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理念的传播者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创始人黄雨川先生采访记
亚 衣
黄雨川，字鸿辉，原籍广东台山，八十年代“中国之春”海外民主运动兴起时最
早起来支持民运的在美华裔人士之一。一九八五年，黄雨川先生与友人一起创办“
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次年开始举办“中国杰出民主人士”评选，至今已有十年
。日前，作为中国海外民运前辈的黄雨川先生愉快地接受了本刊记者的采访。
出生於中国最动荡的时代
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从一九八六年起举办中国杰出民主人士的评选，至今已有
十年。您是基金会的创始人之一，我想先请您向我们的读者作一个自我介绍。
黄：好。我是广东台山人，生於一九一九年，就是很有名的五四运动那年。我这一
生可以说经历了中国最动荡的年代。从我出生起，军阀内战就没有停过。後来是日
本侵略中国，“九一八事变”，“七七庐沟桥事变”，八年抗战胜利後又是国共内
战。记得“九·一八”事变时我刚进中学，完全卷入了抗日救亡运动，经常随高班
同学及大学生下乡宣传抗日和参加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一九三七年我进
入国立中山大学读经济，一九四一年大学毕业後在国民政府农林部、财政部从事农
村经济调查及财政金融统计等工作，之後进入时兴潮出版社任编辑。抗战胜利後我
从重庆回到广州，於一九四六年初受聘到加拿大温哥华侨校教书，两年後约满，转
到纽约大学继续攻读经济。到了一九五零年六月，那时候朝鲜战争还没有开始，我
就回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工作了，干了大概十来年吧，在一九六三年末，有机会
来到香港，做些研究工作，然後接受加州大学的聘请到美国来，约满後从事商业工
作，一直到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了。
亚：记得在四十年代，您在美国纽约曾经和留学生一起组织过“学群座谈会”，您
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吗?
黄：那是在居留纽约的两年多时间里，我和几位留学生组织了每逢星期三晚上三小
时的“学群座谈会”，探讨国家前途，参加者多为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留学
生。当时国内国共内战已经很激烈了，那时候以中国人的观念来讲，在经历过了那
么大的八年抗战的灾难摧残之後，中国应该很好地和平建国了，可是事实上却是国
共两党全面开花地打了起来，这是中国人民的大惨剧。对日抗战的时候有一个口号
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而现在中国人与中国人不仅打，而且是大打。在这样动
荡的时刻，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人，就一直在思念这样一个多难的国家。一些比较关
心国内情势的朋友，一有机会就会聚在一起讨论，从零星的讨论开始，後来到了一
九四八年下半年就定期举行了。名称叫“学群座谈会”，可能是受共产党的“走群
众路线，人民群众是主人”这种观念的影响吧。对参加者没有说什么限制，有兴趣
的我们就欢迎，做正式会员也可以，不做会员也可以，每个礼拜三晚上七点到十点
，坐下来就谈，晚饭自己解决。在讨论时我们是很认真的，谈的内容就是国家大事
：中国往何处去。包括国民党的结果会怎么样，中国将来结果会怎么样，还有什么
叫人民民主专政和共同纲领，那些共产党的概念等等。我们还讨论留学生本身的前
途问题，如果回中国会怎么样，好不好，什么问题都谈。每次围绕一个主题，结束
时确定下一个礼拜的题目。参加者每次一般都有十来人。不过总是非常认真，没有
无故缺席，风雨无阻，座谈会一直延续到一九五一年左右自然解散，因为许多参加
者回国了。
亚：您的意思是说参加座谈会的人後来基本都回大陆去了?
黄：基本上回去了，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回去了。“学群座谈会”的参加者前後
有约三十人返回大陆参加工作，只有三、四位留了下来。留下来的有一对夫妇，男
的已经快要写成博士论文了，坚持要拿到学位再走，女的很积极，急着要回中国，
不肯再等待，两人无法调和，女的终於自杀，是在我们举行座谈会的五层搂公寓窗
口跳下去的。我们夫妇俩是在一九五零年暑假双双回大陆的，那时我的妻子怀孕在
身，还决定要让胎儿在“新中国”诞生呢。
为了苦难中国的重建
亚：那么这个座谈会在当时是自由发起的，还是在共产党的什么背景下形成的?
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从我们的座谈会的会员来看，里面什么人才都有，有点像
美国的一些团体，没有什么党派的名义，可以说我们是无党无派的。我们在美国享
受言论自由，没有什么与共产主义有关系的行为引起FBI的注意。不过实际上呢，其
中也是有党有派，有国民党的人，也有共产党。可当时共产党人没有公开露面，我
们那个时候不知道这些人是共产党员，後来回到国内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人。还有
一些很有一套理论的人，言必称马列，很象共产党员，人们也以为他是共产党员，
其实上他倒不是共产党员。在座谈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具体的活动，如到外面演说
，讲讲中国国内的形势。我们还演戏，排一些简单的独幕剧在学生会里演出，还演
过“白毛女”，出过一个油印的定期通讯，介绍大陆的新气象，包括解放军“不拿
人民的一针一线”等等。一九四九年十月在纽约华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大
游行中，我和其他留学生高举巨幅五星红旗参加了游行，这个红旗还是我妻子漏夜
赶制的呢。在这些活动里面已经有共产党的影响了。可是有趣的是，後来我们回到
大陆以後，共产党又把我们看成右派，看成国民党的什么人。
亚：从当时的学群座谈会的政治基本倾向来说，是不是比较倾向共产党?
黄：对，可以这样讲。因为当时的国民党无可否认是很腐败，抗战的胜利的果实没
有去巩固，贪污得一塌糊涂，对这些问题国民党自己也都承认。那时候我们已经是
厌恶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共产党那方面，拿我们这些座谈会的参加者来说，除了少
数人真正厌恶共产党以外，大多数人对共产党建设新中国抱有一种希望。
亚：当时是什么力量推动您和您的夫人离开美国，回到共产党掌权的“新中国”的
?
黄：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这些人要回中国，不是为了一个党，而是为了这个国家
--中国人的中国，是为这个多难的，经历了长期战争损害的“中国”效劳而回去的
，绝不是为共产党而回去的，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意念。我们回去参加中国的和平
重建工程，这是一个很大的，很光荣的责任，我们也不在意物质上的享受，主要是
为了国家的繁荣。我们没有想回去做官，当教授，当时有一个亲友问我：“你认得
周恩来吗，是他请你回去的”?我觉得奇怪，我回到家乡还要谁请我回去吗?我不需
要他来请。朋友说：“那你麻烦了，难道你不怕共产党”?我说怕什么?我一不求利
，二不求荣，三不求名，回去也不要当什么大官，当大教授。大学教不了，中学、
小学总能教吧，办民众夜校，办一个小小的书店总可以吗。我当时有的主要是一种
创业精神。但是完全没有想到，回去以後没有一两年，整个情况就改变了。事实证
明我们原来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共产党专制制度的罪恶
亚：是不是说您刚回去的一两年间，情况还比较好?
黄：从表面上看，中国大地上已经没有战争，看不见炮火，是一种和平和建设的景
象。但从我第一天踏上国门起，就有一种很不对劲的感觉，这倒不是“事後诸葛亮
”。我是学经济的，我当时感到一种恐怖，是对社会上一种没有理性的做法的恐怖
。我一回到广州，在我的家乡，我土生土长的地方，就看到一种极端的做法，政府
对大小商店，一律不准你关门，如果谁要关门，就说是在搞破坏。我的亲戚当时开
了一个很小的冰淇淋店，没有生意也不能关门，硬要你做下去，否则就要罚款，几
千上万的加税，搞得生意人没有一点办法。共产党说这是一种成功的经济政策，是
陈云的经济政策有效，我不以为然，在经济上强行控制其实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方法
，它可以造成一两年表面的繁荣。当时我虽然觉得这种现象不对头，但是我不敢讲
话，因为一讲不同意见就是“破坏党的政策”。还有土地改革政策，我的一个党员
朋友参加土改回来就直摇头，说在土改中对地主富农要杀就杀，要打就打，非常残
酷。有人後来在批判“文革”时代时回忆说五十年代初期是中国大陆的黄金时代，
我看那时并非黄金时代，“文革”不过是共产党过去一贯政策的延续和扩展。
亚：回忆在中共独裁政权之下受到的迫害是痛苦的，不过，我还是想请您谈一谈自
己所受到的这方面的遭遇。
黄：回国後的十多年中，我先後在北京和山西的几个新闻出版单位担任编辑和采访
工作。由於中共制造不断的的“阶级斗争”，我也一直被卷入其中。我一回到国内
就遇到“审干运动”，也叫“忠诚老实运动”，所有机关干部都被调查一遍，什么
事情都要坦白交代。假如你有一点点海外关系或者以前与国民党有什么关系，都要
被调查，而且使用的方式凌厉，有点恐怖。一九五三年开始了三反运动，以後又是
借揭发“胡风反革命集团”而掀起的肃反运动，那更其激烈。我被怀疑是特务，在
没有任何手续的情况下被关了起来，被斗争、审查了半年。我被关在房子里，除了
吃三顿饭，不能自由行动。这是在一九五四至五五年之间。我难以承受这种状态，
就把自己受到的遭遇完整地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寄的是挂号信。後来这信居然起了
作用，党组织给我平了反，还向我道歉。可是到了“反右”的时候，我给周总理写
信的事情又被翻了出来，党组织说我居然给周总理写信，就把我打成右派，算是“
罪行最轻”的一种。
亚：您後来还被送到北大荒去了?
黄：是的。我被打成右派的几天之後就被送去北大荒。那是在一九五八年八月，我
被送到北大荒的一个劳改农场，名义上不算是劳改犯，不带手铐，每月还给几十元
生活费养家，因为毛泽东把右派算作“人民内部矛盾”，但是我们和劳改犯一样干
活。加上我们这些犯错误的人要“自觉改造，带罪立功”，就需要“更加严格的要
求”，劳改犯逢年过节有的半斤肉，我们却没有。我亲眼看到那些有名有姓的人，
就有五、六个人死在那里，最後倒下来时候，身上一点汗都没有，是活活累死的。
由於自己的坚强的意志和忍耐力，我逃过了死亡关，可以说，我这一条命是拣来的
。
在香港民间研究机构中的工作
亚：您离开大陆之後先到香港?
黄：从一九六三年到香港，一共住了六年，可以说香港是我的第二故乡。那时我在
香港友联研究所工作，这个研究所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退到台湾时，一些大陆知识
分子在香港办起来的。这些人很关心祖国，但不愿意接受共产党的统治，不愿意留
在大陆，也不想去台湾，就来到到香港，起初搞了一个友联出版社，出版儿童读物
。後来办刊物，进一步搞了一个研究所，专门从事中共方面的研究。研究所主要是
收集中共以前和当时的各种资料，订了许多大陆的报刊，只要订得到就订，买得到
就买，然後象图书馆一样。按照政治、社会、经济各个方面把资料分类。因为当时
的共产党封闭，许多西方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来到香港，看到有这么好的出版社和
研究所，而且是公开的，中外学者都喜欢去看资料，订购他们的出版物，所以说友
联研究所很受国外学者欢迎。社会上开始有一个误解，认为友联研究所是有什么政
治背景的反共团体，其实不是。我本来以为自己知道不少共产党的资料，到友联一
看，觉得他们的东西比我了解的还要多得多，还要清楚。我在那里写文章，利用了
那里的很多可贵的资料。
亚：在友联研究所里您主要从事哪一方面的研究?
黄：我在任职於友联研究所当研究员期间，除撰写中共经济概况文章外，还编著了
《中共节育运动》(一九六八年)和《毛泽东生平资料简编》(一九六九年)两书，协
助一位美国学者编写了《刘少奇选集》英文版。《中共节育运动》一书批判了中共
人口政策的严重失误，探讨中共人口问题，颇受好评。一九六九年我受聘於美国加
州大学中国问题研究所，再次来到美国。
友联研究所作为一个民间组织，几十年间在中国大陆和中共资料的收集和保存上
作出了重大贡献。徐东滨先生担任过研究所所长，他还作过《星岛日报》的主笔，
记得几年前他写过关於友联研究所的回忆文章。中美建交之後，大陆陆续开放，国
外学者要进大陆不稀奇了，这样友联研究所就结束了，它的全部材料被香港中文大
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接管。现在研究中国问题的大陆学者和国外学者还到中文大学去
查阅资料。
我对香港很留恋，不仅是因为它那明珠般的美丽，在它成为世界级金融和旅游中
心的背後，隐藏了多少中国人民的血泪。几十年来，上百万同胞为了自由逃离大陆
，来到这个美丽的小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今，他们却要为重新丧失自由而彷
徨。
创建“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
亚：在海外的大陆留学生发起“中国之春”民主运动时，您是在美华侨中最早起来
支持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人士之一，请您说说那时的情况和感受。
黄：我从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底下来到海外自由世界，对在国内这一段时间所受的迫
害和恐惧，总想把它忘掉，当然实际上也忘不了。我在离开加州大学的研究机构之
後就从事商业活动了。就在此时，突然间看到王炳章在大陆的海外留学生中第一个
站出来，召开新闻发布会，说要反对这个专制独裁制度，喊出了民主自由人权法制
的口号，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当时的报纸也作了很大规模的报导。我就主动与他们
联系，愿意为海外民运出一份力量。当时全球的反响的信件就象雪片一样飞来，许
多人表示愿意出钱出力，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中国。我的心情是很激动的。
亚：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逐年举办杰出民主人士评选，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曾
经被人誉之为“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创建民主基金会和设
立杰出民主人士奖的原由和过程?
黄：“中国之春”运动後来尽管发生了一些波折，但是它的历史的功劳是很大的。
我在离开“中国之春”後，一直保存有这样一个理念，就是继续关心国内的民主活
动。我想作一点有实效的事情，通过一种方式。对在中国从事民主运动的人物和事
情作一种公开的肯定，来提醒更多的人的注意。於是我和郭台鉴、杨云、孙鲁正、
梁冬、江文、林剑明等人一起，一九八五年在加州成立了“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
，作为非盈利的民间团体，争取捐款。基金会成立後，我曾经到加拿大、东南亚：
各国和台湾、香港等地宣传和筹款，并邀请评选委员。说到筹款，虽然获得过几万
美元的承诺，但是结果分文未收到。我们成了没有基金的基金会。即使到今天，基
金会筹款还很吃力。从第二年开始，基金会开始了评选“对促进中国民主法治自由
人权有杰出贡献之人士或著作”的奖励活动，後来就简称为“杰出民主人士”奖。
在聘请评选委员方面倒很成功，委员们都欣然接受，义务担任，连得前来参加颁奖
典礼都是委员们自费的，令人感动。
亚：这里所说的中国，不光是指中国大陆。
黄：我们一开始就确定每年要有三名获奖人，第一届的获奖人全是大陆的，第二年
起就包括大陆和台湾、香港三地的人选。台湾在民主政治上当然要比大陆进步，但
是不尽善尽美；香港是殖民地，地位特殊。李拄铭说过，大陆、台湾和香港是一个
相互影响的“铁三角”，是关系到中国前途的不可分割的三个地区。一九八九年六
四之後，中国大陆的民主问题更为国际社会关注。
为了传播现代民主理念
亚：基金会的名称叫“民主教育基金会”，是不是在对教育事业上有特别的支持?
黄：这里所说的“教育”是广义的概念，不是专指学校等等教育部门，主要是对整
个民族的民主理念的教育起到一个推广作用。我们希望在大家共同探讨的过程中，
在对一些人的活动行为作出评价和奖励的过程来推动中国民主运动，传播现代民主
理念，为社会树立楷模。我们基金会的理事会无权投票，而是专门设立了评选委员
会，最初有十六人，评选委员是没有党派色彩的关心中国民主改革前途的学者专家
和媒体代表。第一届的评选委员中就有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教授许倬云、哥伦比亚
大学东亚语言文化教授夏志清、作家白先勇、，香港《争鸣》杂志总编辑温辉、《
百姓》杂志社长陆铿、《中国之春》杂志主编王炳章等人。在获奖的候选人提出之
後，我们经过调查核实事实和再三比较，再提供评选委员们投票表决。在评奖中有
不同意见的争论，也就是我们共同接受民主教育的过程。第一届获奖者是魏京生、
王若水、刘宾雁三人，魏京生是大陆争取民主的杰出人物，王若水的贡献主要在理
论方面，刘宾雁是文艺方面。
亚：台湾和香港的获奖人士能否也介绍一下?
黄：第二届杰出人士大陆是方励之，香港是李柱铭，台湾是费希平。大陆、香港和
台湾三个地区不能以人口来作比例。在台湾和香港，挑选获奖者的余地就小得多了
，因为在那里从事民主活动起码不要象在大陆那样冒生命的危险了。费希平是国民
党的大老，也是民进党的创始人，在台湾的民主政治的发展上作了很多工作，也有
很多著作。他与雷震一起，受尽了国民党一党专制的迫害。一九九一年的台湾获奖
者陶百川，曾经被提名多次，九十岁那年才被选上，这么大的年纪还在为中国的统
一问题而奔波。一九九零年的台湾获奖人柴松林教授，虽然没有参加反抗专制制度
的民主运动，但是在台湾建立了保护消费者权益的联谊会，跑遍台湾，很得民众欢
迎。台湾有一段时间对掺假的商品没有办法，法律上也没有制约，柴松林教授就开
始作了维护消费者利益的事情，这是广义的人权保障，坚持多年，那些掺假的厂商
、奸商就受到社会的批评和监督，我们颁奖给柴教授，也就把民主的理念拉宽了。
王军涛之所以获奖是在於他与陈子明一起作的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显示了民众意
见的重要性。
亚：您现在还在基金会中担任职务吗?
黄：自基金会成立以来，我连任了三届会长，一九九二年七月获得理事会同意辞职
，杜维新先生被选为会长，我被提名为基金会荣誉会长。基金会的现任会长为贾育
台先生，我还担任理事，参加工作。
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
亚：依据您的丰富的生活经历，您对中国当代政治变动，比如江泽民主导的共产党
政策有什么评论，对中国政治的未来发展有什么见解?
黄：自鸦片战争以来，千千万万中国人为追求国家的繁荣富强和自由民主而牺牲，
在日本侵华战争和国共内战浩劫之後，国民党退守台湾，厉行改革，开放党禁、报
禁，而中共则继续推行阶级斗争，使中华民族几乎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近年来中共
强调对外开放，积极推行经济改革政策，获得很大成绩，值得称赞，但是中共强调
四个坚持，拒绝政治改革，破坏自己制定的宪法所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和集会结社
自由，这样经济改革就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和舆论监督，必然导致官倒横行，贪污
泛滥，社会矛盾加剧，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事件就是明证，去年揭发出来的北京官
员的特大贪污案更不用说了。我认为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不顺应这个潮流的专制
制度不会长久。近百年共产主义的衰落证明了孙中山先生的卓见：“世界潮流，浩
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希望共产党内的有识之士能认清这一潮流。
对江泽民我谈不上研究，江泽民是共产党的第二代领导(亚：依据共产党的官方说
法，他是第三代领导核心)，很抱歉，我一直把邓小平和毛泽东是看做一代人，是同
一个时代的。现在的一代与以往不一样，多少吃过资产阶级的洋荤，是被资产阶级
“精神污染过”的人，很难再走上共产党原来的阶级斗争道路。当然，共产党的习
惯传统又在要求他们依照阶级斗争的理念去统治，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江泽民不
是延安出身，不是军头出身，看上去做得很累，他能否跳出共产党原有的局面，看
来没有那么大的魄力。
亚：有不少人把中国的未来希望寄托在中共“和平演变”上，您的看法如何?
黄：我觉得不管叫演变还是演进，我还是希望和平地进行，否则就是暴力演变了。
中国民族一百多年来内乱外患，实在够惨的了。对几千万中国人的死亡，除了日本
人，共产党应当负责，国民党也有责任。到了今天，如果共产党还不利用国际的和
平环境和国内人心思变的大好形势进行政治经济同时改革的和平转变，还要靠暴力
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那绝对是不会长久的。不管怎样，中国需要和平演变而不是诉
诸暴力，如果诉诸暴力，绝对不是任何一个个人或整党能够控制的了的。对中国社
会来说，暴力不可取，最好的办法是和平转变。
亚：在台湾海峡两岸局势发展上，您有什么看法?
黄：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不要暴力和战争，要和平。在目前海峡两岸这样紧张的情
况下，弄得不好就会炮火连天，中国大陆和平演变的机会就会消失。我不希望这样
。共产党万万不能动武，谁动武就是千古罪人，因为中华民族的灾难已经够深重的
了。
亚：年青时代您曾经参加过抗日救亡运动，您对於中日关系和目前中国政府的对日
政策，您有什么看法?
黄：中国政府的对日本政策使人非常失望，也很难理解。八年抗战时，共产党也受
日本人的屠杀和欺负。为什么在改革开放中，为了日本的一些贷款，就屈膝得那么
厉害?国内老百姓提出对日本索赔，政府就压制。共产党常常说自己最讲原则，这个
问题上坚持什么原则?对人民有什么好处?共产党现在是利用中国的经济市场玩日本
牌，以对付欧洲和美国。中国当然可以欢迎日本投资，但是不能忘记历史。
搞民运、做生意都要有毅力和耐力
亚：您是海外中国民主运动的多年参与者，现在还担任民运组织的顾问，对於海外
民运的现状，您是否愿意作一些评论?
黄：说起民运组织的顾问，我要利用这个机会说明一下。我历来喜欢参加民运的实
际活动而不喜欢挂名。“民联阵”在旧金山开二大，选举王若望为顾问，也要我当
顾问，我当时列席了大会，但是在最後选举时我没有参加。徐邦泰後来对我大会选
我作顾问，我说多谢大家的好意，但我没有时间，不想担任这个职务，请他把我的
意见告诉大家。那次选举时我不在场没有机会跟大家说，希望借助贵刊帮我更正一
下。
对海外民运的现状，我想从华盛顿会议谈起。我和许多人一样当时对大会寄予很
大希望，但是结果出人意外。事隔三年，还是有许多经验值得汲取的。我们现在在
海外从事和平理性的公开的民运活动，但是我们原先在专制统治底下的生活方式带
来的影响还存在，除了客观环境的影响外，有些人在主观上努力不够，也值得反思
。比如民运组织的会议我参加了不少，在一些年会或者某些重大的会议上，与会者
应当是非常认真的。但是有些会议开成了台湾人所说的“大拜拜”，不少人不在会
场认真开会，而是在外面聊天的聊天，抽烟的抽烟，到选举时候又一下子冲进会场
。看到这种情形我很难过。其实民运开会应该是辛苦的，不是八小时工作，而是十
几个小时的工作，至少参加者应当在里面讨论问题，争取发言。直到今天，我想起
这些事情还难过。也许这是在大陆独裁政权下造成的会议风气，来到海外就不能改
吗。还有，民运团体不管有多少人员，一千，五百，三百、两百，这些人缴了会费
没有?没有缴会费的人组织上有没有去催?真正做事情的人有多少?民运组织遭受一些
失败没什么了不起，但是要有毅力和耐力，克服自身的缺点，力求上进。
亚：现在，不少在海外的中国学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商业活动，作为有多年从商经
验的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和建议?您还作生意吗?
黄：我现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做生意了。我年纪大了，有点发言权。我觉得最
主要的是对自己要有足够的评价。不管你的理想是搞民运还是赚钱，都是自己的自
由，只要不违法，都应当得到尊重。对别人的理想我们都要尊重。看到当年天安门
出来的人不搞民运而是去作生意了，我们不能说闲话，不必过多评头论足。当年他
们对民主运动的贡献应当肯定，现在他们要赚钱也完全可以，任何个人的选择都要
被尊重。这是第一。第二，作生意也要付出代价，从来没有听说不付出代价就可以
有收获的，有些人毅力不够，三分钟热度，不够投入。记得抗日时日本人曾经讥笑
中国人是“三分钟热度”，我们一定要有毅力。还有第三，就是要讲信用和责任感
，搞民主要讲信用，在赚钱上也要有信用。借钱不还，为自己赚钱而损害别人的利
益，冒用他人的信用卡的事情都不好。至於有些人已经消极下来，却还陶醉於过去
的成绩而不肯继续前进，那更使人惋惜。
亚：谢谢雨川先生语重心长的教导，祝您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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