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
龚小夏
自从六十年代中苏论战发生以来，毛泽东思想在西方通常被看作是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激进理想主义的代表。尤其是在文革发动後，不少西方学者和激进人士将毛
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与托落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理论和以
“新阶级”的提法为代表的德热拉斯学说相提并论，而且认为“文化革命”便是毛
泽东试图保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理想主义色彩、在新的制度下追求社会公正和社会
平等的重要尝试。甚至西方比较中立的学者也往往倾向於高度评价毛泽东发动文革
的意图中理想主义的成份，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对文革起源里政治权力斗争的背景
以及文革对中国社会产生的灾难性後果都或多或少地有一定了解。例如，费正清在
一九九一年新出版的书中写道：文革“是毛试图使‘民主集中制’具有更多的民主
、更少的集中成分的一种努力。”(注1)同样，中国学者在研究“文革”或是撰写文
革历史时，也比较重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理想主义色彩的一面。哲学家李泽厚的论
断也许能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和学术界人士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的看法
。他说：“就这场‘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毛泽东来说……既有追求新人新世界
的理想主义的一面，又有重新分配权力的政治斗争的一面；既有憎恶和希望粉碎官
僚机器，改煤炭‘部’为煤炭‘科’的一面，又有怀疑‘大权旁落’有人‘篡权’
的一面；既有追求永葆革命热情、奋斗精神（既所谓‘反修防修’）的一面，又有
渴望做‘君师合一’的世界革命的导师和领袖的一面。既有‘天理’又有‘人欲’
；二者是混在一起的。”(注2)崔之元在《毛泽东“文革”理论的得失与“现代性”
的重建》一文(注3)中提出：“毛泽东理论之‘得’，在於他多处突破了教条化的马
列主义，尝试用‘大民主’的办法解决‘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一系列内在矛盾；
其‘失’，在於他未能彻底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未能真正找到通往‘大民主’的经
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制度途径。”“毛对马列正统的偏离，正是他思想中最精彩之
处；他的失误和悲剧，正在於他对教条化马列的超越还不够彻底。”
然而，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来作为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坐标似乎并不贴切，尤其是
在评价被公认为文革指导思想的那一部分毛泽东思想时更是如此。事实上，世界上
没有哪一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突破甚至违犯了正统的马克思主
义。自从列宁开始以建立严密而有组织的政党来开创一套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
践的理论以来，各国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基本上并没有受到正统
马克思主义教条的束缚。相反，从列宁的国家和革命学说，到斯大林的一国实现社
会主义的阐述，再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无不是违背正统马克
思主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和论述的结果。(注4)当西方人士提到毛泽东文革思想中的
理想主义及其创新性的时候，他们心目中的参照坐标其实并不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而是几十年里共产党在其掌权的各个国家中推行的斯大林主义，是斯大林在在苏
联的实践中形成的、并被苏联的经济政治特别是武装力量加诸於各“社会主义兄弟
大家庭”的成员们头上一套所谓标准的“社会主义”楷模。
斯大林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一方面在於国家通过庞大的官僚机构对社会的经济政
治生活进行了全面而严格的控制，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计划经济；另一方面在於将
阶级斗争扩大化，通过庞大的秘密警察系统对社会中的异议分子和党内权力斗争中
的不同派系进行残酷的清洗甚至肉体上的消灭。在斯大林式的政权下，人民不仅没
有得到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学说中所预言的对生产资料的控制权和生活资料的平等
分配权，而且丧失了在现代民主和法制社会中具有的最基本的人身保障和政治参与
权利。全体人民都受到国家的严密监视和随意支配。大量党的干部和无辜的普通人
民被政权指控为“敌人”而遭到监禁、流放、屠杀。这种党和国家对公民和社会有
至高无上权力的体制被西方学术界称作“党政合一”制度（party-state）。(注5)
自从三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在二次大战之後，苏联共产党利用自己在国际共产主义
运动中的特殊地位，将斯大林式的党政合一制度推行到了共产党执政的各个国家。
(注6)因此，自苏共二十大以来直到今天，所有共产党执政国家在进行经济社会改革
和政治民主化的过程中，真正需要突破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斯大林主义，是
斯大林主义式的制度，是这种制度对人民的剥夺和对社会的控制。是以，人们在评
价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中发生的思想和政治变革时，斯大林主义被作为首要的甚至是
唯一的坐标系。这样，在评价毛泽东的文革思想时提出的问题便应该是是：毛泽东
的思想及其在文革中的实践，在多大程度上突破了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教条？所谓
毛泽东的激进理想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从斯大林主义向激进理想主义－－无论从
何种角度理解－－方向的改良或革新？
Schram曾经将西方人眼中毛泽东思想中区别於斯大林主义的理想主义特点总结为
下面这几条：“反对官僚制度，改造人性，通过发动群众的广泛参与来建设新社会
和发展经济。”(注7)的确，文革中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激进理想主义吸引了大批西方
左派激进知识分子和中国激进青年的是它这样的几个特点：1、毛泽东提出了“党内
走资派”理论，对官僚集团进行了不留情的批判并号召人民起来打倒官僚集团、全
面地砸烂官僚机构；2、毛泽东号召在政治上实行“大民主”，鼓动群众自发成立组
织去参与政治、参与社会运动、并由此推动社会政治的改革和革命；3、毛泽东提倡
深入的社会改造，反对等级制度，推动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社会平等。本文通过事实
证明与推理分析，将推翻上述说法并论证这样几个观点：
（一）毛泽东从来没有向托落茨基或德热拉斯那样将共产党官僚集团看作是剥削
压迫人民的新阶级。他有关“党内走资派”或者“党内资产阶级”的指控首先针对
的是有自由化倾向或嫌疑的共产党领导干部，包括他的政敌以及党内对他有所不满
的人。
（二）毛泽东在文革中提倡的“大民主”是以政治上极度高压为前提的。在“大
民主”之下，保护公民人身权利的正常法制荡然无存。任何被指控为对毛泽东和共
产党统治心怀不满或进行破坏的人，无论是在共产党内还是党外，都会遭到群众组
织的无情打击。
（三）毛泽东的社会改造方案是要从根本上剥夺人民在生活方式和工作上的选择
权，用军事化的手段组织社会，将全体人民置於党政合一式的国家的全面支配之下
。
因此，本文要与上述中西学者争论的要点在於：作者认为，毛泽东的文革思想尽
管有着激进主义的外表，但在本质上不过是斯大林主义的一种翻版，甚至可以说，
是斯大林式政治、社会专制主义更为严厉的一种表现形式。
一、“党内走资派”理论与反对党内“自由化”
毛泽东关於“党内走资派”或“资产阶级就在党内”的说法，是他“无产阶级专
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核心之一，也在西方为他赢得了能够与托落茨基和德热拉斯
相提并论的资格。毫无疑问，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在文革前的十七年中按照苏联的
模式发展出来的一套官僚体系以及官僚机构中的大批干部非常不满，文革的目标便
是要砸烂这个官僚体制，将那些被毛泽东指控为“资产阶级”和“敌人”的官僚从
权力机构中清洗出去。《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一九六六年五月的一篇社论在
发动文革中起了重要作用。该社论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混入
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是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
权派。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
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对抗性的矛盾。”(注8)然而，什么样的干部才能算是“走资本
主义道路当权派”？衡量“走资派”或“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用的是什么样的
标准？这是将毛泽东的说法与托落茨基和德热拉斯的理论区别开来的关键之处，也
是体现出毛泽东的文革与斯大林的大清洗之间共同实质的地方。在他的“新阶级”
学说中，德热拉斯指出，共产党在掌握政权之後建立了庞大的官僚体系来控制支配
生产资料，逐渐演变出一种“国家官僚资本主义”（bureaucraticstatecapitalis
m）制度，而官僚集团则演变成为剥削、压迫人民的新阶级。(注9)这里面“新阶级
”的定义的根据完全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它指的是掌握了生产资料并利用这一地
位来实现对其他人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的社会集团。斯大林尽管亲手在苏联建立
了全面的官僚体系，但他对党内干部却并没有多少信任之情。相反，在斯大林眼中
，许多干部都有“间谍”或“内奸”的嫌疑。在叶若夫恐怖（Yezhovshchina）时期
，数百万干部横遭无妄之灾。一九三四年苏共十七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中到一
九三九年十八大时有四分之三不见了踪影，不是进了劳改营便是上了断头台。(注1
0)对这些人的指控，通常是“阶级异己分子”、“间谍”、“德国第五纵队”等等
。毛泽东在这一点上师承的是斯大林而非德热拉斯。他在《五·一六通知》中亲自
加上了这样一段话：“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
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
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注11)可见，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同斯大林一样，
着意於清除那些被怀疑为是“混进党内资产阶级”的人物。(注12)进一步总结文革
的历史，可以看到毛泽东关於“党内走资派”的说法以及在文革中处理“走资派”
的方式出自他反对党内的“自由化”并铲除党内任何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干部的决心
。从这一角度看，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相似性便更为明显。毛泽东认为属於“走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标准有下列几条：
首先，在文化上纵容、推行自由主义政策的干部均属“走资派”，并且是文革最
先打击的目标。文革前夕，在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阶层的统治下，中国的文学界、
艺术界、学术界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过一点自由，尽管这种自由是极为有限的。学者
们和作家们可以相对比较自由地写作和讨论中国古代的历史，舞台上和电影院里也
可以演出许多题材的戏剧和电影，诸如爱情和破案等娱乐性较强而政治性较轻的题
材。以某些微妙的方式，学者和作家们也有办法对现实政治和社会提出一些小小的
批评。西方和苏联东欧在解冻时期的文学艺术作品也相当大量地被引入中国，使社
会的政治文化气氛得到一定程度的松动。毛泽东以其对这种文化自由——哪怕是极
有限的自由——的抨击来开始了他对官僚阶层的全面清洗。在《五一六通知》中，
他亲笔加入了这样一段指责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话：“他们对於一
切牛鬼蛇神却放手让其出笼，多年来塞满了我们的报纸、广播、刊物、书籍、教科
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等，从不提倡要受
无产阶级的领导，从来也不要批准。”(注13)铲除这极为有限的文化自由，也就成
了文革中政治清洗的第一步。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样一场政治运动被称作“文化大革
命”的原因。所谓毛泽东思想的激进理想主义在文革中所追求的，正是极端的文化
专制主义。在这种文化专制主义下，中国的文学界、艺术界、学术界首当其冲，成
了文革最早的牺牲品。
其次，凡是提倡在“阶级斗争”上采取相对比较和缓政策的干部都有可能被指控
为“走资派”。刘少奇作为“走资派”的最主要罪状之一，便是鼓吹所谓“阶级斗
争熄灭论”，尽管刘本人极力否认这一点。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开始了非斯大林
化运动之後，鉴於斯大林阶级斗争扩大化及其引起的政治恐怖的教训，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中出现了相对缓和的政治气氛。在苏共二十大之後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刘少
奇代表中共宣布：“今後中国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落後的生产力的矛
盾。”而毛泽东，象列宁、斯大林一样，认为阶级斗争应该不断地加强，阶级敌人
的范围也应该不断地扩大。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同斯大林一样，对“阶级敌人”的
定义并非根据经典的马克思主义，亦即以经济地位为标准，而是以思想意识为根据
。这样，打击对象就具有了几乎是无限的任意性。根据这一理论，他在一九五七年
发动了“反右”运动，将至少五十四万的知识分子打成“右派”。经过“反右”和
“大跃进”，到了六十年代，尽管中国的政治高压已经达到了几乎登峰造极的地步
，但毛泽东依旧指责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集团在进行“阶级斗争”中不力，并断然
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加入了本来已经很长的“阶级敌人”的名单。在毛
的阶级斗争理论下，共产党革命过程中，特别是在掌权之後一直到“文革”时期，
这个政权的“敌人”的名单不断地扩大，从最初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
本主义三座大山”，到文革中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资
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文革中大量并非“走资派”的普通人民受到残酷的政治迫
害，并不是因为如崔之元说的“由於毛未能彻底与正统马列的‘话语结构’脱钩，
从而给各派力量从自身利益出发操纵‘资产阶级’一词的含义，留下了充分的空间
，并最终使各派斗争的结果完全违背了他发动‘文革’的本意”，而是从根本上毛
就没有给过任何独立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批评以存在的权利，并且在多年的政治实践
中一直对所谓“阶级敌人”——特别是思想上的异议分子——进行了从不间断的政
治迫害。正是由於这种政治迫害在斯大林式政权下的合法性，毛泽东才着意要将他
在政治上的对手打人“资产阶级”的范畴，并据此来对他们进行迫害。
再次，那些主张在经济上允许一定程度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并在更多地作出现
实的而不是不切实际、劳民伤财的经济计划的干部都有被指控为“走资派”的危险
。一九五八年，毛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将斯大林模式中党政合一国家对社会经
济生活的干预和控制推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造成了数千万人民死亡的空前悲剧。
在此之後，以刘少奇为首的官僚阶层为了拯救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在农村某种程
度上允许了一定的市场化，亦即在农村的“三自一包”和“四大自由”。值得注意
的是，在毛去世後中共进行的经济改革中，正是这些农村政策构成了八十年代初期
农村改革的核心内容，并给中国农业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而在工业经济中
，刘少奇等在一定程度上引入了经济刺激手段，以代替令人厌倦的政治说教和强迫
劳动。而毛泽东对此大加挞伐，将其作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证据。他批判所谓
“唯生产力论”，批判“物质刺激”，要求在国民经济中“政治挂帅”。这种理论
发展到极端，便成了後来为全国人民所普遍嘲笑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
主义的苗”的误国误民政策。从某种讽刺的意义上看，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倒的确是
对斯大林主义的计划性、指令性经济形式的一种背叛。但是，斯大林式的计划性、
指令性经济中的关键要素，也是如今各共产党或前共产党国家在改革中要极力对付
的问题，是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的强行干预。在毛泽东式的经济政策下，这种全面
的、任意的干预并没有减弱反而加强了。文革中，在毛泽东经济思想的指导下，从
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治权力对经济生活进行强制性的却又往往是毫无计划的干预，
造成的是中国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的极度贫困。
因此，在由毛泽东这套“党内走资派”理论所主导的清洗运动中，最容易受到冲
击的往往是那些相对比较温和、比较具有人情味的干部，原因是这样的干部最容易
被扣上上述罪名，成为文革的牺牲品。即使是群众借机会去打倒那些鱼肉人民的干
部，能够冠冕堂皇地使用的，主要是由毛泽东规定好了的上述几项罪状。(注14)最
终，毛泽东的文革与斯大林的大清洗尽管形式不同，在对共产党国家官僚体系所起
的作用上却有相当一致之处：党内比较温和的干部被清洗得几乎是一干二净。苏联
的官僚系统为秘密警察所控制，而六八年之後中国的行政体制则为军队所全面掌握
。
二、“大民主”与“群众专政”
什么是“大民主”？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发表了
一篇题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三位署名作者中包括中
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该文对文革中的“大民主”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支持广大革命群众的创造，支持革命群众广泛采用大鸣、
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这些大民主的形式。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国家机
器的各个环节，群众都有权提出批评和建议。各级领导干部，不管他功劳多大，地
位多高，资格多老，群众都可以批评。领导文化革命的权利机构，一律按照巴黎公
社的原则，实行全面选举制。群众对被选人员，有随时改选和撤换的权力。在群众
之间，在各个群众组织之间，也要实行大民主，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
方法来统一认识、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
大民主，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最好方法。
文革中的“大民主”主要表现在言论和结社两个方面人民所享有的权利与自由。
在言论方面，有“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再加上文革早期的“大
串连”；在结社方面，有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这都得到了毛泽东本人的
提倡、支持、鼓励。
在分析上述“大民主”内容之前首先应该指出的是，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
革中，“人民”或“群众”的定义是政治的而非法律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所
有在政治上被指控为“敌人”、被打入另册的人，便丧失了“人民”的资格，也随
之丧失了所有“大民主”中的权利。毛泽东在《五·一六通知》中就此写道：“我
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的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
即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而不能是什么别的关系……”(注1
5)因此，一句“不给反动派以民主”就方便地剥夺了在政治上遭受打击者的一切公
民权利。“大民主”於他们是没有份的。(注16)考虑到文革的打击面之广，政治上
被列入“敌人”的公民之多，所谓人民享受了“大民主”的说法已经是大大地打了
折扣了。毛泽东历来爱说的一句话是：民主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他在文革中鼓动的
“大民主”同样有着明确的目的。一方面，人民需要通过“四大”来“统一认识、
统一思想，提高觉悟，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四大”
是对“牛鬼蛇神”进行“革命大批判”的武器。尽管无论地位多高的干部都有可能
遭到批判，但这种批判却必须严格地依据毛泽东的意识形态。因此，文革中虽然是
大字报铺天盖地，人人都写，人人都贴，但在意识形态上却比过去无论什么时候都
更舆论一律。只要是对文革的历史稍微具备一点基本常识的人，都不会将这种以高
度意识形态专制为前提并以强化这种专制为目的的“大民主”与现代法制意义上的
民主和言论自由混淆起来。
文革“大民主”中比较吸引人的特点是那段时间里人民获得的空前结社自由和政
治参与权利，这令许多局内局外人都相信文革的群众运动中的确体现了一定的民主
内容。勿容置疑，在一个民主社会中，人民的结社权，也就是人们根据自身共同的
利益、需要、或信仰而组成政治社会团体、以这样的团体为基础在政治行动中争取
自身的各种权益，是现代民主制度的重要基础之一。尤其是在二战後的几十年中，
由民间非政府团体推动的各种社会运动－－例如工会、妇女、和平、反核等－－成
为世界各发达国家的政治社会发展中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注17)比较文革中
的群众运动与上述社会运动，关键并不在於它们之间在组织方式上有多少相似性，
而在於文革中的群众组织是否能象民主制度下的社会运动组织一样真正享有独立政
治行动的权利，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政治利益和意愿去推动运动的发展，是否能以
常规或非常规的政治手段来争取自身的群体利益或为某种独立的（通常是为正统意
识形态所不容的）信念而斗争。文革的历史对此给予了否定的回答。
就目的来看，文革中绝大多数的群众组织都致力於捍卫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现存
的政治体制。群众组织的成立起源於北京中学生高干子弟成立的“红卫兵”。他们
成立自己的组织的目的，按照他们自己所说，是为了当“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
当时的红卫兵誓词是这样的：“我们是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党中央、毛主席是我
们的靠山，解放全人类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行动的最高
指示。我们宣誓，为保卫党中央，为保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我们坚决洒尽最後一
滴血。”(注18)在这以後纷纷成立的各种群众组织，凡是能够在某种程度或某段时
间里获得来自毛泽东“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无不宣称为了同样的目标而“战
斗到底”。相形之下，凡是在文革中试图进行独立政治活动，或真正以反对政治迫
害或争取自身利益为主要活动的组织，都会遭到来自於政府和其它群众组织的严厉
打击。文革中有一句著名的话，叫“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注19)一切
不以“捍卫毛主席、党中央”为己任的组织都有被打为“右派”或“反革命”的可
能，哪怕它们仅仅希望争取极其有限的合理权益。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
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
场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
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
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於去揪斗“走资派
”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对它进行了残酷的镇压。(注20)在文革中，许
多以争取自身利益为主要目标的群众组织都遭到了取缔。事实上，对被指控为“阶
级敌人”的各个阶层、各种身份的公民进行政治迫害是文革中群众组织的主要活动
内容，同时也是它们政治生存的前提条件，无论这些组织属於哪一种派别。(注21)
毛泽东提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
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
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
(注22)是以，毛泽东的文革意识形态不仅规定了群众组织的政治目标，也规定了它
们的行为方式。在这样的一场“革命”中，官方意识形态极力鼓动群众组织用暴力
手段去对付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文汇报》社论《革命
造反有理万岁》是这样说的：“革命造反派，深深地懂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
是做文章；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他们为了保卫毛
主席的革命路线，作出了许多所谓‘越轨’行动。‘越轨’就是革命！‘越轨’就
是造反。这些‘越轨’行动，是革命的创举。每一个真正革命的同志，都应该欢呼
‘好得很’，而不应该跟着瞎说‘糟得很’。”在这样的鼓动下，文革中群众性的
政治迫害日益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暴力行动。
因此，文革中与“大民主”相辅相成的是“群众专政”。(注23)群众组织、群众
运动被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各级领导(注24)利用来作为政治迫害的工具，斯大林式的
“阶级斗争”被文革的“群众专政”推行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政治迫害的受害者
遍及了社会的每个阶层、每个角落。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出於一时的政治需要在文革中给予人民以结社权。一
旦在他的政治目的达到後，人民这一虚幻的权利也立即被收回了。一九六八年十月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宣布将刘少奇开除出党之後，毛泽东开始着手建立以军队为核
心的“一元化领导”，全国的群众组织都在“大联合”的口号下被取消，文革合法
群众组织的历史也打上了句号。
三、社会改造与准军事化
LucianPye就西方的文革研究曾经说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评论：“如今回过头来重新
评价文革，学者们不得不承认，尽管他们尽量希望客观地看待历史，他们总是在极
大的程度上受到中国方面对这些事件的描述的影响。过去如此，现在也依旧如此。
”(注25)这种情况恐怕最集中地体现在对毛泽东在文革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思想和社
会改造政策上。
经过六六年中到六八年底两年多全面的全面动荡之後，从六十年代末开始，毛泽
东在全国推行了一系列被成为是“新生事物”的社会改造政策：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五七干校”，工农兵大学生，学制改革，等等。这些社会试验从某个角度体现
了毛泽东在发动文革时，除了铲除政敌之外还具有宏大的社会目标，亦即按照他的
理想来全面地改造中国社会。正如Pye在同一篇文章中指出的那样，无论有多少证据
表明中国人民吃足了这些“新生事物”的苦头，许多西方学者相信并同意中国政府
说的，“那只不过是革命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代价。”
经常被称作毛泽东的理想主义社会发展方案集中体现在他著名的“五七指示”上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一封信中描绘了他的社会改造的理想蓝
图：
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
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外，还可做各种工作……这
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
，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
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
；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
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
，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从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
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写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
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问，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
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
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
样做。
从表面上看，“五七指示”的精神似乎近似於马克思曾经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
每个个人都能够“上午进行批判，下午去做工”，人人可以平等自由地选择从事多
种职业的理想，但实际上这二者之间在政治理念上却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五七指示”中首先反映出来的一点，是在毛泽东社会改造蓝图中不存在人民的
自由选择。人民并没有被赋予去做－－或者不做－－某些事情、去从事－－或者不
从事－－某些职业的权利，而是被要求去做一些与他们现在的职业并不一定相干、
他们自己并不一定愿意去做的事情，或是去从事一些他们并不一定喜欢、也并不一
定愿意从事的职业。在实践中，这种要求变成了强迫。在六、七十年代中(注26)，
人民的前途、命运、日常生活受到政治权力的随便摆布，社会经济生活受到国家的
任意干预，八亿人民的中国成了毛泽东个人随心所欲的社会试验场所。毛泽东的社
会试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历史事实。然而，仅仅如此还不足
以说明毛泽东文革思想与斯大林主义之间的共通之处。学者们在研究斯大林统治下
的苏联时早已发现，共产党政权控制社会的主要手段之一，是经常性地将社会保持
在一种高度的全民政治动员的准军事性状态之中。(注27)这样的准军事状态有利於
党政合一国家对社会实行全面的控制，使得国家能够随时大规模地调动社会人力物
力资源去实现某种目标。在中国，自从六十年代中毛泽东提出“全国学人民解放军
”以来，政治动员程度日益升级。(注28)在“五七指示”中体现出来的毛泽东的社
会改造计划，更是打算要将中国社会全面军事化，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统统纳入
军事化范畴，用训练、管理军队的方式来训练全体人民，管理整个社会。毛泽东在
去世之前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他自以为在将中国描绘成一幅“最新最美”的图画，
结果在他权力的巨掌下中国大地被刻凿得满目疮痍。
毛泽东那一套将社会军事化的做法，不仅斯大林的苏联推行过，希特勒的德国也
推行过。历史学家Bullock在比较了斯大林和希特勒三十年代的“社会改造”运动之
後得出结论说：
希特勒自视受命於天去将德国人民从战败的屈辱和魏玛共和国的堕落中解救出来
，使德国人民在世界历史中重新获得高等民族的地位，并通过在东欧建立新的德意
志帝国的途径来保障这一地位。斯大林认为自身的使命在於结束俄国数个世纪的落
後状态，将一个农民国家转变为工业国家，同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二者的目标都需要通过人力物力上的牺牲才能达到。然而，在他们所活动的那个世
界历史舞台是不计这些代价的。历史会为他们说话，会原谅他们，正如历史已经原
谅过他们之前的许多人一样。当然，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成功。(注29)人们或许可
以争辩说，毛泽东的社会改造计划与手段与斯大林和希特勒在许多方面有所不同。
然而，在无视人民的痛苦和付出这点上，他们之间并无二致。多年以来，中国的持
不同政见分子与具有自由化倾向的知识分子和干部往往毫不犹豫地将毛泽东推行的
政治制度称之为“封建法西斯主义”，其道理也正在於此。
四、毛泽东的伪激进主义及其後果
将毛泽东的文革思想称作“伪激进主义”的根据在於，尽管毛的思想具有激进主
义思潮通常具备的追求大规模政治和社会改革的外表，但实质上，它所真正追求的
是维护和加强斯大林式的党政合一国家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全面控制。在
毛泽东看来，斯大林的唯一错误，便是“阶级斗争”抓得还不够紧，“阶级敌人”
消灭得还不够彻底。因此，他本人多次强调，文革的目标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中国走上斯大林去世之後的道路。因此，文革采取了发
动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方式，为的是要彻底将党内外的“敌人”清除干净。无论文革
中毛泽东导演了多少幕令人眼花缭乱的活报剧，他始终围绕着这个目标。正如他自
己後来说的那样：“阶级斗争为纲。纲举目张。”
毛的伪激进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两方面严重的政治後果。
首先，“文革”在打击目标上的任意性和含混性使得“阶级斗争”无限扩大化。
尽管“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明确指为文革的主要目标，但到底什么是走资
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标准？将一个干部定为“走资派”，既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又不需要通过具体的组织程序，唯一需要的，是所谓“毛主席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首肯。另外，“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也被包括在打击对象之中。但是既然
打击标准是按照思想政治立场而不是经济地位来划线，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指控为“
敌人”，因此公民也就在事实上失去了法律的保护。在文革群众组织的派性混战中
，所有派别都以进行政治迫害来获得自身存在的合法性，文革的打击面也就不可避
免地无限扩大，以至於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每个个人最终都有理由相信自己是文革的
受害者。
其次，这种意识形态使群众性暴力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合法化。既然“文革”是一
场“政治大革命”，其主要对象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其斗争方
式又是群众组织起来去自下而上寻找、打击走资派和其他阶级敌人，那么群众性暴
力必然要进入上层政治斗争。同样，上层政治斗争也必然要利用群众运动。群众运
动在这种特定的情况下成了政治斗争不仅是最重要的，而且几乎是唯一的工具。无
论是想保护自己还是打击对手，利用、操纵群众运动都成了党内政治斗争中不可或
缺的手段。文革就此陷入了政治迫害狂潮，而中国社会也因此被拖入了一场又一场
的政治灾难之中。
毛泽东的文革理论一些貌似激进理想主义的成份确实也曾经促使一些真正的造反
派对中国社会的矛盾和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特别是有一些激进的造反派试图从
新的阶级关系和制度变革的角度去理解“党内走资派”理论。其中最著名的思想应
数湖南省无联极左派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该文将文革解释成为“以暴
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的革命。(注30)结果是，凡公开提出这类理论的人
无不遭到残酷镇压。
从六六年五月到六八年底两年多“文革”的结果，中国社会在六十年代末进入了
军事管制下的高压状态。“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一打三反”
几次大规模的运动将文革中兴起的群众运动全面镇压了下去，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
始，毛泽东着手进行了一系列社会试验。七十年代末，当中共官方正式宣布取消这
所有试验，并将六六至七六年这段期间称作“十年动乱，将这些试验称作“四人帮
祸国殃民”的政策时，人民中发自内心的拥护态度不仅十分明显，而且极为普遍。
在中国的政治条件下，这恐怕已经是普通人民在最大限度上表达出来的对毛泽东伪
激进主义的否定了。□
_______________
(注)
1、Fairbank,JohnKing.China:ANewHistory.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
p.386.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转引自《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李
永主编，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3,p.121.
3、见《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七期，1996年春季号,pp.49-74.
4、通常，人们只有在讨论只有西方马克思主义时才将其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较。
事实上，只有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才认真地将正统马克思主义作为社
会蓝图设计的指南。
5、关於斯大林主义的经典研究，可参见如下几本重要著作：Brzezinski,Zbigniew
.ThePermanentPurge.Cambridge: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6;Johnson,Chalmer
s,ed.ChangeinCommunistSystems.Stanford: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0;Korn
hauser,William.ThePoliticsofMassSociety.TheFreePress,1959.研究苏联问题的
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近年来学者偏重於研究八十年代以来的变化。
6、最近几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许多中共党史材料，第一次从官方角度揭露了三十年
代中共按照苏共的模式在党和红军内部实行大清洗的内幕，其血腥程度令人不忍卒
读。比较集中的记载，见《中国左祸》，北京，朝华出版社，1992。
7、Schram,StuartR."TheLimitsofCataclysmicChange:ReflectionsonthePlaceoft
he'GreatProletarianCulturalRevolution'inthePoliticalDevelopmentofthePeop
le'sRepubicofChina."ChinaQuarterly,Dec.1986.另外需要指出，七十、八十年代
西方对毛泽东思想和文化革命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韩素音对文革和毛的描述
的影响。可参见HanSuyin:WindintheTower:MaoTsetungandtheChineseRevolution,
1949-1975,Little,BrownandCo.,boston,1976.
8、1966年五月《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社论《伟大的历史文件》。根据林彪在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的说法，毛泽东在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时已经提出：
“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见《人民日报》一
九六九年四月二十八日。
9、Djilas,Milovan.TheNewClass.NewYork,1957.托落茨基的观点与德热拉斯颇为相
近。托氏认为，苏联是个“变质的工人国家”（degenerateworkers'state）。托落
茨基在他的《TheRevolutionBetrayed:WhatistheSovietUnionandWhereisitgoing?
》一书中指出：“就其调解与定序的功能、就其对维持现存社会等级的关注、就其
对国家雇员出於个人目的而进行的剥削等种种方面看，苏联的官僚阶层与其它任何
国家的官僚阶层——特别是法西斯的官僚阶层——并无二致。”（NewYork:Pionee
rPublishers,1945[1931]），p.248。关於共产党国家中新阶级问题的争论，Gidde
ns与Held写过一篇简明扼要的介绍，值得作为参考。（Class,Power,andConflict,
ed.ByAnthonyGiddensandDavidHel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Berkeley,198
2.Pp.567-573.）
10、材料引自Seton-Watson,Hugh.FromLenintoKhruschev:theHistoryofWorldComm
unism,WestviewPress,BoulderandLondon,1985.p.169.
11、《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12、至於被张春桥系统化了的“党内新生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法权”的说法，
是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声称文革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时候才逐步成形的，
与六十年代中期发动文革时的说法并无必然关系。
13、《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14、在文革中勇敢地反对“血统论”以及对“出身不好”的人的迫害，并写出了轰
动全国的《出身论》的遇罗克，对这种情形有非常准确的观察。在参加本单位中一
个“走资派”的批斗会之後，他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对他养尊处优，…
…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的。……但是，我决不同意
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著？为什么不接
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转引自《
文化大革命中的名人之思》。p.338。）
15、《人民日报》一九六七年五月十七日。
16、得到了毛泽东本人高度好评的清华附中红卫兵大字报中就有这样的字句：“我
们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造反！你们胆敢造反，我们就立即镇压！这就是我们的
逻辑。反正国家机器在我们手里。”（转引自《“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国
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北京，1983。上册，p.64。
17、SidneyTarrow对社会运动的定义是：“具有共同目标、团结一致的人群通过与
上层、对立派别、以及掌权者之间持续的互动行为，以集体的方式对後者作出挑战
。”他认为，这一定义中包含着四个方面的要素：集体挑战、共同目标、团结一致
、双方持续的互动。（Tarrow,PowerinMovement:SocialMovements,CollectiveAct
ionandPolitics,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4.Pp.3-4.）
18、转引自《当代青年研究》，八九年第三期，p.1。
19、我认识一位教授，一九五七年被打为“右派”。此人颇有性格和幽默感，文革
时期与几个右派朋友一同成力了个“右派战斗队”，立即便被作为“右派翻天”的
典型抓了起来。这也许可以作为“不许右派翻天”的一条注脚。
20、关於“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情况，可参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
册，pp.191-193,p.292.
21、显然，群众组织中不同的派别在政治迫害中有不同的着重点。例如，“造反派
”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走资派”，而“保守派”则倾向於迫害已经被贴上了“地富
反坏右”标签的“阶级敌人”。但是，群众组织在迫害中所遵循的政治和行为逻辑
则是一致的。关於群众性政治迫害，参见拙文《迫害性群众运动的逻辑》（《香港
社会科学学报》1996？期）。
22、《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社论，六八年四月十日：《芙蓉国里尽朝晖——热
烈欢呼湖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23、王力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群众专政”的说法最早是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八
月四日给江青的信中提出的。毛泽东在信中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之一，就是群众专政。（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
，香港，1993，pp.90-91）这封信没有公布，原文我也没有能找到。但是，在六七
年八月七日，谢富治就作出了那次文革中著名的关於“砸烂公、检、法机关”的讲
话。这可能与毛的指示精神有关。
24、例如所谓“保守派”的运动，是各级地方领导发动的保卫权利、与造反运动相
对抗的群众运动。有关研究参见HongYungLee,ThePoliticsoftheChineseCulturalR
evolution:ACaseStudy.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25、Pye,LucianW."ReassessingtheCulturalRevolution,"inChinaQuarterly,Dec.
1986.
26、关於文革时间的上下限问题有许多争论，主要是“三年”还是“十年”之争。
无论采取哪种说法，事实上以自由结社为基础的大规模群众运动到六八年底已经结
束了。六九年中共“九大”宣布文革取得了“全面胜利”，应该可以算作毛泽东决
定正式结束群众运动的标志。而毛在文革正式开始之前到他去世时为止都一直在推
动他的大规模社会改造计划。
27、一些学者提出，这种“动员”状态是阶段性的而不是永久性的，但也有学者认
为，“动员”程度降低是苏联社会的政治控制手段完善化的结果。关於共产党国家
“全面动员”（mobilizationstage）问题的研究和争论，参见Cocks,Paul."TheRa
tionalizationofPartyControl."InChangeinCommunistSystems,pp.153-90.
28、关於六十年代中期共产党对中国社会的控制程度和方式，Schurmann曾经有过非
常细致的研究，可供参考。（Schurmann,Franz.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
nist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
29、Bullock,Alan.HitlerandStalin:ParallelLives.NewYork:VintageBooks,1993
.P.343.
30、该文作者（现名杨小凯）在《中国之春》一九九零年十二月号上曾对文章的思
想和发表前後的情况作过详细介绍，可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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