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共识非易事

(北京)李晓平


      经过“六四”屠城和东欧巨变，对中国现行政治制度不存补台幻想的人有了
规模空前的剧增。他们中间，认为应当通过和平演进方式来实现制度根本变革的，
又占了大多数。不过，在这大多数非暴力民主派中间，对更具体的实现途径和操作
方案，却持有相当分歧的看法。
      九三年十一月，秦永敏等九人发表《和平宪章》，以合理、合法的方式，勇
敢地冲破言禁，提出了一系列颇具真知灼见的政治民主化建议。然而，使我吃惊的
是，他们居然认定中共及其政府是大陆政治制度和平变革的唯一主导力量。换句话
说，它要不想主导，或无力主导，和平变革就没戏，中国就必将重蹈近百年来的恶
性怪圈。显然，这样的认定太缺乏根据。而且事实上，自“六四”到《和平宪章》
问世，再到现在的六年中，中共及其政府不仅没有主导这一进程，而且反对这一进
程。据我所知，即将发表的《和平宪章(第二版)》，已经改变了上述看法。
      然而，最近又见到周舵先生发表的文章(《答傅春雨先生》，载《北京之春》
一九九五年四月号)，称中共主动及时地推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民主变革，是和平地实
现制度变革的一种“代价最小、成功几率最大的选择”。而且，全文只字未提和平
演变道路的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及成功的可能性。坦率地讲，我对“代价最小”不持
异议。但是，我对“成功率最大”持最大的异议。
      在中国推进民主化、实现制度彻底变革的非暴力途径，我认为可有下列四种
：
      一、中共主动及时地推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民主变革，最後经动荡程度最小的
突变，确立多党议会民主制度。
      二、中共在社会和党内民主力量的迫使下，被动地实行渐进民主变革，最後
经动荡程度较小的突变，中国进入民主社会。
      三、即使在社会和党内民主力量的逼迫下中共也不实行渐进民主变革，而是
一直抗到内外交困，才作出重大让步，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社会经突变跃入自
由民主新阶段。
      四、在社会和党内民主力量的逼迫下，中共坚持“唯有中国才能救社会主义
”，一条道走到黑，拒不让步、转弯，最後被非暴力地结束其存在，社会进入制度
根本变革的突变过程。
      中华民族对上述途径作出选择，并经由上述各途径成功地实现中国民主化的
可能性是很不相同的。在我看来，作出第一种选择并达於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第二种为10％左右，第三种为70％左右，第四种为20％左右。可以对此进行一些论
证。但我在这里更愿意举些当代史上的例子来支持我的大概估测。这些例子是前东
欧、苏联的和平演变和台湾政治制度的和平变革。
      前苏联共产党曾经极其难能可贵地主动求变，自上而下地推行过一些民主化
变革，但由於过不了质变这个坎，终於自行解散。在社会和退出苏共的民主力量主
导下，前苏联完成了和平演变。这是第一种途径的一种不成功的尝试。
      第二种途径有一个成功的例子，即台湾。国民党被动地推行渐进民主变革，
并且终於成了现代民主政党。
      经第三种途径完成和平演变的有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东德、阿尔
巴尼亚、保加利亚(当然质量上有差别)。
      走第四种途径的是罗马尼亚。罗共於八九年十一月下旬召开十四大，一致选
举齐奥塞斯库继续担任总书记，并重申决不把权力交给另外的政治力量，不改变计
划经济的道路。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於保安部队对示威群众的镇压激起了民众更大
规模的抗议，齐奥塞斯库对军队下达镇压令。结果部队掉转抢口，攻击保安部队，
并逮捕了齐奥塞斯库夫妇。一天之内，救国阵线取代了共产党。虽然响起了枪声，
但罗共决不是被大规模群众性暴力革命所推翻的。
      我看不出由於中国特色，因而在中国大陆，第一种途径的成功可能性变成最
大。老实说，认为中共会主动及时地推行自上而下的渐进民主变革，已经近於痴人
说梦，说这么做成功可能性最大，就更使人不知所云。我觉得，持上述看法的人，
或者他们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困难大大低估了，竟至於幻想大陆中国人有
那么好的运气，能把这一件大好事得到手；或者他们自身缺乏应有的信念，魄力和
责任能力，因而下意识地将重担搁到别人的肩上，这样自己就无须主导、也无须推
动民主化进程，只须从旁襄助即可。此外，由於持上述看法的人同时认为，中国公
民的素质远低於足以支撑一个比较稳定的民主制度运行的水平，这就产生了自相矛
盾：一则满怀热诚地期待中共有远比国民党和原东欧各执政党高的民主素质，会主
动及时地推行民主变革，一则又明确认定大陆国民的素质远低於台湾人民和东欧各
国公民的素质，他们不曾想过去解释为什么这样低素质的人民却会拥有一个如此高
素质的执政党。就此而言，将第一、二种选择之成功的可能性定为10％，第三、四
种之成功的可能性定为90％，则是相当自恰的。
      在谈到四种非暴力途径时，我将突变与和平演变相联系，为的是破一破突变
只能与暴力变革相联系的传统观念。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质变，这样的质变不可
能绕过突变方式来完成。东欧巨变都是突变，且都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众性暴力的
和平演变。东欧诸国分别在一个月、几个月及一年左右时间内实现了从一党专制到
宪政民主的飞跃。
      鉴於和平演变的成功先例如此之多，我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在政治变革过程
中出现天下大乱的可能性并不大。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可以对此掉以轻心。相反，
我们应该尽力避免、努力防止这种局面的出现，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纪元。这里，保
证和平、理性、非暴力地推进中国变革的最关键因素，是持不同政见者和突破党禁
後的有组织政治反对派的影响和力量。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已经具有一定的历史资
格。但是，不能说已成气候，不能说已是和平演变的合格的推动力量和主导力量(想
一想不断有人主要寄希望於中共主导、中共主动及时！)。今天，在很多人以打擦边
球的方式为营造公民社会做事的时候，我们则要合理合法地进入当局设立的禁区：
违反宪法设立的禁区和利用宪法中应当被修去的部分设立的禁区，更坚定、更踏实
、更勇敢地以自己的言行唤醒公民意识，树立社会良心，体现新的文化和价值取向
，提出比当局更有见地的、标本兼治的扫腐除弊、兴邦强国方略。这样，离开成气
候就很近了，而体制内外的暴力派也就更难得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