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马建

 
(巴黎)高行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陆的文化禁锢刚有点松动，在北京，此一处，彼一
处，官方管制的文艺界之外，一个个青年人朋友间的文艺小圈子开始发出自己的声
音。他们大都是文革期间去农村劳动过回城的青年，有的也已考上了大学，为生计
和前途奔波之外，也在做自己的创作。马建和他的朋友谭甫成、石涛等等，也自成
一伙。我比他们年长十多岁，可也下乡改造过五年，在乡下也偷偷写作，大抵是这
缘故，同他们也都谈得来。我在东总布胡同的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好些圈子的
朋友们都来，谈创作，看他们的手稿，或是喝酒，只是不便喧哗，诸如大声放音乐
，或是跳舞。有一天，谭甫成和石涛来，带了一篇小说稿《吉尔特走向世界》，写
的是一匹马的感受，後来在刚创刊的一个小刊物《丑小鸭》上发表了，这可说是当
时大陆最早几篇现代主义作品之一。没多少人看到，也没有造成多大影响，也就没
惹起风波。随後，通过他们，我同马建成了朋友。
  马建当时是“无名画会”的成员，他的油画深为朋友们欣赏。我也时常去他在南
小街的小屋看画，听音乐，谈文学。他那里有个小院，同街坊不直接相连，有女孩
子们来的时候，自然可以放音乐跳舞。後来，听说有一回，邻居把警察叫来了。在
他那里，我听过他的诗，可并不知道他也在写小说。
  直到八六年，我终於有了个两间的套房，比较隔音，朋友们聚会在我这里更为方
便。一天冬夜，马建从西藏流浪回来不久，带来了刚写完的厚厚一叠一组小说稿。
我看完第一篇便兴奋不已，想不到他小说竟写得这样成熟，认为无须再作改动。我
们喝酒谈稿，通宵达旦，想设法找家重要的刊物，不加删节，全部刊载才好。
  我首先想到刘心武，向他推荐，他刚接手《人民文学》，正想为当时一再被压抑
批判的现代主义争一个可发作品的园地。他居然毫不犹豫，才走马上任，因为这主
编的位置上下班真有小汽车接送，他居然不在乎撤职查办的风险，将一九八七年第
一、二期两期合刊，全文发出了马建的这一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而且
立即成为一大政治事件。中共中央宣传部的贺敬之则勒令刘心武停职检查，并下令
回收这期在印刷厂还未装订完的刊物。凡此种种，就不细说了。
  小说刊印其时马建已移居香港，当然想不到也不知道北京的事态竟如此严重。也
幸亏他走得早，否则他恐怕也未必能赢得日後这些年自由写作与发表的条件。这篇
小说被弄成是破坏民族关系当然无中生有，制造事端，肇事者想整治心武也由来已
久，也且不去说它。我给心武惹来这份麻烦却久久令我不安。心武一手承担了全部
责任，毫不推脱，因此也未涉及到我，令我感动。
  丢开大陆文艺界政治斗争的背景，就马建的这篇作品而言，倒确实是篇现代主义
的力作，恰如更早谭甫成的几个中篇等先锋文学在大陆弄成了时髦，我宁可说这是
一篇好作品，且不管是什么主义。
  如今现代主义也好，先锋文学也好，或是後现代主义，在大陆都不再视为洪水猛
兽，固然是某种宽容，再说，经济上的改革开放，连金钱都一日变成上帝，这样的
文学形式倘不触到现实社会的痛处，只局限於文字的游戏，语言的颠覆反倒变成了
一种无甚意义的遁词，倒也无可无不可。而马建的作品却一直锋芒毕露，对文学形
式的追求并不回避人生存的困境。他冷眼观照人的生存状态，不哗众取巧，才使他
的作品总有份量。
  他虽然还年轻，却已经历了两种不同的社会，并且同样经得起这所谓消费社会的
考验，他来香港後的作品同样不媚俗，连续出版了三部长篇小说《思惑》、《拉面
者》和《九条叉路》，一部比一部更有份量，日後再看，也不怕过时。
  文学如果不对人的生存环境，也包括人自身提出点挑战的话，还要它做什么？即
使这种挑战既改变不了社会，也改变不了人自己，可多少是人之为人的一点骄傲。
我且不管马建属於什么派别，就他的作品而言，我以为他有这份勇气，也有这点骄
傲。
  一九九五年二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