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九七後香港第一个“失踪者”？
杨炼
世界各大报刊、电视网、通讯社，不少已经为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在香港大旅馆
预订了临街的房间，二十世纪最後一个“历史镜头”，那是什么？一场预约太久、
广告太好、观众太急不可待的狂欢节，终於开幕，那是什么？
令全世界、甚至香港人自己都吃惊、失望、甚至沮丧——那是寂静。正常得反常
的寂静，银行上班，商店营业，渡轮开航，大排档芳香诱人……什么都没有发生，
没有“文革”的“红海洋”；没有六四後北京街头的坦克(西方潜意识里期待的共产
党意像)；没有手持名单、搜捕“反革命”的便衣警察；连“解放军”也许都看不见
(他们呆在军营里)，只有一面反正要飘扬的旗子飘在反正不在乎国籍的风里，俯瞰
一座大都市，太静了。
如果你是一个普通西方旅游者，那一天，漫步於你下榻的尖沙嘴天星码头附近，
你不会注意，布满花花绿绿中文和“阁楼”、“花花公子”封面女郎微笑的报摊上
，有几本杂志，不见了。对仍很“资本主义”的香港而言，几家发表本来不畅销的
政治文章的报刊停刊，就像倒闭了几家小店，或伦敦有印度餐馆，或海风是咸的一
样天经地义，而西方的特派记者们，还记得“天安门大屠杀”那活生生的恐怖片，
於是多半不会，也没空(也许不懂中文？)注意这些小事。一个逻辑——香港人，毕
竟是吃西方民主的奶长大的。如果是大事，他们一定会说话，而现在，没有游行、
没有抗议、没有口号和眼泪，没有——因为有更大的变化：他们已不再是“香港人
”了；也不仅是“中国人”；从今天起，他们得从头学习，作一个“中华人民共和
国人”：学会——沉默。
随着香港“独立声音”的消失，香港人，不得不沉默。
什么是香港的“独立声音”？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三日，我在德国，电视上播出
：中国民主运动人士魏京生，坐满十五年监狱後，刚出狱一年，又因为他的文章被
判“颠覆罪”，另外十四年徒刑。当夜，我写成短文《被谋杀的思想》，十九日德
译发表於《南德时报》(英译刊於伦敦“索隐”96/2)，而中文原文，立刻由香港《
九十年代》月刊付排，成为九六年第一期首篇文章。
同一个月，香港《争鸣》杂志首篇文章开头：“以莫须有的罪名，再次逮捕魏京
生，并判处十四年徒刑，是谁的意旨？是北京中级法院？是司法部？是中南海？毫
无例外，对政治犯，思想犯的处理，是按照这个程序的：党核心指示——司法部门
议论——党核心决定。司法部门议而不决(无权决)，决的是党核心。对其他一些涉
及高层的刑事案件，也是这样。”
对熟读过《古拉格群岛》的西方读者，或习惯了奥威尔《一九八四》现实的中国
老百姓，上述引文无异於一句大白话，但，不必再说是一回事，该说而不能说是另
一回事。说了有没有用是一回事，有否开口的权力是另一回事——套八九年天安门
广场学生一句话：“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得说。”在这儿，“有权说
”的形式大於“说什么”的内容，下面罗列今年一、二期《争鸣》、《九十年代》
上部份篇目：“中共内定王丹颠覆罪”；“江泽民宣布不搞政改”；“魏京生再被
捕前的谈话”；“魏京生与K字楼”(北京监狱别称)；“一个人挑战一个政权的价值
”；“从魏案看中共收审的滥权”；“捉人捉奸异同”；“何故重判魏京生”；“
中共批台独实则反民主”；“香港，九六门槛看九七”；“中共加速左转”(专辑)
；“深揭民主集中制的极权性”；“人民有权和平‘颠覆’政府”；“言论自由的
喉管被割掉了”；“北京连作恶都不够水平”；“中国人的不幸与悲哀”；“西方
对华看法急剧转变”……除此之外，被中共中央或地方政府列为“反动报刊”查禁
的还有《开放》、《动向》、《明报月刊》、《南北报》、《快报》、《明报》、
《中国时报》等等。六四後大陆流亡的学术界人士出版了《二十一世纪》；香港及
海外作家、艺术家杂志《文艺报》(香港)——这些不能、或不愿、至少还没转向、
摆好姿势、迎接这块殖民地新主人的——我是说，还坚持独立思考、并且“说出”
(谁都知道那可能的代价)的——我称之为香港的“独立声音”。
我担心，正是它们，将成为九七後香港第一个(批)“失踪者”。
这些报刊的编辑们更担心《九十年代》九五年二月号刊出读者问卷的结果，关於
“未来”的问题是：“九七後香港的新闻自由和现在相比如何？”“《九十年代》
及同类政论杂志在九七後是否仍有生存空间？”“若《九十年代》不能像现在那样
办下去，你建议——”。而读者回答的人数少得可怜(一个开始“沉默”的征兆)，
但仍可见出比例，对最後一问，答“停刊”二十九；“迁册”一百五十七；“作政
治调整办下去”四十三；“不顾一切照样办下去”七十三，共同语言和太近的距离
，使香港人无从回避一个现实：睡在一百多年前从战败的耻辱中不期而至的西方民
主制度羽翼下，虽然温暖舒适，却终究不是自己的，一旦权力之间做成交易，好梦
便难以为继，当年上海“解放”後，“东方巴黎”人们的自欺；香港人对北方“表
叔”的轻蔑，一刹那，都回到自己身上。尽管《九十年代》主编李怡还在他的文章
中坚持“面对九七，悲观但不消极”；还引用马克·吐温以自慰：“悲观者拥有的
资料比乐观者多。”那么，“我可以坦然面对过去，也可以坦然面对未来。”但，
听听街头、店里、出租车上，“普通话”怎样自动流行起来了吧。看看近年十月一
日，北京“国庆节”，香港几大电视台不约而同，推出的港版“国庆联欢晚会”吧
。一九八六年，我初访香港，曾对有些羡慕大陆“铁饭碗”的朋友开玩笑：他们得
早写申请——我等不及“九七”了。我们要提前“回归”！或许，还赶得上捞一只
好饭碗。否则，九十年代一到，半个香港都写同样的信，哪还轮得到你们？可惜—
—现实甚至比想像更残忍。
许多西方传媒都在谈论香港的“覆灭”。一个肯定句：“it's over。”但，怎样
“over”？为什么一定会“over”？却始终未谈到症结之处——更别提怎么改变这
个厄运了。在我看来，最可怕的就是这片沉默：已经开始的，越来越深的，不久以
後，一片官方组织的五颜六色，震耳欲聋的沉默。如果没有脸上划一的热情、规定
的笑声，怎能表达出这沉默的深度？“九七狂欢哑剧”，将是一个“龙头”。中国
大陆摩拳擦掌、准备大发一笔“香港财”的公司们，已设计了大批“九七”系列的
产品，如“九七啤酒”、“九七可乐”等等跟进。如果不“反戈一击”、戴罪立功
，香港的“独立声音”只有沉默这唯一的“出路”。其实，即使在强调九七後“一
国两制”的香港基本法中，也已为香港的魏京生们预留了(被告)席位：“香港居民
不得从事危害、颠覆自己祖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可北京的魏京生
，几篇谈论大陆民主与西藏人权——本来是同一回事——的文章，又“颠覆”了谁
呢？吴弘达，尽管持美国护照，由於报导了中国出口劳改犯产品，照样被判十四年
，因为美国总统夫人的直接威胁——不释放吴弘达就不出席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吴被先判後放归国。中国民运人士正为此雀跃，近又传出(还是经由香港报刊)，中
国官方经办此事者正为此检讨；并保证：“此类事件决不会在中国司法史上重演”
。但，又有哪位总统夫人会为香港人去抗议、去“干涉中国内政”呢？就这样，两
年前，香港《明报》记者席扬，已因报导大陆民运，被逮捕、判刑、并一直监禁。
他告诉家人，监狱“待遇极差”。他已“头发脱落，牙齿松动”(香港《争鸣》)。
但，对不起了，香港人，今天，你们只是大陆“人民”的一部份。这个“待遇”就
是大陆人承受了几十年的“待遇”。毛当年的名言：“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
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同样靠这两杆子。”仍是中国政府控制意识形态的准则。允
许“独立声音”在香港继续存在，与允许别的“资本主义”截然不同：香港大商人
、大资本家，早已是北京的座上客和“老朋友”(“合伙人”？至少，是“投资”吧
)；“私有制”，正方便“太子党”和“官倒”们摇身一变、纳贿销赃；赌场、马场
、妓院、舞厅，本来就是“北佬”热衷出没之所；而“黑手党”，刚被中国公安部
长亲口封为“爱国的”……只有“独立声音”，意味着这一切都无法在隐秘中悄悄
进行。“新闻自由”，即“借权谋私”者的不自由。而立法与执法者，是否有胆识
建立并维护与自己个人利益相冲突的“监督者”，正是一个社会结构是否完整可信
的证据。倘若回答是否定的，腐败就几乎是肯定的。沉默中，一个逻辑：“独立声
音”(监督机制)消失——社会法治衰败(设想“黑箱”中，两家互相诉讼的公司，一
家有权力背景而另一家没有，谁一定不会输而谁近乎不可能赢？)——民众道德水平
下降(无论多么可怕的“活法”，“活”总让人找到足够的理由)——国际经济金融
信誉丧失——直至，香港因其特区之“特”，甚至比大陆更无法无天，一个插着红
旗的黑道天下，it's over.it's definitly over.
在香港及海外，不少人把这“覆灭论”称为“危言耸听”。我想：“危言”还能
存在，真该由衷庆幸。相反，危言之“危”，即思想与言论自由之危。在这一点上
“香港问题”，从不是中英之间、或中国与香港之间的问题。它只是每个人的问题
。一个人权问题。香港人，香港知识分子，因为“九七”，加入中国“人”的命运
，成为其整个苦难与追求的一部份。如果说，英国一个半世纪的统治，把香港建成
了世界第一购物中心，更多只是用西方物质文明装饰了城市的外表；那么，中国传
统文化中的“依赖”与“实用”，则也许从未退出人们的内心。借鉴发生在“改革
中国”的现状：意识形态专制，甚至以市场经济为工具(一个对马克思的小小讽刺)
——有机会与钞票，比枪口更有效。人的生存本能正加速“人”——有能力独立思
考者——的毁灭。在一个不违法就不能发财的地方，你能期待，发财者产生对公平
法律的诉求？物质，但删去其精神指向，甚至维护自己得以谋取利益的不公平制度
。这是共产党统治半个世纪後，既失去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结构、又未建立任何新的
、更符合理性的价值系统的大陆“暴发户”，与民主社会里中产阶级的根本区别。
什么都可以标价出售，包括人格、自我和思想，这种“意识形态界限下的市场经济
”，我称之为中国的“新官方文化”。相对於此，香港“独立声音”的意义，就等
同於香港的“独立人格”。如果听听另一种“危言”，大陆人对今日中国的讽刺：
“金钱文化大革命”；“最坏的社会主义加最坏的资本主义”，那香港的明天，是
不是已清晰可见？九七年的“it's over”，也许早已是“it was over。”倘若“
危言耸听”终於能冲破“充耳不闻”，也许香港人能以某种方式证实“自己”，而
令世界刮目相看：“it's not over”——有“危言”，就有希望！
一九九七年，香港，失踪的“独立声音”，使香港“人”活生生地失踪了(甚至用
不着大屠杀)——那些无声的、无形的、无力的且无奈的，我说：无人。却又充满依
旧眩目的广告、霓虹灯下、夜总会和色情杂志，并在电视中微笑、微笑、微笑……
狂欢的哑剧，上演了，并且至少“五十年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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