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尧如谈香港新闻自由
张伟国
国际记者联合会每三年召开一次的例会，去年十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以“过渡期
的亚洲传媒--新闻业的民主进程和发展”为主题选择在香港举行。著名政论家金尧
如先生，应邀专程从洛杉矶返港参加会议，并在开幕当天於彭定康致词以後，发表
专题演讲，探讨“中共新闻及宣传政策与香港传媒的九七过渡”。金老先生在回到
洛杉矶寓所後，接受了笔者的采访，谈到了他对香港新闻自由的看法。
金尧如先生四十年代後期曾是中共台湾工委的常委兼任宣传部长，为躲避国民党
政府的追捕，转移到香港在新闻界从事地下活动，以後曾任中共香港喉舌《文汇报
》的总编辑、中共香港工委新闻宣传线党委书记，对中共在香港新闻界的渗透、统
战工作有非常权威的第一手了解，在“六四”以後与中共决裂。近年来他虽然定居
美国，作为老报人仍继续为港台和当地的华文报纸撰写评论。他在接受笔者采访时
，揭露了不少中共迫害香港新闻自由的种种内幕，并对香港媒体在九七过渡中的作
用和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对香港媒体在九七过渡中的作用和影响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
造成香港新闻自由严重倒退的逆境
金老谈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屠杀事件之後，李鹏召见当时反对六四镇压的香港
《文汇报》和《大公报》的社长、总编时说过一句话：“你们是共产党出钱办的报
纸，吃共产党的饭，你们就得讲共产党的话。”这就是中共信奉的列宁工具论的形
象语言，即中共认为新闻没有自由权利、传媒没有独立人格。“其实他们不懂香港
私营传媒从老板到从业人员吃的都是香港老百姓的饭。所以他们只能给自己的报纸
制定宣传政策，他们不能给他们心目中的香港‘资产阶级传媒’制定宣传政策。对
於香港‘资产阶级传媒’，他们视为阶级斗争的对手，至少是‘非我属类’。”
中共对香港媒体日趋强硬的逼压，其渗透已到了无所不在、无时不有的地步，惯
用的控制手段--香港记协的报告根据金老的揭露指出--一般有：(1)控制消息来源，
随着近年来香港媒体对大陆新闻的不断重视，新华社就在提供消息时厚此薄彼，对
一则新闻给谁、不给谁、先给谁、後给谁，玩弄各种手段，对要求去北京或大陆内
地采访、尤其是重要会议的采访，对被打如另册的记者总是竭尽刁难之能事，往往
要托到最後一刻才给批准，甚至就干脆不批准；(2)在“经济基础”上下工夫，通过
海外亲共殷商大肆收购香港媒体的股权，从根本上控制“舆论导向”，也有先用广
告喂饱媒体，在关键时刻以撤广告相要协来逼迫其就范；(3)通过“请进来、走出去
”等方法逐渐进行人事渗透，上致各个媒体的总编主笔专栏作家，下到普通的编辑
记者，来自大陆的“表叔”在一些媒体实施上已经占有主导权了，此外中共也有意
安排一些境内外的写手以自由撰稿人的面目向媒体放料，并时有独家消息；(4)新华
社直接出马当新闻警察，对媒体的报道评论公开的指手划脚，横加干涉，甚至上纲
上线戴帽子打棍子，最常使用的伎俩就是指责不受其欢迎的一些媒体“造谣”；同
时从席扬、高瑜案件也反映出，中共所恶的大陆与香港有联系的新闻从业人员和香
港报导大陆新闻的记者的镇压的力度加强了。
香港传媒现在同时遇到中国政府自天安门“六四”以来所颁布和采取的许多行政
法令和措施的限制。金尧如指出，诸如港澳办八九年十月发布的关於港澳记者来内
地采访的七项规定，其手续之繁琐和时间之预早远远超过任何外国申请旅游的入境
签证。这只能被认为变相阻挠香港传媒到祖国采访新闻。他还举例说道了，六月中
国政府拒绝《苹果日报》派记者到北京采访预委会会议、七月间《明报》、《苹果
日报》去内地采访水灾灾情的记者，被中国有关当局以未获批准为由，勒令停止采
访、离境返港。又如《一周刊》记者到福建采访军事演习，被指责为窃取国家机密
，而被捕签押；最狂暴的是香港无线记者在北京采访世界妇女大会，竟在公开场合
被打、被抓。更严重的是中国政府有关领导部门对香港媒体实行“政治甄别，政治
排队”的黑箱操作，对中资企业日常在香港传媒上刊登广告的商业行为发出行政指
令，将香港传媒分为四类：一是必须支持的；二是可以刊登广告的；三是尽量少登
或不刊登；四是禁止刊登的。即用经济手段来封杀政治上独立的自由传媒，乃是一
个政府对民营传媒的一场政治暗杀。他认为， 这一切都给香港新闻自由造成了严重
倒退的逆境。
爱国家是香港同胞的天赋本色
“香港传媒还必须首先扫除英国殖民地统治遗留下来的对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
管制法例。”金尧如表示完全同意香港记者协会一九九五年《香港言论自由年报》
有关这个任务的建议，并且补充道：凡是香港殖民政府以前所订的法例，其与《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人权法案条例》不项符者，港英政府有责任在
过渡时期内立即予以删除或修改之。如果把属於殖民统治范围内剥夺公民权利和政
治权利的法例作为殖民主义者的遗产传给九七後的中国香港行政特区，那就只会造
成未来香港特权人民同特区政府的重大矛盾，引起人民的抗拒行动，造成社会动荡
不安。那倒可能是遗祸给未来中国香港特区的阴谋行动。
一九九二年根据《香港人权法案条例》修订和删除了关於社团、电视、电讯、广
播事务局、公安、紧急情况等违反人权和自由的六条法例，不管港英政府出於什么
目的，它修订这些条例，客观上符合港人追求民主的愿望，顺应了世界民主潮流，
有利於九七後‘一国两制’的正常发展，有利於九七後香港实现‘港人治港，高度
自治’的新局面。最近中共领导的预委会忽然提出，要修改《香港人权法案》、把
上述已经修订的六条恶法全部“还原”，国际舆论已经将此视为，“中共公然要继
承英国殖民主义的统治法例，对香港人民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了。”
金老强调他的看法是：这实质上是把换了一面旗帜的香港倒退到“新的殖民地”
状态。这不仅是九七後香港传媒一界之事，而是影响全港人民权利，香港传媒应该
负起舆论先导的责任，联合全港社团共同维护《香港人权法条例》，反对预委会复
原殖民地恶法，争取九七的健康过渡。他说，现在中国官员讲“爱国爱港”都没有
讲出具体内容，但其口气就是要你爱共产党、要你无条件接受和拥护共产党的各项
政策和措施。其根源在於“以党治国”、“以党代国”的政治教条。中共应该不会
忘记过去数十年内大政方针多次犯了极大的错误，给国家、民族和人民造成多大的
灾祸。凡是真正的爱国者，如果看到中共领导的错误会义不容辞的出来批评、反对
、纠正之。但因中共领导人以忠党爱国为借口，只许全党全国人民拥护之、歌颂之
，终於给国家造成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直到八九年的“六四”血腥镇压，
一次又一次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灾难。
“希望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总结上述惨痛教训，能够欢迎、鼓励、支持香港媒体对
祖国政府的大政方针提出直率的、善意的批评，好好想一想他们的意见是否有理。
而不要听那些政治投机家和假冒爱国者的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他们的好话只会帮
倒忙，坏大事，使你们越来越远离香港人民的大多数，日益增加香港‘九七’过渡
的不稳定性。”
在香港工作了大半辈子的金先生提出，我以为爱香港是香港同胞的天赋本色，丝
毫不容怀疑。会议一百五十年来的历史，自清政府把香港割让给香港，香港同胞没
有随着满清官吏一起退走，而是留在香港这片中国土地上，守着自己祖宗的家园，
采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发展着经济。一百五十年来，一步步的把香港这个荒凉的
鱼农小岛，建设成为今天这样一个世界贸易都会、国际金融中心和六百万人口的大
都市。请中南海的官员想一想，香港同胞爱香港还需要别人来教育吗? “香港同胞
爱国，但不是盲目的愚忠。”“他们深知自己是国家的主人，有责任关心国事，有
权利参与国事。”他们支持真正的爱国革命，曾经多次让香港成为培养和发展革命
力量的海外基地。”无论是孙中山还是中共自身，都得益於香港的帮助。金老说，
当年中共之所以能在香港进行那样大量的公开的政治活动，如果没有香港广大的爱
国爱港同胞的同情、支持和参与，他们能成功吗?今天，香港同胞当然继续有责任关
心今天的中国，参与今天的国事，支持或反对今天中共或中央政府的大政方针。中
共领导人应该与香港人民、香港传媒一样，确立这个“爱国爱港”的正确理念。
建议香港传媒对国家事务抱三个宗旨
作为一个在香港长期工作的老报人、也作为中共曾经负责过香港新闻界工作的老
党员老干部，他向笔者披露在这次香港举行的会议上，他将向与会者建议香港传媒
对国家事务应该抱定三个宗旨：一、香港传媒同香港广大同胞都应该秉持“爱国爱
港”的正确理念，对我们国家事务采取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对我们国家事物采取
一种积极参与的态度，这个参与应是全面性的，包括国家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这是我们尽国民应尽的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所以他不同意江泽民“河
水不犯井水”的说法，而认为井水要同河水合流，如毛泽东周恩来所说“爱国一家
”。今天，一方面要积极拥护并努力促进“一国两制”与“港人治港”的实现，一
方面仍要反对北京封杀香港民主政治和新闻自由。
二、香港传媒对待中国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执政党，应取不卑不亢的立场，采取
知无不言的诤友态度，发扬当家作主的监督精神。香港媒体从业主到从业人员，吃
的是香港同胞的饭，讲的是香港同胞的话，维护和促进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完全符
合“一国两制”的方向和需要。在九七过渡时期内，尤其要反映香港同胞的真实心
态，对中共每一决策的心理反应，帮助北京决策者了解香港同胞的思想情况和社会
动态，对他们做好平稳过渡九七的大事。而共产党人，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不论职
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所以要提请北京
领导人记得自己的身份，不能把香港同胞视为“二等公民”，也不能把他们都看成
从殖民地收回来的“孤臣孽子”，更不能对待不同政见者、追求民主政治人士，动
辄加以“反共反华”、“亲英乱港”的罪名。在“一国两制”的不同地区内，未经
当地法律审判，北京中央政府无权对任何人作出政治犯罪的判决，一定要尊重香港
同胞的公民地位和独立人格，以及香港传媒的为社会大众服务的专业精神。
三、香港媒体要配合各政党共同努力实现真正的“一国两制”原则和“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理想。“一国两制”香港这一制就是要实现真正的现代的资本主
义制度。“我们庆幸香港从大英宗主国脚下回到了自己祖国身边。但现在“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一方面拥有强大的国有企业和太子党财团。一方面又采取资本主
义的竞争手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资国有企业财团，包括太子党的在内，已在香
港取英资的地位而代之。他们凭藉国家层面上的政治背景和经济优势，必将自然而
然垄断香港的市场经济，尤其是股票证券市场。因为他们有政府和高干的背景，有
最灵通的中国政治经济信息，朝夕之间可以在香港金融市场掀起大风大浪，这种人
为的风浪，将完全搞乱甚至破坏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规律，势必影响香港的国
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令人堪忧。面对这一趋势，如何在经济立法和政治监督上建立
真正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就成为落实“一国两制”的一块重要基石。
另一块基石则是香港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虽然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新闻出版
自由，是英国宗主国留下的余泽，但是丝毫不妨碍港英殖民主义的政治专制和经济
垄断，相反给其专制垄断涂上了一点保护色。所以实现“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
”，就必须改革香港的殖民主义的政治体制，建立起现代西方先进的自由民主的资
本主义制度，最好的途径就是建立民主选举制度、三权分立的制衡制度、行政向立
法负责，立法监督行政的责权平行制度。这也是香港传媒和各党派的任务。
金尧如特别批评，中共现在提出这方面所谓一切都保持“原有”的要求，实质上
是想保持大英宗主国殖民主义式的政治专制和经济垄断，如此九七回归以後政治专
制和经济垄断只有加强的趋势。近两年来，中国政府在香港提出“以我为主”的方
针，任意放手另起炉灶，钦点预委会、筹委会、临时立法会，已被香港舆论指为违
反中英联合声明和基本法。更严重的是开始接管行政立法两权，走往“一国一制”
的方向了。他强调，“现在摆在香港传媒面前的一项头等重要的任务便是：同香港
广大人民在一起，担负起努力促进整个香港平稳过渡九七，真正实现‘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个前途。”
香港记者协会发布香港言论自由年报
香港记者协会在前些时候也引用金老的观点以及他所揭露的事实，发布了《破碎
的承诺--香港言论自由年报--一九九五》，其中“第三部分：中国与传媒”指出，
在向一九九七年的中国主权过渡期间，北京正采取政策，藉之保持或得以控制和操
纵香港的传媒。尤其是在一九八九年“六四”之後，新华社香港分社就主导了一个
经过仔细策划的谋略--赤裸裸的压制、经济上的卡压、以致渗透和微妙的操纵，以
遏止本地媒体对北京的反感情绪，并进行营造对中共的领导正面的观感，它只求卑
微的驯顺和遵奉，要香港传媒的表现如同国内传媒那样；它可以说是最为阴暗、丑
陋，并且最有害而深刻的威胁着香港的言论自由。
这份报告揭露并分析中共对香港媒体政策改变的分水岭是八九年的“六四”，中
共将香港媒体分成四大类别，(1)中共完全控制的媒体；(2)形象中间但实际上可以
利用的传媒，其中又分成两部分，一是主动靠拢中共的媒体，二是不靠拢但可以利
用的；(3)形象中间但却属“形中实右”的传媒，适当时候可以利用，并需要做些统
战工作；(4)需要排斥和打击的媒体。中共近年来一直奉行这种将香港传媒划分敌我
(或各个击破、或渗透统战)的方法，具体名单则根据形势的发展而作调整。香港的
中资机构则奉命不得在划入黑名单的媒体上刊登广告，在一九九四年八月前後，有
十五或十六家香港媒体被列入中共的黑名单。
中共对香港媒体的监控系统分几条线同时进行，而其中最主要的两部分属於党务
系统的中宣部和行政当局架构中的国家安全部。中宣部在港的工作由香港新华分社
的宣传部执行，重点是香港舆论的政治立场，向北京高层反映香港舆论动向，并对
所谓的反面言论组织批判反击；安全部的工作则是分别有专人系统地分工追踪监控
报章、刊物和电台、电视的时事节目，其作业比较侧重从情报角度汇集材料，比较
侧重目标人物，除了很多香港从业人员，经常给香港媒体投稿的专栏作家也在监视
之列，什么人用本名或笔名在什么报刊上写什么文章，其个人背景、主要观点如何
，务求巨细无遗。
中共长期以来一直派可靠的人到香港，在“六四”以前所派之人大多是到香港新
华分社或中方控制的机构；“六四”以後北京急於要控制自以为是的香港媒体，派
员到香港的政策更形急迫及更有目的。近年国内派往香港的人员一般的方式有：
--先到自己机构过渡，熟悉香港的情况，然後离开自己的机构，到其他媒体谋职
；
--部分人员则直接进入香港的传媒；
--不到传媒谋职，但以自由撰稿人的面目给不同的报刊投稿，甚至还经常有“独
家消息”，以“占领舆论阵地”；
--既不到媒体谋职，也不向媒体投稿，而是和从事媒体工作的人交朋友，不时提
供一些资料，或引导对方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影响传媒的报到和言论，从而影响其
“舆论导向”；
在各种方式中最有效的渗透是“卧底”到各个媒体机构，近年来大陆到香港传媒
工作的人有增无减，多数是做中国新闻的编辑和记者。他们中不少到香港前曾在中
共官方的通讯社或新闻媒体任职。有些人经过几年时间，已在目前雇主的麾下晋升
为高级编辑或新闻行政人员。一般认为，国内资深新闻从业人员到香港找工作没有
什么困难，各个媒体挣抢中国消息，而来自大陆的新闻从业人员较能掌握大陆的情
况，在国内有较佳的联系和管道。
报告强调，“只有少数人可能是‘卧底’。这正是现在本地新闻从业员很难得知
谁人可以信任的原因。业内无疑对渗透的程度有相当多忧心忡忡的揣测，这些揣测
也是萌生分化与怀疑的原因。另一方面，显然也会有些‘卧底’或‘线人’因为在
本地传媒工作日久而被同化，以及因为行差踏错而被惩处或判罚。”
以“兵对兵，将对将”的原则进行统战工作，眼下则对“将”格外留意，新华社
高级官员出面宴请传媒老板和高层主管，以争取独立或非中共围内的传媒。一九九
二年八月拥有《星岛日报》、《星岛晚报》、英文《虎报》的星岛出版集团主席胡
仙首次访问中国大陆(今年她继续有访问大陆的行程)，获总书记江泽民和总理李鹏
的接见，第二年星岛集团与中共官方的《人民日报》一个附属公司联手出版一份名
为《星光》的月刊(今年五月已暂停出版)；同年该集团又与深圳当局达成合作协议
，计划出版一份名为《深港经济时报》，至今仍未面世；英文《虎报》去年与北京
签了合同，用官方《中国日报》的设施在北京印刷发行，但後来因国家禁止与境外
传媒的这类合作经营而中断。今年四月起，该集团与大陆的一项问题较少的合作是
，每周一次印行上海《解放日报》的经济版，作为《星岛日报》的附刊(中共报纸利
用海外媒体的扩大影响，对北京来讲何乐不为)。
一九九三年六月和八月，香港两份读者最多的报纸《成报》和《东方日报》的老
板，何文法、马澄坤分别访问北京，并获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接见。此
外，丁在过去一年还分批接见了不少香港传媒的高层新闻主管。
还有一种做法是利用比邻香港的深圳，去年曾有一批香港传媒的高层负责人应中
国旅行社邀请到深圳参观即将开幕的旅游景区“世界之窗”，被邀请的包括左报和
中共围外的媒体负责人，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香港新华社官员参加了这次活动，北
京官员而且在活动中批评了香港媒体的“错误倾向”，谓“内地并没有对香港的事
务指手划脚，而香港某些传媒人士却对内地事务横加干涉，例如对中国司法部门依
照法律处理的刑事案件，对中国政府按照全国人民意愿处理的刑政治事件，采取种
种手段进行干预甚至攻击，以蛊惑人心，企图挑起事端。”
中共影响香港媒体的方法还有：通过亲北京商人收购香港传媒的控制性股权--马
来西亚富商郭鹤年收购《南华早报》，香港富商徐展堂收购《百姓》杂志、产销电
子产品的资讯工业公司主席叶国华收购《当代》月刊，後《百姓》、《当代》这两
本以分析中国政情为主的杂质，先後被迫停刊，而收购《当代》的叶国华更是被北
京聘为(第三批)港事顾问。
与此相反，北京关掉佐丹奴的零售店，乃是对“不听话”的香港传媒老板黎智英
的惩罚，另一个惩罚就是北京重判《明报》记者席扬和为香港媒体投稿的大陆自由
记者高瑜(原北京《经济学周报》副总编)。
--香港新华分社组织写作班子，向其控制的媒体或被它认为是“友好”的媒体供
稿，“六四”後这一写作班子大大加强，吸收了不少来自大陆的写手。这个写作班
子还负责搜集各种言论，编成摘要，及时针对性的作舆论上的进攻和反击，尤其在
发生政治争议的时候，这个班子的产量就特别高。
充当舆论警察，对新华社的班子来说，已是无法抵御的诱惑，过去一年，对媒体
和新闻从业人员的攻击多得难以计数，报告列举了若干案例：
*《龙门阵》：亚洲电视一个颇受欢迎的评论节目，著名评论家黄yu民被指“声大
夹恶”和“一言堂”。此节目在去年十二月停播。
*《城市论坛》：香港电台一个公共事务节目，邀请演讲者出席论坛，星期日现场
直播，此节目被指为偏帮“反中”的政界人士和政治团体，因此“有强烈的政治倾
向”而香港电台被斥为“港英喉舌”。
*《九十年代》：香港电台由星期一至六每天播出的接听电话节目，被指为“不公
正”、“偏袒”和“筛选”攻击中国的听众电话。
*《信报》东主及主笔林行止撰写“政经短评”，被斥骂为“亲英反中”，“为殖
民主义大唱赞歌”。
*《争鸣》等反共政论杂志，被列入黑名单更是众所周知的事，其他传媒工作者和
“不友好”的专栏作家也经常受到挞阀。等等。
此文寄出的时候，香港报章因减价引发的恶性竞争，多家报纸被迫停刊，已经使
得新闻媒体的自由发展环境受到严重挑战，也对一九九七年之後维护香港的新闻自
由投下了新的变数。这种现实，呼唤着香港新闻从业人员对维护新闻自由良知的进
一步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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