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7月号-历史见证 樊鹰简介 樊鹰文章检索

 
八九年退党前后.................樊鹰
 
 

八九年退党前後


樊鹰

  
一、并不安乐的死亡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我从家里步行二十分钟,到达学院门口。我在这里工作
多年,已经是五十七岁的人了。只有三年,我就将在这里办离休手续。谁能想到,
今天是为自行结束“政治生命”——递交退党声明而来。
  我踏进宿舍楼,敲开支部书记的门。他一家人正吃晚饭。我说:“有个材料,你
看看就知道。”他还没反应过来,我已说完“再见”,迅速抽身走开了。
  他这顿饭是甭想吃安生了。他和我一样,是个老实巴交的老教书匠,干着这个兼
职的支部书记,一直喊是个负担。但他仍很驯服地为党做“老黄牛”。别看他输送
过不少“新鲜血液”进入党内,今天接受我的退党声明肯定是他生平第一次。我不
愿看他当着我的面,拆开信封看声明时的神色,但可以想到:他要迅速召集其他几
个支委碰头,并绝不过夜,就要交院党委。院党委二十四小时内就要报告市教育委
员会,接着就要上报市委、省委。这些,都是後来证实了的。
  下面是声明原文:

退党声明
党支部:
  我於一九六二年七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经二十七年了。这期间,我一贯听
党的话,服从组织分配,忠诚老实,在教育战线上尽了我最大的努力。最近读到毛
泽东同志在延安时写的《致留苏学生信》,其中说:“对你们年轻人来说,我主张
多学科学技术,少学些政治。”我虽是老年人,但很愿意本照这种精神,将残年余
力贡献给教育事业。我决定自今日起退党,请予除名。今後,我将做一个合格的公
民。
  特此声明。

          樊鹰
          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
          一九八九年十月十一日呈

  共产党最讲究斗争。我很得意,这份声明写得“内紧外松”,颇有斗争策略。其
一,我的退党,直接导源於“六四”,文中却一字未提;其二,“除名”是党章中
对退党者使用的带有极大贬义和蔑视的字眼,文中抢先提出,以示针锋相对;其三
,“政治挂帅”、“讲政治”,是共产党钳制党员个人发展的利器,然而毛泽东在
信里透露出,核心人物对自己子女有另一本账,即从不放松培养真本领,以期太子
们成为储君,好让中国人永远统治在他们家族手心里,这是极具欺骗性的利己主义
,现在我也不讲政治、不当党员了,这不是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吗;其四,我本
来是十月十日写出的,但双十节是中华民国国庆,党棍们说不定说我别有用心,我
错後一天,使他们无把柄可抓。
  後来,支部书记的妻子告诉我,我敲开她家门时,是眼含热泪的。是呀,一个把
整个青春年华贡献给共产党的人,一朝“自绝”於它,能没有痛苦吗?这正是声明
末“一九八四年七月腹稿”这一伏笔的谜底。

二、我活过五个时代

  一个文学家说:“每倒下一个老年人,都是一座宝库的坍塌。”还有一个哲学家
说:“人若活到七十岁再重新活起,个个都是圣人。”看来,经历是珍贵的,它提
供对比;而只能在对比中,才能醒悟是非。我把自己五十多年的历程,分做五个时
代。
  第一个时代:我从五岁到十三岁,生活在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下的沦陷北平。混
合面、豆腐渣吃过了;日本宪兵队的残暴听说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教育,更从
学校的日本教官那里听熟了。但北平未像南京那样以大屠杀开始,奴化教育尚未像
东三省那样严密,再加我年龄较小,总的说来,还算平稳渡过。
  第二个时代:日本投降後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时间虽只三年半,但烙印极深。我
站在宣武门外的学校门前,和市民一起,含着热泪,高呼着口号,欢迎一卡车接一
卡车的中央军进驻北平古城。但很快就有美国兵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国军伤兵嫖娼
砸妓院事件,接收大员成为“劫收大员”,法币贬值,物价飞涨。我更当了民夫,
在共军围城时到东直门外,拆毁一切民房,为傅作义守军“扫清射界”,目睹百姓
流离失所,对国民党义愤填膺。後来知道,连国民党的忠诚将领黄维当时也私下说
过:国民党不亡,誓无天理。
  第三个时代:考入“华北军政大学”,这是解放军“最高学府”,校长叶剑英。
进门便是“排级干部”,十七岁的我,感到十分光彩。由於我的“忠诚老实”,在
一系列运动中,均未受大的波及,并在“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後期入了党。
  第四个时代:十年“文革”。我没看出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中共领导层的“窝里
斗”,还真的认为是“反修、防修”,虽然目睹了种种惊人的罪恶,却认为“以後
会变好的”;但是——
  第五个时代:彻底失望的时期。什么“缺点是一个手指同九个手指的关系”呀;
什么“道路曲折、前途光明”呀;“文革”後愈来愈明显的腐败事例说明,这不仅
是谎言,而且连遮羞布都不要了。我於一九八四年夏天,毅然要求从领导机关——
市教育局,调到一所学院教书,以便对官场的事“眼不见,心不烦”,同时也在心
中打好了退党的“腹稿”。但是,上船不易,下船更难,突然退党,会比叛党的遭
遇还难过。我只得苦熬着,苦熬着,每次在党内会议上听那一套挂羊头卖狗肉的发
言,真比坐监狱还难受!何时才能得到解脱?何时才能有一个退身的台阶?
  终究有了这么一天,这样的台阶出现了——八九年的“六四”枪声!

三、暴风雨中的振翅一击

  五月十七日,我按课表的排课上课,但教室里空无一人。全体学生都集合在操场
上,秩序井然,只是主持大会的不是院领导,而是学生自己选出的代表。大会情绪
激昂。他们马上就出发,用行动支持北京天安门前的学生运动。
  老师们无课可上,都聚集在办公楼前观看,态度凝重。老北京的天桥艺人,总是
向围观的人说:“有钱的请赏钱,没钱的请您站脚助威。”多数教师是同情学生反
官倒、反腐败的正义要求的;但他们每个人都有参加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从
某一角度懂得“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滋味,因此顾虑重重,便采取了这“站脚助威
”的方式。
  此时,学生队伍中突然喊出一句口号:
  “欢迎老师同我们在一起!”
  老师们仍然纹丝不动。
  这句口号像一声闷雷,把我的思维打乱,但又重新组合,头脑中出现一幅图画:
风云突变中,海燕振翅高飞,口中喊着:让暴风雨来得厉害些吧!而潜水鸟却躲在
岩石下,浑身瑟缩地哼着,它们已被暴风雨吓昏了。
  我不做潜水鸟,我要做海燕:这是我的决断。
  我毅然走进我教的那个班的队伍。今天是我的课,我的位置本来就该在这里。
  这个学院的学生大多来自郊区、矿区和市属四县,耳目闭塞,因而政治视野受到
限制,活动方式也较拘谨。他们一直保持着整齐的队形,有组织地齐喊口号,临时
学到了用双指做“V”字(“胜利”)手形。虽是中等城市,中山路上也已人声鼎沸。
各高等学校和部份中学的游行队伍出动了;报社、电台、电视台的工作人员也参加
了游行。摄像车穿梭其间,工作人员一边高举录影机工作,又不时用手向游行者做
“V”形示意,自然地把份内的职责和份外的示威活动融合为一。市民在街亭旁挤得
水泄不通,见到学生们持的“支援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捐款箱”,纷纷解囊相助,
有的人把手伸进衣袋大把掏出全部携带的钱,看也不看,就抛入捐款箱,令人感动
;暑热天气中,随时有街旁的无名人士买来成包的冰糕和成箱的冷饮,送到游行队
伍中来。武警在重要路口布防,但未带武器,也未见杀气,他们都是当地人,说不
定妻儿也在游行队伍中。
  队伍到省委大院门前停下。省委书记×××手持扩音喇叭一幅焦急而谦和的面孔
,向聚集在门前的上千人的游行队伍讲了自己每月的工资收入,并逐个交代他的妻
子和几个孩子的工作和收入情况。此所谓“上行下效”,现在是五月中旬,他也不
知道下一步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一个将军一个令,一个喇叭一个调”,他只得
步步小心,才好保住乌纱帽,因此看北京在“对话”,在“透明”,他也出来对话
和透明了。至於他的薪金数额,市民相信那是和会计室的工资单完全一致的,但是
工资单以外的,上哪里查?他说孩子是普通干部也不假,但知情人说,他作为省委
书记一调来,就把孩子安插到当时最赚钱的外贸部门了,这谁能做到?好在人们对
这类官僚也并没有更高的期待。他出来了,见面了,说话了,话中也没见“硬茬儿
”,就算不错。
  当时的执政者,特别是决策者,沿此路舒缓几步,或可避免後来的惨剧;但毕竟
如他们所说事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唐·韩愈:《山石》)经历过同中共“
与生俱来”的无休止的政治运动,大小“头头儿”们,都懂得在内斗结果未分晓之
际,要运用“蝙蝠战术”,而且其运用之纯熟,令人叹为观止。老百姓形容他们:
“轴承脖子弹簧腰,头上插着指风标。”又说,他们遇事“一看二站三通过”,都
是一语破的!
  蝙蝠在鸟类和兽类打得难解难分时从旁观战。若鸟胜,便理直气壮地说:我能飞
,是理所当然的鸟类;若兽胜,便毫不羞愧地宣称:我没有羽毛,专家们是一直把
我划归兽类的。我在游行中,前後一看,学生处的人都来了,院办室的人都来了,
班主任都来了,当然他们大多数是党员。我竟天真地未察觉其中有诈。特别是总务
处的几个正副处长,几次开车追来送面包、香肠,还说食堂正包饺子,等你们回去
吃。
  待十几天後,定性“反革命暴乱”,对这次上街秋後算帐,“论功行赏”、“按
律问斩”时,院方竟厚颜无耻地宣布:参加游行者,只有党员二人(当然包括我)。
那么,别的参加游行的党员呢?他们是“由上级派遣,现场保护学生的”!这就是
说,他们是派到学生队伍里当特务,进行监视学生言行的,因而多是功臣!
  可以设想,若是另一种结局,游行定性为爱国的,他们会拍着胸膛说:我早就知
道学生的行动对,当时给予了大力支持!
  更可以肯定:若是若干年後的历史教科书上说:那次“六四”是怎么不对,这些
小头头们会对自己儿孙们拈髯而笑:我早就知道不对,当时我不仅派人保护学生,
还让食堂包饺子招待归来的学生呢!
  这班人的无耻一至於此,都是“讲政治”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他们也是舍不
得丢掉“讲政治”这个法宝的。

四、声震屋宇的呐喊

  我居住的地方,虽离北京很远,但通过VOA、BBC、法国三家电台的广播,紧紧把
握了那里的脉搏。六月四日清晨,我不仅得知屠杀消息,还听到BBC记者访问杨宪益
的录音。杨是我敬佩的翻译家、著名学者,他气得上气不接下气向记者宣称:这支
军队已不是什么“解放军”,而是杨尚昆的私人军队,我从现在起,同共产党决裂
。接下去几天,中央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薛飞、杜宪等人,穿上丧服,以悲伤语调播
出联播稿件……这些敢在“天子脚下”的北京,面对坦克而不低头的硬骨头,给我
极大感染;与此同时看风使舵的蝙蝠们个个跳出来,辱骂学生,无耻至极。例如,
屠杀前几天,学生们求见徐向前、聂荣臻两位仅存的元帅,希望他们为学生说几句
话;他们也通过工作人员回答学生代表,解放军绝不会开枪,希望大家放心,回去
上课,云云。但待无数尸体横陈首都街头之後,他们迫不及待地表态,说恨不能亲
自上街制止暴乱。狰狞面目,暴露无遗!这也从另一方面激起我的怒火。於是,作
为一介草民的我,也一连做出三件“出格”的事。
  第一件是上课时公然放送反军录音。众所周知,六月四日那一天,中国国际广播
电台(Radio Beijing)对世界播出的英语节目一开始,广播员有一段“倒戈”前言:
“中国军队向学生和市民开枪,死伤多人,其中包括我台工作人员……”赶巧我听
到了,并且录了下来。在上课时,放给学生听,同时还询问了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
学生,有关军队的动态。
  第二件是对抗院方调查。“六四”後,院方组织了专门人员调查学生在游行前後
的言行。我极痛恶这种特务行径。有一次,竟在我讲课当中,公然叫出一个学生,
我很不快。等这个学生回来後,我把她叫到室外,问她什么事。果然是向她调查校
内外的游行组织者名单。按说,教书的和吃政治饭的本应互不干涉,而我却要来个
“井水偏犯河水”,要她“什么也不要再说”,她答应了。
  第三件是在大屠杀後某次上课时,忘了是哪个话题引起,我向学生朗诵了乌克兰
伟大诗人谢甫琴柯的一首诗:

别等待,
等待自由——
徒劳!
自由已睡去,
是沙皇
迫使它
昏倒!
如何使
沉睡的自由
醒来?
我们的人民,
举起所有的棍棒,
还有那
乌克兰的
宝刀——
那时候,
自由
才能来到!

  我的朗诵声冲破四壁,不仅那层楼的其他课堂都听到了,连隔墙中学的学生,也
在课後打听出了什么事。
  作为知识份子,不能正面抗争,只在课堂上“炸刺儿”,已过软弱了。但这几件
事中的任何一件,若是追究起来,也够入牢的。但事後,居然没有人过问。我相信
:是学生保护了我,包括那几个来自军人家庭的学生。

五、秋後算账

  “六四”後的两三个月,主要是假期,表面上,学院里风平浪静了。那些以坦克
和冲锋枪镇压了学生运动的人们,却尝到了血腥中的“甜头”;而“有奶便是娘”
的各级党棍也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说赵紫阳如何“支持动乱分裂党”,而提起江总
书记时,都像提到亲爹一样亲切——其实,当初赵紫阳刚上台时,他们“紫阳同志
长、紫阳同志短”,又何尝不是像谈他爹?总之,上下一心,正是“秋後算帐”的
好时机。
  “党员登记”可算是一项算账良策。通过自评、互评、支部审批等项手续,将党
员分为四个等级:优秀、合格、基本合格、不合格。其实,两头都是陪衬,因为谁
也不会冒着损伤“谦虚谨慎”的危险自报“优秀”;至於“不合格者”太多了,也
成了自我抹黑,妨害内部稳定,他们也不干。剩下来,就只能在“合格”和“不合
格”两项上作文章了。
  一个单位,出了“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党员,也不能算脸上有光,因为这样
会给上级一个“平时教育党员不力”的结论。大概为了这个缘故吧,此次党员登记
便从上面下达两项“铁律”。其一:凡参加游行者最多只能划为“基本合格”,绝
对不允许划为“合格”;其二:各支部必须完成上级分配的“基本合格”数额指标

  开始我还天真地认为,上街参加游行的老师和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有几十个,大家
一起成了“基本合格”,自己倒也不孤单。
  谁想,一公布竟将我惊呆了。如前所述,人家都是“内派”“保护学生”的,至
於真正“参加支持反革命暴乱游行”的党员,只有二人,一个是一位青年女会计,
另一个是我!
  对於那位女会计来说,可以说她“年轻无知”,而对我这个有着二十七年党龄的
副教授来说,意味就不同了。
  我前後受到过三次大会上的批判,用语相当尖刻:“你是个共产党员,你走在队
伍里反对共产党,你就不想一想是为哪个阶级出力了!”但由於我的职称已属“高
知”圈内,这些批判又是不指名的,因为这样才能显示其政策水平之高。
  俗话说:杀人不过头点地。这种不指名的批判,实则比指名还让人难受。他们让
你既不死,又不活,而是慢慢用油煎你。我冷静地考虑了,依据我五十七岁的年龄
条件,依据我心脏病的严重程度,依据我的遇事激动的性格特点,若这样下去,只
有两个死法:一是拍案而起,暴怒而死;二是隐忍成疾,郁闷而死。无论哪种死,
来的都不会太久。
  但是,这两种死法,我都不愿意。我的肉体的生命不该这么不值钱,留着它,还
可挪作别用。现在既是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二者不可兼得的时候,下决心吧!
我连夜写了那篇文章——《退党声明》,把政治生命像敝屣一样弃去。

六、上船不易,下船更难

  在学生游行中,我很欣赏一句口号:“反对麻木!”屈原高歌“举世皆浊我独清
,众人皆醉我独醒”,就是反对麻木,而他的自沉江底,也恰恰源於此。鲁迅的弃
医从文,也是他偶尔在记录片中,看到日本人在中国土地上砍中国人的头,而身为
中国人的看客却无动於衷,而决定献身文学,拯救世人麻木的。毛泽东在初期活动
中,也发愁过“人民不觉悟”,而执政後,他们反复强调对中央的一切严令“理解
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要无条件服从中央,做党的驯服工具”,“永
远保持同党中央的一致”,提法不断翻新,本质都是提倡麻木以维护独裁。
  麻木滋生忍耐。君不见中华大地处处有“忍”字出现。在别人,也许是怕乱了“
大谋”而实行的“忍”,而在我来说,麻木和忍耐,确实是植根於自己的软弱性的
。这次退党过程中,又有了充分的表现。
  递交退党声明後的第三天晚上,教委的一名副主任和学院院长冒雨骑自行车到我
家来。从公事说,这两个人代表两级党委:学院党委和仅次市委的教委党委,他们
“亲莅”一名普通教书匠的家,规格够高的了!从私人关系上说,一九八四年以前
,都有过十年同事关系,在教委教研室一个屋里办公,各管一门课程,年节互相串
门,还一块儿出公差,在岳阳楼前照过合影。後来,地位转移,有的疏远,也感到
“人一阔,脸就变”,但我更多责备自己性格孤僻,有怕见官的习性。他们此次到
来,很明显是出於几级党委的集体谋略和精心安排。他们深知我重感情,因而不在
上班时谈话,不在办公室谈话,有汽车也不坐,又赶上天公帮助,下起一场大雨,
我纵有铁石心肠,也难“耍犟”了。
  谈话的中心意思是:评为“基本合格”不算什么,别往心里去(按:还是麻木万岁
),一年一评,明年就会评为合格,甚至优秀;还要交你个底,这次评议结果是不存
档案的(按:这是非同小可的大赦);你的声明带来了,你现在收回也可,考虑考虑
再说也可。
  话虽柔和,“原则”厉害。人家没求你收回,如收回也是你自己的悔悟,以後你
永远没话说。
  公事之外,还在“闲谈”中透露,几次大会批评,都是书记的“低水平”,他们
事前不知,事後也不同意……
  我再次感谢他们冒雨到我家,但我也使用了他们常用的语汇:“让我考虑考虑。

  我确实作了考虑,但并不想撤回声明。谁知他们在此举未奏效後,竟想出一个十
分异乎寻常的主意,把我的防线冲溃了!
  我此次退党,一直坚持党内事情党内办,从未向任何非党员透露出任何这方面的
信息。但没想到,是他们不顾这一组织原则,竟动用非党人士劝说我收回声明。
  这位非党人士是我从五十年代就在一起的老战友。他年轻时是才子,曾在傅作义
手下任职,北平围城後“起义”到中共这边,每次政治运动都是整肃重点。但他业
务水平高,师德也是有口皆碑的。作为同我一样的教书匠,确是中共眼中的理想统
战对象。都知道我同他私谊甚厚,所以让他说服我。他得知我的事情後,深感这次
“摸老虎屁股”的鲁莽举动,必使我至死不得安宁。他以自己历次运动挨整的痛苦
经历为例,叫我切莫在这“大是大非”面前失去清醒。他推心置腹,都是设身处地
地为我想,着实令人感动。我在这党外人说服原为党内人的特殊情境中,既感到震
惊,又考虑到此次谈话再不奏效,连他也得背上黑锅。我当场答应:立即撤回声明

  说到做到,马上找到支部书记说明:请退还原声明,该检查,我检查,该处分,
我接受。
  “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体现在我身上的软弱和动摇,至今时时引起自责。但
也使我对那些为反独裁、争民主而牺牲的烈士们更加崇敬。朝闻道,夕死可矣!这
也是我至今未泯自强不息精神的动因。

七、江泽民救了我

  这里的救字没有加引号,就是说,这不是反话。真正是他救了我,我也至今真正
感谢他。
  说来也巧。就在我表态撤回退党声明的第二天早上,报上发表了《江泽民同志在
中央组织会议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句:“对於那些要求退党的人,不必进行挽
留。”好,一锤定音!最高指示,谁敢不听。当晚,支书拿着报纸找到我家,带着
十分惋惜和爱莫能助的口气,让我看那几行字。我知道,支书是带着几级党委紧急
磋商的结果告知我的。他们本想以我的继续麻木和忍耐为代价,不显山不显水地将
这次事件消弥在摇篮中,防止引起某种“不良的”连锁反应,并在适当时候,在适
当会议上,作为一项“变坏事为好事”的典型经验加以介绍,显示他们办事之得力
,赢得上级青睐,从而加官晋职。也不排除他们另一种心态:共产党的政策从来就
是“翻烙饼”,今天打你成为右派、右倾,明天就为你平反、甄别,万一将来对“
六四”有别的主子的别的看法,没了樊某的退党事实,将更显示他们的远见。至於
你政治生命的不死,将促使肉体生命的速亡,他们是不考虑的。谁料新主子的一句
话,打乱原来的如意算盘。但他们是“船使八面风”的老“舵手”,天变地跟着变
,立即为我办了退党手续,在全院党员会议上除了我的名。好不麻利快!
  好险啊!若不是江总书记的一句“及时雨”,势必还要继续在痛苦中做不死不活
的挣扎,那在职的三年,就很难活过来。身为党员,就要处处和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还有什么真话能讲?所以,我之能够活到今天,活得潇洒,写要写的文章
,说要说的话,是江总书记的赐予,真的是。

八、成了被瞩目的红人

  依我的知识,接受我的退党,也该有一定组织手续:让我参加最後一次支部会,
让我自己宣读退党声明书,支书宣布除名决定,领导再说几句“给出路”的话。但
这一切都没有,我是从别人口中知道已在大会上宣布了我的除名的。这不知道葫芦
里卖的什么药?
  支部不再通知我参加会议了。但见面仍然嘻嘻哈哈,行若无事。而我当时却没有
那么大的度量。当初入党时的热情和理想已成灰烬,但在胸口堵塞着,令人窒息,
甚至连自杀的念头也产生过。幸亏记起一个朋友的话:遇到痛苦,最重要的是咬牙
渡过前三天。我便咬牙顶着这痛苦,三天过去了,三周过去了,三个月过去了,真
的缓解了,解脱了。
  知心朋友们,都跑到我家来。有的大骂领导,有的说“六四”迟早要平反……我
到学院去,平时很少找人联系,这回可好,平时不打招呼的,也向我打招呼了。花
匠、司机,平时无甚瓜葛,现在见了我,也主动点头。走在街上,遇到一些别的单
位的老熟人,也驻足拉着我的手,或注目良久,或低声说出一句“文革”用语:我
和你观点一致。这是否就是“公道自在人心”呢?
  在领导层里,则另有一番景象。我本来在系里评上的“教学先进奖”,稀里糊涂
取消了。年终老人猜谜大会上,我猜中的谜语数量名列前茅,但教委公布获奖名单
时,竟没有我。很明显,我的名字是被打入“另册”的。但我已被磨炼出度量,鸡
毛蒜皮,一笑置之。
  我从共产党那里曾学得一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
皆可抛。”而眼前的现实是,为了邓小平、江泽民一小撮人的“自由”,百姓的情
感被肆意践踏,学生和人民的尸体抛落无数。读者先生和女士,你们可要警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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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樊鹰
出 处 :北京之春
整 理 :2003年1月27日1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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