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记者会只用中文的涵义
林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前些时候宣布，九月一日开始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招待会，将
改目前提供的中英文两种语言，为仅仅只提供一种中文，即不再象以前那样提供英
文翻译，理由乃提高外交部记者会的“工作效率”，并鉴於中文也是联合国的工作
语言。
的确，当年联合国成立时决定将中文、英文、法文、俄文和西班牙文五种语言，
规定为会员联合国正式语言(Official Language)，这五种语言再加上阿拉伯语为联
合国工作语言(Working Language)，当时确认的标准，一是地区分配，二是通用程
度。选择中文，除了中国(中华民国)在当时也是联合国创始国、同时又是五大常任
理事国之一的原因外，当然也考虑到中文是目前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而且也是使用
人口最多的语言。
其实，德文也是当今世界通用程度很高的语言，但因为战时由於希特勒纳粹执政
与後来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几个国家都处於敌对状态，後来德国又
是战败国，所以德语没有能够入选。而中国由於连年战乱，长期积弱，在国际舞台
上，一直无法享有相应的国际地位，再加上中文虽然使用人口多但却只集中在中国
，世界上并无第二个国家通用中文，所以中文在国际交往中的实际作用一直非常有
限。此外，中华民国的外交官在联大的活动，多以英文为“第一语言”，亦使得作
为联合国工作语言的中文，长期以来在联合国日常运作中是名存实亡的。这个现象
在北京获得联大席位以後，据说化了很大的精力才有所改变，但即使联合国出版了
中文文件，实质上除了中国以外并没有什么别的成员国家要看或能看的，其象征性
远大於实际作用。
近年来，随着冷战结束、苏联的解体，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在香港、
台湾赶上七十年代经济发展的时代列车以後，大陆经济也在近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
中迅速崛起，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也影响日益扩大，不管北京当局是否宣称将
如何主宰二十一世纪——如流行口号“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世纪”，现在都没有人怀
疑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地位和作用，在不远的将来会得到确立，无论是成为有一
个世界最大的新民主国家、还是一个破坏民主秩序的专制恶魔。
中国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以政府的名义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发言人只用自己的
母语也是中国唯一的官方语言——中文，来发布新闻和评论，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
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对此也无可厚非。问题是北京选择在目前国际国内情势下作这
种十分引人注目的改变，其时机妥当与否?其真实用意何在?很值得推敲。
记者招待会这种形式本身就是西方闻名的产物，中国在开始近现代化进程後逐渐
引进，北京当局在文革期间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完全废弃了这种形式，直到八十年代
的改革开放以後才逐渐恢复，尤其是在发生“六四”血腥镇压以後，北京当局为了
粉饰自己在世界舆论面前的形象，九十年代以後遂将外交部长的定期地例行记者招
待会渐渐制度化，同时为了使其同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的现行政府记者招待会模式接
轨，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将原来是照本宣科到渐渐开始针对记者提问回答;从原来记
者招待会主席台上座一排人(通常包括发言首长、伺仪、翻译、记录等一干人)，後
来改为主席台上只留一位发言人了;从原来发言人是坐着发言的，前些时候也改成站
立式发言了......。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大陆有一句很流行的口号是“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
了解世界;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走向中国”，而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可能就是实
现这种目标的桥梁和媒介，这些年来它在形式上的调整改革，事实上也反映了开放
深化的趋势无法阻挡。但是，开放的目的远没有实现，无论是向世界介绍中国，还
是吸引世界走向中国，都还有很大的距离，更枉论让中国了解世界了。如果从这个
角度看，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理应以方便介绍传播中国的准确信息为考虑标准。
很显然，出席外交部记者招待会的记者，主要是各外国新闻媒体驻北京的记者，即
以老外为主，尽管他们当中也不乏精通中文的好学之士，但在新闻发布会上提供英
文翻译，对他们的报导工作还是提供了方便。而且，外交部的记者招待会所发布的
新闻，往往涉及国家重大政策或法律，如果由外交部翻译提供准确的官方译本，可
以避免外国媒体在报导时可能产生的歧意和误会。
陈香梅、杨振宁等许多被中共捧为上宾的海外著名华侨，曾反复提请北京当权者
，要积极向国际舆论介绍中国“自己”;而在前些时候在台湾海峡危机当中，世界舆
论再一次将中共视为批评的焦点，尽管近年来中共在海外展开了少有的新闻攻势(物
色人员在海外独立新闻媒体上投寄有利於北京的稿件、直接收购海外新闻媒体、在
海外直接投资办新的媒体、或者用提供广告等经济手段影响和控制海外的有关媒体
等等)，但是显然并不足以改变中共的形象，中共应该进一步加强改善其对外宣传和
加强游说活动，是被亲北京的人士在台海危机後向中南海提出建议的两个主要内容
。
此外，一个时期以来，在中共有意无意的扇动之下，中国大陆社会的民族主义情
绪，高涨到了取代传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的地步。从这一背景看，北京
在记者招待会上只讲中文不再提供英文翻译的决定，无疑“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和威风”，对正在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和情绪，犹如火上加油，如果这本身就是中
南海决策乞求的结果，那将是值得警惕的一个危险信号。
不过话也要说回来，记者招待会用中文将大大方便中国大陆的记者和人民群众，
外交部的例行记者招待会如果以此改变为契机，向所有中国大陆的媒体开放、由中
央电视台实况转播每次记者招待会全过程，倒也不失为一种“十三大”就提出的—
—重大决策让人民知道——政治透明化的新闻改革，但从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气候
看，很难看出中南海决策人会有这种良性的用意。
但是中共这一踌躇满志的改变，可能也会面临两个尴尬的难题：第一个是，长期
以来北京当局对於外国媒体住华记者采取及其严格的控制手段，除了在采访报导中
的种种限制和日常生活中的监视控制以外，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在外国新闻单
位提出驻华记者名单的审批过程中。一个特别明显的现象是，如果这个记者是华裔
或者中文比较流利的，通常要获得批准就要多许多困难，在这些年来只有极少数几
个象《纽约时报》的伍洁芳、《华盛顿邮报》的孙晓帆、加拿大《环球邮报》的黄
明珍等是例外，而且她们中多数已经离开中国。
近年来国际媒体开始重视中国的新闻，他们也完全能够在海外招聘到中文流利的
华裔去中国工作，由於华裔的文化背景基本相同、人的外貌也完全一样，便於在大
陆社会作更深入地采访报导，这使得中共当局因为感到在日常监视中难於鉴别和控
制而紧张害怕，因此拼命设限，最明显的案例就是美国之音那么多华裔新闻工作者
，一直无法获得北京当局的批准常驻中国工作，而获批准的基本都是老外，甚至是
老外中越不会中文、越不了解中国事务的，越容易获得批准。因此，大多数驻中国
的老外记者，需要在当地聘请中国助手作秘书或翻译，按照中共的规定又不得不聘
用中共安全部外劳公司的职员，这实际上又给中共多了一个监控的手段，个别的记
者自己在外面找朋友帮忙作些翻译或秘书工作，常常却为此惹出不少麻烦。
第二，采用同样语言文字并且有着相同文化背景的香港、台湾媒体，很长时间以
来，一直不停地在积极争取要求常驻中国大陆采访报导，现在除了香港英文的《南
华早报》外，就是只有海外中共喉舌的香港《文汇报》和《大公报》在北京、上海
等地有记者站，其他海外中文媒体申请常设记者站的要求，即便其非常亲共也一概
遭到拒绝。中共领导人非常清楚，在大陆知识分子当中，直接能够用英文阅读的人
数量极为有限，开放一些英文媒体记者的采访报导，主要是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
或者是为了最低限度满足在中国大陆工作的外国人对於信息的需要，而英文的信息
传播，在目前大陆社会所能造成的影响，却是在中共自信的掌控范畴之内。
另外也可以印证这种政策意图的例子是：同样是中共官方的报纸，《中国日报》
因为是英文的，所以其报导的言论尺度要比其他的中文报纸宽松一些;而同样是被认
为对中共不友好的美国之音电台，中文节目就时常遭受严重干扰，而英文节目却大
多是可以畅通无阻的。虽然，这是中共控制信息的愚民政策一部分，但也不得不承
认这是对中文媒体的公然“歧视”。在外交部记者招待会改用中文以後，中文媒体
或中文传播如果继续遭受以前的待遇，岂不是显得非常滑稽了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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