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交恶与汉藏对话
齐墨
中德蜜月时期
中共在欧洲最为密切的盟国是德国。德国不仅是中国大陆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也是政治上的盟友。从一九九零年以来，德国对中国的贸易增长了一倍。根据去
年的统计，中国出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香港、日本、美国、韩国、德国、台
湾；中国进口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日本、美国、台湾、韩国、香港、德国。去
年德国从中国进口的价值为五十七亿美金，向中国出口的价值为八十亿美金。最近
，德国的统计认为，德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四大贸易国。但中国与德国的统计方法
并不一样，比如，德国将中国经过香港到达德国的货物，也算中国向德国出口的价
值。所以根据中国的统计，中国对德国的贸易逆差在去年为二十五美金左右。但德
国的统计结果相反，根据德方统计，德国在对中国的贸易中一直有逆差。
欧盟，特别是德国，成了中共在外交和外贸中对抗美国的一张王牌。每当中国与
美国的关系因为贸易冲突或政治、人权冲突出现困难时，中共就毫不犹豫地转向欧
洲，将订单给德国或法国的厂家。特别是前些年法国因为向台湾出售军舰、英国因
为香港问题而与中共关系冷淡时，德国成了中共在欧洲的一个可靠的盟友。从八十
年代中期开始，中共外交部也调整了驻欧洲使馆的职责，原先由驻法国大使担任的
“西欧片”负责人的位置，改由驻德国的大使担任。现在中共驻德国大使梅兆荣，
在五年前已经是副部长级的大使，不仅主管对德国的关系，也主管西欧的事务。
从德国政府对待西藏问题的态度上，也可以看出中共与德国的密切关系。一九八
七年七月，德国总理科尔正式访问西藏。他是西方第一位正式访问西藏的政府首脑
。在此之前，虽然一些西方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曾经访问过西藏，但都是先在
中国的其他地区宣布结束正式的官方访问活动，然後以私人身份到达西藏。科尔的
西藏之行，受到人权组织和反对党的批评，被认为是支持中共对西藏的占领，为中
共的行为背书。但科尔为实现自己从童年时代起就怀有的浏览西藏的“梦”，还是
踏上了世界屋脊。
当台湾从法国购买军舰时，也曾经向德国联系购买潜艇。但德国政府和议会都没
有批准这笔生意。当时为台湾游说的团体和个人很多，德国政府也受到了压力。在
我们拜访德国有关主管部门时也曾经提出过这个问题，得到的回答是：负责台湾防
御的是美国，台湾可以从美国得到足够的防备中共进犯的武器。台湾向其他国家，
比如向法国购买武器，其目的是搅乱这些国家的“中国政策”，并非真的需要这些
国家的武器。德国外交家还特意说，德国不会像法国那样，被台湾的订单搅乱了对
中国的政策。
从战略的角度讲，在冷战时代，中共与西德有共同的战略利益所在。当时双方都
对苏联的威胁感到忧虑，要从东、西方联手对付苏联；那时德国没有统一，而中共
一直表态支持两个德国的统一。在冷战时代刚刚结束时，中国与德国一时还没有找
到新的利益结合点。六四屠杀後，德国也与西方国家一样，对中共进行过制裁。但
在一九九一年，德国方面就宣布恢复与中国的正常关系。之後，德国将自己的利益
限定在欧洲，致力於推进西欧的整合和联盟，对亚洲的事务不是很感兴趣。
两德统一之後，德国很想在世界上扮演大国的角色，积极争取成为联合国安全理
事会常任理事国。而中共为了得到德国经济上的支持以对抗美国的人权压力，也投
其所好，表态支持德国的要求。这样，中共与德国又找到了新的利益结合点。而到
一九九四年，德国统一对经济造成的重大负担的後果已经露出端倪，德国的失业人
数迅速增加，很快达到了二次世界大战後前所未有的程度，经济上亮起了红灯。这
时德国政府发现，德国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投资起步太晚了，必须急起直追。
德国当时在中国投资，不到中国接受整个外资的百分之四。於是，德国政府制定了
“亚洲计划”，并与民间的经济机构与企业联合，推动大规模的进军中国市场的运
动。几年下来，德国在中国市场上的占有率也很可观。目前，西门子公司已经在中
国有三十六个合资企业，不久的将来要发展到六十个。很多德国企业已经感到，能
否在中国占有一席之地，事关企业的生死存亡。
德国的科尔总理也将中国事务列为“首长事业”，亲自决定对中国的各项政策。
在很多时候，科尔的决定与德国议会，甚至与德国的外交部也有冲突。比如，去年
十一月科尔访问中国大陆时，曾经在天津拜访过解放军的一个师。此一举动，当时
就受到外交部主管中国事务的专家的反对，但科尔一意孤行，结果在德国引起了一
片声讨之声。人们不理解的是科尔访问这个军营要达到的目的何在。既然科尔反复
强调不与中共进行军火生意，为什么要到军营去？今年二月，在泰国曼谷举行欧亚
高峰会议时，德国外长金克尔主张要与中国等亚洲国家讨论人权问题，对损害人权
的行为提出批评。但总理科尔反对在会上讨论人权问题。最後，虽然欧洲国家提到
过保护工人权利的问题，但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反驳说，西方国家讨论此一问
题，并非是为了改善东方国家工人的权利，而是为了减低东方国家出口货物的竞争
能力，因为工人的福利高了，生产成本就会上升。而欧洲国家对於亚洲国家的此一
说法，竟然不知如何回应。对於这个问题，确实需要我们认真考虑，提出反驳。
关系恶化的前奏
中共与德国的关系最近出现的一系列戏剧性变化，其主要原因在於双方对於西藏
问题看法的不同。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最早出现的不和之音是魏京生被捕的消息宣布。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德国总
理科尔访问北京回到德国的第二天，中共就宣布公开逮捕魏京生，这不啻是给科尔
一个公开的耳刮。在科尔访问大陆前，在德国定居的魏京生的胞妹魏姗姗曾经写信
给他，要他向中共询问魏京生的下落，民阵民联德国分部和其他人权组织也提出了
同样的要求。根据德国外交部透出的消息判断，科尔在北京曾经向中共提到过魏京
生一案，但中共没有给予任何具体答复。後来德国的外交官猜测，魏京生的案子要
由邓小平亲自拍板，别人无法说话。无论如何，在科尔刚刚离开北京後，中共就宣
布公开逮捕魏京生，显然是要给科尔等西方政客一个表示，中共在人权问题上不会
向西方国家让步了。
今年二月底到六月下旬，在德国的国家艺术展览大厅举办了轰动一时的中国现代
画展。德国方面不惜花费巨资，邀请了二十多个具有反叛色彩的画家来德国参加画
展，挑选出来的前卫作品，大多出自非官方画家的笔下，在中国的公开展所恐怕是
看不到的。开幕式上，主办者还邀请了魏姗姗作为中国的画家演讲，并在此後又制
作了一个电视片，请魏姗姗和廖天琪参加。中共大使梅兆荣本来要出席此一画展，
但因魏姗姗的出席而拒绝到场。
接着就发生了“中国文化节”事件。去年中共文化部和德国的慕尼黑市就已经商
定，在今年六月在德国慕尼黑市举办二十一天的“中国文化节”活动，中国方面将
派出一百八十多人组成的人数空前的文化艺术代表团参加，还将提供十三万马克的
资助。德国方面则提供上百万马克的款项。慕尼黑市各方面的政治力量曾经就此活
动举行过一次讨论，左派在会上提出，文化节要反映中共的人权问题，不能光展示
中国光明的一面。受委托承办的一个公司表示，将在这个活动期间，在慕尼黑安排
三场公开的讨论会，题目分别涉及到中国的“个人与社会”、“资本主义与人权”
和德国汉学家关於中国的传统看法。这一平衡安排被慕尼黑市接受了。承办者於是
邀请魏珊珊、吴弘达、韩东方、Bork(被中共今年赶出北京的德国《法兰克福环球报
》记者)、马汉茂教授、廖天琪等人参加。
中共使馆在看到这份名单後，极为愤怒，立即向德国反面施加压力。首先，中共
外交部在北京找到德国“哥德学院”负责人提出抗议，因为哥德学院也是主办单位
之一。中共表示，上面提到的几个人，一定不能参加在文化节期间的讨论会，否则
中共方面关闭在北京的哥德学院，并拒绝派人到德国参加活动。哥德学院立即示弱
，表示不再参与筹办文化节。中共方面继续向主办公开讨论会的BECK论坛提出抗议
，被该论坛据理驳回。於是，中共提出另外一个方案，即一定要将韩东方的名字从
讲演的名单中划调。参与讨论会协商的民阵民联人权委员会主席廖天琪和笔者都同
意采取一个变通的办法：不在海报上写韩东方的名字，但仍然要他出席讨论会。此
外，由於吴弘达有别的安排不克出席，经过廖天琪与各方面协商後，决定请刚刚逃
出虎口的刘刚参加。在海报印刷的最後一刻，廖天琪还在与王军涛等人讨论刘刚来
访的事情。
此外，中共还提出，慕尼黑市长不能在文化节开幕式上讲话。这里有另一个原因
。在前年七月李鹏和去年七月江泽民到德国访问时，该市长都在报纸上表示，要与
中共负责人讨论人权问题。现任民阵德国分部主席、民联总部副主席的费良勇，曾
经写信给他，要求他一定要在与中共负责人见面是讨论人权问题，他也回信答应了
。但李鹏後来根本取消了到慕尼黑市政府拜访的计划，也没有在所谓的“黄金名册
”上签字留名；江泽民则拒绝与慕尼黑市长见面。所以，这次中共要给慕尼黑市长
一点颜色看看。德国人听到这些消息後，感到吃惊和费解。一个在德国举行的活动
，德国人要出席讲话，难倒要得到中共的批准？中共的新闻检查制度已经延伸到德
国了吗？所以，德国方面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中共的荒唐要求。最终中共方面宣布，
取消这次文化节活动，一百八十多人都无法赴德。这些冲突和反复很具新闻价值，
德国媒体大量报道，反而使文化节事件的知名度大大增加，未成先热。并且，三场
公开的讨论分别在六月十六日、六月十九日和六月二十三日如期举行，参加讨论会
的人非常踊跃，民联民阵联合工作委员会总干事蔡崇国、廖天琪、韩东方等中国人
参加了讨论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中共愚蠢举动，为这次人权活动做了最好的广
告。
在西藏问题上冲突的爆发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当慕尼黑的讨论会的帷幕还没有落下，第二届国际支持西
藏组织大会从六月十七日至十九日在原德国议会(下议院，现仍为议会的一部份)所
在地Wasserwerk举行。来自六十个国家的二百五十名代表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距
在印度举行的第一届会议，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很多国家的议员和西藏流亡政
府的官员、达赖喇嘛、支持西藏的众多组织出席了大会。引人注目的是会议邀请了
中国的代表，出席大会的中国人有《北京之春》的经理薛伟、中国战略研究所负责
人刘晓竹、自由撰稿人曹长青、《联合报》记者曾慧燕和笔者。会议的主要内容是
讨论如何协调各支持西藏组织之间的活动。
在这次西藏会议举行之前，中共向德国施加压力，要求取消该会议。德国外交部
本来计划给这次会议提供三十万马克的资助，但在中共的压力下，德国政府让步，
撤回了对会议的资助。德国的主办者瑙曼基金会(Friedrich-Naumann-Stiftung)顶
住了中共的压力，坚持主办会议。中共在会议闭幕前两天宣布关闭瑙曼基金会在北
京的办公室，并表示不再与该基金会合作。这个基金会在德国是著名的五大政治基
金会之一，与德国自由民主党的关系密切。原自由民主党的主席为基金会的负责人
。在德国政府撤销资助後，德国的一些政治家在报纸上刊登广告，要求各界捐款支
持这次西藏会议。虽然德国外长事後说，他曾经努力使该次会议不在德国举行，单
来参加会议的人，包括达赖喇嘛，都拿到了德国的签证。并且，德国官方还是通过
别的渠道给会议提供了赞助。毕竟，德国社会支持西藏的声音很高，对德国政府的
压力很大。
在大会开始之前的几天，中共方面还以“活动太多，无法安排”为借口，单方面
取消了德国议会的“人权与人道救助委员会”在七月中旬访问中国大陆(包括西藏)
的计划。今年三月初韩东方、万润南在廖天琪和笔者陪同下拜访德国议会和政府机
构时，就讨论过这个人权代表团访问中国一事。民阵民联德国分部也计划在该代表
团出访前，与该代表团见面，协商具体的活动日程。德国的人权与人道救助委员会
曾经在三年前派遣过一个代表团到中国，当时笔者作为中国民运方面的代表参加过
活动的讨论。但中共这次却提前就对代表团打了回票，其原因显然是这次西藏国际
会议的举行。
六月二十日，德国联邦议会除原东德共产党的後继党“社会主义民主党(PDS)外，
其他朝野政党一致通过了一个“改善西藏人权状况的决议”。该决议谴责中共对西
藏人权的践踏，要求中共与达赖喇嘛对话，保护西藏的文化与宗教。这个决议是去
年春天德国议会“人权与人道救助委员会”举办的关於西藏问题听证会的一个结果
。当时中共驻德使馆也接到邀请参加西藏问题听证会，但中共方面因拒绝与达赖喇
嘛坐在一起开会，而没有出席听证会。事後中共方面要求德国议会单独为其举办一
个听证会，这一要求又被德国议会拒绝。
其实，德国议会与政府在西藏问题上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一九八七年德国总理科
尔正式访问西藏时，德国议会也通过一个决议，认为从国际法上无法确认西藏是中
国领土的一部份，而德国政府一直主张西藏是中国的领土。
中共官方对德国议会西藏决议立即提出强烈抗议，指责德国议会此举是对“中国
内政的粗暴干涉”，中国对此“强烈不满和愤慨”。六月二十三日晚间，中国政府
就宣布取消德国外长金克尔预订七月十一日开始访问中国的邀请，宣布这个时候德
国外长来访是不合适的。这显然是对德国议会通过的西藏决议的一个强烈反应。中
共方面并且表示，最近发生的干扰和破坏中德关系的事件，完全是德方单独造成的
。
消息传到德国後，德国官方和舆论都表示了对中共的不满。德国方面的第一个回
声是建筑部长和妇女部长分别主动取消了对中国的访问计划。二十五日，德国国防
部宣布，该部已经取消了十名中共军官在今年秋天访问德国陆军指挥部的计划。同
时德国外长金克尔表示，如果双方关系继续恶化，德国总统Herzog也在考虑是否要
取消预订的今年十一月对中国大陆的访问。德国总理科尔也发表声明，支持金克尔
的外交政策，认为德国议会的决议不足以构成中共取消金克尔访问大陆的理由。科
尔强调，德国并没有对西藏是中国领土的说法提出疑问。
在一系列的冲突之後，中共和德国方面都在试图弥补接近破裂的关系。中共方面
在六月二十六日宣布，破坏中国与德国友好关系的人只是议会中的“少数阴谋家”
，中国方面对德国总理支持中国完整的态度感到高兴。江泽民在二十六日访问西班
牙的途中，给德国总统发了一个电报，表示中国方面希望在今年十一月迎接他。德
国方面也表示要克制，挽回损失。
六月二十七日，德国议会在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要求下，特别临时增加一个专门
辩论德国与中国关系的题目。各个德国政党一致拒绝中共对德国议会的指责。德国
总理科尔在辩论时指出，德国议会不接受中共新闻检查，同时他又为他的中国政策
辩护，主张继续发展与中国的经济关系。而反对党则指责他去年十一月访问中国大
陆时，曾经到解放军军营拜访，给中共一个错误的信号，并警告他为了经济利益而
牺牲道德。
汉藏对话成果显著
在中国与德国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第三届“汉藏对话”国际研讨会於六月二
十一日至二十二日在联邦德国艺术和展览大厅举行。这是在一个星期内在德国举行
的有关西藏问题的第二次重要会议。
“汉藏对话”最先是在德国展开的。还在“六四”屠杀後不久的一九九零年初，
中国的一部份留学生和“德国支持西藏协会”、“西藏人在德国协会”举行过一次
内部座谈，交换对西藏问题的意见。一九九三年春天和一九九五年春天，分别在德
国北部风景城市Malet，举行过两次“汉藏对话”，笔者均出席过两次会议，并做过
报告。参加前两次对话的人，主要是德国、瑞士、荷兰等地的支持西藏组织的成员
和少数中国人。今年的“汉藏对话”，是第一次国际性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寻
找和平解决西藏问题的办法”。主办者是“在德国西藏人协会”，笔者则协助他们
寻找了中国方面的对话人。为了使对话真正有代表性，我推荐了曹长青、徐明旭、
宋黎明、萧明等人作为报告人。出席大会的中国人还有魏姗姗、徐彬、笔者以及民
阵民联德国分部成员李鲁萍、程晓春、陆义明等。中共驻德国大使梅兆荣也接到邀
请，希望他能在会上代表中国政府就西藏问题发表意见。但他没有接受邀请，而只
是向会议的主办者寄来了英文与德文版的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编发的《西藏的主
权归属与人权状况》的白皮书。西藏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流亡议会议长、青年大会党
主席等各方面的重要代表。内蒙古人权保障同盟主席席海明、东土耳其斯坦联盟(新
疆维吾尔族)主席Alptekin(原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总理艾沙的儿子)和西方各国支持
西藏组织的代表、德国议会议员一百五十多人出席了会议。
在海外，曹长青主张西藏人民拥有独立的权利，而徐明旭则反对西藏独立，主张
恢复清朝时期管理西藏的办法。两人的观点针锋相对，这次也同台先後演讲。他们
的观点人们已经从《北京之春》上了解到了。
民阵意大利联络处负责人宋黎明，是一位很有成绩的西藏近代历史研究者，这次
提出了“回到十七条”的观点，引起人们的兴趣。他认为，从西藏人的角度来讲，
独立无疑是一个美好的梦想，但这一梦想确实无法实现。因此，如果西藏能够得到
高度自治，实现达赖喇嘛提出的构想，将是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当年的“十七条
”是被中共和达赖喇嘛接受过的文件，而且其中给予西藏高度自治的权利。如果今
天能够回到“十七条”，双方重新开始谈判，以确定西藏的未来，将是一个可取的
方案。“十七条”是有可能被双方接受的一个前提。参加会议的西藏流亡议会议长
在发言时提出疑问，认为“十七条”是藏人被逼迫接受的产物，是非法的，况且中
共自己後来全面破坏了“十七条”。但他最後又说，如果中共能够承认“十七条”
给予西藏人的权利，重新以“十七条”为基础进行谈判不是不可能的。
来自科隆的另一位西藏历史研究者沈先生，探讨了西藏问题广泛引起世人瞩目的
原因。他认为，有关西藏的政治与人权问题，在五十年已经存在，但当时世界上支
持西藏的的人很少，达赖喇嘛的努力成效甚少。甚至达赖喇嘛不能踏上美国的土地
。直到一九七九年，达赖喇嘛才第一次进入美国，这标志着西方主流社会对西藏问
题的接受。这种接受发生在“後现代化”的背景之下。西方人对东方神秘主义宗教
的渴望、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绿色和平组织的产生、对“前现代”社会的向往，
都把西方人的目光引向西藏。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理解西方人对西藏问题的异乎寻
常的关注。西藏的人权问题仅仅是引起西方社会关注的一个方面。
魏姗姗在会上介绍了魏京生在西藏问题上的看法，也呼吁西藏人不要仇恨全体中
国人，参加迫害西藏人的只是少数中国人。很多中国人都像魏京生一样，对西藏人
民满怀同情理解。
笔者作为民阵副主席在会上报告了“民阵对西藏问题的看法”。我首先回顾了民
阵与西藏人多次接触与交换意见的经过，民阵对西藏问题的反省和认识，然後提出
了民阵对解决西藏问题的意见。笔者认为，解决西藏问题要有一个很长的时间，最
重要的是非暴力和民族自决，最基本的前提是结束中共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制度
。因此，作为解决西藏问题最关键的第一步是团结所有反对中共独裁统治的人，在
大陆实现自由与民主。然後，要展开一个长期的民族问题启蒙运动，在言论自由的
环境下，让各种观点充分地得到表达和讨论，西藏的和中国其他民族的流亡人士返
回自己的家乡，就西藏获得真正的自治进行协商。在经过多年的讨论之後，汉藏人
民将达成一个共识，通过民族自决来解决民族之间的问题，决定一个民族的前途。
笔者还表示反对直接寻求西藏独立的运动，认为这种独立诉求，只会造成战乱，损
害藏人和汉人人权，是不负责任的。西藏问题最终要通过藏人和汉人的对话来解决
。
先後在大会上发言的有近三十人。在德国议会人权委员会成员发言时，笔者提出
，要德国议会就中国人权问题举行一个听证会。德国方面表示愿意考虑。
几点分析
中共与德国的关系恶化，是在双方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对於双方来说
，可能是一种所谓的“误会”造成的。这说明，尽管德国被中共认为是一个可靠的
盟友，但双方在很多重大的问题上无法沟通。这种冲突，是政治文化的冲突。
在中德关系恶化之後，德国有的报纸也发表文章，指责中共驻德国的大使梅兆荣
没有向中共领导人提供确实的资讯，导致北京的决策失误。但恐怕原因并不这么简
单。中共最高领导层在对外政策的制定上，除了受限於意识形态和政治利益外，还
受到一些常识的限制。记得一九八四年笔者在中共中央党校教书时，曾听过一个邓
小平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上的讲话，该讲话後来没有对外公开过。邓在此讲话中
，重点讲了香港问题与台湾问题。他回顾了与当时的英国首相戴卓尔夫人谈判的过
程。邓大致说，他曾经对英国首相讲，如果双方在这里谈判好了，英国的议会不能
否决政府的协议。在你们西方国家，为了欺骗其他国家的人，经常用政府和议会的
不同的决议来搪塞外国。政府为了某种利益，不好当面拒绝对方提出的协定，就回
去後推动议会出面拒绝。在香港问题上英国政府不能这样做。
中共的领导人中，了解西方民主制度的人可以说还没有一个。他们总是根据中共
自己的经验，把西方的三权分立视为一种虚假的骗人的摆设。所以，邓小平就会这
样对英国人提出问题。中共当年处理日本的“光华寮”宿舍事件，也是这样想像日
本的政治制度的。日本人认为这是一个司法问题，而中共认为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所以，中共认为，德国议会支持西藏“分裂势力”，是政府在背後起的作用。它不
清楚，德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一直是很小心谨慎的。德国外长本来一致拒绝接见达
赖喇嘛。一九九四年，德国的人权组织和支持西藏的组织，为了促使德国外长与达
赖喇嘛见面，曾经发生一个大规模的签字运动，我就接到过好几次这种签名信。去
年，德国外长在接见达赖喇嘛时，因为在接受哈达时失礼(在达赖喇嘛给他向脖子上
挂哈达时，他没有接受，而是自己用手接下来放在一边)，他又遭到群起攻击。在外
交上，中共坚信“阴谋理论”，它将外国的一个社团，或一个机构的举动，理解为
是整个政府的政策，是政府有预谋的活动。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中共的制度下就只
有一个声音。
德国政府方面过去对中共的顺从迁就，是造成这次关系恶化的第二个原因。德国
政府一贯主张与中共亲善，在讨论人权问题时，要小声细语，笔者将其称之为“悄
悄话外交”。直接与中共抗衡的事情，还没有出现过。今年三月，德国代表在联合
国日内瓦人权委员会年会上，提到了中共的人权问题，结果中共就猛烈攻击德国是
“纳粹”希特勒的家乡，又有新纳粹迫害外国人，根本没有权利来评论别国的人权
状况。德国对此也不予回击。德国的这种做法，给中共一种错觉，使中共认为德国
在外交上软弱的，只要中共施加压力，德国就会屈服。特别是德国现在经济上很困
难，需要中国的市场，德国无论如何都会在经济的压力下低头。但中共没有想到，
在西方，任何的政治和政治家都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底线，否则就站不住脚。西藏问
题，在西方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人权与政治问题。如果一个政治家屈於中共的压力
而放弃对西藏的声援，将丧失其道义力量。
独裁政权相信的是实力语言。中共在外交上是没有道义原则的，一切都是从现实
的利益来考虑。所以，当德国方面对中共的决定作出强烈反击之後，中共立即就後
退了。中共为了让德国总统在今年十一月能访问中国大陆，不得不由江泽民在飞机
上发电报给德国方面。现在中共方面正在正在寻找新的台阶，来恢复与德国的关系
。对於中共来说，目前毕竟还不能与德国彻底决裂。德国亚太经济委员会中国负责
人在电视上说，中国在与德国的贸易中，是顺差，因此，中共在经济上更需要德国
。在目前中共与美国关系紧张的时候，中共还需要欧洲这张牌。所以，估计在今年
内，中共与德国的关系就会恢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