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我的丈夫杨靖呼吁


(北京) 马淑季


  我的丈夫杨靖是在一九七八年开始的中国民主运动中《四五论坛》刊物的主编之
一，与刘青、徐文立等同为中国争取民主自由奋斗数年。一九八一年与徐文立、王
希哲、何求、傅申奇等人同一天被中共当局拘审，被判八年徒刑。一九八九年出狱
与家人团聚，当他看到在他入狱时还未出生的儿子已长成八岁了，成了一个健康聪
明的小学生时，不禁感慨万分。孩子八年里，没有得到过为父的给予的爱，不是父
亲对不住他，是残酷的政治制度割断了父子情。杨靖回到家并未获得真正的自由，
大杂院中设有“岗哨”。公安局、派出所对其行动出入都掌握得很清楚，还不断有
片警前来“关照”，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对当局的如此作法，视其为必然。
  随着家人团聚的欣喜也带来了更悲的窘状，只有我一个人每月挣一百元左右为经
济来源。八年的牢狱中生活，使杨靖身体极为虚弱，落下了因极度营养不良而得的
肌肉萎缩症。左半身明显比右半身细弱，软而无力，左脚趾尖用力按压竟无知觉，
走路脚步一轻一重。
  治病恢复健康也是杨靖回家後面临的一大问题，虽然我千方百计想办法达到既治
病又少花钱的目的，甚至我自己一边学一边为他针灸、按摩，但是治愈这种顽症又
谈何容易，至今仍无明显疗效，我微薄的工资既要为丈夫补营养治病，又要哺养正
在长身体的儿子，为了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我们曾练摊代销别人的商品，挣点钱
做为工资不足的补充。
  尽管我们艰苦度日、节衣缩食，但是远远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随着物价不断
飞涨，各种费用日益加价，我们的日子更难过了。经常是在农贸市场临散之前的那
一时刻去买些便宜的菜，再经过我细致些的加工当做我们每天的饭菜。
  做生意的不稳定及缺少周转的本钱，杨靖身体的虚弱，使我很希望他找一个相对
稳定的临时工作，一九九二年春天，夏世纪艺术中心主任聘请杨靖作为策划人之一
，筹备秋季一个画展。虽然工资不高，但适宜他的特长，我很高兴。
  杨靖上班仅一周，主任就找他谈话婉言辞退了他，事过三月再遇到主任时，方知
真情。原来在杨靖到艺术中心上班二、三天时，西城区公安局就派人来到艺术中心
，对主任说杨靖有问题不能用他。得知真情後，我们到西城公安局提出抗议，但是
公安局传达室不让我们进去，对我的抗议不予理睬。一九九三年，由一些人倡议组
织当年各省市的部分参加民主运动的人士七月份到青岛旅游玩乐，为此发了一些通
知，同时也给公安局、安全局发了此通知。不料，此举竟引发各地公安局大动脑筋
，天津公安局屡屡找到士贤，吕洪来要求他停止这次旅游计划。北京市公安局则有
三四人一连三天到我家来找杨靖也提出同样要求，并反复强调，上面不允许你们搞
这次旅游，青岛之行你们肯定搞不成。五月十一日，市局有三人到我家来时，我就
去年艺术中心之事再次向他们质询，要求市局对此事有个说法。一位年轻人说不知
此事，但答应我回去後问这事并在近日内给我答复。岂料他们的承诺竟是空头支票
，後来不仅没再来（青岛之事已解决了）更未给我任何回音，我等到五月二十八日
，给市局唐永柯打电话，回答是：不在。
  一九九四年经人介绍杨靖到一家建材商店值夜班。六月一日他上班时碰到在我家
胡同内值班的人（八九年六四後每年从五月底到六四之後都有人在我家附近值班，
从早到晚）。杨靖在这个单位也仅干了一个月，又被辞退，直到八月份我们方知六
月二日就有公安局人开着车到门市部，找经理，并请经理吃饭，公安局人告诉经理
，你可以让杨靖在此值班，但还要有人值杨靖的班，即注意杨的行动，并随时向公
安局报告。这样的“危险人物”，经理自然就不会用了，知真情後，我大为恼火。
第二天我来到派出所找了副所长，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位副所长却始终否认
此事，声称他一点也不知道，还说要真有这事也不是西城区公安局的人，并一再表
示他一直想帮助杨靖找工作。虽然他矢口否认他参与此事，我想不论是哪个公安局
的人这样做都是在秉承上一级的指示而作，这样的行为是保护正常人生存的权利吗
？
  我与杨靖又找到西城公安局以示抗议，但传达室仍以人不在为由把我们拒之门外
。
  就这样，一次又一次的工作机会都被公安局破坏了，我要大声质问：“杨靖犯了
什么法？为什么一个公民的谋生权利都不给！”
  一九九五年八月，在世界妇女代表大会开幕前一周左右，又强行“请”杨靖离开
北京去石家庄，直到世妇会结束後九月二十二日才允许回京。
  一九七八年，杨靖与我国很多有志的青年一同在探索中国的振兴之路在哪里，他
勇敢地提出个人见解，何罪之有，更何况很多论点在十几年的历史发展中被证明是
正确的，当他的青春迫葬於八年牢狱之中後，难道人世间还不容他有立足之地？我
要求政府给予杨靖从事正常工作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