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留学生回国的“再中国化”
(日本)夏冰
一
留学生回国,一直是个热门的话题。如今又有了一个新说法,叫做“再中国化”
。
这个颇为新鲜的命题,是来自祖国的上海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俞新天教授,在东
京的一次纪念近代留学生出洋留学一百周年的集会上提出的。原话照录如下:
“从留学生本人来看,回国意味着‘再中国化’的过程。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
,不是概念而是活生生的现实,留学生必须对与发达国家的工作和生活差距有思想
准备。例如,我社科院对於人才给予特殊倾斜政策,从职称、工资到房子,然而实
行时又是千差万别的。”
二
这“再中国化”提得真有意思。留学生回国,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回国,
“再中国化”意味着什么呢?仅仅是“职称、工资和房子”么?俞教授出於好意,
说是这些已经有了“特殊的倾斜政策”,留学生也该知足,或者至少谅解了。
但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是一个活生生的发展中国家,没错。但还有另一个'活生生的现实”在,便是
这发展中国家呢,是“社会主义”的;这社会主义呢,是有着“中国特色”的;这
中国特色呢,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
於是,这留学生回国的“再中国化”,碰上了两个“活生生”,麻烦就更大了。
留学生,尤其是搞社会科学的留学生,计较的,恐怕不仅仅是前一个“活生生”,
而是後一个“活生生”。
三
搞自然科学的,问题还不太大。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在海外是相对论,在国
内也还是相对论,即使哪一个自作聪明的留学生回国後,硬跟爱翁过不去,说成是
“绝对论”,也无所谓的,因为与“立国之本”的什么原则毫不相干。况且这纯属
没几个人搞得懂的“学术”,你爱怎么讲,就怎么讲吧。
但要是换成搞社会科学的,问题就来了。就拿“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来
说吧,若有哪个不识实务的留学生回国後,就是要公开地和小平同志摆摆龙门阵,
商榷商榷,修正修正,哪怕是“学术性”的,行不行呢?
如果在海外,那没有不行的事。你找柯林顿,找桥本龙太郎去商榷什么理论不理
论,完全可能没人来理你,但绝无可能有人来管你,或送你顶“资产阶级自由化”
的帽子,或冒出个“中宣部”来,发个“红头文件”,此人的文章从此不得见天日
。
然而在国内,不管是不行的。因为一个脚踏入社会科学的领地,所谓学术与政治
之间,便永远也不可能筑起一道万里长城。
君不见,前几年关於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结果还不是引发了一场“清除
精神污染”的“文化小革命”么?你说这“人道主义”,这“异化”,是学术,还
是政治?
四
留学生既食人间烟火,那回国後的职称、工资和房子,固然极需要,也是很喜欢
的。但这些还是小事;管住自己的嘴巴,以免“祸从口出”,这才是大事。“再中
国化”之需,需在此;之难,亦难在此。
知识分子,尤其是从海外回去的知识份子,要做到“管住嘴巴”这一条,实在是
件痛苦的事。想来想去,除了职称、工资和房子,尚缺什么呢?缺的是不好意思说
出口,或不敢说出口的两个字:自由。於是换句客套话:国内尚未具备与海外同等
自由的“学术环境”。
留学生在海外,生活上也并非天天在享福。他们没有人人都拿到高级职称,住高
级洋房,乘高级轿车,吃高级料理。但无论如何,他们在精神上至少是自由的。
这“至少”在哪里呢?比如,在海外他们至少不必担心,自己的言论触犯了哪一
项“基本原则”,有组织上的同志来找你“谈心”,要你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
致”。这还是客气的,不然的话,被哪位首长点了名,上了哪一份“内部通报”,
你的名字连同文章,便从此在全国的大小报刊上销声逆迹。如果你不买帐,甚至想
借海外的舆论,助你一臂之力,那么好,国家安全局该找上门来了。“再中国化”
至此,也就“化”到家了。
作首俏皮的打油诗,此所谓:职称诚可贵,房子更需要,若为自由故,二者只能
抛。
五
总之,俞教授所推广的,“再中国化”也罢,“特殊的倾斜政策”也罢,都无意
或有意地回避了伤脑筋的“自由”问题。而这正是不可回避,也回避不了的问题。
恕我在此打开天窗说亮话,作了个煞风景的补充。
这“特殊的倾斜政策”,能不能有一天倾斜到“自由”的头上来呢?具体地说,
留学生回国,能允许他们自由地办报纸,自由地出书,自由地结社,自由地集会和
演讲吗?
这自由,不仅是写在《人权白皮书》上给联合国看的,而且是实实在在地动真格
的。比如,留学生乃至所有的人们,他们说——不是在家里关起门来说,而是能堂
而皇之地在电视台上说——社会主义制度好也可以,不好也无妨,如同日本的左中
右各人各派,评论天皇制度一样;他们说江泽民主席行也可以,不行也无妨,如同
美国人轻轻松松地给柯林顿总统打分一样。
六
中国人当中,有人愿意“中国化”,那就尽管“中国化”;有人不愿意,那就让
他们爱什么“化”,就什么“化”吧。这才叫作一个国家的“多元化”。这有什么
不好呢?
同样,这世界上,还从没听说过,美国人非得“美国化”,日本人非得“日本化
”,哪国人非得哪国化不可的道理的。除非这个国家,不是一个通情达理的国家。
中国人要是有了选择要不要“中国化”,或者辩论如何改造“中国化”的自由,
那可真是了不得的一大进步。届时也无所谓什么政策的倾斜不倾斜,更没有非要“
中国化”和“再中国化”,才能当中国人的事了。
可惜这已经不是俞教授们所能决定的问题了。但中国所应有的,正是这么样的一
个自由的社会和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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