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


唐捷


  这本来算个荣誉——我作为N城红卫兵，被选出来到北京去接受毛的检阅。
  这种检阅的场面以後几乎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商标。电影拍到文化大革命，一闪回
，少不了闪出这样的画面：毛穿着军装，站在徐徐开动的吉普车上，有时笑，有时
不笑。他的右手举过头顶，五个肥胖的指头松松地张开，泪流满面的红卫兵们便疯
了一般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这一年共检阅了八次红卫兵。这八次检阅是毛击败他的政敌
的一个最重大的步骤。这些被检阅过的红卫兵，像是被咒过了，回到了各地破四旧
立四新，成了点燃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火种。
  其实当时我对这些重大的政治背景并不明了，我只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学生，我
最发愁的是军装的事。去北京是一定要穿军装的，虽无明文规定，但没有红卫兵不
穿军装的。我却至今弄不到一件正宗的，真正军工厂出品的军装。我的军装是在拐
角的群众商店买的，一望而知的假货。碧绿碧绿的，像是雨天的水稻秧子，土气得
不能再土气了。於是我一接到去北京的通知，就把这件军衣泡在肥皂水里，每天用
板刷死命刷几回，到了临走那天，可恶的碧绿色终於褪成了淡绿——还是水稻秧子
，却是荒年的，看起来於是不那么扎眼了。
  没想到上火车的时候，这件精心炮制的军装，被窗边上翘起的铁条子钩了个大口
子。
  火车是从南边开过来的，停靠在N城车站时早已人满为患。当时正值红卫兵进京大
串联，各处火车站的站台上像蝗虫一般密密麻麻 着红卫兵。N城红卫兵都是被人从
窗口像一捆捆的柴禾硬塞进车厢里。我的军装就是在被人往窗口里塞的时候撕破的
。
  至於N站以後的红卫兵怎么进车厢就不得而知了，但要进来的似乎都进来了。
  不说在火车上就受足了罪。我上厕所要从别人身上头上踩过去，别人上厕所也没
有不踩一踩我的。关於火车的恶劣的状况资料也有所记载，说那段时期的火车超载
量已经到了惊险的程度。车顶上、车门蹋板上都坐满了人，遇到隧道，就难免不发
生惨案。不过我们那辆火车倒是没有听说死人。
  到了北京并没有立即被检阅。我们在一个用芦席搭起来的临时接待站又睡了十几
天的光草席，吃了十几天的馒头白菜羹。但也没人闲着。白天大家都赶到各个大学
去抄大字报，晚上吃过了白菜羹就在宿舍里分成“好”派和“屁”派，进行“好得
很”和“好个屁”的大辩论。辩论的题目已经记不得了，但结论一定是只有这两个
。
  终於一天半夜，有人挨门吹哨子，叫大家出来集合，说是毛要接见我们了。
  大家排着队上了一辆军用卡车。在车上，每人发了一个大花卷。花卷有半个足球
那么大，在南方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大的花卷。大约是让我们吃了喊口号的。那时
喊起口号不是一两句，不吃足了是喊不动的。
  我睡得懵懵懂懂的，没有来的及带水壶。一路上便懊恼着。吃这么大的花卷是一
定要喝点水的。
  卡车颠颠簸簸地开了一阵，靠近天安门的时候把我们卸了下来。
  天安门广场早已没有立锥之地了，满目黑压压的人头。
  我们被领着继续往前走。整条长安街像是黄河发了洪水，全是穿黄军装的红卫兵
。走了一两里路，还是长安街，已经看不见天安门了，但人还是不见少。领队的叫
我们在街边坐下。大家都拼命往前面挤，我慢了一步，便被挤到了後排。
  我旁边坐的是同校的初三的一个女生。黑圆脸，饱鼓鼓的，像粒丰收的豌豆。圆
圆的後脑勺上扎了两个香蕉把子。我跟她面熟，但没有讲过话，现在她两眼看着前
面，似乎也没有要和我讲话的意思。
  我们并排盘腿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花卷都搁在脚前的书包上。
  看见她的花卷旁竖着个沉甸甸的军用水壶，我不由得开了口。我说：“天蛮冷的
。”她不动声色地回了我一句：“我们的心是热的！”
  她说的是台词，我当然也可以像对三句半似地对上几句，比如：“心热，是因为
我们的血在沸腾！”之类的，那时谁不会几句台词？但这么对下去，离水壶这事就
越来越远了。我便问她姓什么，叫什么，称赞她的军装和皮带都很正宗，想必是军
干子弟。她却好像有点不屑与我为伍，大约是因为我穿的那件军装是土造的。像正
规军不屑土八路似地，说了句：“我姓潘。”就不肯再说了。
  不一会，有人站出来指挥大家唱歌和喊口号。口号喊的是：“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们要见毛主席！”喊了一阵，我就觉得饿了，咬了口花卷。黑圆脸也吃起花卷来
，并拧开水壶盖，从从容容地喝了两口水。我便拉近乎地叫了她一声“小潘”，她
还没来得及转过脸来答应我，说时迟，那时快。突然，前後左右的人“豁”地起身
，铺天盖地地往前涌。有两只脚从我头上跨过去，一只臭哄哄的解放鞋就落在我的
花卷上。小潘扑上去抢救她的军用水壶，晚了，水壶已经被一只骑兵的黄翻毛皮鞋
一脚踩扁了。我也没有时间替她惋惜，飞快地从地上直起身，跟着往前扑，可是，
人们却又像潮水似地退了回来。
  我朝长安街两头看看，没有吉普，没有车队，没有招手的毛。只有一轮细细的月
亮挂在天上。我不相信毛会在半夜里出来检阅红卫兵。因为前面七次的检阅，都是
白天。至少也应该是在黎明吧。但四周的红卫兵都在兴奋地互相握手，流泪，在红
小书上奋笔疾书。显然，他们已经见到了。
  我回过头朝小潘看了一眼，她手上捧着那个倒霉的军用水壶，满脸的失落。她抬
起眼皮看着我，低低地问了我一句：“你看见了吗？”
  如果她不问我，我便有沉默的权利，她这么问我，我当然只有一种回答。
  我说：“看见了。你呢？”
  她马上把踩扁的水壶放在地上，上前一步，紧紧握着我的手说：“祝贺你一生中
最最幸福的时刻！”一边说，眼睛里竟闪出两朵泪花。
  我明白了她的意思，也摇着她的手说：“祝贺你一生中最最光辉的时刻！”算是
成全了她。
  握过手，我们便分头打开自己的红小书，在扉页上写下：“今天是我终身难忘的
日子！我见到了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
  写完了，到底心是虚的，我便独自在街边坐下，等着天亮。
  那辆把我们运到这里来的卡车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潘原来是个活跃的人，她一直在兴奋地到处和人握手，互留地址什么的。
  天亮後，我跟着大家去天安门前照相留影。广场的水泥地上画了一个白粉笔的圆
圈，要留影的排着长队，轮到了，就站到圆圈里去。照片寄来後，地上的那个白粉
笔圈照的比人还清楚，好像西游记里孙悟空为唐僧画在地上防妖用的。
  第二天接待站就迫不及待催我们走。因为另一批红卫兵又将风起云涌地从全国各
地来了。接待站不知道，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毛最後一次检阅红卫兵，以後就用不着
他们每天蒸馒头熬白菜羹了。
  我最忙，因为要抓紧时间弄确切检阅那天毛穿的衣服；有没有挥手；有没有带帽
子；有没有笑；车里坐了些什么人……以防回去开讲用会，要我汇报经过什么的。

  说谎像是起了个草图，圆谎才是真正的着手工程。
  晚饭时，我在食堂里看见了小潘。便端着一饭盒的白菜羹坐在她的旁边。我是想
跟她交换一下收集来的情报，因为我听说，毛在天安门那一带是笑的，到了我们这
一段却没有笑。小潘正一勺一勺地喝白菜羹，看见我，慌忙起身，跟我热烈地握了
一阵手。
  跟她握过手後，我便不知说什么好了。
  承担这个谎言的难度比我想像的更大。特别是叙述到毛出现的那段，需要一种激
情的口吻，实在是要有演员的天赋的。我在这种时候因为心虚，因为太意识到自己
是个说谎者，或者，是创造力有限，难免出现一阵虚脱的状态：眼前霍然地白花花
的一片，像挂着一块还亮着，剧情已经结束了的银幕。
  但是我没有退路，这不是小时候打碎了玻璃可以随时认错的事情，这是政治。
  有一次，在这片亮晃晃的空白中我突然看见那张黑圆脸，她的目光散发出同谋的
支持和鼓励，那一瞬间，我便对她充满了感激：人毕竟是需要支持和鼓励的，尤其
是说谎。
  可是几个月後，我在校门口一张大红喜报上，看见了小潘的名字，知道她被批准
去盐城插队了，心里竟然深深地舒了口气。我问自己，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我竟
是讨厌这个同谋么？我仔细地想了想，说真的，她是我的同谋，她又何不是我谎言
的见证呢？
  同样的原因，我想，她看见我的时候，也一定并不是很舒心的。
  终於听人说，第七、第八两次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的，都不是毛本人，而是一个
化了妆的演员——原来这件事本身也是个谎言。我的谎言不过是建立在另一个谎言
上面——这么想着，心里便舒坦了许多。又隔了一些年，我在一家百货公司遇到了
小潘，她在买毛巾肥皂什么的，我们两人说到这事时，突然它就变成一个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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