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中国继续保留西藏
萧明
《北京之春》九四年十二月号刊登曹长青先生的文章表达了一种观点，认为应当
尊重藏人要求独立的自主权利，所以今後一旦中国实现民主政治，西藏的出路就是
独立。同一期中于大海先生也表达了尊重西藏独立意愿的观点，同时也期望或许不
独立。
西藏问题的复杂，在於它几乎没有任何国际法成例可以完全参照。首先对於西藏
问题直接向邓小平提出严正反驳的魏京生公开信，在海外汉人和藏人的舆论界引起
了强烈反响，成为西藏问题讨论中重要的历史文件。这一信件把问题的实质大大向
前推进了一步。然而即使如此，信中某些论据仍然受到海外学人的质疑。至於曹长
青文中的一些比附则更欠周沿了。例如；联合国多国部队只是以美军为主力的“国
际警察部队”，他们对科威特战争和海地问题的国际干涉是无法拿来与中国官方武
装力量介入西藏事务作比较的。
蹩脚的比喻
再如魏京生提出的藏汉之间的供奉关系问题。曹文将这种关系比作村庄与村边神
庙的关系。皇帝和达赖喇嘛好比村长和庙中住持。村长和村民信神，供奉菩萨，凡
有盗贼或庙中小和尚造反，住持便可向村长求助，村长派乡兵赶来恢复秩序，然後
回村。村民敬佛，供奉庙中饮食用品。互助互益，平等，互不隶属。然而这样近乎
理想的关系在数百年前的时代是可能理想地存在的吗？人权和民主等现代先进思想
直到十八世纪刚刚才被写入法国和北美的公开宣言，长期跟中国、西藏的政治风马
牛不相及。政教合一的西藏农奴主集团和中央集权的满清朝廷之间在这种承诺的下
面究竟包藏着什么意图呢？
清朝统治者拥有比西藏强大得多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他们决不具有近代才出现的
人权、民族平等和和平共处之类的新思想，满脑子征伐剿讨唯我独尊的霸权意念。
或许早期双方还比较诚信。可是政治关系总是非常现实的关系，何况达赖喇嘛所代
表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神权组织（不是一座单纯的庙），而是一个充满利害关系的政
权。说到底，双方都是表面上承诺这种关系，而实际上各自按自身的需要利用对方
罢了。西藏一方，利用清朝的强权抵御外部势力的侵入，镇压黑教和红教力量，确
保自己的优势地位；清朝一方利用黄教政权的弱点来支配、控制西藏，实现自己的
统治。黄教政权对於清朝保护了自己的优势地位感到满意；清朝相应地对内、对外
宣示了对西藏的主权和控制，阻挠外来渗透，派遣驻藏官吏，划分部分领土等等，
黄教政权对此又表示怨愤和不服。黄教政权在藏区能够确立长期的强势地位，中央
政权能统治西藏，就是这种交换的历史结果。这是强权政治的结果。但是当今的世
界政治地图都是历史上的强权政治所划定的。我们今天讲民主、人权，民族平等也
只能在历史现实的基础上来展开。或许人类今天才刚刚开始在人权民主的口号下，
实现非强权政治的梦想，例如苏共的瓦解，苏联和东欧政权的垮台，没有经过暴力
手段。或许未来我们建立了民主政治，才可能真正建立文字上、事实上平等的联合
关系。历史上英、俄这两个领土扩张最贪得无餍的强国都在本世纪初叶不得不承认
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姑且不论宗主权与主权的区别），也是基於这种实际关系的
实质。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说西藏历来是一个独立国家，是很难成立的。
历史上双方的强弱各自互有消长，今天的争论双方从史料中既可以找到某年某月
的驻藏大臣昏庸无度，纯属酒囊饭袋的实例，也能找出某年某月的驻藏大臣雷厉风
行，执掌生杀大权的实例。如此各执一端，已经显得越来越於事无补。
前苏联，榜样的另一面
自从波罗的海三国从瓦解之前的苏联帝国中独立出来以後，人们感到似乎世界上
任何地区要想独立都未必不可能了。只要有一定的示威游行、民意测验、公民投票
，历史上的条约、协定都不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从苏联的崩解中人们引出了一些
有益的教训。例如，不再坚持中央的绝对主权，和平地允许加盟共和国独立，避免
了全面的国内战争。比之於经过残酷内战仍旧不得不分裂的南斯拉夫来说，的确是
较好的例证。然而问题也相当严重。在这些新独立国家居住的俄罗斯人，忽然间失
去了祖国。为了波罗的海三国能够较为合乎理性地对待侨居那里的俄罗斯人，莫斯
科不得不动用切断能源供应的威胁来讨价还价。俄罗斯与新独立共和国的边境上集
结着数以百万的失去祖国的俄罗斯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在俄罗斯实际上没有自
己的家园。以哈萨克共和国为例，在宗教、语言等方面全面“民族化”，废除俄语
为国语，只有哈萨克语才是官方语言。对於许多俄罗斯族技术和专业人员，这是十
分不利的，他们只好离开这里，返回俄国。反法西斯战争时期被强行迁往那里的德
裔家庭，一部分早已设法到德国去谋生，德国政府愿意收留他们，但是要加入经济
危机中的社会竞争，其困难程度是可以想像的。原来愿意留下来的一部分人现在也
不得不抛弃家园，到从来没有住过的德国去重新开始生活。虽然语言也是问题（有
的会说一点德国方言，几乎不会写，有的根本不会说。）然而毕竟在国籍、宗教、
血统和社会救济方面还可以获得认同。最关键的是哈萨克共和国独立後政治上并不
民主，言论不自由。一九九四年被认定为世界最不自由的国家。与中国、缅甸、伊
拉克一道平起平坐。在俄国与乌克兰的谈判中，俄国最後让步，否定了乌克兰境内
一千万俄罗斯族人的双重国籍，谈判中涉及的这些期望获得双重国籍的俄罗斯族人
被描绘成可能成为第五纵队。从这样的措辞上也可以读出其中关系的不睦与紧张了
。俄罗斯关切俄国境外二千五百万俄罗斯人令人沮丧的处境，特别是独联体以外的
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的俄罗斯人。一九九四年从独联体各国，尤其是哈萨克斯坦
、乌孜别克、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有二十五万四千五百人逃回俄国。乌克兰境
内的克里米亚半岛以俄族为大多数，俄、乌矛盾为此也非常尖锐。俄罗斯外长在今
年四月公开表示，制裁手段包括经济和政治，甚至动用军事也是必要的。
俄罗斯还是世界上地广人稀的国家，还能容纳返还的俄罗斯移民。中国不仅富庶
地区人满为患，连许多贫困地区也都人多地少。西藏自治区独立，引发大西藏独立
，再引发更大的连锁反应，所牵涉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人口将不是几千万，而将是上
亿的数目。
大致上便於与西藏作比较的实例是车臣独立。仅有一百二十万人口的车臣--印古
什共和国，操高加索语，信伊斯兰教。乌克兰可以独立，车臣更可以找理由独立。
俄国出兵镇压，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军人生命，其中包括一名将军。车臣抵抗者上万
人殒命，首府格罗斯尼已被扫荡成一片废墟。几乎是用现代化武装重演了一百多年
前俄军征服车臣的惨剧。俄国领导人在人权方面受到国际舆论指责，然而车臣独立
派武装所期望的国际武装干涉也并没有到来。这件事至少告诉人们，今天的世界上
想要独立而诉诸武力，也不能如愿以偿。到头来两败俱伤，人民大量地牺牲了生命
和财产。
民运团体应为将来留下转圜余地
苏联的解体不仅是国内民族矛盾的结果，更应该说是世界冷战的结果。具有核武
装的共产主义苏联是西方各国的恶梦。好比英国和法国都不愿意德国统一一样，冷
战梦魇驱使着内外的各种力量促成了苏联解体。中国毕竟只是地区性强国，实际上
还并不怎么强。世界正在注意到中国的共产主义已经蚕蜕，北京将吞吃香港，却自
己也脱胎换骨，港台化了。中国万一解体造成的人口外流威胁更是一种可怕的梦魇
。外部势力希望中国解体，恐怕不象对苏联那么强烈。
中国民运团体在西藏独立问题上不宜作正式的承诺。民运团体内部在这方面的共
识远不如反对共产党专制那样统一，民运刊物上展开自由讨论是非常有益的探索，
但是应当尽量避免无意中的偏颇。对於国内民众来说，轻率宣布支持独立更近於玩
火。北京当局巴不得借此离间人民与民运间的关系。
苏联解体後的每次动乱中，反对分裂的力量都与共产党站到同一条线上去了。俄
国议会中的施利诺夫斯基所代表的斯拉夫极端民族主义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正是被
大苏联的覆灭刺激出来的愤懑反应。其中潜藏着危险的倾向。中国民运团体的任务
之一为国内未来民主政治准备理论和实践的有生力量。民运团体不作支持独立的正
式承诺，可以为民运内部一些个人在未来的声望和选票方面留有回旋余地。
世界民族斗争的历史经验
“人是生而平等的，人人都享有天赋人权，追求自由、平等和幸福的权利。”这
一原属人类菁英的个人思想的精华，经过一七七六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一七八九年
的法国革命及其人权宣言被不断地传播和实现，至今仍熠熠生辉。可以说，近代以
来的所有进步运动都是这一思想的推进和实践。马克思一八四八年的共产党宣言开
始提倡阶级斗争和阶级专政，把一部分人的自由、幸福建立在对另一部分人专政的
基础上。经过斯大林和毛泽东等人的实践，其痛苦的结果已不必赘述。第一次大战
以後，美国的威尔逊总统提出了民族自决原则。其中包含的理想主义可以说是人权
原则在民族问题上的拓展。与威尔逊几乎同时，列宁在殖民地和民族解放问题上提
出了共产国际的战略，把民族解放斗争纳入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轨道中去。然而
当今世界的民族和宗教冲突不仅早已根本无法用“反帝国主义国际阶级斗争”理论
来概括，甚至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自决论”也日益显得
缺乏明确的适用界限。如果这里自决主要指的是独立的话，究竟符合什么条件的的
民族应该独立？为什么西方支持波罗的海三国独立，却不支持车臣独立？捷克斯洛
伐克本来就不大，推翻共产主义之後，终於自决分为斯、洛两国，目前捷克境内的
另一个较小民族又在展开独立运动。民族自决论的下面一个论题就是“住民自决论
”。仅仅百万人口的民族可以独立，一个民族的一部分，超过两千万人口的台湾为
什么不可以独立？血缘、语文、传统文化都没有根本差别的台湾建立了中国历史上
最大的分离主义政党。按照曹长青先生的想法推衍下去，外蒙可以生存，西藏也应
可以生存；新加坡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上海为什么不可以独立呢？有趣的是，任何
地方和任何住民都可以找到自身与周边民族或人民之间的某种差别，例如上海是当
代吴方言的中心，而隔江相望的苏北则属於北方方言区（淮扬话）。当然上海无人
要求独立，这里只是作荒诞推理而已。
民主和独立，孰先孰後？
民族问题说到底，还是一个人权和民主的问题。这句话十分有理。又是民主，又
是独立。孰先孰後？当然民主人权为先。有了民主和人权，独立就可以讨论。有多
少人要求独立，什么程度上的独立，有没有必要独立？如何独立，独立後的经济、
文化合作如何展开，都可以一步一步协商解决。或许讨论开始以後，独立会变得不
那么重要，不那么急切，人民有了充分蕴酿和反思的回旋余地，例如加拿大的魁北
克省那样。相反的例证则很多。许多新国家独立了，但是却没有民主。人民没有享
受到人权和民主的实惠。一个独立的专制极权，侵犯人权的恶行很难受到国际社会
的制约，例如中国、伊朗、缅甸、哈萨克。万一出现大独裁者如毛泽东、希特勒，
小独裁者如卡扎菲，世界和平都可能受到威胁。充分的民主和人权阻碍不了独立，
极权的独立却使民主举步维艰。西藏知识分子应当把问题进程分作两步走，先与汉
族民运联手争取民主，在民主的共同目标之下，达成默契，将来独立的话题在民主
论坛上将百无禁忌。就象今天在台湾那样，不涉暴力，可以充分讨论，乃至成立合
法组织。民运团体不承诺支持独立，（允许讨论是民主的一般原则），北京也无法
借此离间国内人民与民运的关系。西藏独立派人士以人权民主为号召，同样可以赢
得海外的支持，同时也能赢得国内汉族人民的同情和谅解。
西藏独立派也是统一派
“既然他们愿意另过，干吗要硬拉上他一块儿闹别扭？”这是目前海外部分汉人
的新说法。这种说法本身就决不是出於关心藏人的判断，更没有考虑西藏独立後引
起的连锁反应和後果。这种後果早有学者已经预言。
于大海先生主张允许西藏自治区独立，其余川甘青滇的所谓内藏地区仍属中国。
可是达赖喇嘛自传中的地图却是大西藏。自治区独立，只有二百三十二万（数据见
九五年三月十六日人民日报）藏人独立，另外差不多一半以上的藏人仍未独立。不
能排除一种极大的可能性，今天的藏独派人士，不仅是独立派，而且是更强硬的统
一派，____要求统一大西藏。从语言、风俗和达赖、班禅喇嘛的故乡等因素来看，
再从五九年反抗事件本身的影响范围和镇压运动的范围来看，在心理上和文化上，
青、甘、川、滇等内藏藏民都是面向拉萨的。如果自治区独立，仍然不能避免大西
藏的独立运动。而要让大西藏独立，就要面对领土和汉、藏人民杂居的问题，争议
之大，决非未经踏勘，凭空臆断的“以等高线划界”论所能解决；而且越是改革开
放，藏汉杂居就越纵深发展。
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
前不久，奥地利的俞力工先生来信谈到：
最近民意测验表明，斯洛伐克的老百姓越来越对分裂感到不满。原因很简单，捷
克的经济改革颇上轨道，前途也充满希望，而斯洛伐克则是每下愈况。我以为捷克
很可以作为中国人的榜样。......相信再过不久，斯人便会提出组织某种形势（与
捷克的）邦联或内部市场的要求。
这是当代新独立国家普遍遇到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独立後的民族清洗或倒算
运动损害人权。为了避免这样的灾难降临到汉藏人民头上，我们能否换一个角度想
想这个问题呢？
诺贝尔和平奖是什么？是西方高物质水平国家中主要的自由思想知识分子理想主
义的物质体现之一。它比较客观，不受现实功利的影响，基本上表达了人类的良知
和理想。近年来获奖人都是人民杂居的环境中、在危险的武装冲突中寻求和平解决
之道的政治家。从马丁路德·金、威廉·勃兰特，达赖喇嘛，到南非冲突双方的领
导人和以、巴冲突双方领导人，表达了人类良知的理想。
人类越来越需要学会共处之道。南非和中东，冲突非常紧张，和平非常脆弱，可
是这种共处表现了人类的理智和良知。在当今的世界上，多元共处标志者繁荣，更
能激发人民的活力。世界历史告诉我们多民族文化融合能孕育维护灿烂的文化，多
民族的中国西汉和盛唐的文化大放异彩、现代美国的文化是多元发展的典型。希特
勒的法西斯德国和毛泽东的文革时期则是文化枯寂的典型。设想一下，如果文革时
期毛泽东不仅禁绝外来文化而且日连少数民族的歌曲也一概禁止，那么那个时代的
文化生活还将更加枯寂。少数民族民歌的旋律至少给单调的语录歌和红太阳歌曲大
大增添了多样的风格。
寄希望於藏汉两族的政治家
从以上分析来看，民运理论家和领导机构的当务之急，不应当是轻率的承诺，而
是尽可能与藏族理论家和政治家沟通，寻求、协商切实的共处之道。
中国的民族共处条件比之於南斯拉夫、俄国和印度要缓和的多。汉人传统上的恕
道精神结合了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使孙中山在辛亥革命推翻清朝之後，立刻下令
禁止对满族贵族和人民的报复性杀戮行为。国民党统治二十二年也没有发生大规模
征剿西藏的举动。可见汉人中央政权并不绝对意味着暴力。
“寄希望於某某人民”的口号，往往显得太空洞。政治必须通过政治家的奔走呼
号，成为人民的愿望然後辅助事件。然而既反对独裁，又不赞成独立的政治家，既
要面对专制的暴力威胁，又要面对极端民族主义的暴力威胁，这样的政治家，本身
没有达赖喇嘛式的“准神格”身份披挂，非具备超群的大智大勇不得立足於天地之
间。
达赖喇嘛的健在也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幸事。魏京生公开信中有一句不太引人注目
的话 “最好是能把达赖喇嘛请回拉萨，这要比让一帮玩火的冒险家包围他好多了
。”长期以来，包围着达赖喇嘛的的确是一帮玩火的冒险家。这些人是五十年代出
生，在五九年事变发生後被拖带逃亡印度的“少壮派”。他们对汉人的印象除了战
祸，大概就是流亡，心中也只有仇恨，他们鼓吹的完全是暴力和武装。达赖喇嘛在
他们的包围中仍能秉持佛教的和平、忍让，已属难能可贵。不妨设想，如果一旦这
群冒险家取代了达赖喇嘛其结果将是相当恐怖的。现在达赖喇嘛还没有完全放弃与
北京谈判的愿望，西藏保留在中国以内，仍然还有希望。
魏京生是中国人民忠诚的儿子，他以多角度的批评犯颜直谏邓小平本人。处处表
达了关於西藏问题的极其独特的见解。但是他并不主张西藏一定要独立，而且认为
独立对汉藏双方都没有多少好处。联合仍有很多优势。同时他以他的民主、人权斗
士的胆略和经历赢得海外的声誉，（如果赢得诺贝尔奖则更使北京当局不敢轻举妄
动）。目前他正当盛年，以他的经历和声誉，坚持下去，一旦国内政局向民主方向
转移，他就是中国民主政治领导人的首选人物。如果他将来作为中国领导人出面与
西藏政治家协商西藏前途，他对西藏文化的高度尊重，对西藏人民的深切理解，他
的坎坷经历和卓绝胆识最易赢得西藏人民的信任和谅解。
除了上述两位重量级政治家以外，还希望有更多的理论家和政治家研究西藏问题
提出自己的主张。民运团体应当有更多的人经学习研究之後，解释西藏不独立对於
西藏更为有理的各种条件。更希望有冷静理智的藏族政治家宣传和支持达赖喇嘛仍
然秉持和平抗争，不坚持独立的主张，避免领土、主权争议，避免矛盾激化走向武
力对抗。并能以实际行动推动西藏继续留在中国之内（何种形式可以讨论）实行高
度自治。
用新的思想来与西藏人民共处
九五年第三期《北京之春》刊登了徐明旭先生的文章。他为西藏留在中国找到了
许多坚实的论据。他的文章在寻找西藏归属中国的旧有法理基础和分析当今西藏社
会现实方面下了不少功夫，可是对於未来的中国将要面对多元、自由民主的民族共
处局面还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他的一部分统一思想的基础显得太陈旧了。
他把大一统情结说成是与不孝有三，无後为大，多子多福之类的宗法思想一样，
是汉人无法克服的集体无意识。这种议论，恕我直言，好比是自毁阵脚，让前边的
雄辩蒙上了灰尘。首先，宗法思想是应该克服、也能够克服的。中国人的宗法思想
最有代表性的莫过於忠君，愚忠；“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类思想现在已经
克服得差不多了。文革中有人有意识地想借助旧忠君思想（“三忠於”）来阿谀奉
承毛泽东，结果毛本人也觉得“讨嫌”（不顺手，对外宣传不便？）不再提倡。多
子多福的想法除了宗法意识以外，恐怕跟财产分配制度、继承权有相当的关系，也
是可能改变的。其次，大一统思想也应当重新调整到新的思想基础上来。统一一定
要逐步建立在各民族共处，互相尊重的基础上。把自己视为宗主族去统一其他少数
民族的思想，在新的民主中国的统一中一定会遭遇到少数民族的唾弃和拒绝。在心
理上不尊重藏族的独特文化，鄙视他们的全民宗教信仰，都来自这类陈腐、过时的
思想。新的大一统务必建立在共同的历史遭遇和共同利益关系之上，建立在相互尊
重和相互谅解的基础之上。海外的民运理论家如果还不能做好这方面的思想准备，
日後遇到民族问题势必会无所措手足。共产党人在这方面，几十年以阶级斗争掩盖
了各种矛盾冲突，今後再也不能耽误下去了。
把某地的地理位置说成是“自身安全的威胁”本身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理论。一
九三九年斯大林发动苏芬战争，理由就是所谓列宁格勒处在芬兰的远程大炮射程以
内，安全受到威胁。这种逻辑，在有了洲际导弹以後的今天成了十足的笑话。冷战
时期，美苏两国划出了很大的势力范围，苏联拥有东欧卫星国作为屏障，可是依然
感到安全没有保障。因为强权逻辑的演绎是不会有止境的。主张西藏保留在民主中
国的怀抱之内，是为了藏、汉两族人民的生活幸福和长远利益，决不需要任何帝国
主义的理论作理论支柱。
目前可以预料的是，一旦共产党垮台，西藏问题一定会浮上表面来。中国境内的
各族人民务必在民主进程中补上这一课。汉族要上好尊重少数民族传统、宗教、语
言和风俗的这一课，必有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今天的民运理论家在这方面的思想
、理论准备工作做得越多，将来或许就越能减轻一点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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