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运动能与共产党合作吗？
----评郭罗基对魏京生的推荐报告
倪育贤
一、是推荐报告还是起诉书？
至今仍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忠实信奉者的郭罗基先生近年来频频就中国民主运动
的方向、路线等问题发表许多颇为系统性的意见。说他的意见具有系统性，是因为
郭先生的所有论点几乎都围绕一条主线展开，这条主线就是，中国民主运动应该走
合法合作的反对派的道路。守谁家之法？与何人合作？郭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就
是守共产党之法，与共产党合作。郭先生说：“没有反对派，不可能有民主政治，
有了反对派，只会拆台，翻天也不可能有民主政治，民主政治就是讨价还价，你来
我往，不是誓不两立，推到重来。”为此，郭先生号召我们，在中共一党专制之下
充当“建设性的反对派”，郭先生断言，民主运动只有成为守共产党之法并与共产
党合作的“建设性的反对派”才是“大陆民主运动走向成熟的标志”。为了防止我
们误解他的本意，郭先生更进一步的解释道：“合作不是投降，宽容不是自卑，以
合作宽容的态度争取民主，才符合民主的本性”。在此之前，尽管我并不赞成郭先
生向我们推销的这条“二合主义”路线，但是对郭先生锲而不舍、孜孜不倦地宣传
他的政治主张的热情和执着不无敬佩之情。然而，当我读了《北京之春》九五年十
二月号上发表的郭先生的大作“魏京生和中国民主运动”一文之後，我对郭先生的
这分敬意犹如秋风中的落叶一般，骤然而逝。这是因为郭先生以向诺贝尔和平奖委
员会推荐魏京生的报告的名义，实际上对魏京生进行了政治上的缺席审判。特别令
人遗憾的是，郭先生对魏京生的“审判”发生在魏京生终於又一次被共产党剥夺了
辩护权利的不幸时刻。
郭罗基先生在上述报告中用差不多一半的篇幅对魏京生在民主墙时期的“激进主
义”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判，而其余一半篇幅则是向我们重复描述那个我们早已从
郭先生嘴中听过好几遍的关於他自己当年如何进行合法斗争及如何取得许多辉煌成
果的故事。(其实，尽管郭先生力图把他的故事诠释为合法斗争的胜利，但他似乎至
今未能醒悟的一点是，郭先生以被放逐者的身分在海外呼吁唯合法斗争这件事本身
即是对他二合主义老调的一种讽刺。)
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笔者当然不认为因魏京生又一次坐了共产党的牢，就可以获
得被批判的豁免权，也不认为郭先生就没有毛遂自荐与自我表彰的权利。然而，我
始终认为，无论各人的政治理念有多大的差异和不同，作文立言总还得有一个基本
的规范应当遵守。既然郭罗基先生的报告是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魏京生为候选人
而作，那么，郭罗基先生在报告中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标准对魏京生的主要活动进
行十分强烈的负面批评并对自己的功绩进行过度的炫耀就有违推荐报告的体裁和常
例了。怪不得很多民运朋友读了报告之後极为震惊，不少人向我表示，评奖委员们
不读这个报告犹可，读了这个报告不把魏京生拉下来才怪呢！特别令人吃惊的是在
魏京生又一次被中共无理逮捕、面临判决之际，郭先生在他的推荐报告中以类似判
决词的口吻指控魏京生说，“魏京生的《探索》却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
他开火，把他推到敌对的方面。”说真的，如果这些话不注明是出自郭罗基先生的
大作，我还真的会怀疑这是北京最高人民法院的起诉书摘要呢！
在郭罗基笔下，邓小平本来是走民主之路的，事情就坏在“横冲直撞”的魏京生
为了搞他的“激进主义”不允许邓小平探索民主，不断向“民主的保护神”邓小平
开火，眼睁睁把大好形势破坏了。结果把原来赞成民主的邓小平推向敌对的方面去
了！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在读了这番高论之後，写信向郭先生表示抗议，魏珊珊指
出，不是魏京生要将邓小平推向敌对的方面，而是魏京生看出邓小平站在敌对的方
面，向世人发出警告。一个为推荐获奖候选人而写的报告居然为被推荐者家属所抗
议！也真是一件奇闻！郭罗基出於无奈，终於高抬贵手，在报告送出之後把“推到
敌对方面”改为“刺激他走到反面”。其实，身为大学教授的郭先生心里明白，这
一改动并无实质性的区别，因为郭先生的报告意思非常清楚，一言以蔽之，就是：
魏京生应该为邓小平走向独裁负责。一个推荐魏京生为诺贝尔奖候选人的报告的主
要论点竟然是：魏京生实际上是阻挠中国走向民主化的罪魁祸首！一个因倡导“民
主为第五个现代化”而闻名於世，被中共二次判刑总共三十年的魏京生原来是葬送
中国民主化大好机会的激进主义者，这就是郭罗基先生的天才发现！！！无怪乎郭
罗基先生在报告的结论中说，“魏京生除了坐牢表现出牺牲精神之外，所作的事情
不多。”“中国民运人士存在许多缺陷和弱点，不能令人起敬。”
二、偏见离冷血只有一步之遥
为了证实魏京生的错误，郭罗基不厌其烦的在报告中摘抄邓小平与凡是派的斗争
业绩，甚至把共产党总书记胡耀邦称颂为民主力量的代表。在此，笔者不禁想问郭
教授一句，你为什么对共产党领导人那么推崇备至，而对失去自由的魏京生如此苛
刻武断呢？这是一个极具启发性的实例，它证明：当一个人的主观理念为政治偏见
所扭曲之後，他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可以与事实真相产生多么巨大的距离，就象沙士
比亚的诗句，“黑变成白，美变成丑，卑鄙变成高尚，无耻变成德行！”在郭罗基
先生笔下，独裁者变成民主派，而真正的民主派反而变成民主的“罪人”！
郭罗基先生指责魏京生推迟改革的进程，把邓小平推向反面，根据是魏京生在民
主墙上力排众议，发表了“要民主，还是要独裁”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触及了
邓小平的痛处，因而引起中共对民主墙的镇压。郭罗基满腔不平地写道，“与任何
运动一样，多数非激进的派别不能制约少数激进的派别，招致的後果却要全体承担
。”郭罗基认为只要魏京生等“激进派”不去触犯邓小平，民主墙就可以存在发展
下去，中共就可以走向民主，他极为惋惜的写道：“当时，官方还曾派人与民主墙
进行不公开的沟通搓商(指中共情治人员前来了解情况)。有一次，来人提议民主墙
运动中有影响的人物到团中央去工作，以便对民主墙进行辅导和协调，於是民主墙
联席会议认为这是“招安”，予以拒绝，在镇压之前，官方试图加以“引导”，但
民主墙没有接受，“民主墙丧失了一次保护自己、避免镇压的机会”。由於魏京生
等激进派的“横冲直撞”，“最终毁掉了民主墙这样极难形成的历史契机”。在郭
罗基的看来，不是共产党毁掉了民主墙，而是民主墙中的激进派不理会中共当局仁
至义尽的再三让步，直至自蹈死地。这种论调和现在流行的六四流血是因为学生不
肯撤退而造成的荒唐论调如出一撤。
为了旁证魏京生毁掉民主契机的论点，郭罗基长篇大论引证邓小平当年关於强调
发扬民主的讲话。其实，这一论据是苍白无力的。郭罗基常常自诩为信念纯正、立
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在这里显然背弃了马克思关於评价历史人物时的一条
重要原则，马克思曾反复申明：“评价任何政治人物不能以他们自己的言论为标准
，而必须从他们全部历史和现实行为为依据。”邓小平这个五七年反右的总司令，
文革後靠着宫廷阴谋斗倒华国锋、汪东兴上台後，一面假惺惺侈谈民主，一面磨刀
霍霍，向民主力量下手。这是中共独裁者维持专制政权稳定所惯用的两手权术。就
如邓小平为了保命和复出，多次向毛泽东痛哭流涕表示忏悔和永不翻案一样，完全
是一种政治谋略的运用，这与民主根本风牛马不相及。
如果在二十年之前有人一时看不清邓小平独裁者的本质尚可理解的话，那么在二
十年之後的今天，特别是邓小平亲手制造了六四屠杀这样震惊中外的血腥惨案之後
，还要追念和讴歌邓小平当年的民主诚意，就实在令人齿寒了。看来偏见距离冷血
只有一步之遥。难怪郭罗基先生在报告中不但要否定魏京生，还要对天安门运动的
学生放一冷箭，指责他们是“期待别人流血，而自己偷生”。按照郭罗基的逻辑，
只要独裁者在历史上曾经口头标榜过“民主”“自由”和许诺过制度改革，那就可
以证明他是真心赞成民主，就推定他之所以搞专制是被民主派的策略错误“推向敌
对”和“刺激为反面”。据此，世界上就不存在真正的独裁者，真正的“法西斯”
了。因为，只要翻开任何一个独裁者的历史，他们几乎都曾在政治需要的时候侈谈
过民主，希特勒和毛泽东口中的民主未必不如郭罗基先生的民主动人，而且在所有
独裁者向人民挥起屠刀之前，都曾有民主派起来揭露他们的阴谋和向世人提出过警
告。请问，难道我们因此就可以认定，这些独裁者後来之所以屠杀人民都是民主派
刺激了他们才把他们推向反面的吗？
三、是反对派还是拥共派？
很显然，我们与郭罗基先生对於民主政治这个概念的理解是根本不同的。
郭罗基先生说，“民主政治就是讨价还价，你来我往，不是势不两立，推翻重来
。”不知郭先生是故作天真还是无心疏忽，郭先生混淆了专制被推翻以前和民主制
度建立之後这两个不同历史时期民主运动所面临的不同性质的历史任务。郭先生所
表述的那种民主政治只有在民主体制建立了之後才能发生的社会现象。但郭先生却
要求我们在中共极权统治依然存在的前提下作这种梦幻中的政治游戏，和共产党进
行什么你来我往的讨价还价，做什么有建设性的反对派，这完全是无视客观实际的
自作多情。
在共产党剥夺人民的一切自由，人们连最起码的基本人权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
郭罗基却要求我们做“合法合作”的反对派。不知郭先生是在开我们的玩笑还是在
开他自己的玩笑。
也许在这里郭先生发现其逻辑上有不能自圆其说之处，於是他急忙加以修补说：
“目前的中国，一方面是中共不允许出现反对派，另一方面民运人士没有学会当反
对派。”就像一双穿了多年的烂袜子，越剪越补破洞越多，显然郭罗基先生已经陷
进自己挖掘的泥坑里去了。别人当然要问，既然共产党连出现反对派都不允许，那
么民运人士怎样去学会当被郭罗基先生批准的那种反对派呢？愚鲁如我，实在无法
想象如何学会当一个不允许出现的东西。再退一步讲，即便学会以後，最後还是“
不允许出现”，那么，郭先生提倡的这种“学习”的意义究竟何在？
实在令人难以琢磨的是，郭罗基先生意下的“反对派”究竟所指为何？按我们一
般老百姓的常识而言，所谓反对派就是指那些因政治利益不同而与当政者或当权者
站在反对立场上的政治派别。而郭先生的反对派条件却是作共产党的合作伙伴！
一个颇有意思的问题是，既然郭先生承认民运人士这个概念，那么民运人士究竟
算不算是反对派呢？民运人士如果不是反对派，难道他们是拥护派？
更令人困惑的是，如果民运人士果真如郭先生所号召的那样都成了一切行动都“
合共产党的法”、并“与共产党真诚合作”，既不“誓不两立”，也不“推翻重来
”的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那么这样的“反对派”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
派”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呢？
於是郭罗基先生真正政治理念就比较清晰的呈现在我们面前了。原来郭先生所向
往的民主就是在不推翻中共一党专制前提下，与中共当权者进行你来我往的讨价还
价。其实，郭罗基先生向往的这种“民主”不但与真正的民主毫无共同之处，而且
事实上也只是建筑在郭先生头脑里的空中楼阁。为什么？因为专制就是扼杀人民的
基本人权，哪里有专制，哪里就不可能有民主政治，所谓民主政治是指在民主制度
基本确立的前提下社会所进行的各种利益团体和各派政治力量的互动。郭先生要在
中共专制之下进行的“民主政治”，不啻是水中捞月。
站在二十一世纪的门槛上，我们却还不得不在这样浅显的常识问题上与郭先生这
样知名的学者进行这样无聊的论争，实在不胜遗憾之致。
四、民主墙已建在人民心中
郭罗基先生在报告里指责魏京生把矛头指向邓小平在当时是不明智的。他说：“
虽然邓小平具有潜在的实行独裁的可能，如果按照魏京生的愿望把邓打倒，只能有
利於凡是派，推迟改革的进程，中国的局面会更糟，历史的前进只能一步一步的实
现，还没有走完第一步，就不能跨出第二步，不能跳过今天的对手预先向明天的对
手发出挑战。”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一九七九年三月魏京生发表《要民主还是要新的
独裁》这篇文章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郭先生的上述论断并不符合
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实际情形，众所周知，自一九七八年末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之後，邓小平已经从华国锋手中夺得了中共中央的最高领导权，成了毛泽东之後名
副其实的“第二代领导核心”，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独裁者，绝不是什么“具有潜在
的独裁可能”，郭罗基把手抓党政军大权的邓小平定为“明天的对手”，而把已被
邓小平打败的死老虎华国锋、汪东兴当做“今天的对手”列为主要的打击对象，那
是郭先生的自我选择，在党内改良派即郭罗基所谓的思想解放派们正在对邓小平顶
礼膜拜一片歌功颂德之际，魏京生一针见血地指出邓小平这个新独裁者的反民主的
本质，这不但是他的勇敢，更是他的正确。这个判断的科学性已为当时的和以後的
邓小平的实际活动所证实，而那些当时由於种种原因而未能揭穿邓小平的独裁本质
的反对派的朋友们的谬误，不仅在於其怯懦，而更在於其掩盖了事物的真相。郭罗
基在报告中表面上也颂扬魏京生的勇敢，但在具体的事实上却完全抹杀他的正确，
我认为，这种颂扬或多或少掺杂了虚伪的成分，因为颂扬一个不正确的人的“勇敢
”毋宁是在嘲笑他的“愚蠢”。
可悲的是，被机会主义者讥讽为“缺乏政治智慧”和“不懂斗争策略”，这几乎
是一切民主先行者的历史宿命。他们在历史转折关头表现出来的敢於挺身而出揭示
时代本质的大智大勇在那些明哲保身的机会主义者眼中就成了“有勇无谋”的“独
冲直闯”。
什么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就是放弃原则的存在，郭罗基先生在报告中的一句警
句可以成为机会主义的绝妙的注脚，他说：“能否存在下去就是一切活动是非成败
的基准。”他认为存在就是一切，只要能够存在下去，民主运动就可以承认共产党
专政的合法性，就可以与挥舞屠刀的共产党进行合作。从这个立场原则出发，郭先
生批判民主墙当年不接受共产党的招安是犯了一次历史性的错误。
然而不知道郭先生有没有考虑过，如果民主墙当年按照郭先生的愿望接受共产党
的辅导和协调，(注意：辅导和协调两词是郭先生的原话。)改变自己的政治方向，
民主墙不再揭露共产党的专制本质，不再批判邓小平政权的独裁倾向，尽发表一些
中共当局喜闻乐见的文章，专骂失势了的华国锋和四人帮，“故意抬举”和吹捧掌
权的邓小平，间或也来一点批评官僚主义的文字来小骂大帮忙，以便点缀中共当权
派的民主作风，那么民主墙确实也许会获得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领袖的青睐，而
继续存在下去，甚至那些温和派的代表人物也许真可挤进团中央的领导班子，成为
新一代中共领导的候选接班人，这虽然满足了郭先生等人求之不得的期盼，然而，
这样的民主墙的存在对人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那还能叫做民主墙吗？还
不如叫做"人民日报”墙报版算了！
在本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於毛泽东的去世和文革
的结束而引起的中共权力层的严重断裂使中共专制的铁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空隙，
於是民主墙和民办刊物像春风中的野草，应运而生。人民利用民主墙这块自己的舆
论阵地发出了要求自由和人权的响亮呐喊，而魏京生正是这种人民呼声的最直接的
体现者。郭先生贬斥“魏京生是民主墙中的少数派”，所以“不能代表民主墙的主
流”，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正确和谬误是以数量的多寡来衡量的呢？
在专制之下，只要民主墙继续保持代表人民呼唤民主和自由的这个本色，中共当
权派是绝不会容忍这块自由化的阵地继续存在下去。邓小平这个政治权术的老手之
所以在民主墙前期保持一段时期的观望和默许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玩弄五七年
中共反右斗争时用过的“引蛇出洞”的故伎，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民主墙要存在
下去，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民主墙变质，或者是共产党变质。共产党变质当然不
可能，而民主墙也坚持了民主的方向，所以它最终被共产党所镇压是不可避免的。
郭罗基指控是魏京生批评了邓小平，所以才招致了民主墙的被取缔，这就叫明察秋
毫而不见舆薪。其实，即使没有魏京生的文章共产党也一定会找出别的借口来镇压
民主墙的。
魏京生似乎是预见到了将来有一天有人会像郭罗基一样秋後算帐，把民主墙的被
取缔的责任栽到民主派的头上，所以魏京生在被假释出狱以後就写了一篇题目为“
豺狼和小羊”的文章，文中说：豺狼和羊群是无法和平共处的，小羊无论如何退让
和躲避，豺狼最後还是要把小羊吃掉。共产党镇压民主墙的真正的原因是民主墙的
存在从根子上威胁到它的统治。毫无疑问，民主墙实际上已经开启了言论自由的源
头，如果不把民主墙扼杀在襁褓中，专制的城堡就会从这里崩塌。民主墙虽然被中
共的铲土机推平了，但是，它的消失并不象郭罗基所悲叹的那样，象征着中国民主
运动的夭折，民主运动通过民主墙的锻炼，提高了自己的素质，凝聚了自己的力量
，扩大了自己的影响，民主墙已经播下了自由的种子。其实民主墙没有倒下，因为
它已经重建在人民的心里，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投入到争取人权的历史潮流中
来。郭罗基先生在“报告”中用极为阴暗的笔触嘲讽魏京生，他说：因为魏京生的
文章触犯了邓小平，所以“探索”成了“探雷”，“民主墙”成了“鬼打墙””。
这与其说是一种批评，还不如说是对民主派的诅咒。
五、民主的真谛是：把真相告诉人民
郭罗基先生指责魏京生“激进主义”、“不讲策略”、“有勇无谋”等等罪名的
唯一根据是魏京生在民主墙上直接戳穿了中共邓小平政权的独裁本性，郭先生认为
这是一个绝对不准涉足的禁区，理由是，如果触及这个问题，就会招致当局的仇视
和镇压。郭先生因此激烈主张民主派应该在中共当权派划定的警戒线内也就是所谓
合法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与共产党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我的看法与郭先生正好相反。我认为，敢不敢揭示中共体制的专制本质，能不能
否定中共独裁的合法性，这是区别民主派和党内改良派的重要标志。党内改良派借
口策略考虑来回避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这个根本问题是典型的鸵鸟政策。为什么
呢？因为这是摆在现代所有中国政治力量面前的一个绝对无法逃避的问题，一如在
阳光下人们无法逃避自己的影子一样。
民主运动是人民争取自身权利的运动，而共产党专制的根本特征就是剥夺人民的
自由，因此，民主运动与共产党的一党专制是完全对立的。郭罗基批评魏京生说：
“魏京生不懂如何扮演民主反对派的角色”，指责“他的姿态基本是对抗，他的工
作主要是谴责”。其实，这恰恰在反面证明了魏京生确实无愧是站稳了民主立场的
坚定的自由战士。郭罗基先生喋喋不休的教导我们，“要与共产党以合作和宽容的
态度去争取民主才符合民主的本性”，这是对民主本性的最荒诞的歪曲。那么民主
的本性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民主的本性是反抗奴役和争取自由。也许郭罗
基先生又要攻击我是在宣扬“中国人的斗争哲学”了，我想毫不迟疑的回答郭先生
。一点不错，反抗暴政的根本方式就是向独裁者作坚决的斗争，我们不但不以中华
民族具有为自由而斗争的传统为耻，而且，为此引以自豪和光荣。
在暴政还象满天乌云一样笼罩在我们民族头顶的时候，当独裁者的冒烟的枪口还
对着我们兄弟姐妹的胸口的时候，当魏京生等一大批民主战士还被共产党以莫须有
的罪名投入无底黑牢的的时候，郭罗基先生还在那里一个劲的高唱与共产党合作、
宽容的老调，我不得不怀疑这些朋友们口中的“民主”是不是象乔治。奥威尔书中
“老大哥”口中的”民主”是同样的货色。
我们必须以非常清楚的语言回答郭罗基先生这样的朋友，在民主的人权原则和公
民的自由权利这样最根本的人类正义上是没有什么策略和妥协可言的。在这个问题
上，人类需要的不是机智，而是诚实，不是幻想，而是朴素，不是谦虚，而是勇敢
，民主的基本要求就是诚实、朴素和勇敢。所以，当别人问我，我们怎样才能争得
民主时，我的回答就是一句话，把真相告诉人民。当越来越多的人民明白事情的真
相之後，专制就无法维持下去。
如果你处在专制的压迫下，那么，作为一个民主派的基本条件就是必须把独裁者
剥夺人民自由的事实明白无误地告诉人民，如果你因为害怕独裁者的迫害而不敢这
样作，那么，较好的选择是保持你的沉默，因为即使出於安全的需要也没有谁能强
迫你来歪曲真相，这样，你至少可以求得灵魂的清白和人格的完整。万一你既不敢
揭示真相，也不甘寂寞，那么，你尽可以公开出卖自己的自尊，投靠当权者去搏个
一官半职，这样，将来未尝就没有革新洗面重新做人的机会。在以上这几种选择之
外，最不堪的选择是那些既明白事实真相，也不敢揭示真实，但为了掩饰自己的怯
懦反而回头大骂敢於戳穿真相者的愚蠢这样的角色。不幸的是郭罗基先生扮演的正
是这样的角色。
五、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
郭罗基先生在他的多次演讲中常常义愤填膺地表达对那些在海外骂共产党的人的
不屑与不齿，他说，“在海外骂共产党一点危险也没有，没有什么意义。”郭先生
既然认为作一件没有危险的事是没有意义的，那么，他常常在海外批评那些骂共产
党的人更是一点风险也没有，为什么他还是那样乐此不疲呢？其实，在海外骂共产
党也并非真的一点风险也没有，因为起码还得冒被郭罗基先生及其同志们严加批判
的风险。在海外骂共产党至少表明骂者对共产党专制的不满和反抗，共产党作了那
么多伤天害理的事情，难道连骂他几句也不允许吗？在国内骂要杀头坐牢，喽蚁尚
且惜生，所以那些平头百姓只好逃到国外才敢骂几句共产党，出一口恶气。其情可
悯，其行可哀，却想不到又碰到温文耳雅的郭教授跟到海外来教训他们道，"骂共产
党是不可以的。”可是，这些小老百姓一生受了共产党官僚们数不尽的欺压，却有
不会像郭罗基教授那样写“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这样转弯抹角的大文章来发泄
自己的不满，即便能写，也没有路子和後台可以捅到《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大报
上去发表。如今，郭先生又不准他们骂共产党，看来他们也只有坐在屋子里生闷气
的份了。
郭先生另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充满了对那些企图推翻共产党的人的敌意，郭先
生在他的报告中有一个别出心裁的提法，这就是他反复号召人民“既不能寄希望於
共产党恩赐民主，也不能寄希望於推翻共产党的人恩赐民主”，郭先生摆出一付似
乎是十分公允的架式，对共产党和推翻共产党的人各打五十大板。
郭先生要人民对他们都不要寄予希望，在这里，产生了一个问题，郭先生说不能
寄希望於共产党，这容易懂，但郭先生又说也不能寄希望於推翻共产党的人，不免
让人费解。人民进行民主运动的目标之一不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专制暴政吗？为什
么不能寄希望於推翻共产党的人呢？此其一，另外，郭先生的话明显是要求人民与
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划清界线，但是，那些要推翻共产党的人不正是人民中的一部分
吗？为什么人民要推翻共产党就被郭先生开除出人民队伍了呢，此其二。再者，假
如大家听信了郭先生的号召都不寄希望於推翻共产党了，那么共产党的统治不就永
世长存了么？此其三。
最後，既然共产党与要推翻它的人都不能寄予希望，那么，叫我们老百姓这群迷
途的羔羊到哪里寻找出路呢？看来，唯一可行的就是跟着郭先生去做合法“合作”
的反对派了。但是，最要命的是判定合法不合法的权力不在郭先生那里而掌握在共
产党手中，如今，连自以为是合法模范生的郭先生也被共产党宣布为境外敌对势力
的首恶之一，赫然列名在不准回国的黑名单之中。
郭先生流亡海外，“合法”无路，“合作”无门！这一事实难道还不足以证明。
郭先生想在中共专制下做合法的反对派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吗？
郭先生号召民主运动与共产党合作,但任何政治力量合作的前提是要有共同的目标
和共同的利益。
民主运动的主要目标是要废除一党专制，而共产党的目标是要坚持一党独裁，可
见两者的目标完全相反，他们的利益截然。正所谓水火不能相容，冰炭不可共器，
所以，郭先生所倡导的“二合主义”路线的实际政治含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他要篡
改民主运动的反专制性质，并把它引导到为共产党政权补天修台的改良主义斜路上
去，实质上这就是要取消民主运动。正是“譬如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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