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的一个“功绩”
(泰国)乃木
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祸国殃民，使他臭名昭著；但
像世间的一切事物一样，“文革”也有正面的东西，值得我们肯定。这里，我们也
用“二分法”，来检视毛泽东在“文革”中对学生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算是对这位
能自行“清理门户”的“颇具争议”的老爷先生还点公道吧。
毛泽东基於当时形势(他在党内的孤立地位)的需要，发动和利用学生运动(含学运
范畴的群众运动。下同)斗倒刘邓掌权派，十分得心应手。除了当时毛所处的正统地
位以及学生(群众)对毛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毛的魅力”)这些因素外，至少有两个
现象值得我们注意：
一、学生运动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基础(或曰“需要”)。我们这里所指的学生运
动，不是毛在天安门“八次接见红卫兵”的“壮观场面”，而是着重於各大中院校
(对校党委、特别是工作组)、各省市地区的自发或半自发学生--群众运动。舍去意
识形态争端不说，中共统治集团与老百姓的矛盾十七年来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地
步。运动之初，“中央文革”“砸烂旧党委、斗垮走资派”的“号令一声出”，各
地的学生、群众“纷纷走上历史舞台”，各地的“黑党委”、“走资派”各各应声
落马，“形势一片大好”。
学生们斗争“走资当权派”什么呢？是斗他们“不听毛主席的话”，“走资本主义
道路”吗？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就以笔者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来剖视“文革”初期
的“学运”的性质吧！
六六年夏天，广东省汕头市红阳区(原同平区，今合并为升平区)书记景玉振(四十
一军系统转业干部，山东人)被揪斗，从区大院内斗到区外街道，从傍晚斗到深夜，
围观群众越聚越多，“主揪斗者”名义上是区“造反派”，实际进行“斗争者”是
广州汕头“点火”的大学生，但都没有正式组织者与主持者。当然是“文斗”，秩
序出奇地好。但斗争的材料却十分翔实、充分。面对人们揭发的材料，这位平时作
威作福的景书记脸上一刷儿白，一刷儿红。
那些斗争的“材料”简言之就是共产党一直向我们叙述的“地主压迫农民”的故
事，但当时那些可不是编造的。广州来的学生其实大都是汕头市到广州就学的大学
生，而且就是从该区去的。他们的控诉材料内容主要是区内的人民、他们的亲友、
家庭、甚至本人如何受到各级党干直至景玉振书记的欺压、迫害的事实，他们是受
害者的代言人，以至直接受害者。也有群众发言，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听者抽
泣、唏嘘！最後(时已下半夜)，这位区委书记被大家“拥”到市委去见他的老上级
--当时的上司市委书记王财元及市长吕金湖。最後，虽然在官官相护(当时王、吕尚
未被“公开点名批斗”)之下而不了了之，但这位“人民公仆”、“无产阶级掌权人
”的画皮已被剥下，原来是恶行累累的官老爷！
当时此类事情甚多。一位“老一辈的民主人士”说：“世界上还没有见过一个国家
的人民，对他们的‘父母官’有如此普遍与强烈的仇恨，说斗就斗，不用搜集组织
，材料一说一大箩筐！”
由於中共的体制，由於共产党的本质(以及党官的素质)，它(中共统治集团)与人
民的矛盾是必然的、不可调和的；越下层这种矛盾越尖锐(不怕官只怕管)。毛江集
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放手让学生去干，利用学生来摧毁刘邓周朱实力派的党政基
础。记得当时“中央文革”向“革命群众”“推荐”十多首“革命歌曲”，全是三
、四十年代争取民主、追求自由的流行歌曲，据说这是“中央文革”内的“民主派
”(关锋、王力、戚本禹、林杰)搞的，是否“打着红旗反红旗”？耐人寻味。当时
还流传着“毛主席的第二份大字报”，内容大抵是体现“哥达纲领”的精神的。一
个“黑五类”子弟满怀希望说：“毛主席如果真正领导我们进行第二次革命，我会
真心实意拥护他，并踊跃参加，甚至为他的主张去牺牲生命。”相信当时在天安门
广场欢呼“毛主席万岁”的红卫兵，也不乏有如此想法者。总之，“文革”初期的
学生(红卫兵)运动是一个在特定环境下，(受控制的)民主力量向中共专制体制一次
“合法的”、不成熟的挑战，虽然失败了，但仍有承先启後的功绩，值得肯定。阐
明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自“八九民运”发生至今六年多来，就一直有人把这场以学
生为主导的民主运动说成红卫兵式的闹事(动乱)。记得当年在“政府与学生”的一
次对话中，当学生代表问及北京领导人有多少财产时，陈希同(时为市长)就肘了坐
在他身旁的李锡铭(时为市委第一书记)说：“老实交代吧！”大有讽刺学生代表的
质问是“红卫兵枉斗走资派”的气味，以此来丑化学运，还自己“清白”。(今天事
实如何？！)
二、“文革”学运的成绩不容抹杀与低估。这个成绩(成就)就是为学生问政--学
生探讨政治的行动和组织的合法性奠定了不容否定的基础。众所周知，中国大陆自
镇反、反胡风、反右派等运动以後，有关“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的指控谈虎色变，
示威游行的自由名存实亡，有谁敢“上街闹事”，肯定“没有好下场”！“文革”
一来，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翻转，毛泽东(通过《人民日报》)提出：“镇压学生运
动的人决没有好下场！”这下可好了，学生们理直气壮走上街头，名正言顺地组织
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组”(或红卫兵“战斗队、小组”)著名的大鸣、大放、大辩
论、大字报的自由(“四大自由”)就是在那时得到充分肯定并於稍或时间写进宪法
的。上述的形形式式的组织有些就发展、演变成後来的民主组织後其雏形，探讨中
国的前途与民主化。名噪一时的广州“李一哲(小组)大字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而更多是成了北京民主墙大字报及各种(半)地下刊物的编辑、出版班子。时至今
日，中共尽管对国内一切“非政府组织”封杀，但却不敢(不能)宣布这些组织为“
反革命组织”。而“四大自由”则一直到七九年才被邓小平取消，但在其存在的十
三年间(六六--七九年)，却至少已经发挥了正式传媒所没有能够发挥的部分作用。
(即在舆论监督与探讨民主的某些方面)。
中共靠学生运动起家，四十年代它所领导的学生运动曾“稳、准、狠”地打击了
“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深知学生运动“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厉害之处。由於它
的反人民本质无所遁形，所以它对学生运动怕得要死、恨得要命，“文革”前十七
年，它基本制止、清除了学生运动，“平安无事”。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头子
毛泽东，却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指出镇压学生的“革命行动”是“资产阶
级白色恐怖”，大喊“学生运动好得很”，终於“种下祸根”，才有波澜壮阔的“
八九民运”。由於邓小平之流的对学生运动具有先天加後天的恐惧与仇恨，才有“
六四屠杀”。岂也命哉！
今天，海外一些鼓吹自由民主的“有识之士”，却也多方诋毁、指责学生运动，说
什么不理智、过激，甚至别有用心。街头政治诚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可以随便
运用的手段，但是，面对一个没有公民社会--舆论监督、压力团体、多党竞争的专
制独裁的“国家机器”，除非你愿意乖乖地做顺民，如果你要与之抗争，除了学生
运动，能有什么更“理想”的手段呢？
须知，所谓学生运动，并不是“学生群盲运动”，而是“学生精英运动”，一般
是由学生、教师(教授)的先知先觉者领导与积极参加的，他们正是最能代表时代的
先进潮流。也许有人因为“五四运动”引出一个“共产主义”来而心有余悸，但那
是“世纪的谬误”，决不是学生运动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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