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NBC事件”想到“九·二三情结”——奥运杂想
苏炜
又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奥运热”，把整个世界都卷了进去。在笔者居住的社区，
平日夜里一过十点便四处黑灯瞎火的，一般受薪阶层的美国人其实过的是早眠早起
的规则生活。但是一两周来，每天深夜临睡前的例行散步，却置身在家家户户的明
灯亮火之中。显然，ＮＢＣ电视台持续到午夜的奥运节目，搅得人们再也无法安睡
。我还发觉，本来就喜欢在自家门前挂国旗的美国邻居们，近日里的星条旗挂得更
其繁密了。四年一度的奥运热，成了全世界各种肤色、各个种族的人群因为和平竞
技而可以共聚一堂、又唯其因为公平竞争而可以最自由的方式各自宣泄最强烈的民
族情绪的嘉年华会。细细想来，它其实还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类学、社会学、文化
心理学的检验场所，有许多有趣的现象，是可以从各种角度加以观察讨论的。
影像媒体的选择性、强制性和超强笼罩性
几乎每一个此时身在美国的中国人，都会对独家转播亚特兰大奥运的ＮＢＣ电视
台有一肚子的不满：太美国沙文主义了！你看，它是垄断性的“独家转播”，在美
国各个族裔的各国移民，都没有转台看别的奥运转播的选择余地。但ＮＢＣ的电视
镜头只对准美国运动员。如果是美国领先的项目也罢，许多别的国家成绩领先的项
目，它的镜头也只是对着星条旗上的面孔，甚至有时宁可停在休息中绑鞋带、说笑
话的本国运动员身上，而漠视一边正在进行的精彩比赛。至於乒乓球、羽毛球等美
国成绩挂零的节目，更是一个镜头都不给，真是恨得你牙痒痒的。各国的奖牌、名
次更少见公布，领奖奏国歌则一概只播美国的（并且事无巨细）。至於播音员倾向
性、情绪性的旁白评判引起的争议，更不用提了。我一边看电视一边想：ＮＢＣ的
“独家转播权”不知是如何运作的？各国转播的奥运节目，是否就是它录制的这一
套——那将怎么看？！为此我专门致电大洋彼岸的亲友，谢天谢地，大陆、香港所
看到的完全是另一套奥运节目，主要都是中国运动员的竞技场面。香港亲友对我说
：中国这回太“威”了！美国这么刁难，还是“威”过他们！这个“威”的印象，
让我在小小释然之余不禁也有所生疑：哎，这怎么和我在美国所看到的，完全是另
外一回事儿？
忽然一醒：可不是么？这里是美国，美国的ＮＢＣ电视台，面对着的就是象我的
邻居那样家家户户门前挂星条旗的观众们，它可不就是要把镜头事无巨细都对着美
国运动员么？在美国的媒体，传达给观众的“威”倒一切的影像印象是美国运动员
；在中国（或者别国），媒体创造的“威”倒一切的印象，自然也是自己本国相关
的运动项目的“世界第一”。一位刚从法国回来的朋友告诉，他在法国看到的奥运
节目，便处处觉得是“法国第一”。记得八十年代初刚到美国留学，为了跟美国室
友套近乎，我开口闭口的就向他谈论美国的女排如何如何棒，超级炮手海曼如何如
何伟大。我的室友听得目瞪口呆，问：海曼是谁？什么美国女排？原来他们（一般
美国人）根本没看过、也不感兴趣看美国女排的比赛，更不知海曼是何方神圣。原
来创造“美国女排棒”的媒体印象，竟然是宣传中国式“爱国主义”的副产品——
因为打败了“很棒”的美国女排的中国女排，更棒，更伟大！——影像媒体的选择
性、强制性和超强笼罩性，再加上需要迎合坐在电视机前面的本国观众在国际竞技
中成倍夸张了的民族情绪，它所表现的极端、片面，就几乎是一种前定的宿命了！
“设身处地”，就不叫“民族主义”了
再一想：即如ＮＢＣ最受诟病的“倾向性、情绪性”、“对中国不友好”的播音
员旁白，你可以批评说，这违反了媒体中立的原则，是“极端美国沙文主义”的表
现。但是，我的亲友所传达的“美国这么刁难”的印象，相信也一定是香港（或许
包括大陆）媒体所创造的。可以想象，中国播音员在解说这次奥运节目时，也一定
很难避免他们的“倾向性”和“情绪性”。北京《解放军报》不是为此还发表了大
骂美国佬的评论员文章么？设身处地想想，在我们大骂ＮＢＣ“美国沙文主义”的
时侯，自己不也是站在相当情绪化的民族主义立场之上么？恐怕也不无“中国沙文
主义”之嫌吧？——在美国的中国人希望ＮＢＣ台多给中国运动员镜头，其它族裔
的美国居民也一定会提出同样的要求，甚至一定有同样更强烈的抱怨，ＮＢＣ应该
怎么办？我不知道美国的留学生（或者别国的留学生）在中国大陆看奥运转播，看
到中国的电视镜头只对着中国运动员，或者中国播音员也有“倾向性、情绪性”的
解说时，会有什么反映。我想一定不会比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反映更激烈。“如果
ＮＢＣ不肯向中国人道歉，我们就要全球联网，持续轰炸”（一位留学生对我说的
话）。这样一来，我们这些身在美国（毕竟这是“人家的”国家）的中国人，所表
现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沙文主义”？），是不是显得比美国ＮＢＣ更狭隘也更
极端呢？
不过，反身又一想：如果可以“设身处地”，就不叫“民族主义”了。民族主义
总有它“不讲道理”的一面，极端的一面，“倾向性”、“情绪性”的一面。在它
尚在良性状态的时侯（比如体育竞技），倒也无伤大雅；在民族危难的当头，它更
是动员人群、凝聚民心的有力武器。但是，民族主义（包括种族主义）一旦发生恶
性的演化，比如演变成类似这次可能是由“白人至上主义”极端团体制造的亚特兰
大恐怖爆炸事件，或者类似“义和团”式的“扶清灭洋”以及文革中“彻底埋葬敌
修反”式的盲目排外运动，其後果就堪忧了。作为本应具备国际视野的ＮＢＣ电视
台，显然未能就此免俗，这是人们可以提出批评的地方，但如果这一批评越过了一
定的界限，变成“民族主义总动员”式的“炮轰”、“火烧”，“不达目的，誓不
罢休”，“一定要将抗议活动进行到底！”——这个“底”在哪里？是什么？——
就值得引起知识者应有的警惕了。
“九·二三情结”与“泡沫民意”
所谓“九·二三情结”，指的是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中国争办二０００年奥运落
败的事件及其後续影响。“九·二三情结”当然也是“奥运情结”之一种，但既为
“结”，就不仅仅只是奥运竞技这么简单。
最近出访的国内知识界人士曾一再提醒我们：不要忽略这个“九·二三情结”对
中国社会的潜在影响力。“九·二三”，已经成为中国大陆一般民众和知识分子的
民族主义情绪骤然勃兴，从以往的盲目亲西方、“西方热”一变而成近期激烈反美
、反西方的明确分界线。（可参见陈曦《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文，《北京
之春》九六、八）其实，可以和“九·二三情结”相比较的，是中国大陆文化人士
中间特有的“诺贝尔情结”。每年诺贝尔文学奖行将公布之时，大陆文学界人士就
会经历一个从渴望、焦躁到失望、愤怒以至狂妄、狂言的阶段。这个阶段年年重复
，据说已经从文学界漫延到经济学界——有经济学家专门撰文，认为以中国大陆近
几年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中国经济学家应该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有人把这
一种羡恨交杂的情绪称作“诺贝尔症候群”：既表现垂慕、又宣称蔑视，得之则狂
喜、失之则狂怒。垂慕，是因为潜在里承认这一“西方奖项”的价值并不只是西方
的、而是代表人类文明的崇高标准；蔑视，是断定这不过是“西方”的玩艺儿，“
有什么了不起？”“西方文化霸权…….”“祖上可比你阔多啦……”，等等等等。
民族主义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的勃兴，包括西方“後现代主义”、“後殖民主义批
评”引进中国後与大陆的“前现代”语境混淆、“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
义”夹缠不清等等现象，都有它发生的具体背景和复杂条件；它在中国的当下角色
、未来前景及其命运，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笔者前曾在《合流的季节》一
文中（《开放》杂志九六、四），对九十年代大陆文化界各种雅俗、“前”“後”
、朝野的“合流”现象略加描述，此处不想重复。本文只是想着重指出一点：民族
主义今天不单已经成为北京官方为巩固极权统治、填补意识形态空白的一件最便利
的武器，而且已经成为中共近期收紧舆论控制、减缓改革步骤以至重拾文革“讲政
治”故伎，推动一种以民族主义包装的纳粹式右翼专制的一件虚假而有力的民意工
具。“六四”後曾以组织写作批判邓小平改革、反对“私有化”主张“党产化”的
“太子党政纲”而名噪一时的《北京青年报》，在不久前曾发表一篇署名“竹石”
的文章，已经公开把法西斯纳粹式的右翼专制诉求——反改革、反民主、反自由，
包装在“西方文明不能救世界”的话语之障幕下“隆重推出”。文章的题目即是：
《自由的代价——危机、战争与毁灭》。文中如是说：“自由需要牺牲品，自由需
要竞争对手和敌人；弱者要赢得自由，强者不愿失去自由……自由需要战争来证明
，通过杀手而实现，世界不走向战争与毁灭，还能走向何方？自由意味着强权，意
味杀人，而且是谁越能杀人，越能有效地杀人谁越自由；杀伐即毁灭。自由的最终
结果是毁灭。”（引文见九六、二、五《北京青年报》）这样一套“自由即杀人、
即毁灭”的法西斯逻辑，已经在当下全大陆民族主义高涨的氛围之中，借“民意”
之手而大摇大摆四处招摇，就不能不引起知识者的清醒与警戒了。希特勒也是有“
民意”基础的，被今日世人称为“希魔”的那位日尔曼铁腕强人，当日正是被德国
威玛时代高张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以至种族主义热潮“隆重推出”、呼唤上台的
。近期北京知识界某些人士尾随官方机器盲目鼓吹“民族主义高於一切”的口号，
再加上与那个“稳定压倒一切”的“不期而遇”，真要让人恍惚：是否是另一个中
国式的“魏玛时代”将要降临了！
《北京青年报》的高论：“自由即毁灭”
由此想到了另一个笔者杜撰的词——“泡沫民意”。此乃“泡沫经济”的变体也
。至於“泡沫经济”的定义，这里不想作学究式的探讨，这个源自东洋日本的新词
，大约指的是：缺乏坚实发展基础而急骤膨胀起来的经济实力，在骤起骤落中充满
无常变异，它实际是经济发展的畸态。已经有众多论者指出：在後冷战时代，民族
主义已成为一股世界性的潮流。近年来东亚与中国大陆急骤膨胀的经济实力，正是
民族主义在东亚急骤勃兴的重要背景之一。“六四”以後，面对国际形象与国际声
誉的急骤下降，与经济成长、综合国力的急骤上升，在这样一种巨大的落差之下，
中共为政者需要为他们提出的“人权、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论”、“人权即生存权
论”、“东亚价值特殊论”等等自我开解之词，寻求一种虚假的、“广泛”的民意
基础。其实，用常识就可以判断，在缺乏真正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的条件下，很
难有真实意义的民意可言。在“以我为主，於我有利，为我所用”的舆论控制之下
（这是中共中宣部近期定下的新闻报道原则，见《世界日报》九六、七、二九），
利用对咨讯的封闭制造事实假象，再在这样的假象土壤之上让民意“自由生长”—
—最近在国内走红、号称完全没有官方背景、却被官方大力宣传、大批贩运到海外
推销的那本《中国可以说不》（笔者在新泽西中部小城的华人商场书局都看见这本
书在摆卖），就是这样一种资讯封闭条件下的产物。这本书的迷惑人之处——正如
《第三只眼看中国》一类书的“新世代”色彩一样，是要特别显示出作者似乎颇为
宽阔的思考空间，随意引用的外电外刊资料，行文语气也力避以往的“党八股”腔
调。但是，只要稍稍检察其中的事实描述（比如关於上海孤儿院事件），就可以明
晰：它们依据的只是新华社报道的说词，其叙述的话语框架，则完全是在官方既定
的“以我为主，於我有利，为我所用”之下的。
所谓“泡沫民意”，就是这样一种前提虚假而又盲目膨胀的舆情声浪。它虽然有
具体真实的生长环境，却反映了社会发展在政治经济、物质精神方面严重失衡的畸
态。如同当年的“阶级斗争为纲”一样，民族主义也并不是”一抓就灵“的。极端
化、情绪化而缺乏理性约制的民族主义，恰恰是当今为祸世界和平人类安宁的最大
隐患之一，它同时也必将是为祸本国百姓、损害本民族利益的。笔者作为同样黄肤
黑发、同样经历过八十年代“浪漫化的西方想象”的大陆知识分子，又身在洋风洋
水洋场洋景之中而使用中文母语写作思考，对民族主义的文化认同及其学术困境（
比如“文化失语症”问题），有着一种切肤之痛。自然也对近期大陆知识分子民族
主义情绪的高涨，有着一种设身处地的理解。但是，在任何时侯、任何情况下，知
识分子都不可放弃独立、批判的立场，都不能甘於成为官方“民意机器”上的“齿
轮和螺丝钉”，都要对种种”压倒一切“、“高於一切”、“唯此唯大”的口号保
持充分的警惕，恐怕，这正是“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题中应有之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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