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五题
启麦
民族的劫数
文革那灾难的十年，梦魇般的纠缠着千千万万受过它洗礼的人。那个时代太奇特
了，同年轻人讲起来，令人难以置信。我们也宁愿没有真的发生过，然而，历史不
仅无法重写，简直也不存在其他可能。
就像在劫难逃一样，中国的共产党革命必然会导致一场文革之类的大动乱。正好
是在中国社会处於两极分化的年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传了进来。成了毛
泽东他们夺取政权的王牌武器。面南而王时的毛泽东，心境渐呈老态，他固执地认
为，他还负有“建设一个新中国”的使命，而且有人掣肘。他的思想已经定型，知
人断事无不以阶级斗争为出发点；暴力革命是解决阶级冲突的杀手锏。他看见，社
会上拿枪的和刚刚放下枪的敌人，已经被他收拾干净，就到党内去寻找“睡在我们
身边的赫鲁晓夫式人物”，做他继续革命的对象。
中国的社会制度虽然变了，文化传统却没有改变。我们一向不对英雄做任何批判
；相信成功者一切都是好的、对的；缺乏独立思考的兴趣……。尧舜的子民，从来
都把出现太平盛世的希望，寄托在王者和圣人身上。共产党告诉我们，毛泽东就是
这样:“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得来一个超人。把几千年忠君、自卑的陋习
延续下来。熟读《资治通鉴》的毛泽东，深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道理
。上台後，就开始不遗余力地，以自己的思想为准，暂时统一了全国人民的思想。
当他杯弓蛇影、以友为敌地拿刘少奇等人开刀时，毛泽东还投其所好地，向他的臣
民许诺说，再来一次革命生活会更好；又给了他们一些难得的、发泄积怨的权利。
如此毛泽东没费多大劲，那个“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轰轰烈烈地、
自上而下地开展起来了。”
依照那个时期的行为准则，毛泽东一定会那么干，人民大众也没有理由，不投入
到毛的社会革命实验中间去。然而，实验失败了，毛不顾而去，一死了之。亿万人
民、国家、民族在那前前後後所受到的创伤，却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平复。
我们虽然缺少先见之明，却善於痛定思痛。若是没有十年文革惨痛的教训，今天
恐怕还不会这么彻底地唾弃个人崇拜的愚行、世界革命的幻想和共产主义的神话，
争取自由、民主、繁荣的势头，也不会如此之猛，这也许就是浩劫之後的补偿吧。
心中的魔鬼
“文革名人”王力先生，曾经对采访他的人说，毛泽东煽动闹起了文化大革命，
却收不了场，是因为:“魔鬼放出去之後，收不回来了。”此话值得玩味。现在看来
，魔鬼不是指那场浩劫中，最倒霉、被批斗的“牛鬼蛇神”，而是中国文化中间几
乎所有的糟粕，还有马克思主义里面的谬误。
照文革初期的说法:这是一次上层建筑和经济领域里的彻底革命，要革除一切“旧
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简称“四旧”)；代之以全新的一套。表面看，
“四旧”很容易就被扫除殆尽了，拆庙宇、焚旧书、改人伦、换规矩……，真是个
天翻地覆。对於那些五十年代以後出生的人来说，革命造反之余，无意中还补上了
旧传统的一课。
取代“四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简称“四新”)是什么呢
？那就是一切都要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所有的人都不能有私心杂念、要按
照一个模式思考、无条件地为党奉献、都过清教徒式的生活……。这一套起初给人
耳目一新之感，风行了一阵。但他们与人的本能、本性距离实在太远了，根本不能
长久实行。人们先是勉励克己以从，终觉不如方才温习过的“四旧”贴近人情，便
自觉不自觉的阳奉阴违了。一贯刚愎自用的毛泽东，看到“四新”迟迟树立不起来
，於是变换花样，“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只能使人心日
益涣散和厌烦。就是这样，原本准备三年收摊的文革，到毛临死还处在某个“深入
持久的新阶段”。
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全盘否定资本主义、残酷对待党内异己……也
是“四新”的重要内容，它们之简单、愚昧、无理，同“四旧”中的盲从、迷信、
欺诈、文字狱……合为一股，使得听说是要摈弃的东西，反而发扬光大了起来。其
对中国百姓的打击之狠、压力之重和熏陶之深，我们人人都有领教。常年公然奉行
的结果，是把无数本来单纯善良的人，渐渐教怀了。
有人说，八十年代中国走向商业社会以来，世风道德堕落的速度惊人。其实，这
个过程，是从文化革命中间开始的。只是那时人们初学乍练、半遮半掩。几年之後
，轻车熟路了，才决堤似地涌将出来，迎接“改革开放”的。
盲人骑瞎马
刘少奇与毛泽东在建党建国的方式方法上，一定有许多不同的见解，否则毛不会
对刘那么大动干戈。但是有一个关键之点，他们共同认识和服从的，就是政治挂帅
、革命第一。不然，刘少奇不至於对自己的倒台那么无可奈何。只是毛会活用这个
原则，而刘却死於句下。
当时的情况是，毛泽东名义上退居二线，主导着党的方针大计；国家机器的运行
，悉由刘少奇执掌。在共产党的理论中，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政
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事情办好了，也许能算作体现了正确的政治路线，有时却
是干扰了党的政治路线。事情做坏了，不一定都是给正确的政治路线抹了黑，可能
竟是政治的需要呢。是非标准既模糊又矛盾，毛泽东则任其混乱，不予规范。这样
才便於他因人、因时、因地做出他所需要的裁决。他知道:到处设下陷阱，抽掉井盖
的绳子只攥在自己的手里，才能维持超然的地位。
文革一起，毛泽东就躲到杭州去了。他让刘少奇“相机处理运动中的问题”。刘
少奇当然不知道自己大势将去，半明不白地指导这次史无前例的运动。他主持派出
了工作组，去领导大专院校的文化大革命。此举被毛一把抓住，说他这是压制群众
，破坏文革。这事儿，成了刘下台的直接原因。刘少奇自咎其责，他说:“我是四平
八稳、求稳怕乱，所以没有资格领导文化大革命。”其实，若是他顺风点火，必然
冲击经济生产和社会秩序。“搞乱了社会主义经济和人民生活的安宁”，也是毛乘
机拉刘下马的正当借口。那次党内斗争中的毛泽东，可真是左右逢源、进退有据。
刘少奇气数已尽，犹如“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死定了。
毛泽东一贯善於把对手的责任，变成他们的负担，从而使自己的轻松上升为优势
。不止一本书里提到，抗日战争时期，毛的主张是:不为国民政府抗日，国家是蒋介
石的，丢失多少国土都是他的责任。我们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扩充地盘、壮大力量
。此事真假莫辩。但终究抗日之期，共产党没有打过什么打仗，倒是实情。
内战暴发了，毛以在野之身、游击之性，还是指东打西、攻城掠地。“打得赢就
打，打不赢就走”，全无抚土安民之念。围困锦州，饿死无算，就是一例。国民党
不能如此灵活潇洒，自然减去了一分获胜的把握。
曲终人不见
文化大革命结束多年了，对当时在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指挥我们批判这个、打
倒那个，弄得晕头转向的文革要角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康生、张春桥
……，我们至今所知有限。他们的名字和行踪，每天见诸报端，却都一律的装模作
样，没人知道其脾气秉性、行为方式。他们就像京剧团里的演员，化好妆才上台，
同样吸引人的後台，是不让观众进去的。这出历史剧里，脸孔藏得最深的一位，恐
怕得数林彪了。
写林彪的书和文章一直畅销。人们对一件事情与兴趣历久不衰的原因，不外两个
:诱人且日新月异，或重要却模糊不清。林彪的事儿，显然属於後者。有关他的为人
处世的故事，矛盾百出。不像其他人，虽然语蔫不详，倒还比较一致。
有人说林彪善於揣测毛泽东的好恶，在军队里大搞政治工作、突出毛泽东思想，
受到毛的青睐。又有地方说，林一向不理正事，常年疗养，足迹遍及海南岛到大连
。就连他主持编印的《毛主席语录》，内容都不熟悉。我们先是听说，林是文革功
臣，为毛推波助澜，不遗余力。後来又被告知，林要“克己复礼”，反对革命。
显然，林彪是帮上毛泽东的忙了，所以毛才走马换将，让他当了两年接班人。据
说林野心膨胀，要抢班夺权，早坐龙床。力主为自己恢复设置国家主席之职，就是
步骤之一。另一种说法也很流行：林既不认真批阅文件，更加厌恶外交和官场礼仪
，连决议军国大计的政治局会议都很少出席。就差说他患有自闭症了。
一些作者说林彪非常重视与毛泽东的会见，每次都要先於毛到达，还毕恭毕敬地
晃动着“红宝书”。大陆上同时发行的另一些书刊却说，林是党内敢於当面顶撞毛
泽东的凤毛麟角之一。一次“五一”节晚会，林不但迟到，还因毛冷淡了他，略坐
片刻，即拂袖而去。
林彪的生活习性，也有人“改写”。他的一位秘书说没见到他“怕风、怕光、怕
出汗、从来不到户外去活动。”甚至，林最大的罪状：谋害毛主席、投敌叛国的定
论，也受到挑战了。已经有人指出，中共中央迄今没有举出确凿证据，证明林彪指
挥了暗杀毛泽东的行动。报刊上还有文章追述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晚上发生的事
，那里的暗示很明显：林是被他的妻儿挟持而去的。
纵观中国的历史，人物、事件之谜比比皆是。给历史学家留下大量难题，不是一
件好事。让民众了解掌握着他们命运的人，倒是当代政治家的义务。
时也·运也·命也
开展文化大革命，对毛泽东等人来讲，路线分歧也好、权力之争也罢，总之有其
绝大的需要。“七亿神州”齐声响应为的是哪桩呢？说毛会念驱神弄鬼的真言咒语
，催眠了我们，只是比喻。他投其所好，给我们机会做想往已久的事，倒近实情。
那个时候，广大工人、职员、技术人员的生活，都很困难，仅够温饱。农民则大
多还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但是，号称以埋葬封建主义为己任的中共上层，
却出现了一个特权阶层。社会上贫富差距不很大，用公家的轿车接送念寄宿制学校
的子女，已经显得很刺眼了。党内新贵普遍染上的“官场病”，也与民间尚未退烧
的革命余情，格格不入。文化舞台上，劳动人民的形象虽然已经升堂入室，还是要
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平分秋色。这简直是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讽刺。
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革命在事实上的成功，就是革命在理论上的失败。”这
样的道理，对老百姓来说是太深奥了一点。我们哪里懂得，人为理想的付出是有限
的，一群人是如此。群体中，意志薄弱者，激情先行消退，他们追求享乐行为，对
其周围起着很大的感染作用。因为人的本性中，懒惰和私欲占了不小的比重。他们
先是“到太太小姐的牙床上去打了个滚”，发现柔软而有弹性，比老家的土炕和行
军路上的“草毯泥 ”舒服得多。封、资、修的玩艺儿，还有许多吸引人的地方，魅
力所至，难以抵挡。於是就同气相求般地产生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为了革命的需要”，也从延安的土窑洞搬进了乾隆的丰泽园。他倒是还
有更高的追求：只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还不够，还得改造人民的思想和中国
文化。他哪能容忍刘少奇等，把持着中上层大部份权力的修正主义者，势将把中国
带回到一九四九年以前去的做法？但要把他们一一撤换下来，单靠行政命令已经来
不及了，他们的人数太多了。比如皇城所在的北京市，就是“一个针插不进、水泼
不进的独立王国”。想要扳倒他们，非用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
毛当然知道，对上层的官僚主义、腐化堕落，老百姓早就啧有烦言。现在，他只
消“振臂一呼”：再不起来造反、夺他们的权，则眼下这样的日子都快保不住了！
全国人民哪有不“揭竿而起”的道理？毛泽东并没有过高地估计他事业面临的危机
；人民大众也自有正当的怨愤、恐惧和要求。只是时不我予，历史的主宰另有安排
。毛泽东的告戒，已经被邓小平超质、超量地证实了；我们也眼睁睁地，看着自己
落在了更加无耻的，贪官污吏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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