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辩
——兼与王若水、郑义先生商榷
(下)
高寒
(五)关於当代资本主义
毋庸否认，在今天苏联、东欧、中国这些以“马克思主义”为国教的“共产”帝
国大厦已倾或将倾的时刻，人们——尤其是那些在铁幕中生活过的人们——一说起
“马克思主义”，便往往从心底流露出一种近乎本能的厌恶，他们站在成堆成堆谎
言的废墟上放眼望去，资本主义社会一派繁荣兴旺，如此一来，马克思主义关於资
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许多论断大受质疑，便似乎是可以理解了。
我们知道：自“十月革命”以降，历经数代人，苏联、东欧及中国的所谓“社会
主义”，几乎已经被“定格”化为“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肯定者是将其作为“马
克思主义”来肯定，而否定者也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来否定。此外，既然经列
宁主义转译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抽象价值符号化为特征的，那么长期受这种“
马克思主义”所熏陶的人们，一方面也就往往爱从诸如抽象的正义、公正、善、恶
等等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之类的论述，另一方
面又反过来要马克思主义承担这种泛价值化论证所必然导致的荒谬逻辑结论的责任
。
这就如同以地球为参照系，人们横竖都觉得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一样。
我们不妨换换参照系试试，即将马克思的经济学政治学放回到他的历史哲学基础
上，不是从超历史阶段的什么抽象的“善”、“恶”，而是从历史演化的一般趋势
来审视一下马克思主义。
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朋友责难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尤其是马克思主义
那关於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更是倍遭嘲弄，似乎其“荒谬性”已可作定论了
。人们据以批驳的理由大致都是：事实证明，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预言必将灭亡
的资本主义，不但没有如他所论述的那样一步步走向衰亡，反而还欣欣向荣，且在
可以预见的将来，均毫无寿终正寝的迹象……。
谁也无法否认人们所据以列举的这些事实，问题是这些事实是不是真就与马克思
的有关论断相矛盾，从而逻辑地得出否证的结论来。首先我们应该承认，马克思关
於资本主义必然要灭亡的论断，决非是建筑在他那诸如“资本一来到世间，就是从
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论》)这类“价值判断”之上
的，尽管这类描述在他的著作中比比皆是。他的关於“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论断
，从一般意义上说，其实不过是建立在他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万物皆过程”的
辩证法宇宙观之上的；从特殊的意义上说，则是根据他自己所创立的唯物史观推导
出来的。这个推论其实看来异常简单：既然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从来就有的，那它也
就不会永久存在；既然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可以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历史
发展的一定阶段上产生，那么这一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也会同样促使它让位於另
一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可见，要驳斥马克思的结论，就不能不驳斥他据以推论之
前提，或据以推导之过程。当然，人们有权建立另外一套宇宙观、历史观，有权完
全抛开马克思主义的那套理论模型，不过这样作至少证明，仅靠前面提到的那些哪
怕是铁一般的事实，你不一定能驳倒马克思，除非你能证明资本主义是从来如此，
并永远如此。
以上当然还仅限於从概念的逻辑层面上看。下面，我们再从事实的逻辑轨迹来看
。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资本主义，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简直就是
有天壤之别了。不仅生产力已由以蒸汽机为标志进化到以信息为标志，而且社会政
治生活的变化更令人刮目相看。在马克思、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时，各国的工
人组织还是一些秘密团体，其成员也大体像今天中国的各民运组织的成员一样遭受
着警察、法庭、监狱的迫害。而今天，这些工人团体不仅早就从地下走到地上，而
且还走进了议会，其中不少甚至通过竞选执政了。在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所谓普选
权还受到诸如财产、性别、种族等等的限制，而今天，这些限制则均已是历史的陈
迹了。在一百多年前，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还是那样郑重其事地将争取五月一日为
国际劳动节，争取八小时工作制写在自己的大会决议上，而今天，不仅五月一日是
法定假日早已构成资本主义各国普通生活的一部份，而且八小时工作制甚至已是隔
日黄花，而为周末两天休息制，六小时、四小时、以及弹性工作时制所取代了，更
重要的是，在马克思那个时代，曾频繁出现过的生产过剩瘟疫，在本世纪三十年代
达到其峰值後，其发生的频率和烈度均呈下降的趋势。今天，尽管仍有周期性的经
济滞涨，但整个社会的危机承受力已大增，阶级矛盾缓和，社会日趋稳定。这些当
然得益於日臻完善的普遍社会保障制度几乎消灭了赤贫，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不平等
日趋缩小等等。总之，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组织、自调节功能显示，这种生产关系所
能容纳的社会化生产力之全部潜力不仅至今看不出业已耗尽的征兆，而且在可以预
见的将来似乎也不能得出如此结论。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不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宣告“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
太狭窄了，再也容纳不下了它本身造成的财富了。”“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
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吗？对此，你作何解释呢？我认
为，对此完全可以毫不含糊地回答：马克思当年面对资本主义频繁的商业危机以及
由此引发的剧烈社会动荡，的确曾作出过许多低估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自组织、自
调节功能的结论。用王若水先生的话说，即过早地宣判了资本主义的死刑。对於这
一类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结论，当然应当根据历史的发展予以修正。实际上马克思主
义创始人对他们的理论从来都是持这种态度的，这不仅从马克思、恩格斯在後来谈
过，倘若以後来写《宣言》，其许多地方应该会有不同的写法，《宣言》中的个别
地方本来就是可以修改的(《共产党宣言》一九七二年德文版序言)一类话中可以看
出；从马克思一八五零年自己否定他一八四八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
主义幻想(《马恩全集》第七卷p13-p14)中亦可以看出，而且从恩格斯晚年强调合法
斗争，强调“如果说有什么是无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
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一八九一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的批判
”马恩全集第二十二卷P.270)的著名论断中更可以看出。
更重要的是，倘若我们着眼於资本主义制度这一百多年来演化的轨迹，我们甚至
会惊异地发现：它的日益广泛的经济平等化、政治民主化恰恰曲折地反映出了资本
主义生产关系，乃至整个社会结构向社会化方向演进这一马克思当年所揭示的大趋
势。在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後，资本主义各国都相继通过或完善了反垄断法，股份交
易法，最低工资法，最高工时限制法，普及教育法和高额累进所得税法等等一系列
的法案。这些立法的实际效果是：限制了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兼并规模和使社会财
富所有权分散化的趋势愈演愈烈；雇佣劳动者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有了相当的改
善；建立起了广泛的社会福利网，任何国民，不分阶级，从出生到坟墓，都有了最
起码的基本生活保障。这一切当然是政府强力干预市场自发竞争的结果。但与此同
时，政府的大量管理功能又日益下放给社会，致使各类社区、各类民间团体自治的
趋势越来越强。在国际上，各工业国之间阻碍经济飞跃的藩篱一个接一个地被迅速
拆除，以弱化各民族国家政府某些功能的各区域经济共同体也纷纷建立。甚至在某
些共同体内——如欧盟——不仅已有了共同体的议会，而且连不久前人们想都难以
想像的统一货币问题，已到了沙盘操演的阶段。对此，有的西方社会学者甚至不无
夸张地断言：“实现统一的全球政府的可能性……，从技术的角度讲，阻碍其实现
的障碍正在迅速地被清除。”(格伦斯基《权力与特权》浙江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P
319)这一切，均清楚地表明：生产力的越来越加速度的社会化发展，强劲地促使着
整个生产关系、从而整个社会结构亦越来越广泛的社会化潮流。站在这历史的大潮
面前，我们回顾一下马克思在一百多年前用极清晰的语言所表述的历史唯物论的原
理，以及根据这个原理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运动轨迹，即社会化的生
产力必然会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
，我们除了叹服其理论的逻辑力量外，还能够说些什么呢？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共产”体制的衰落，是人们非难马克思主义的正、
反两大依据。即使如王若水先生这样的不完全否定马克思主义者，也大体支持类似
立场。他说：“时代变了，今天社会主义国家或者转到资本主义，或者采取一些资
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措施；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了一些社会主义性质的措
施。两种制度正在靠近。”在这里，无论“社会主义国家”所采取的“资本主义措
施”，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所采取的“社会主义的措施”，均是被作为“好”、
“善”“有利”一类价值评判上的肯定性符号来表示的。这就难怪王若水先生一方
面也意识到“现在所有自称建成了社会主义的国家，从马克思观点来看，都是不够
格的”，另方面又得出：“要这些国家不用‘社会主义’的名称，也不好办。”这
样令人费解的结论来。正如前所述，只要我们跳出肇始於列宁的这种将马克思主义
的经济学、政治学抽象价值符号化的怪圈，而回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点上，
我们就不难看出：当代“共产”制度的衰亡与资本主义制度的兴盛所展示的，均是
沿着历史演化的同一运行方向，即封建专制特权的生产关系必然要让位於资本主义
的生产关系；而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也必然要向社会化的生产关系的演进而已。
人们常常讥笑马克思主义关於未来社会的描述中有太浓的乌托邦色彩。譬如说消
灭私有制，譬如说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等。是的，倘若我们只是将其当作道德家
的抽象价值观的说教，我们是有理由将其视为空想的；倘若我们再加上苏共、中共
的实践作为证伪的参照系，我们是有理由痛斥其为伪善的。但是，倘若我们着眼於
当代资本主义制度活生生的现实，以及这个现实的发展轨迹所显示的历史逻辑来考
察马克思主义，恐怕我们会惊异的得出另一种结论。
譬如说消灭私有制，这是许多人最难以认同的，尤其是有了苏共、中共那种挂羊
头卖狗肉的封建集权的“公有制”之後。但是，看看今天发达繁荣的西方各国吧：
从瑞典到瑞士，从德国到法国，从日本到澳洲，从美国到加拿大等等，哪一个国家
不在实行高额所得累进税制？有的国家甚至实施到相当“苛酷”的地步。这是什么
？这难道不是国家凭借国家机器这一有组织的暴力在强制进行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吗？而所谓“所有制”，不过是以财富分配为其表现形式的财产在法律上的占有权
，不过是以分配作为其背面的同一财产占有关系而已。任何财产所有制最终必须落
脚到分配上才有其实际意义，也即经分配後的实际收入，才真正体现了事实上的财
产占有。从这种意义上，虽然我们不能说高额累进所得税制等同於“消灭私有制”
，但它无可否认地也具有实际上的“剥夺”大资产的意义，无可否认地具有平衡财
产的实际占有的意义，因而也无可否认地具有生产关系社会化的意义。这就难怪有
人称这种制度为“劫富济贫”；难怪美国一些大资本家为了逃税宁肯放弃美国国籍
而到南美去当小国公民了。尽管对累进所得税率以及相应的福利政策，人们至今争
论不绝，尽管它的发展速度、规模、深度、层次等等，均不能不受到生产力发展的
制约，但是二战後，各西方工业国能持续稳定的发展，革命危机消声匿迹，并由此
带来各资本主义社会的空前大繁荣，不能说与此无关。同样，它所展示的资本主义
生产关系演进的社会化趋势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中所揭示的历史方向之“不谋而
合”，也可说是没有疑义，就更别提实行高额累进税制本身就是共产党宣言中所提
出的一项社会主义政策了。
至於被许多人作为乌托邦倍加嘲弄的“按劳分配”、“按需分配”等等，我只提
及如下两点事实既可:第一，许多中国人在西方国家，均享受着各国普通国民所有的
一般福利，而且有的作为政治难民还特殊地领取相应的额外补贴。可是几乎很少有
人意识到他这是在享受着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主义先哲们当年作为理想所描述过
的“按需分配”。也许有朋友住在那根据“按需分配”提供给他的暖融融的套间里
，正在信笔批判“按需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正在尽情地奚落马克思当
年在伦敦贫民窟的昏暗的油灯下憧憬着的“按需分配”是作美梦呢。第二，我前面
已经引用过的《权利与特权》的作者格伦斯基先生在该书八十三版序言中特别提到
，他需要作出的一个具有理论重要性的修改是，在当时的美国，“按财分配”、按
劳分配”、“按需分配”都在发挥着作用。譬如:“资本收益、股息、房地产、利润
、和资本家的红利按财产的所有而分配；工资、年薪、佣金则作为对工作表现的报
酬而分配；福利支出、食品券、住宅供热支出、医疗补助、以及收入中转化为社会
保障和对老人的医疗照顾的部份、还有免费的公共教育、进入公园、博物馆和其它
公共场所，这些都是按照需要而提供的。从最近的政府资料中判断，美国的国民收
入中，近20％是作为对财产所有的报酬而分配的，70％作为工作报酬，有10％是按
照需要而提供的。”(P5-6)对此，我无须多加一个字。
(六)关於社会党与民主社会主义
二战後，苏共、中共称包括东欧、亚洲、及古巴在内的全部由“共产党”——按
列宁主义模式组建的党——掌权的国家，为社会主义阵营；并将一切非该阵营的工
业化国家称为“资本主义阵营”，而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们
，在分类学的意义上也大体接受了这种划分，只是在识别符号上为了不致引起混乱
而有所不同，如将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一律称之为“共产集权国家”，而将
所谓“资本主义阵营”则称为“工业化民主国家”，等等。西方学者之所以一直不
接受东方集团国家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识别符号，其原因纯粹是技术上的，即避
免其与他们所谓的工业化民主国家概念内的一个亚种“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相混淆
。被西方学者称作“民主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体是指北欧几个由社会民主党长期
执政或主导的斯堪的那维亚国家。而中国的学者，包括民运中的朋友们，尽管几乎
都注意到了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但是也许是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缘由，也许是在近
来西方福利国家关於福利与效率的争论中尚未理出个头绪，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
总之，几乎没有谁将这些国家的现实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起来，也许这其中还有个“
社会党是非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潜意识在作祟吧。是的，由於中共的封锁，由於苏
共、中共的误导，我们所获得的有关民主社会主义国家、有关社会党国际的资料是
少之又少。我们都是以这样的模式被启蒙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又发
展到毛泽东思想。现在，我们的批判则来了个逆向溯源，自以为已批到暴政的老祖
宗了，却未想到其实是那“模式效应”还在起作用。
实际上，在本世纪初叶，在第二国际各国社会党之间由於对“十月革命”所引发
的诸如俄国是否已具备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条件，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是否会由於
有工人阶级领导的政权就可以被“省略”，以及当时是否已到了世界资本主义的垂
死阶段等等分歧，而进行了一场空前的大论战。论战最後以社会党阵营的大分裂为
结局。一九一八年三月，即“十月革命”後四个月，列宁将俄国社会党改名为共产
党，不久又在莫斯科成立了号称第三国际的共产国际，以示与他称作“叛徒”、“
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大本营的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作最後决裂。同时在俄
国国内，则宣布包括社会革命党、社会民主党孟什维克派这些仍隶属於第二国际的
社会党为反革命政党，而对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於是，自此以後，社会党国
际与共产国际便分道扬镳，尽管双方都举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但谁也不承认对方
是马克思主义。这就有点像孙悟空与六耳猕猴激烈相争谁应是唐僧徒弟一般。近一
个世纪以来，双方在各自的道路上均已走了很远。人们现已有足够多的资料来对这
桩世纪公案作出评判了。
尽管中共现在还在作垂死挣扎，但“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在前资本主义国家通
过暴力革命“省略”或跨越资本主义历史阶段的尝试，已告彻底失败。尽管对苏共
、中共的第一代革命家，我们不能贸然地否定他们确曾有过以消除人间不平为己任
的崇高理想；不能轻率地贬低他们确曾有过坚韧不拔的自我牺牲意志。但如果以为
凭这些，就可以算马克思主义，那历史上任何一位农民起义领袖或不少虔诚的宗教
徒便都可称得上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与以往任何理想主义的区
别在於，它是以承认社会的不平等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从而也在现存的历史条件下
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进步的为前提的，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合理
性的基础上来论述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讲，在二十世纪东方
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只有当其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宗旨时，才谈得上
“符合”马克思主义；相反一俟它走上“十月革命”的道路，即抗拒资本主义的发
展，它就实际上与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无缘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了。而抗拒
历史必然性没有不受到历史惩罚的：那些个曾几何时愤世嫉俗壮怀激烈的共产党革
命家，眨眼间便成了旷世千古万夫所指的大暴君、大独裁者；而那一批批豪情满怀
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共产党人，转瞬间却沦为空悲白发遗恨终生的封建王朝的卫道士
、殉葬人，这历史悲剧的残酷逻辑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然而在另一个世界，以承认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为前提，由社会党国
际所代表的西方工业国家的现代工人阶级运动却在持续、健康地发展着，并历经一
百多年结出了它初步的果实。下面我仅从《权利与特权》第十章摘出的几段话以飨
读者，尽管摘引稍长了点，但它对了解我们一直很陌生的当代社会民主党人的业绩
，或许会是大有助益的：在斯堪的那维亚民主国家中，“在权力和特权上的不平等
似乎已接近最低点”；“在瑞典，代表着城市工人阶级特殊利益的社会党，自从一
九三二年以来就一直是处於领导地位的政治势力。除了在一九三六年有短短的三个
月时间例外，其它时间中，社会党人或者单独控制政府，或者在联合政府中充当主
导地位的成份。虽然这一政党的有些领导人是来自中层或上层阶级，但是所有观察
者都同意，它是作为一个属於工人阶级的，由工人阶级组成的，为了工人阶级的利
益的政党而发生作用的，至少在那些与工人阶级利益休戚相关的事务上是如此。这
一点可由上世纪末工会在政党的组成上扮演了主要角色，并仍然继续扮演主导的角
色这一事实看出。近年来该党交纳党费的党员中有三分之二是由其工会‘集体’入
党的工会成员。在瑞典议会的该党代表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或曾经是工会成员。进
一步讲，近年来，几乎有70％的工人阶级的选票投给了社会党，它占了该党所有选
票中的四分之三左右。所有情况中最重要的是，该党的政策一直是朝着提高工人阶
级利益这一目标的，并导致了福利国家的建立。在其中，几乎每一类社会不平等都
极大的被降低了。”“在较为先进的工业社会中，美国和瑞典似乎代表了政治控制
的两种极端类型。大多数其它的工业化国家则介乎其间。其它斯堪的那维亚国家都
是接近瑞典模式的”，“英国在许多方面看起来都大致介乎瑞典和美国类型的中间
”，“法国和意大利的情况同美国的类型更接近”、“联邦德国、瑞士、荷兰、加
拿大、日本和新西兰都是如此”。不过，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
即政治领域中左转的倾向。在几乎所有上述国家中，在政府控制的长期趋势中，都
包含了那些最能反映普通人民的愿望和要求的政党和党内的派别的力量在加强的趋
势。有时候，这种趋势表现为对保守党支持的下降和对自由党与社会党的支持的上
升。其它时候，它又表现为主要政党的立场逐渐地向左偏转。但经常是两种倾向都
很明显，如美国就是这样。这一趋势表明，先进的工业化国家的典型类型最终将实
质地提处於现在美国模式左侧的某一点。”(P339，333-334；336-338)
有必要提及的是：首先，作者并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譬如他在分类上是将列
宁主义大体纳入马克思主义的范畴的，尽管他也注意到第三世界各国在列宁主义旗
帜下的革命运动“完全不是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对历史趋势的分析中所预料到的”(P
11)；其次，这些话是六十年代中期写的，他所依据的资料也到那个时候为止。但在
此後的三十多年里，西方工业国家发生的变化之大，几乎让人有面目全非之感。然
而作者所谓的“向左转”的趋势，即瑞典模式的示范效应，则不仅没有逆转，反而
大大地加速了。以致在中国的学者的文章中，甚至也出现了“联邦德国社会主义”
及“法国式社会主义”这类称谓。至於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政策在几乎所有西方工
业国家蔓延之势，即使并不赞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民运朋友，对此也并不否认。
如果说可以把社会党国际与共产国际所进行的社会实践比作分头进行的两个类型
的实验的话，那么後者的失败是可以预期的。因为它完全没有按老师要求给足的实
验必要条件(资本主义制度充分发展)去做。倘若它真的成功了，那反倒可证明老师
所开出的实验之“必要条件”并非必要了。由此可见，“十月革命”道路的失败，
不仅不能因此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失败，而且在反面的实例上证明了它的“先见之明
”。至於社会党人所作的那个实验，尤其是瑞典及斯堪的那维亚模式，只要看看它
的福利国家模式的示范效应在整个西方工业国家中的发酵功用，便足以见其非凡的
历史性的成功了。
无庸否认，马克思主义学说，尤其是其经济学、政治学中的某些论断已经陈旧了
、过时了。这是由於有的论断本身就是时代感极强且极具针对性的；有的则是历史
的具体演变图式已大大地超出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初所能预料的极限。恩格斯说
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
(马恩选集第三卷，P465)，这对马克思主义当然也不会例外。一定要一百多年前的
马克思对他身後的社会发展样样都料事如神，别说马克思做不到，任何伟大的科学
家都做不到。
实际上，倘若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门社会科学理论，那对它也应当用对一切科学
理论均适用的标准去评判它。譬如，对它那些有关未来社会略图的若干描述，我们
除了应将其作为科学假说来看待外，还能当做什么呢？既然在自然科学界，即使是
在实验室环境中，尚且还有个“测不准原理”，那我们为何却不允许马克思主义有
它的历史误差呢？诚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年未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无产阶级
政党靠选票上台执政，在执政期间某国家政权的阶级性质是什么？能说它就是无产
阶级专政吗？相应地，今天那种给各阶级政党以均等的问政权利的社会制度，还是
传统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制度吗？这些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政治学里，我们均很
难找到现成的答案；而倘若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百多年前依当时的历史状况所作
出的某些结论来剪裁今天的现实，那肯定会是如入迷津的。这就要求今天的人们只
能根据新的历史情况作出新的历史结论了。其实，既然无论在植物界还是动物界，
我们面前均不乏亦此亦彼的品种，那么在社会界，就没有或不可以有这种品种吗(这
里当然不是指当代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共那种“社会主义”的相互“接近”，因为中
共的制度还处於前资本主义或邻近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在那现代社会的“史前时
期”，我们当然也可以找到该阶段的“亦此亦彼”品种，譬如，摆在我们面前的袖
珍标本新加坡，以及全世界形形色色的“新权威主义”体制等等)？倘若答案是肯定
的，那么这种社会的质的规定性又是什么？然而，不论从何种意义上看，当今资本
主义制度中之社会主义因素的大量涌现，都不能不让人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那
种与当代社会的演变共着历史命运的理论魅力。我想，这大概就是当东方非官方知
识份子纷纷以讲马克思主义为不齿时，而西方学术界则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热度不减
的深层原因吧。我相信，在今天，各国社会党人，西方学术界是一定已有着许许多
多面对当代社会尖锐课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著述，尽管其中的若干结论可能已经超
越马克思，扬弃马克思。
若问对马克思主义可不可以批判？答案毫无疑问是肯定的。马克思曾说过他的哲
学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见“《资本论》第二版跋”)。这个既作为宇宙观又作为
方法论的批判哲学，当其以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世间的一切时，不可能将那作为精神
客体亦即作为认识研究之对象的马克思主义自身视为例外；若有例外，那就绝不是
批判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自批判、自扬弃功能，正是其生命
力之所在，也是其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作为宗教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之
所在。郑义先生在他的文章第二部份中引用了一大段恩格斯《反杜林论》中话，并
且几乎在每一句话後都“忍不住加了批注”。并表示请读者原谅他那因“难以抑制
的愤怒”之所为。我作为读者，更作为“亲身体验过(中共式)——请原谅我也“忍
不住”加个注——社会主义制度的匮乏与残暴的人”，岂止谅解，还有理解，更有
共鸣。然而，在共鸣之余，我又不能不扼腕浩叹：“朋友，你恐怕张冠李戴了！马
克思教与马克思主义绝非同一个东西！”是的，作为在自己的祖国倍受奴役、倍遭
欺凌，而又不甘压迫、不甘侮辱的我们，在今天为结束一党专制迎接民主中国的斗
争中，没有任何理由，不从根本上否定中共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继承人的地位，反而
去肯定它的这种地位；没有任何理由，要划地为牢、自我设限地让中共邓力群们如
今天俄共一般，继续假马克思主义的道义力量为宗教，将制度转型期间的中国劳苦
大众的乞食袋当作旗帜去挥舞；没有任何理由，要与那同专制制度不共戴天，饱含
着彻底的人道主义，且有着毫不妥协的革命精神和严整的科学内涵的马克思主义为
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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