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妇女问题

林红


一、中国当代妇女问题面面观

  “十年改革”使中国的经济状况有所改善。但是，以一九八零年广东、上海首次
出现妓女为标志的“社会问题的恶性化”，却以更大的速度在发展。中国的经济发
展，是以不成比例的社会代价为成本的。据中共自己的《党的建设》杂志透露，仅
仅在一九八二年至一九八九年间，乱搞男女关系占党内违纪案件的第二位，仅被抓
受罚的，就有十万九千一百四十二人人。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下讲话以後，中国大地一时间更是黄潮铺天盖地，妇女地位
严重恶化。纵观全国形势，现在已经形成了几十万妓女、几千万盲流队伍，这其中
，就有不少人专门以拐卖妇女儿童为专业的。这无异形成了社会变乱的基础；整个
社会被“酒”、“色”、“财”、“气”、“拿”、“盖”、“顶”等七股风支配
。酒，吃喝风；色，淫佚风；财、捞钱风；拿，滥取公物；盖，大盖私房；顶，乱
举子女。有人评论说：“这七股风，涉及人类所有的本能欲望，数千年为纲纪伦常
节制，数十年为理想情操规范，但现在，黑潮之下，规范渐塌，人欲横流，几乎变
成禽兽。”
  这种趋势，似乎并不符合国际惯例。据《中国青少年犯罪研究年鉴·一九八七》
，一般国家的规律，是在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期间，犯罪率就上升；而当经济发展
较快时，犯罪率就下降。
  中国为什么特殊？
  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力量，只要共产党贪污腐败，整个社会就与狼
共舞，顿时成为遍地禽兽的人间地域。
  中国妇女地位的恶化、社会治安的恶性化，与利用官权谋利、不费吹灰之力、转
手可得的贪污腐败同步的。
  因为官权不仅谋利，还谋色。
  云南省一位矿山承包商的夫人，为“打通各种关节”，被迫和税务局长、银行行
长、电力局长等十几位“领导”睡觉，然後自杀。她的丈夫则强奸税务局长的女儿
，作为报复。
  江西省长倪献策为自己的情妇谋幸福，窃取国库五十三万美元。事後仅被判处二
年徒刑，而这，也还是因为他得罪了当时的省委书记。
  在中国，大量的流民不仅仅是成年男性，还有妇女、儿童。女性流民的一个很重
要的成份，就是被贩卖的妇女人口，大量骇人听闻的“拐卖妇女”的悲惨事件，都
是由於邓小平的改革只认钱，不认人，把妇女当做商品和摇钱树。

二、理想幻灭和物质代用
  
  调查者发现，许多吸毒者尤其是女性吸毒者，是对社会腐败现象不满，但又无能
为力，只能以吸毒来麻醉自己、逃避现实。吸毒者中有不少是流民、妓女、强盗。
这三种身份往往是互通的：由於失业而成为流民，然後或因为吸毒而沦为妓女、强
盗，或因男盗女娼的重负而希望从毒品中获得解放。在一些典型的案例中，有一位
从东北到广东谋生的姑娘，就是如此沦入风尘的。还有几位劫杀香港商人的强盗，
也是如此走上了断头台。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案例，是一位母亲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
，因为这位败家子扬言，如不继续供给他吸毒的费用，就要带领“道友”来杀死全
家人！由此可见中国社会现象的互相关联：一方面贩毒吸毒与官场的腐败很有关系
；另方面它又加剧了其他社会问题，如卖淫、赌博、暴力犯罪的等。
  在历史上，广东曾是西方国家向 中国强行推销毒品的基地，现在作为“改革开放
的桥头堡”又首当其冲。它的状况是典型的。到了民国，军阀党阀混战，大家都以
贩毒的利润来扩充军队。资料显示，一九四八年到一九四九年间，中国种植罂粟的
面积达到了一百万公顷，制毒贩毒的有三十万人，吸毒者高大二千万人。一九五零
年，北京政府颁布了“关於禁绝鸦片烟毒的通令”，逮捕了制毒贩毒者八万多人，
处以死刑八百多人。一九五二年，烟毒被有效控制起来。但上层的军政要人和统战
对象，经过特批还可以继续吸食毒品。在边疆的军垦农场，也以制药的需要为理由
，继续种植罂粟、提取鸦片和海洛因。现在，中国正陷入这段历史死灰复燃的巨大
危险。
  与吸毒贩毒紧密相关的爱滋病，也在中国方兴未艾。
  云南边境地区爱滋病感染严重，因为那一带以注射方式吸毒已成风气。还有，外
国人的性传播也是重要途径。一九九一年夏季，北京协和医院珍断出在华美国人詹
姆·罗杰斯患有爱滋病，结果他供认，在华五十六天，已与多名女子发生关系。特
别小组仅仅追踪到六人，其中个体户、演员、教师、女工、暗娼、拼命出国者各色
人都有。
  这种案例并不孤立，而且，还有更恶劣的：早在一九八八年九月，杭州某大学查
出一个非洲留学生是爱滋病患者，十一月限其离境，就在他离境前夕，还专门召了
两名年仅二十一岁的业余妓女前来睡觉，以便人为扩散这种“极乐的绝瘾”。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一日，中共卫生部长陈敏章在北京“世界抗爱滋病日”座谈会
上宣布：从一九八五年四月北京协和医院报告首例爱滋病人至今，卫生部已经收到
十五个省、市、自治区一共六百一十五个爱滋病抗体阳性报告，其中八人已经发病
，一人已经死亡。最新的统计虽然阙如，但可以推测，爱滋病的传播是以几何级数
来增长的。

三、外来冲击与性的刺激

  据统计，杭州市工读学校(少年犯的改造场所)学生中犯有“性错误”的比例，由
1980年的36％上升到1993年的76％！这些学生有95％是阅读黄色书刊和观看淫秽录
像之後走上歧途的。黄色书刊和淫秽录像的泛滥，不仅毒害青少年，而且由於中国
社会文化的整体性，祸及整个社会。宁波市查获一个贩卖淫秽录像的团伙，涉及一
百零六个单位、一百七十三个人，其中厂长、经理二十五人、中层干部二十六人、
现役军人二人。在法治社会中，类似的“黄祸”对全社会的毒化是局部的，因而发
展很慢，但在“全国一盘棋”的中国，就形成了“兵败如山倒”的轰动效果。有一
位犯人的自供体供了生动的说明——
  有人说，中年人看点带“色”的书刊没关系，因为“四十而不惑”不像那些不黯
世事的小青年没有免疫力。这话可不能听。我就是在四十岁那年，在黄书的诱惑下
堕入犯罪的泥潭。
  一九六四年我毕业於北京外语专科学校，……是生活和事业上的佼佼者。後来，
我在舞厅认识了一个中年主任工程师和他的妻子……他家的杂志全是介绍性生活的
内容，还有很多裸体照片……来这里聚会的中年男女都有一股跃跃欲试的心。……
我和一个经常来跳舞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後来我们这些人发展成集体淫乱……八
个中年男女都犯了不可饶恕的流氓罪，五人被判刑，那个中年工程师被枪毙了，他
的妻子被判死缓，我被判处十五年徒刑。……
  不要忘了，这些人恰恰是通常所谓的“有教养的知识份子”！
  在下层社会和一般大众那里，卖淫是更为流行的“乱搞”方式。
  据统计，上海市一九八五年涉外治安案件中，卖淫比例为76.3％(三百六十件)，
比一九八四年增加了37％。卖淫者70％在二十岁以下，未婚而卖淫的有70％，70％
的卖淫妇女是有正当职业的，60％是屡教不改的。而在深圳、广州、四川、广西、
贵州、陕西等地，最年轻的妓女仅十四岁。
  一九八三年以前的卖淫活动还有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色：
  一、卖淫场所由个别私宿发展到车站、码头、舞场、茶座、剧场、出租汽车、小
巷暗处、街头绿化地带……
  二、索价渐高。一九八零年一晚一般是几元到几十元，一九八五年发展到最高一
千元。一家母女三人同操皮肉生意，家中有电话供嫖客联系，卖淫存款有六万人民
币，相当於一个大学教授二十年的工资！
  三、嫖客主要是国内外的流动人口。
  一九八五年以後，随着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卖淫活动也进一步深化，达
到了国际化、集团化的水平。到一九九三年，在中国的几乎所有涉外饭店，应招女
郎经常不招自来，送“货”上门。而在大量的个体户旅馆中，陪宿的女人已经成了
必不可少的服务。有的黑帮还勾结海外的同伙，把国内的“货色”推销的香港、台
湾、东南亚、菲律宾甚至日本去。实现了邪恶欲望的“国际大循环”。

四、强制一胎化无异於杀人制度化

  中国妇女除了要遭受中共只改经济、不改政法所导致的上述虐政的折磨，还要被
迫忍受最大的人间悲剧:强制一胎化。在强制一胎化的过程中，许多妇女悲惨地死去
，或是留下终生不愈的精神创伤和身体创伤。
  无孔不入地迫害广大妇女，是否中共力量强大的表现？
  当然不是。
  正是由於中共人口政策的错误，才致使中共大陆人口膨胀，实际上，中国的问题
，不是人口“众多”，而是人口“增生”；即，在社会组织的需要范围以外增长。
正因为这样，中国的人口增生不仅是社会的负担，且已严重削弱了社会机能。也正
因为这样，中国的人口问题，是无法通过一胎化的错误方针来解决的。
  人口增生表现为人的素质急剧下降，而强制性一胎化不仅无法提高中国人口素质
，还要进一步扼杀许多精英。
  早在秦汉时代，先祖们就通晓了人口控制的理论和实践。由於采用“人头税”方
法，从秦代到明代的一千八百年间，中国的人口仅仅增长了不到一倍，始终在五千
万到一亿之间徘徊(包括逃避统计的大致人数)。
  但中共在五十、六十年代却自以为前无古人，可以一手遮天，不仅不用人口税，
而且滥用国家补助，鼓励没有力量扶养孩子的人大生特生。这就是人口增生，制造
了大量的“多余的人”；危害社会机体的活力，造成人种退化。这样一来，在中共
统治之下，中国社会盛行的是“倒金字塔”的人口规律：
  素质越低，限制越少，繁殖越多；素质越高的，限制越多，繁殖越少；而受过最
好教育和最有献身精神的，则事实上不得不放弃了自己的生殖力。这造成次劣的基
因到处飞扬。试问，这样的民族，能不退化吗？！
  而“中国的人口问题”，迄今为止只在一个方面即“人口过剩”方面受到了应有
的关注，而更为隐蔽与深刻的结构性危机——人种退化，反被模糊了。现在，是提
请注意的时刻了！人口的过剩，不难在几十年内解决；人种的退化，将窒息中国未
来几百年的气运！为了子孙的幸福、健康，我们不仅应该在人道意义上、而且应该
在优生科学意义上，反对强制的一胎化！当机立断，消除中共一胎化的理论谬误与
社会错失！

五、结束语

  对上述中国妇女问题和社会问题综合症的分析不难看出，当今中国大势，并非“
和平演变”，而是“社会解体”。盖“和平演变”，当指一种社会模型向另种社会
模型的演化，但今日中国所发生的，并不是公有制的演变，也不是人治向法治的演
变，更不是社会主义旧社会向资本主义新社会的演变；而只是公有制的解体、人治
的解体、社会主义社会的解体。因此可以预见的是，私有制、法治、资本主义社会
这些东西，并不会从当前的解体过程中直接地演变出来，因此也不会和平地演变出
来。
  中国社会正在发生下述解体过程：
  一、社会经济制度的解体：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制度已经失灵，但资本主义的市
场经济制度无法建立，因为这牵扯到全面的法律问题和复杂的政治问题。
  二、社会控制系统的解体：原先的社会控制系统是建立在人治(如单位、街道、人
民公社所构成的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随着经济上的“搞活”，人治控制的机制
已经严重削弱〈而法治控制的机制(如立法和司法的独立)又无法建立，所以社会控
制日益诉诸直接的武力。而武力的控制在控制系统的意义上显然已是社会已经解体
到一定深度才会发生的现象。
  三、思想道德和行为规范的解体：随着“改革”的深入，旧的、社会主义的思想
道德趋於瓦解，但新的、资本主义的敬业精神并没有抬头，社会陷入沉渣泛起、巧
取豪夺、假货充斥、骗子横行的无规范状态。
  四、社会工程的解体：教育体系、水利体系的日益失修和日益废弛，在表面所发
生的是社会解体，而不是社会转型。如果说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通过解体才能实现
转型，那么，用“和平演变”一语来描述这个过程，显然不正确。
  支配当前中国社会解体进程的一个口号是“搞活”，这个口号极富象征意义：在
社会系统的意义上，局部的“搞活”，也就是整体的解体。
  正因为如此，相对处於弱势的广大妇女，才首当其冲，深受其害，使中国大陆的
妇女问题，成为社会问题中最严重的环节，甚至开始成为一个国际犯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