作画以献，有木工妙手修补。不仅在德国
的一些朋友，象在餐馆里工作过的孙贵武、林则明、池满泉等人，到我们这里住下
来帮忙，而且从荷兰前後有十多名民阵的朋友来装修。荷兰的朋友在装修餐馆方面
已经是行家里手，他们制作的屏风，比起装修公司制作的几无差别。
在开业前两天，我只感到有无穷的事情还要办理，甚至连对餐馆来说最重要
的厨师还没找好。很多人来看过後，多认为我们无法在十一月十八日正式开业。我
的心里也是没有底。但我想，只要埋头努力，就会成功。就在这时，何跃率领的一
群荷兰朋友又远道而来，他们一到就分兵把口，各显神通，厨房里立即烈火烹煎，
香气四溢。一天下来，面目顿改。开业的时候，我们的厨师还没有到来。在荷兰做
了二十多年厨师的舒伯伯，现退休在家，亲自下厨操持，直到我们的厨师熟悉了厨
房才离开。
开业当晚，灯火辉煌。各地的朋友三十多人赶来祝贺，再加上邀请来的德国
各界贵宾三十多人，将“大唐”挤得满满的。他们当中有来自巴黎的，有来自海牙
的，有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有来自布鲁塞尔的，有来自汉堡、杜塞尔都夫、杜依斯
堡的。《真言报》主编萧明兄特意写了大红喜字和对联，钱跃君兄寄来了贺信，张
逸讷兄带来了贺礼，孙蜀宗兄从他的杂货店提供了多种用品……，到我在喜气洋洋
的餐馆里迎接客人时，这背後有多少朋友为我们开业出了力啊！
我们开业的消息很快传了出去，很多认识我的人事後也打电话来贺。大家大
概一下子还难以将“民阵德国分部主席”和“中国餐馆老板”这两种我的身份联系
在一起，所以感到新奇。其实，在德国的一些民阵和民联的朋友，在创业方面已经
远远走在了我的前面，取得了很可观的成就。读了上期《莱茵通信》上陈宁兄《庄
主自擂》大作，我实在感到拙作有班门弄斧之嫌。而梁达胜兄不仅在餐馆业中有成
，最近更在保险业方面颇有斩获。我们之中，拥有百万马克财产的人，拥有价值几
十万马克的公司的人，已经不少了。我在去年民阵民联德国分部的代表大会上曾经
说过，今年是我们的“创业年”，希望我们在两到三年内，能够形成一股强大的经
济力量，能够完全依赖自己的财力支撑起民运。
“提明斯基”现象的启示
还有人想的更远。在未来中国的民主政治中，一个政治组织要立住脚跟，靠
的是文宣与竞选，而这两者均需要大量的经费作後援。如果民联和民阵今後在中国
的政治舞台上还要扮演角色，就有必要建立起自己的经济基础。当然，当局对民运
人士下海经商很是害怕。在国内，中共大发过专门文件，要防止民运人士从事经济
活动。在海外，必然也会有各种相应动作。
两年多以前，有一个名叫提明斯基的波兰人，在波兰民主化以後回到波兰参
加总统竞选。他所面对的竞争对手，是为波兰民主化奋斗经年、屡遭磨难的团结工
会负责人。初选的结果相当惊人，这位在共产党执政时在加拿大经商成为百万富翁
，但却没有参加过波兰民运的提明斯基，得票仅比大名鼎鼎的民运领袖瓦文萨少一
些，超过了参选的出身团结工会的原总理。这一事件曾经引起波兰人的激烈讨论。
後来人们发现提明斯基持有加拿大护照，已是“外国人”，因而没有被选举为总统
的资格。一场风波终於以瓦文萨的当选而终结。
提明斯基虽然不曾是民运人士，但确是经营有成的商人。波兰实在太贫穷了
，人们希望有一个懂得经济的人来给波兰带来财富。要发财的强烈愿望，驱使许多
人不再去考虑团结工会为波兰民主化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果人们能够平心静
气地好好想想，对这种“提明斯基现象”不会太感到奇怪，在有了安定与自由的环
境之後，老百姓毕竟把过上好日子放在选举时考量的第一位。
“提明斯基现象”值得中国的民运人士深思。几乎人人都在说，时下中国人
关心的就是赚钱，下海的热潮滚滚而来，席卷一切，所向无敌。一旦未来中国开放
选举，老百姓会把选票投给谁？那些自己手中无钱，又不能证明有能力为大众带来
富裕生活的人，如果只以民主与自由的理念来竞选，将处在非常不利的地位。那些
多年来为民运奔走呼号的人，包括“民主墙”时代的前驱和“六四”中的英雄，以
及在海外艰苦奋斗的流亡者，其历史是令人尊重的，但这一切并不能成为获得大众
选票的决定性因素。民众虽然同情那些为中国民运付出了重大代价的人，但民众同
样也会残酷地将这些人抛在一边，或者干脆忘记，如果他们看到这些人不能给他们
带来现实利益的话。当年东德的“新论坛”和匈牙利的“公民论坛”的遭遇，正是
如此。况且，中国未来需要一些能踏踏实实做事、懂得商品经济和民主规程的专家
来治理国家。建设的而不是破坏的力量，将被国人认同。当年辛亥革命後无人可用
的巨大历史教训，最好不要在今後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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