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人类的孩子
--记张淑云艾明的瑞典之行
茉莉
在张淑云医生和艾明来瑞典的前两天，斯德哥尔摩的报纸早就预告了这一消息，
感谢向日葵组织把来自中国孤儿院的张淑云医生和艾明迎进瑞典来。
实际上，应该感谢的除了美丽善良的女孩琳达发起的瑞典少年儿童组织“向日葵
”之外，还有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中国的人权而工作的大赦国际瑞典分部中国小组
，以及主要由旅瑞的中国人组成的人权组织“六四联合会”。
从四月二十日到二十八日九天的时间里，瑞典方面的朋友为他们安排了十八次各
种形式的访问演讲活动，和最关心中国孤儿问题的瑞典人民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在
张淑云艾明的这些活动中，包括：接受“六四联合会”颁发的人权纪念奖，参加“
向日葵”组织举行的以关怀中国孤儿为主题的音乐演讲集会，在大赦国际举办的新
闻招待会上接受电视报纸等媒体采访，会见政府外交部官员，在国会向各党派议员
为被虐杀的中国孤儿院的孤儿作证，访问SOS国际儿童村，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
、师范学校幼儿专业和阿道夫·弗里德里克中学演讲，访问曾给魏京生颁奖的“纪
念乌拉夫·帕尔梅国际理解和公共安全基金会”和瑞典的一些基督教会组织，最後
在斯德哥尔摩福音教堂和北欧的华人基督徒一起为中国孤儿祈祷。
瑞典人民用来迎接张淑云艾明的，除了鲜花、掌声、温暖的友情，还有一片啜泣
呜咽和无数个叫人痛苦得揪心的问题。
荣获人权纪念奖名至实归
张淑云艾明抵瑞的第二天，瑞典“六四联合会”即在为他们举办的演讲会上给他
们颁发了人权纪念奖，以表彰他们多年来不屈不挠地为上海孤儿院有记录在案的四
百七十名被虐杀的残疾孤儿伸张正义的抗争。
在聆听张淑云艾明演讲的“六四联合会”成员中，有好几个来自上海，这些上海
老乡特别仔细地询问了上海孤儿的惨况和上海有关方面处理此案的做法。於是我们
知道了在上海这座大都市中，有那么些优秀正直的中国人和那么多冷酷残忍的人渣
败类。
六十年代毕业於北京医学院的张淑云医师原来在上海医院做过多年内科和儿科医
生，後在职业病研究所从事科研。一九八八年，上海市民政局把她调到上海儿童福
利院，原是让她去当院长的。但就在考察期间，她看到一个又一个残疾儿被人为地
饿死、冻死及受到残酷的体罚，她便无法为得到官位而对这些可怕的事情坐视不管
。
最初，她拿出自己的钱买食物喂孩子，细心地为他们治病。但後来她发现凭她个
人的能力，远远救不了那么多被人故意作贱摧残的孤儿。作为一个一贯相信共产党
政府，只埋头业务实行救死扶伤的医生，她想她应该向党和政府反映情况以解决问
题。此後，她从找副院长韩伟成(一个虐杀、强奸孤儿恶贯满盈的凶手)谈话开始，
到向市民政局、公安局及市纪委层层举报，希望能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使孤儿的状
况得到改善。
在为孤儿们的悲惨命运奋斗的五年中，张淑云和她孤儿院的同事得到了一些有人
道良知的共产党干部、人民代表、律师和记者的支持。这些干部、人大代表马上去
孤儿院明察暗访，一次就发现三包共七具孤儿尸首，还有被捆绑在床上被吊着受罚
的病残儿。从人大代表们哭着剪断捆吊可怜孩子们的绳子那天起，他们便开始紧急
呼吁。这些见於《光明日报内参》、《工会简报》、上海《劳动报》上揭露真相的
文章，以及无数的签名举报信和调查报告，堆起来有厚厚的一大叠。而张淑云和她
的那些勇敢无畏的战友们终告失败，并反遭迫害被逼逃亡的原因，一是由於中国共
产党政府视孤儿生命为草芥，欲掩盖其严重侵犯人权的罪过;二是由於自从“上海帮
”的江泽民上调中央，上海就成了“模范城市”，所以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
(现任中国副总理)，分管民政卫生的女副市长谢丽娟(因为“上海帮”掩盖孤儿院罪
行有功，现已提拔到全国政协)一定要不遗余力地捂住盖子，他们使尽了卑劣手段以
封住所有举报人的嘴。
有资格与张淑云艾明分享这份“人权纪念奖”的荣光的，还有一连串光辉的名字
，他们是“人大代表马咪咪、高君珠、徐新远，老律师石圣仁，《光明日报》记者
余传诗，《劳动报》记者张伟强……。正因为还有他们那样高尚的中国人存在，使
我们不至於在承认自己是中国人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们孩子帮孩子
在瑞典最动人的一幕，是张淑云和艾明应邀参加“向日葵”组织的音乐演讲集会
。自中国孤儿院事件被揭露以来。这是全世界第一次，由瑞典的孩子首先喊出“我
们孩子帮孩子”的口号。
斯德哥尔摩四月的晚上仍有几分寒意。几百个音乐中学的孩子迎着夜风在市中心
塞尔盖勒广场为遥远的中国被抛弃被虐待的孤儿们放声高歌。他们集体歌唱《自由
颂》，少年吉他歌手独唱瑞典儿歌《新降生的孩子》，摇滚乐队的合奏紧扣人的心
弦，把集会气氛推向高潮。他们的老师则站在一旁为他们鼓掌。
在歌声与诗歌朗诵之中，穿插着张淑云艾明和“向日葵”的组织者琳达的演讲。
艾明激动地对瑞典的孩子们说：
“我姓艾，一九七二年，和我同一个月被送进上海孤儿院的十几个孩子都姓艾。
到现在他们都被折磨死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所以命运让我出来揭发这些可怕
的真实。”
张淑云向这些受瑞典人道主义传统熏陶的孩子们深表感谢。她说“瑞典孩子对中
国孤儿的爱必将洒向全世界，全世界的孩子都应该互相关爱！”
十六岁的小姑娘琳达，是“向日葵”组织“关怀中国孤儿”活动的发起人。据她
的妈妈--提供我们食宿的好客的女主人告诉我说，当小琳达九岁的时候，她的一个
同学得了癌症，多才多艺的小琳达便跑到地铁站去唱歌，用伴着泪水的美妙歌声为
重病的同学募捐。自从看了报导中国孤儿问题的英国电视片，小琳达带着与她年龄
不相称的沉痛神色对妈妈说，她总得做点什么。
现将琳达的瑞文演讲内容翻译摘录於下：
“在中国，许多孩子在政府的孤儿院死去。他们的生命本来可以被救，如果他们
获得帮助的话，以前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现在我们知道了，我们就有了责任。
我们有言论自由，所以我们必须说话！
我们不能对事实闭上眼睛！
前几天，我碰上一个人。他说，这不是瑞典的孩子在死，是中国的，为什么我们
要为他们做些什么呢？
他不明白，这里只有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属於我们大家！这不是中国的孩子在死
去，他们是我们人类的孩子！
向日葵组织感谢张淑云艾明给我们提供了真实情况，我们将继续为中国孤儿院的
儿童的权益而斗争！”
令笔者感到安慰的是，不光许多瑞典人带着孩子在工作後赶来参加集会，还有不
少中国人也扶老携幼地赶来了。毕竟，有这么多明智的中国人认识到，我们只能勇
敢地直面中国丑陋的一面，才有可能求得改善。
瑞典孩子的歌声在夜空中回荡，中国孤儿是我们人类的孩子！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来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然而它似乎已经在当今中国失
传了。一方面，我们把自己的孩子宝贝娇惯得像“小皇帝”，另一方面，我们对已
被大量证据证实的孤儿惨况保持沉默。即使在目前还享有言论自由的香港台湾，在
两次英国纪录片播放之後也听不到多大反响。
更有甚者。在借“自由”之名攻击他人无所不用其极也不用负责任的电脑网络里
，有人恶毒地骂道：“中国孤儿的事情关外国人屁事”。不知这位先生(或女士)是
否把中国孤儿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管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几十万中国孤儿有福
了。
然而，在中国失传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古风，笔者却在众多的瑞典妇女身
上看到。在为联络张淑云访瑞典事宜忙碌时，笔者所在的学校一律大开绿灯，一些
女教师还打来电话热情地打气鼓励。
去年七月，当第一部英国纪录片《死亡之屋》播放後，有三个瑞典妇女带着她们
的小女孩和一份有近三万人签名的抗议名单去了中国中国驻瑞典大使馆。当她们通
过敞开的无人管理的大门、径直向办公楼走去时，她们被中国大使馆以“非法入侵
”罪名扣留了两个小时。笔者记忆犹新的一件事是，在她们被扣留等待警察前来处
理期间，几个大使馆的中国官员友好地逗她们孩子玩，并对她们说：“你们都有一
颗好心肠。”看来某些中共官员比在电脑里骂人的人更通人性。
扣留事件过去快一年了。这几个瑞典妇女还在继续为中国孤儿呼吁。如果问她们
为什么要坚持不懈地这么做，笔者认为，这是由於中国孤儿院事件严重伤害了她们
做母亲的感情，她们在死死地捍卫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小孤女和她们自己的小女孩
应有同样的生存和幸福的权利。
而招待张淑云艾明的女主人--病休在家的伊玲，她只是每天默默地找出艾明的脏
衣服，一件一件洗净烫好，放在艾明的床头。她给了在中国孤儿院二十年的艾明一
份瑞典母亲的爱。
在张淑云艾明多达十八次的访瑞活动中，需要好几个义务翻译轮流工作。笔者负
责他们的日常起居。本人的拿手好戏是，有时竟然把湖南普通话说给瑞典朋友听，
再把结结巴巴的瑞典话说给张淑云艾明听。好在人们心灵相通，笑声可以弥补语言
的不足。
但是真正的翻译是极为辛苦的。有时从清晨到深夜一连三、四场演讲访问，大赦
国际中国小组的丹尼尔头脑中的电脑在超负荷运转。最令笔者感动的，是即将临产
的怀孕妇女安娜小姐。她挺着大肚子，忍着身体的不适，长时间地在新闻招待会上
做非常传神达意的翻译。在瑞典孩子举办的音乐演讲集会上，安娜久立在寒风中翻
译。她的一个孩子睡在旁边的摇篮里，另一个孩子则在她的腹中躁动欲出。
因为爱自己的孩子，也就爱了被别人遗弃的孩子。这就是母性的光辉！
难以回答的问题
在与瑞典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儿童组织和人权组织成员、大中学师生、各媒体
记者和各教会信徒会见时，张淑云艾明出示了大量证据。其中有：一大本一大本濒
临死亡和已经死亡的惨不忍睹的孤儿照片，这些是艾明在深夜趁值班人员打麻将时
拍摄的;一大叠一大叠中共官方文件，其中既有发表在各报纸上的报道和民政部年鉴
中的统计数字等公开资料，也有人大代表上书、政府各衙门机关的批示等内部文件
;还有许多伪造得错误百出的儿童死亡病历和中共政府官员在和上书请愿的代表们谈
判时的“名人名言”。
由於本文篇幅有限，笔者只能摘取几句我们的“父母官”大人的名言供读者欣赏
。
其一，上海市经济学院知名教授冯大国在得知大批孤儿被虐杀的惨况後挺身而出
，仗义执言，当时的市委书记吴邦国马上找他做交易，要他保持沉默。吴邦国说：
“这些事要是让外国人知道了，可是人权问题啊！”
其二，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主治医生杨雅明，在交通大学的医学交流会上亲手把联
名举报信及大量骇人听闻的证据交给当时的女副市长谢丽娟，其他的举报者都在电
视上看到谢丽娟在台上翻阅这些材料。可是不久，谢丽娟女士却跑去孤儿院和头号
凶手韩伟成亲亲热热地合影见报。谢丽娟说：“看来孩子们的脸色很好嘛，孤儿院
的工作一年比一年好！”
其三，中国民政副部长在一次听取上海市代表反映情况时说：“你们上海市孤儿
院死亡率达百分之八十算什么，告诉你，比你们死亡率更高的有的是！
够了，不用多说了，我们中国老百姓已经知道，我们的“父母官”头上的乌纱帽
用什么染成。
但是人家外国人不明白，尤其是生活在有着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高度保护儿
童权益的瑞典和瑞典孩子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们在不再怀疑孤儿院事件的真实
性之後，他们在掩面饮泣之後，向我们提出了无数的问题。
在此，笔者只能略举几例：
一、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父母抛弃自己的孩子？
二、那些孤儿院的领导和职工为什么要那么残忍地虐待那些没有父母的孩子？他
们自己家里是否有孩子？
三、中国孤儿院有牛奶有食物，为什么不给孩子吃？如果一定要他们死，为什么
不马上杀死他们，而让他们受尽折磨而死？
四、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惩罚那些虐待孩子的人？中国政府的代表不是积极的签定
了联合国儿童公约吗？为什么他们不遵守？
五、我们瑞典政府每次都向中国政府提孤儿院问题。我们想要给钱给中国孤儿院
，但只要我们一提人权问题，他们就不要钱。只要不提人权，他们什么都要。我们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与中国政府接触最好？(注：瑞典政府已於去年九月与中国政府签
订协议，承诺投资和援助中国几个偏远省份的孤儿院。)
六、中国人民知不知道孤儿院的事情？为什么人民不起来反对？
七、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为什么没有对生命的尊重？
这些问题，远不是张淑云、艾明和笔者(属张淑云创设的“中国孤儿关怀组织”的
成员之一)能够回答得圆满的。谨借此文求教於中国政府和中国广大人民。
在教堂为中国孤儿祈祷
张淑云艾明访瑞的最後一天，我们一起去了斯德哥尔摩福音堂，和北欧华人基督
徒一起向上帝祈祷。
笔者不信什么神，却对仁慈的虔诚奉献的宗教徒充满敬意。尤其当笔者知道，是
香港基督教义工帮助英国电视台拍摄到大陆各城市孤儿惨况。她们因此被逐出大陆
，失去为孤儿服务的机会。
而张淑云艾明所在的上海儿童福利院也与宗教有关。这个孤儿院的前身是中国天
主教徒陆伯鸿於一九一一年创办的育婴堂，後为法国修女管理。尽管中国政府一直
在宣传“帝国主义”如何如何虐待孤儿，但一个曾在这个育婴堂工作过的老妇产科
医生说，绝不是中国政府说的那回事。这位老医生回忆道，那时育婴堂给孩子吃的
是美国牛奶，而天主教嬷嬷吃的是糙米。没有一个嬷嬷敢偷喝一口给孤儿的牛奶。
她们那时每天给孤儿量体重，检查身体，以保证孩子健康成长。
这也是中国现政府一定要掩盖孤儿院罪行的一个原因，他们不能让别人说上帝的
仆人要比共产党好。
在优美的教堂唱诗中，笔者不由得也对上帝产生了一点感恩的心情。但当张淑云
向华人基督徒们演讲，那些孤儿惨死的镜头再一次掠过眼帘，又倔又直的笔者忍不
住在心里悲愤地质问上帝。
“当那么多孤儿临死呼救时，上帝，您在哪里？”
如果我们看不到神的显灵，如果我们等不到上帝将韩伟成们捉拿到地狱里去受罚
，那么我们能依靠谁呢？
我们只能依靠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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