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主化的起点

--在哈佛大学“剑桥新语”讲座的演讲


郭罗基


  中国大陆悄悄地出现了一场真正的民主运动，运动的主体是农民，运动的形式是
农村的基层选举。
  我的手里只有两张剪报。一张是《新闻自由导报》一九九五年十月十三日关於吉
林省梨树县基层选举的报道，一张是《人民日报》海外版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九
日关於江苏省乡镇选举的报道。我不能提供更多的事实，只能根据已有的材料作一
些分析。演讲的目的是提请注意、引起讨论。
  长期以来有一种偏见，认为落後的农村是中国民主化的包袱。本来，民主运动好
象总是知识分子运动。知识分子运动只是呼喊民主，反对不民主；现在农民运动却
是实行民主，以民主代替不民主。农民做事不发宣言、不提纲领，开始并不起眼，
结果惊天动地。经济改革就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民发明的包产到户，看起来只是为
了活命而自谋生路，想不到导致人民公社的解体、乡镇企业的崛起，以至从计划经
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农村的基层选举是一个新的起点，酝酿着深刻的政治改革，必
将推动全部上层建筑的民主化。
  台湾的民主化就是始於地方选举。台湾的地方选举是蒋介石搞的，蒋介石搞地方
选举的目的不是民主化，恰恰是为了使国民党政权得到当地民众的认同从而巩固一
党专权。谁知日後产生了未能预期的结果，竟是反对党的出现，一党专权的瓦解。
大陆农村的基层选举，目的也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的一党专权。因为农村的共产党组
织大部分瘫痪了，基层政权腐败透顶，不得不靠选举来运转权力机器。一九八七年
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民政部正
大力推行村民委员会的选举。但可以肯定，事件的结果也不以共产党的意志为转移
。
  中国广大的农村是一块难以治理的地方。古代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虽然威风凛凛
，实际上皇帝的权力只能贯彻到县一级。县以下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皇帝管不着
，那就由“土皇帝”来管。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有效的权力也只能到达县一级。县
以下的农村，一部分仍是“土皇帝”的天下，一部分落入共产党之手。共产党长期
领导农民搞翻身运动、土改运动，打倒了“土皇帝”，建立了根据地。取得全国政
权後，通过合作化、公社化，把农民组织起来了。几千年来，散漫的农民第一次生
活在严密的组织之中；同时，也可以说，历史上中央政府的权力第一次通达农村的
基层。但这种高度的组织化（几乎是准军事化）主要是靠一时的革命热情和强大的
政治权力，所以不可能持久。五十年代是顶点，六十年代就走下坡路了。当时共产
党领导人常常惊呼某某地方的基层组织“烂掉了”，刘少奇甚至说“三分之二的基
层组织不在我们手里”。於是就派工作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叫“四
清”（清理经济、政治、思想、组织四个方面的问题）。现在面临农村基层政权失
控的局面，派工作组、搞运动那一套做法已经行不通了。自上而下的措施没有办法
，只好把责任交给农民，由他们自己去选举。闹革命是在薄弱环节突破的，看来搞
民主也要在薄弱环节突破。
  选举，确实给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民主，可以解决农村的难题。
  农村基层的行政机构叫村民委员会，由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组成。村民委员会主
任即村长。另外，还有村民代表大会，相当於村的议会。这两套班子的成员都由普
选产生，任期三年。
  慈禧太後的家乡吉林省梨树县，这位专制、暴戾的独裁者的後人，表现了对民主
的渴望。全县38.7万选民参加了基层选举的投票，占全体选民的94.3%。经济发达的
地方，农民参政的热情更高。江苏全省的乡镇选举，参选率在90%以上。武进市的参
选率高达98%，其中有的乡镇竟至於99.7%。台湾立法委员的选举，投票率将近70%，
已经是先进指标了。具有民主传统的美国，投票率只有50%多。巴勒斯坦大选，经过
几十年殊死斗争得来的选票，一百万选民中也只有80%的人用它。中国农村投票率之
高，世上少有，令人惊讶。（听众：统计数字是否虚假？有没有强迫投票的情况？
）这就要看一看选举的一套做法，似乎还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目前，农村的基层选举和大陆流行的选举不同。
  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自由提名
  一般的选举都是由权威方面提名候选人，各级候选人名单都要经上级批准。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由主席团提名，实际上是党中央提名。选举县长、市长、省长
，候选人名单都是上级批准的。这是操纵选举的第一步，叫做“上面定框框，下面
划圈圈”。农村的选举不再是由党支部提名候选人，而是直接由选民自由提名，叫
做“海选”。例如，梨树县平安村的选举首先给每个选民发一张白纸，在917名有选
举权和被选举权的村民中自由提名。第一轮提出81名候选人；第二轮又在81人中选
出得票超过半数的11人成为正式候选人；第三轮、第四轮分别选出村民委员会委员
和主任、副主任。江苏省农村70%的选民参加了候选人的提名。泰兴市乡镇人民代表
的选举，初步提名的候选人达11,800名之多，是应选代表名额的4.5倍。成为候选人
，出於选民的中意，而不是上级的保举。
  第二，平等竞选
  选民可以毛遂自荐，有10名选民联署也可成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有一个八家子
村，在一间教室里，候选人在发表竞选演说。下台党支部书记齐耀山宣称他有资格
当村长，并许诺在任期内不要报酬。他的姿态非但没有打动人心，反而引起人们的
警惕。有一位农民政治家，雇来一辆吉普车，到处转游，发表竞选演说。他恳求大
家选他当村长；他的哥哥却恳求大家不要选他当村长，说：“选上他大家就吃不上
饭了。”通过竞选，便於选民考察候选人。在大陆，历来把竞选说成“资产阶级选
举方式”。一九八零年，大学里的竞选潮竟被当作学生“闹事”来处理。
  第三，重在政见
  候选人的条件起了变化。从前介绍候选人的优缺点，常用的术语是：“立场坚定
，政治可靠，工作积极，联系群众，……”重视的是人品，实际上主要看对上级是
否听话。现在农村的基层选举，不是选人品，而是选政见。有一位候选人王洪山，
在竞选演说中提出利用本村木材优势创办木材加工厂的设想。如果办成，全村的人
都将受益。选民们支持这一政见，王洪山就当选为村长。在梨树县已进行的三届选
举，至少半数以上的村长是因被认为有办法带领一个村子走向富裕才当选的。
  第四，差额选举
  从前，都是等额选举。近年来始行差额选举，在有些省的人民代表大会上，中央
内定的省长候选人就在选举中被“差”掉了。可见差额选举是不利於操纵的。但因
为候选人提名的局限，即使是差额选举也只能在两个丑媳妇中选一个。农村的基层
选举，前有“海选”候选人，後有差额选举，可以保证选民选出自己满意的人。
  第五，秘密投票
  农村的基层选举，整个过程是公开的，最後的投票却是秘密的。梨树县各村都在
一个密室中进行无记名投票。这样，投了谁的票，别人无法知道，选民可以自由表
达自己的意志，不受任何干扰。在牛家村，有一位候选人娄万海，利用家属势力拉
票。乡亲们当面都答应投他一票，他自以为很有把握。选举的结果，他在250户村民
中只得了30多票。另外一个老奋村，当了十多年村长的李景和，得罪的人不少，他
自己对选举也抱悲观态度。选举的那天，他躺在床上睡大觉。没想到有人跑来告诉
他，他得票最多。大陆一般的选举，候选人名单的产生是不公开的，投票又是公开
的，或是举手，或是在公众场合写票。众目睽睽，面面相觑，如何是好！
  以上是就一次选举、选举的一个环节进行分析，考察连续的选举、多个环节形成
的链条，民主的实质更为明显。梨树县第二届选举，336村中，原任村长有41人落选
，第三届选举又有51人落选。报道中还提到中途罢免和撤换村长。选民的意志可以
决定某人上台，也可以决定某人下台。报道的作者写道：“村民们不但可以不动声
色地把躲在上级保护伞底下滥用权力的老资格当权者请下台，就是那些被农民推选
上去的新的政治权力者，如果有谁辜负了他们的信任和期望，也别想再贪恋那个位
置”。民主必须实行选举；实行选举却不一定民主，也有不民主的选举。不民主的
选举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能上不能下；运用权力，操纵选举，连续当选。它的实质是
通过合法的手续把权力交给少数人去独裁。民主的选举，是从人民的权利产生政府
的权力，要求政府的权力保障人民的权利；如果不能，人民运用自己的权利随时可
以收回权力。（听众：从前农民为甚么不会利用自己的权利？是不是和经济有关？
）
  对！九十年代的农村之所以出现民主选举的大潮，主要是由於经济发展的驱动。

  在僵死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人们的利益决定於上面的分配；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
，人们必须自己去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村的权力是否交给善於经营管理的人，与
大家的利益密切相关。运用权利，制约权力，最终是为了保障利益。
  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会产生甚么影响？
  它的影响，必将加深三种矛盾。
  第一，上下级的矛盾
  中国自古以来实行的是委任制，共产党实行的是变相的委任制。委任制就是自上
而下的等级授权制，每一级的权力来自上级，一切的权力来自中央。所以委任制同
时必然是中央集权制。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官吏或干部只是对上负责，可以不对下
负责，官僚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政权机构发生了腐败，只有等上级来整顿下级，人
民是无可奈何的。农村基层的民主选举是人民授权制。村长和乡长的上台、下台，
决定於选民的意志，而不是上级的任免，因而也就不会眼睛向上、讨好上级。从前
上下级矛盾是同一种体制内部的矛盾，现在是委任制和人民授权制两种体制的矛盾
。农民已经得到的权利是不会放弃的，进一步的延伸就是要求民选县长。
  第二，城市和农村的矛盾
  农村可以民主选举，城市为甚么不可以？经济改革的进程中，农村逼迫城市的形
势必将重演。特别是那些市属县，基层民主选举对他们的冲击，一转身就可以针对
市的领导。
  第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目前，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权力的划分，未来的发展将表现在权力的来
源。当地方实行民主选举时，就有了充分的民意去对抗中央。中央的政治改革不搞
也得搞，否则就失去合法性。北京的领导人对台湾的选举显得很惊慌，生怕大陆的
老百姓产生联想。岂知“寒从脚起”？大陆本土农村的民主潮也总有一天会滚动到
中央。
  这些矛盾目前还只是逻辑上的联系。台湾五十年代地方选举的民主，到了八十年
代才影响全局。而台湾是一个二千一百万人口的海岛，十二亿人口的大陆需要更长
的时间。可以想象，有的地方，共产党的支部书记恐怕又成了“土皇帝”。就是选
举，问题也少不了。从起点出发，可以有不同的发展方向，未来的路程还很遥远。

  但起点毕竟很重要，有了起点就有了希望，而这个起点的意义尚未广为人知。
  现在，农民在给人们上课了。
  首先是给上层领导人上课。一九七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後，强调民主和法
制，上层领导人确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愿望。一九八零年八月，邓小平的《党和
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不能不说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过了半年就转向，反自由
化重开张；经济上放，政治上收。政治体制的改革演变成“机构改革”，只是“精
简机构，转变职能”。去年十二月七日，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宣布：从现
在起至本世纪末或至2002年党的十六大前，新的、重大的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政策
、措施，都不会出台，都不列入党中央、国务院的议事日程。最近江泽民大力鼓吹
“领导干部一定要讲政治”，讲政治就是不能讲改革。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全停顿了
，自上而下的途径已走入死胡同。农民正在开创自下而上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途径
。
  江泽民所说明的停止政治体制改革的理由，主要是为了“保证、巩固、发展政治
稳定、社会稳定”。究竟要甚么样的稳定？是民主有利於稳定还是不民主有利於稳
定？民主社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看起来，乱乱哄哄，摇摇晃晃；其实，乱中有序
，摇而不倒。不民主的社会至多只能维持一种僵死的稳定。民主社会好比大海，表
面上汹涌喧嚣，深层是平静的；不民主的社会好比火山，表面上是平静的，深层却
岩浆奔突。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要的就是僵死的稳定，但求“和党中央保持一致”，
一言堂，一刀切，一窝蜂。结果，连表面的稳定都难以维持。农村的基层选举将证
明，以民主求稳定，才能长治久安。
  农民也在给民运人士上课。农民的民主运动是争取权利的运动，不是夺取权力的
运动。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是夺取权力的运动；权力到手，改朝换代，原来的
制度照样延续下去。近代的几次革命也是夺取权力的运动。孙中山领导的推翻清王
朝的辛亥革命，蒋介石领导的推翻北洋军阀的国民革命，毛泽东领导的推翻国民党
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没有给中国带来民主。革命的直接结果是权力的转移，不是
制度的革新。轰轰烈烈的法国大革命，把国王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并没有能
够把专制制度立即送上断头台，人民的权利无有效保障，以至革命者自己也上了断
头台。法国走上民主的道路，是革命以後重新出发的历程。历史的教训，世界的潮
流，都告诉我们，今天的中国要民主，不要革命。所说不要革命，是不要那种你死
我活的夺取权力的运动。任何革命都会表现出英雄气概、群体热情和献身精神，这
是不应当加以轻蔑的；如果笼统地宣扬“告别革命”，也会走向犬儒主义。
  有的人还弄不清民主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区别，常常用搞革命的思维方法和话语系
统来论说民主，总是牛头不对马嘴。他们警告别人要认清“共产党的本质”，却忽
略了自己的本质。胡平在回答对他的责难时，讲了许多研究政治问题和民主运动的
方法论，可惜成了对牛弹琴。怎样研究人和对象的关系？就有方法论问题。客观存
在的事物，如何成为人的对象，表现了人自身的本质；所以说，人的对象是人自身
的本质的表现。景阳岗上的一只老虎，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对象。店小二谈
虎色变，奉劝饮酒的客官“三碗不过岗”。老虎之成为怕的对象，表现了店小二的
庸人本质。阳谷县的县太爷，不去为民除害，只是贴张告示叫人不要过岗。老虎之
成为躲的对象，表现了县太爷的官僚本质。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老虎之
成为打的对象，表现了武松的英雄本质。到了现代，老虎又成了保护的对象，这是
表现了环境保护主义者的本质。对待共产党的一党专权，也可以是不同的对象：誓
不两立、对抗到底、打倒推翻，表现了夺取权力的革命运动的本质；迫使让步、渐
进改革、和平转变，表现了争取权利的民主运动的本质。民主运动不是不关心权力
，而是通过以权利制约权力的道路，达到以权力保障权利的目的。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力保障权利，这是作为政治制度（不是工作方法、议事规则等等）的民主的
实质。直接夺取权力，不过是以一种权力代替另一种权力，并没有进入权利与权力
的关系，因而不能解决政治制度的民主问题。争取权利的民主运动不能不面对现政
权，与之打交道；要打交道就不能决裂；不能决裂就是维持一定程度的合作。有人
困惑莫解：“民主运动能与共产党合作吗？”答复是肯定的，能，而且必须；之所
以必须，主要地不是决定於共产党的本质，而是决定於民主运动的本质。但不要歪
曲成事情的全部就是合作，而是既反对又合作。只合作不反对，这是共产党领导下
的“民主党派”；只反对不合作，这是搞革命运动；既反对又合作，才是搞民主运
动。稳定的民主制度是宪政民主，即以宪法为保证的民主政治。民主运动的高级阶
段是宪政运动。因此民主运动必须在法制的范围内进行，以合法的途径推动行宪、
修宪，才能达於宪政。以为大讲“共产党的本质”就能说明民主运动的方针，这在
哲学上叫做缺乏主体性，不知道自己是甚么人，也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干甚么。要求
民运人士充当合法的、合作的反对派，与某种情绪化的意向确是冲突的。这里，需
要政治智慧；政治智慧来自历史和现实的教训。国民党曾先後面临两个强大的反对
派，一个共产党，一个民进党。共产党是搞革命运动的反对派。共产党可以打败国
民党，但丝毫没有改变国民党。民进党是搞民主运动的反对派。民进党在争得合法
地位的同时，也使国民党放弃了一党专权。民进党的纲领不是无可指摘的，但它在
中国开创了现代政党的活动模式。国民党的本质改变了；“共产党的本质”变不变
，并不完全决定於它自身。在有些国家，共产党被赶下台後，通过选举又重新上台
。遵守民主程序的共产党，能说本质还是没有变吗？
  一九八九年的民主运动失败以後，通过痛苦的反思，民运人士正在成熟起来。中
国民主运动的阵地是在大陆，不是在海外。大陆民运人士的工作大有起色，重要的
是明确方针。一九九四年陈子明保外就医期间提出民运人士应充当“建设性的反对
派”。魏京生在假释以後也主张：“我希望大家都能有这种态度，采取一种比较合
作、比较宽容的态度，中国的很多事情就容易解决。”（白德华《民主不会白送给
百姓--魏京生访问记》，《民主中国》一九九三年十一月号）尔後，多次公民上书
，提出权利要求、表达不同政见，影响深远。浙江的民运人士正在将农村的民主选
举引向城市，要求普选市长。从美国回去的周舵和他的同伴们把目光投向农村，力
图以振兴教育推动民主政治；在农村教育中，首先致力於改善250万民办教师的处境
。最近他们制作了一个电视记录片《拨亮烛光--中国民办教师现状》，向社会呼吁
。（他们希望得到援助，有意者请与北京西三环北路三号刘小姐联系，Tel.836801
3）大陆的民运人士实际上已经扮演了合法的、合作的反对派的角色，倒是身在美国
的某些以民运人士自居的人并不理解，而且还要批判。
  主张当合法的、合作的反对派，有的人回不了国，有的人在国内又被投入监狱，
这不是“一种讽刺”吗？批判者如是说。暴力革命也有屡遭挫折、不断失败的时候
，为甚么不去怀疑暴力革命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呢？想当民主反对派未必一次成功。
而且当民主反对派的论据不在於共产党是否允许，共产党的镇压正是民主反对派斗
争的目标，不是取消民主反对派的理由。在海外的民运人士，除了政治上的声援、
经济上的支持外，可以利用自由探讨的环境深入研究民主的理念，总结现代政治反
对派活动的经验，向国内的民运人士输送思想资料。很多人正是这样做的。但也有
为数不多的几个极端分子，滥用了这种自由，视民主为自家专利，借讨论作人身攻
击，制造混乱，污染空气。
  在历史上扮演甚么角色，都是自愿选择。如果主张推翻共产党，而且还不排除使
用暴力，也是一种自由选择，可以公开亮出革命运动的旗帜，不必混迹於民主运动
的队伍。要革命就回到大陆，真刀真枪地干起来。极端分子的思维方法是共产党赞
成我反对、共产党反对我赞成，完全是当年共产党的思维方法的翻版。不过共产党
是讲革命、干革命。极端分子只是隔着太平洋喊革命、唱革命。那么他们干的是甚
么？至少是言行不一吧。
  中国大陆农村的民主选举，召唤着民运人士，去关心，去研究，去支持，去投入
！同时，也提醒了民运人士，不能不回答：当中国真正实行民主的时候，究竟可以
得多少选票？
  (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六日)

（演讲以後，从杨建利先生处得到一本《中国农村村民委员会换届选举制度》的研
究报告，作者为中国基层政权建设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一九
九三年十二月出版，中英文对照，十六开本，一百七十六页。该研究报告称，最早
在八十年代初，广西就出现了自发的村民委员会。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在农村人
口89,591万人中已建立了1,004,349个村民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