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独立与兼容
赵无眠
什么是官方文学？
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号《北京之春》，发表了记者亚衣采访诗人贝岭的访谈录《为
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近几年来，贝岭一直以流亡海外的异议作家身份从事文
学活动。所谓“异议作家”大致有两类。一类是政治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政见
者”；一类是文学上的反对派，即“持不同文见者”。有的作家既持不同政见，又
持不同文见，那也只说明他是这两类的综合。前一类很好理解，中国作家与外国作
家我们都能数出不少名字来。后一类则需要特别讲一下，“持不同文见”当然是相
对于“主流文学”而言的，在文化极权的国家，主流文学也就是官方文学。但这种
说法还是很模糊，因为它并没有界定什么是“官方文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
文学，就是官方文学吗？--不见得。
如果我们承认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的文学就是官方文学，那我们就等于承认，包
括许多异议作家在内的持不同政见的作品，也都成了“官方文学”。如前苏联异议
作家索尔仁尼琴，女诗人茨维塔耶娃，诗人帕斯捷尔那克，……等等，他们的成名
作和一部份代表作都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过，岂不都成了“官方文学”？这是站不
住脚的。
即使异议作家们由地下和国外出版作品，事实上差不多也总是被“官方”认可和
出版了，索尔仁尼琴的《癌病房》、《古拉格群岛》，茨维塔耶娃的诗集，帕斯捷
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布罗斯基的诗，昆德拉几乎全部的小说，都在中国大陆
的官方出版社得以正式出版，但它们都不是中国或者别国的“官方文学”。用是否
上过官方出版物来划分文学的际野，不能令人信服。
在中国这样的文化极权国家的官方出版物上，“主流”与“非主流”文学，“官
方”与“非官方”文学的分野、它们各自所占据的位置以及相互的融合与排斥，是
很明显的。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代，代表官方意志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前
期是“伤痕文学”，后期是“改革文学”。至于其他杂色纷呈的各种文学流派，包
括寻根文学、朦胧诗、新感觉派、新写实主义、结构主义、魔幻现实主义、意识流
之类，至少在一开始总是与主流文学、与官方提倡的“时代精神”唱着不一致的反
调。它们中间的一部份，尤其是写作手法，可能被主流文学吸收，其代表作家也可
能被官方所接纳，但不能因此抹杀它们在文学上曾经扮演的反对派的作用，不能将
它们等同于“官方文学”一棍子打死。
文学与极权制度
贝岭基本上应算作后一类，即“持不同文见”的异议作家。他参加过民主运动，
也批评过民主运动，但主要精力是花在反对“官方文学”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
“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活动”。即使他也可以因此称作是一位“持不同政见者”，
但作为一个异议作家主要表达“异议”的方面，仍是不同的“文见”而非政见。
贝岭认为，他是一个从未获得官方承认的作家。原因很简单，他的“生活方式、
美学、语言、乃至写作方式，是官方所不能接受的”。这是官方的原因。他自己也
有原因，“那就是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我如何能够同毁灭者合作，或者企
求它的承认？”
我们知道，极权制度有过而且仍不断有着“对文学的毁灭”，但并不是极权制度
一定和只会毁灭文学。奴隶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戏
剧文学。封建制度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
说。社会主义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苏联的萧霍洛夫和南斯拉夫的安德里奇
。日本侵略军的法西斯统治是一种极权制度，它没有毁灭张爱玲。
极权制度当然是很坏的制度。悲剧在于，大部份的人类文明恰恰是在极权制度下
创造的。真正的民主政体的建立，在发达的西方国家也仅是近一、二百年的事。这
说明文学，还有科学和艺术，虽然与政治制度不无关联，仍有它们自身的发展规律
和生存系统。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个纯个人的劳动过程。作为异议作家，你可以
反对甚至反抗你所处的极权制度，但你不能因此而反对极权制度下的文学，尤其是
反对这种文学的存在，除非你觉得极权制度对文学的毁灭还远远不够。
对于一些先前处于“地下”的文学作品，后来又被官方刊物公开发表，贝岭常常
感到困惑：“不知用哪种表达更为准确”，--“非官方的”、“独立的”，“民间
的”，还是“地下的”等等。显然哪一种表达都不准确。表达的困惑，实际上是定
义的混乱造成的。贝岭以是否在官方出版物上发表，来作为文学作品是否属于“官
方”、“独立”、“民间”和“地下”，最后自己也闹糊涂了。他也知道，“严格
来讲，地下的文学活动从来未放弃走到地上来的权利，也从未放弃在国家控制的刊
物上发表的可能。”我们是否可以把这句话翻译成，贝岭所从事的“独立的文学活
动”，从未放弃变成官方的、不独立的、非民间的和国家控制的文学活动？
从地下到地上
事实上，贝岭真的没有放弃过被他指为文学“毁灭者”的官方承认的努力。他在
北京，就向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提出注册，出版由他主编的海外文化刊物《倾向》
。他说，这是他这次回国的目的之一。新闻出版署的官员翻阅了他赠送的刊物后一
再表示，不是刊物的内容使他们拒绝，而在于刊物不是国家机构创办，也没有隶属
单位。
在这里，我毫无指责贝岭向官方申请注册这份刊物的意思。我甚至还很欣赏他所
做的这些努力，他的认真和热忱。这里只是想借此说明，他在自己划定的框架里必
然陷入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一方面他力图建立一套官方系统以外的文学体系
，一方面又力图将这套文学体系纳入官方系统以内，他居然把这项工作称之为“独
立的文学活动”。
几乎每一个诗人和作家，都经历过“地下文学”的阶段。一篇作品在没有公开发
表之前，或者说没有变成铅字之前，都可以说是地下文学。有的写在日记本上，有
的装订成册，有的在沙龙里朗读，有的成为手抄本，有的被打成油印稿，--哪一个
作家或诗人没有过这样的文学青年时代？或者说，哪一个文学青年在得到社会承认
前，没有从事过这样的“地下文学”活动？这种“地下文学”，在各种社会形态下
都可能产生，绝不是极权制度的特产。
以文革结束不久出现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而论，它的作品和作者后来差不多
都得到了官方的承认，这是有目共睹的。即使可能有个别没被承认的例子，那未必
都是由于思想出格，或美学观念、文学语言及写作方式的出格，有些也是因为自身
真的“还不成熟”。《今天》给中国文坛造成了巨大影响，它引发的“朦胧诗”运
动，意义绝不仅限于诗歌界。我们也看到，《今天》的作者们被官方集体接纳，或
叫做被“招安”以后，这个地下刊物就完全丧失了继续存在的价值。
直至过了多年，北岛才又在英国重新主编《今天》。此时的《今天》今非昔比，
无论编辑队伍和基本作者的水平，还是装帧印刷的精美和发行渠道的优良，特别是
编辑出版环境的自由程度，都远远超过当年的油印品。但是文坛评价却不甚高：它
失去了当年那样一种文学潮头的作用。
地上的小说地下的诗
诗歌界的地下刊物特别多，贝岭列举的地下诗刊就有《现代汉诗》、《倾向》、
《南方诗志》、《象罔》、《反对》、《九十年代》。我在国内也曾见过不少，其
中有些质量还很不错。但确实没有见过一本地下小说刊物。究其原因，我以为并不
是贝岭所说的，“小说已经完全被吸纳到国家的出版及市场体制下了。”
爱好文学的青年，大多以写诗为起步。这是非常明智的：诗可以最大的限度地表
现他们的热情、情绪、想像力，挥洒他们的智慧和灵感，抄写或自创他们的人生格
言，记录他们闪光的只言片语。与之相比，小说家要显得“老谋深算”一些，编造
故事或不编故事都需要一定的人生经历和心灵体验。一篇小说的构成，哪怕是短篇
小说，一般来说都有较为严密的构思。只要是尝试过这两种文体写作的人都会明白
，诗和小说确实有很多的不同。以我个人的经验，诗更适合年轻的初学者(不是说不
年轻或不是初学者就不能写诗)，小说则可以年纪稍大一点，“想清楚了”再动笔不
迟。
我们看到，中国每年有大量的青年诗人涌入文坛，另一方面，读者却一步步疏远
甚至厌弃诗歌。很早就有一种说法，中国写诗的比读诗的人还多，因为写诗的自己
也不读诗。相对的，小说发表的园地大得多，只要你写得还不错，各地刊物的编辑
们都会轮流来约稿。而即使有一定名气的诗人，往往还得凭长期建立的文坛的“关
系”发表诗作。这是读者市场造成的。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诗刊》的发行量
曾达七十多万份。接着小说迅速取代了诗的位置。现在小说最风光的岁月也过去了
，取代它的是电影和电视剧。
显而易见，急速膨胀的队伍无法为日见萎缩的发表园地所容纳。那些急于想得到
社会承认、急于拿自己作品“进场”的文学青年，只有选择油印地下刊物一途。诗
的优势是篇幅短小，容易刻印和手抄，地下出版的工本费也不难承担。小说就不同
了，谁会辛辛苦苦一篇小说去刻它几大版呢？刻出来密密麻麻谁有耐心去仔细把它
读完呢？
我很赞成地下诗刊的大量印行，它确实可以缓和这种不均衡造成的矛盾，刺激和
活跃文化市场，也为产生经得起考验的诗人与作品提供了土壤。但我并不赞成一定
要把它们与官方刊物对立起来，这没有任何好处，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得了的政治意
义或文学意义。事实，只要你写的纯文学，连官方刊物都没有主动去做这种对立的
事情。人为对立的结果，只会令人反感，减低文坛同行们的同情与支持，乃至恶化
自身的生存环境，束手待毙。
吃言饭的人们
被“官方”承认是一回事，被“官方的刊物”承认是另一回事。当然，被官方的
刊物承认，是被官方承认的前提。承认还有两重意思，一是认可你是一个作家，一
是赞同你这个作家。作品被官方的刊物发表，不能说明这个作家一定被官方赞同。
否则我们就无法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作家、诗人遭受过那么多的批判、围
剿和迫害。
官方刊物不等于官方，这也是常识。只能说，官方刊物常常代表官方，或者执行
官方的政策和某些指令。但代表和执行，正说明它本身并不是官。否则我们也无法
解释，中国何以有过那么多的报纸、刊物遭到过那么多的改组、查办和停刊。
刊物是由具体的人来办的，这些人大多数和你、我、他(她)，和贝岭没有什么两
样。他们办刊物，组稿发稿，是他们的职业，吃饭的手段，充其量只是整个官方机
构运作的一个组件，并不是官方体制本身。如果硬要说吃官饭的人就是官，那贝岭
也是一个“官”。如他自己所述，他在官办的大学毕业，在官办的报社担任过记者
和编辑，又在官办的大学任教，直至公派亦即“官派”出国。这么些年，他一直是
“官方承认”的学生、记者、编辑、大学教师和访问学者，只是没有被“官方承认
”为作家而已。
我这么说，目的只是想解救那些被贝岭指责为“官方作家”的文学同行们。只要
贝岭自认他是一名官方的记者、编辑、教师和访问学者，那所有的“官方作家”也
就都可以安然去就寝了。我想贝岭绝不会这么做，因为他还要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
，怎么忽然变成“官方”的一名代表呢。他当记者、编辑和教师，只是一种谋饭的
职业手段，是在除了“官办”没几处地方可去的无奈选择。
那些作家们何尝不是一样。他们总应该有“生存权”，应该允许他们利用自己的
一技之长谋一碗饭吃。他们的作品在官方的刊物上发表，领取官方的稿费以及工资
，获得官方颁发的文学奖，这有什么不对？难道他们从极权制度的官方那里得到过
好处，就成了他们应该被否定的理由吗？
中国作家的发表方式、获酬方式，是他们自己别无选择的。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
反对官方对于文化资源的垄断，正如反对官方对于政治资源、经济资源的垄断，但
反对不得不在这样的垄断环境中以劳动谋生的就业者，对他们横挑鼻子竖挑眼，那
是一种苛刻的行为。
白天鹅没有骨气？
贝岭对“专业作家”制度深不以为然。一是因为“这些人主要是小说家，目前为
止我还没听说过有什么专业诗人”；二是“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国家去养
”的作家，如果号称在“作品中表达独立的观点”，“无法自圆其说”。
关于一，采访记者亚衣当即指出：“在作家协会中也有专业诗人，比如艾青、臧
克家。”这是事实，而且他们都是非常著名的诗人(且不论其作品究竟如何)。贝岭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是孤陋寡闻呢，还是故意回避事实？从他紧接的话
来看，应该是故意回避事实，他说：“这些是国家级的，但是在各省市，地方上几
乎没有。大概在国家的心目中，作家就是小说家，诗人是不存在的。”
话明显不通。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尽管亚衣马上拎出了艾青、臧克家这两只黑
天鹅，他还要说都是白的。难道国家级的黑天鹅就不是天鹅吗？国家级的黑天鹅不
正说明，在国家的心目中，黑天鹅“是存在的”吗？
各省市地方上，专业诗人也绝不是“几乎没有”。据我所知，舒婷就是福建省的
专业诗人，还是省作协副主席。她家住厦门，作协仍给她在福州分了一套住房。又
以湖南为例，众所周知，由众多中青年小说家组成的“湘军”，曾令整个中国文坛
瞩目，而诗的地位一直不算太高。但湖南省一级并不太多的专业作家中，就有好几
位诗人，如未央、于沙、石太瑞、骆晓戈、刘勇。其中很长一段时间，由未央任作
协主席，刘勇任作协常务副主席，石太瑞任作协秘书长。怎么会诗人是不存在的呢
。
关于二，专业作家是否“无尝接受一笔国家的薪水，要靠国家去养”？从表面上
看是这样的，因为工资与一个作家发表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无关，即使你一个字不写
，薪水也一个子儿不少。这显然不合理。但这是整个制度的问题，不只是专业作家
独有。如贝岭比较熟悉的官办大学，一两年不教一堂课照拿薪水的教师有的是。又
如贝岭也比较熟悉的官办机构里，每天看报、喝茶、闲聊的机关干部也有的是。可
见不只一个“专业作家”的问题。
贝岭揪住小说家不放，又用起了激将法。“小说可以通过出版赚大钱。被国家养
起来的小说家如果有骨气的话，靠市场就能够养活自己。”换言之，中国现有的专
业小说作家没有一个是有骨气的。只要我们不像贝岭一样故意回避事实，一定知道
中国的文化市场不是西方国家如美国的文化市场。所有的资源都被国家垄断着，作
家没有创作的自由，没有出版的自由，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深入思考的自由，没
有迁徙和出国旅行的自由，没有保障自己版权和版税不受侵犯的能力，没有保护自
己不受迫害的法律依据，……你要人家如何去赚大钱，以体现他的骨气？
也拿过“白给的钱”
我本人曾做过几年专业作家，后来为了“骨气”，丢了这个饭碗，靠稿费养活自
己。我并不赞成专业作家制，因为它确有很多弊病。但我看到那些不顾事实，一味
指责和嘲笑专业作家的人，更难为苟同。很奇怪，这些人多半自己就是作家，他们
不去责备文化极权制度的制造者和文化资源的垄断者，却装出一副外国人似的天真
面孔，首先就要剥夺作家手里的这点工资。这不公正。因为现行制度下，作家发表
的作品，社会并不能给予他应得的报酬，工资只是定时付给的另一种酬劳方式。要
改革，首先应该改革整个文化专制体制。
不能否认，专业作家中间的确有人专写对专制制度歌功颂德的作品，也有人成为
官方文学或者极权文化的代表人物，还可能混进有极少数的文化特务和文化打手，
然而他们并不能代表所有的专业作家。正像不能以大学里混有不学无术之徒，就否
认所有的大学教师一样。据我所知，大多数的中国作家，包括专业作家，是有一定
的社会良知、专业水准、文学成就和道德准则的，他们不愿而且也没有成为甘心被
官方所利用的宣传工具。
有意思的是，反对专业作家制的贝岭，却并不反对甚至还很赞赏西方国家的驻校
诗人制和桂冠诗人的头衔。尽管他们也是靠人家白给一笔钱给“养着”，也活得没
什么骨气，也在“靠别人养”和在“自己作品中表达独立观点”之间“无法自圆其
说”。原因很简单，贝岭自己就做过美国布朗大学驻校诗人，拿过洋人白给的钱。
更有意思的是，贝岭宣称“不会有太大兴趣去谈论其历史”的小说家王蒙，早几年
多次公开表示反对专业作家制，他也不止一次地到美国的一些大学当驻校作家，也
要拿洋人白给的钱。
我并不反对作家诗人拿这种钱。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老是反对别人拿“国家白给
的钱”，自己不管是谁“白给的钱”则一概但拿无妨，就不能不引人怀疑他先前胡
乱反对一通的动机。
有人可能会说，--事实上有不少人就这样认为，--拿国家“白给的钱”不算本事
(没骨气)，拿洋人“白给的钱”却是本事(有骨气？)。熟悉中国文化环境的人都可
以了解到，拿洋人白给的钱的本事是从何而来的？我这里就不去穷究了。我只想说
，在作家拿“白给的钱”这一问题上，谈不上谁高谁低。至于白拿了钱是否还能同
时从事“独立的文学活动”，我想贝岭应该比我们更清楚。
独立不等于排斥异己
主编《倾向》，是贝岭正在干的最重要的一项“独立的文学活动”。熟悉一点内
情的人都知道，这份杂志办成现今这个样子，是很不容易和很值得肯定的成绩。贝
岭的工作也很有意义。其意义在于，极力地表现出另一种存在。他告诉我们他的亲
眼所见，创作之外的文学活动，比作品本身更直接引起官方的反感和排斥。而引起
官方的反感和排斥，简直就是一个异议作家的天职。
然而谁也不能否认，最重要的和最艰苦的文学活动仍是创作本身。没有好的作品
，一切的意义便失去了根基。创作是纯个人的事，几乎每一个作家创作时多是在从
事“独立的文学活动”。这种文学活动是任何他人都无法取代的。
可以预期，《倾向》以后的倾向，仍会沿着一条漫长的路途孤独地走下去。不被
官方接纳认可的困惑，也会长久地跟随着他。他希望独立，但独立绝不是一味地排
斥异己，排斥所谓“官方体系”内的作家和作品。他们是无罪的。不但无罪，贝岭
也承认，目前中国最好的小说，还是由他们写出来，并在某些国家的刊物上发表的
。既然我们被要求“期许《倾向》成为中文世界最具影响的文学与人文刊物”，就
有理由看到，那些最好的小说和它们的作者不被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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