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印象
晓 晖 曹长青
大江健三郎是继川端康成之後第二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日本作家，从而使
日本获得各类“诺贝尔奖”的人数达到七人。瑞典皇家学院认为，所以这样选择，
是因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以诗的力量，创造了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生命和
神秘凝聚成一幅当今人类困境的图画。”
几个月前，在大江健三郎来纽约参加会议期间，我们采访了他。他的文学成就，
瑞典皇家学院已有定论，因此我们多问了文学之外的问题。大江健三郎的“对人类
苦难的感受、独立於政府并超越国家种族的思考、对日本国民性和知识分子的批判
”等三点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对人类苦难的感受
今年六十岁的大江在大学时代就以短篇小说《饲育》获日本文学界最高奖之一的
“芥川奖”。但他早期作品如他同时代的作家三岛由纪夫、安部公房一样是写实主
义的，而且多为写“性”。他笔下的“性”没有花前月下，缠绵悱恻，而是赤裸直
接，放荡任性。评论家认为大江在心理倾向上有幼儿性格，他写性，就像十岁的儿
童直指对方那个部位撒野一样，毫无掩盖地大暴露。例如他的再版达四十五次的《
性的人间》，开篇就是四男三女挤在一辆轿车中，其中一个女子全裸，相互调情挑
逗，毫无拘束地谈论身体上的秘密。
使大江健三郎的写作内容和风格发生巨大变化的是他婚後的第一个孩子，他是一
个畸形怪婴。大江回忆道∶这个头盖骨大得像有两个脑袋的婴儿的出生，是我一生
的最大的危机。医生说，如果不做手术，婴儿会死亡；如果做手术，他仍会是大脑
残障，人生将极为艰难。
大江无法做出决定。他说∶婴儿躺在医院，我却跑到广岛去躲避，一度还要自杀
。这是令我羞愧的日子。在广岛医院，一位医生对我说，“原子辐射使成千上万的
广岛居民视力受伤，身体出现各种疾病。第一次遇到原子弹爆炸，没有人知道怎样
治疗原子辐射的疾病。但作为医生，如果有病人正在痛苦，我们就必须尝试去治疗
，即使看来我们毫无办法。”听到这些话，我感到巨大的羞愧，我的儿子正遭受痛
苦，他还不能表达，而我却想逃避。我立即赶回东京，决定做手术，并尽我的所有
努力去治疗儿子。儿子的残障和广岛受害者的痛苦使人类在我的心中有了新的影象
，它改变了我。
这个残障孩子到了四岁仍不能表达交流。大江夫妇买了很多有各种鸟叫的录音带
给儿子听，每种鸟叫声後都有一句说明。大江每天给儿子听鸟叫的录音带，整整坚
持了两年，仍毫无效果。一天清晨，大江背着六岁的儿子到外面的小树林，去听那
里的鸟叫。突然，大江听到有人说“这是水鸟”。他很惊讶，因为树林中没有其他
人。再仔细听，这声音发自他的背上，是他的儿子发出来的！
“孩子不断生病，每次他生病，等於全家生病，我们都要投入。每次帮他战胜了
痛苦，我们觉得像比以前更升华了一些。”大江回忆说。残障儿子的痛苦，使大江
感受到整个人类的苦难。他的很多小说都是以残障孩子为主题，探讨人的痛苦，和
人类应承担的责任。如小说《个人体验》（A Personal Matter，也有人译为《私事
》），全篇是写这种体验。
这种对人类痛苦的体验，使他成为一个非常入世的作家。他积极参与各种反战的
社会活动，同情和支持受难者。在南韩诗人金芝河因争取民主而被关押时，大江为
此绝食抗议。在北京发生“六四”屠杀时，大江誓言站在争取自由的中国作家一边
。在一个月前，北京再次重判魏京生时，他与世界各国作家联名抗议。一九九四年
十二月十日，大江在瑞典领取“诺贝尔文学奖”致词时说，“我曾为韩国诗人争取
政治自由而绝食，天安门事件以後的今天，我仍为那些失去表达自由的优秀的中国
作家们的命运担忧。”
超越国家种族的思考
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後，大江健三郎拒绝了政府颁发的天皇“文化勋章”
，此举震惊了日本社会。天皇在当今日本仍是至高无上的象征，“文化勋章”是很
多作家的梦想。但大江认为，天皇制是不民主的产物。而且天皇制应该为日本当年
的侵略战争负责。他曾对《纽约时报》记者这样解释∶“我所以拒绝文化勋章，因
为我不承认任何高於民主之上的权威和价值。”他认为，如果接受这种奖励，等於
接受他所鄙弃的天皇等级制度。
大江的独立性还表现在他思考问题的角度超越了国家和种族。当我们问他“德国
不仅承认战争罪行，并现在还每月向几十万犹太受害者发放补助金。而日本至今不
要说战争赔款，连那场战争是侵略性质都不承认，到底是什么原因？”大江脱口而
出∶“这是因为日本还不是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日本没有严格遵循战後在美国帮
助下制定的民主原则，如果日本严格地遵循那些原则的话，日本就实现了真正的民
主，事情就不会是这个样子。在战後五十年的今天，日本应该认真思考那究竟是一
场什么性质的战争，必须再下一次决心，严格地遵守民主原则。日本必须为侵略中
国和亚洲其他国家认罪，承认战争错误。否则日本就将自己孤立於中国、韩国和菲
律宾等亚洲国家之外。”“日本应在宪法中体现出为侵略亚洲赔罪。禁止核武器。
日本应该不再发动战争，并在人类和国际社会的共同信任中生存。”
大江曾多次表达这种观点。在接受我们采访的当天晚上在纽约的日本人社区演讲
会上，在随後哈佛大学的演讲中，他都谴责了日本当年对亚洲国家的侵略。他说，
他在美国发表的批评日本的演讲内容，当天就被人传真到东京，第二天就有人善意
地警告他要小心安全。而在他拒绝接受天皇“文化勋章”後，他的住处周围聚集了
很多日本右翼分子，示威抗议他对天皇“不敬”。
当我们问道在日本有多少知识分子支持他这种做法和观点时，他略显激愤地说∶
“没有人支持我！”“我把战後美国帮助建立的民主原则视为自己的生活准则。我
实在是对这种民主十分热爱。我属於少数派。”
了解日本情况的人知道大江确实是少数派。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在去年一月
号上专文探讨日本的“新民族主义分子”。该文指出，“一九六八年川端康成领取
诺贝尔奖致词时，使用的是日语，大谈了中世纪日本神秘的‘忍’的诗歌。而大江
健三郎在领奖时，则用的是夹杂着法语的英语，赞美了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
芬历险记》和乔治·奥维尔。大江说，他感觉爱尔兰诗人叶芝比他的同胞川端康成
离他更近。”“也许这意味着，东方主义的川端康成正让位於世界主义的大江健三
郎。”但这篇专文用更多的篇幅指出，民族主义情绪在日本知识界越来越强烈。“
写出六十多本探讨国民性的日本历史学家松下健一，公开宣称，种稻谷的日本人形
成的是集体文化，而养动物的西方人形成的是个人主义。西方不能把他们的思想价
值强加给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他的观点使很多日本读者得到感情上的满足。”大
江正是在这种一片反西方的浪潮中独树一帜。
对国民性的批评态度
在一个天皇被视为“神”的国家，挑战天皇制已是勇敢。而直言批评国民性和主
流知识分子，更需要胆识。川端康成当年领取诺贝尔奖致词时的题目是“美丽的日
本和我”。当大江健三郎站在领奖的台上时，日本最大的电视台NHK做实况转播，对
於那些想再听一遍赞词的日本人来说，大江的话如同一头冷水，因为他的题目是“
嗳昧的日本和我”。大江在批评了日本人的嗳昧之後指出∶“日本的这种嗳昧倾向
，使这个国家侵略了亚洲，并导致了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孤立於亚洲的其他国家
。……作为一个生活在当代日本，并对过去的痛苦历史有着清晰记忆的我来说，让
我像川端一样说出‘美丽的日本和我’的话，是办不到的。”
大江对日本的国民性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在接受我们采访之前曾接受日本《朝日
新闻》记者的采访，他说∶“日本人是一个虽然祈祷却基本上没有信仰的民族，尤
其是今天。虽没有信仰却还要祈祷，居然能心安理得地活下去，这就是日本的文明
。”
他说，“当西方人觉得我的东西难懂时，他们会要求我解释。而日本人抱怨我的
东西难读时，实际上是要否定我表达的东西。这个国家的文化是对困难敬而远之的
文化。在日本，思考问题、表达出自己的思考、并参予对自己思考的评价的人越来
越少。”
当我们问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受东方文化影响大还是受西方文化影响大时，他说
∶“从一九四五年後，日本的民主深受美国的影响。而我个人既深受美国民主的影
响，也深受美国文化的影响。当然我也受到中国鲁迅的影响。”也许正是这样的影
响，使大江的思想与日本主流想法总是不合拍。例如他并不认为日本作为单一的民
族和单一的文化有力於日本的强大。而他对宪法的看法，招致左翼和右翼两派知识
人的攻击。保守派认为，由美国盟军给日本制定宪法是日本的耻辱。改革派也不信
任美式民主，觉得由美国人来制定日本的宪法，有被欺骗的感觉。闯进防卫厅切腹
自杀的三岛由纪夫就是激烈反对美式宪法的代表性作家。大江与他们的观点针锋相
对，他说∶“我和三岛由纪夫在文学和人生上走的是不同的路。三岛最後的信息是
对现行宪法中的民主理念完全否定。而我正相反。我并不是说日本的宪法是非常完
美的，正如人生不完美一样。但现在的宪法却是最接近人的宪法。三岛自杀了，但
我决计不自杀。在我那生来残障的儿子艰难地与病魔搏斗的时刻，我就立下原则，
我不论怎么丑陋地死，都绝不会自杀。所以我写出小说《个人的体验》，写了既不
杀死儿子，也不杀死自己，顽强地活下去的人物形象。我知道自己像一只虫子一样
死去了，这个世界会一切如故地走下去。但人类的邪恶的继续是令人痛苦的，我在
没有对人类的邪恶做出表示的时候是不想死的。”
大江曾这样总结他的文学和人生态度∶“我的文学作品与这五十年来日本的发展
有密切的关系。身为作家，我的基本态度就是诚恳率直地提出批评。”
对於为什么他在获得“诺贝尔奖”後宣布要停止写作小说，他解释说∶我亲身经
历了日本战後五十年的急剧变化，现在想把自己对日本和世界的体验“思想化”的
愿望很强烈。想一边读书学习，一边找到别的表现方式。大江健三郎表示，他将在
一九九六年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三、五年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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