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卫道士的宝贵自供
--评“邓力群上江泽民书”
倪育贤
一、人民终於理解了列宁
中共党内硕果仅存的一位正统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号称“地下总书记”的邓力群
先生在去年夏秋之间写给江泽民的万言书“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若干因素”是近年
来难得一见的一篇解读中共专制制度本质的宝贵自供。
邓力群从一个典型的老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出发，真切而又直率地概述了当前中国
社会在政治上、经济上、思想意识上发生的一系列意义重大的变化，忧心忡忡的吐
露了一个正统共产党人在眼看自己奋斗了一辈子的乌托邦理想终於象一叶无法挽救
的沉舟，缓缓坠入茫无边际的历史深渊时的无奈和失落。
本世纪二十年代初的一个夏日的黄昏，列宁与高尔基在景色宜人的克里米亚海滩
有过一次颇具深意的谈话。当时，高尔基向列宁诉说在十月革命後的疯狂大镇压中
，俄罗斯成千上万优秀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及知识分子被“契卡”(即捷尔任斯基领导
的肃反委员会)当做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不经任何审判就被无情地镇压的情形。高
尔基为此向列宁抱怨说：“其中很多人都是我相知多年的朋友，绝不会参与任何反
革命的活动。”高尔基认为这种不必要的残暴是无法原谅的，并要求列宁亲自干预
制止这种疯狂的屠杀。
列宁沉思了一会对高尔基说：“革命是不能戴着白手套进行的。”列宁接着用手
抚摸着几个在海滩上玩耍的儿童的头说，“将来他们会理解我们的……”
七十年过去了，列宁的预言成了现实。当年的孩子，今天的俄罗斯人民确实真正
理解了所谓“无产阶级革命”的本质，不过他们没有如列宁期望的那样来接受这种
残暴的合理性，而是一举把共产党政权推翻了。
二、残暴不能用好心来注释
天道好还，俄罗斯大地上发生过的故事也在中国重演，不过导演从列宁和斯大林
变成了毛泽东和邓小平。中共为了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的“天堂”，在建政後的三
十年间根据马列主义关於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腕，消灭了占
人口总数约十分之一的中国公民。这种二次大战後最大的人间浩劫是以“革命的名
义”为了在中国建立美好的共产主义制度而进行的。被屠杀和鲜血震慑得麻木的人
民不得不匍匐在独裁者的脚下，从脑海里抹去痛苦的记忆，歌颂人民救星慈父般的
恩情，欢呼自己的“翻身解放”。为了生存，中国人民在屠刀下放弃了自己和後代
的全部的人格、尊严、权利与自由。
邓力群等中共的辩护士在承认中共的社会主义革命在经济上的失败之後，常常用
共产党搞社会主义革命的动机还是好的，他们的一切实验都是为了使人民幸福等等
借口来掩盖共产党的罪恶。
事实上，这种好心作坏事论是站不主脚的。人类的良知表明，残暴是无法用好心
来注释的。神圣名义下的残暴是人世最邪恶的罪孽。如果天堂的大门是要靠皮鞭和
刺刀才能驱赶人们进入的话，那么，这个天堂一定是用地狱造成的赝品。中国共产
党在用暴力手段进行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用建立消灭剥
削的新社会的籍口，攫取了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巨大的特权和利益，这就使共产党
的各级官僚形成了一个靠吮吸人民血汗为生的寄生虫阶级。
三、公有制是扫荡性的掠夺
中国共产党在消灭私有制的旗帜下，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骗术，实行了实质上的
特权阶级独占制。从本质上来说，共产党实行的共产主义公有制只不过是用暴力的
手段把一切本来属於公民的私有财产和本来属於国家的社会财产一律占为己有的一
次世纪性大掠夺。在公有制的名义下，共产党新贵族对一切其他社会阶层的掠夺的
彻底性是任何允许私有制存在的社会中的阶级剥削所无法比拟的。因此，无论这一
掠夺是在何等崇高神圣的名义下进行的，这一彻底剥夺他人劳动的事实必然会引起
被掠夺阶层的不满和愤怒，於是用最严峻的绝对暴力来镇压这种反抗就成了共产党
政权的根本特征和必要前提。
完全没有自由也就完全没有发展。共产党在剥夺了人民的私有财产时也就从根本
上窒息了人民的自主创造力，於是，历史的报复无情地降临到全社会的头上。中国
共产党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进行的这一场为时半个世纪的荒谬绝伦的消
灭私有制的实验，并没有象他们先前许诺过的那样为中华民族带来富强和繁荣。当
一代暴君毛泽东终於玩完最後的游戏离开人世时，中国大陆经济频临崩溃，人民怨
声载道，社会危机四伏，国家乱象丛生。当邓小平等文革失势派掌权之後，他们已
认识到共产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已经严重危及到共产党特权阶级的统治，而失去这
种统治就意味着失去一切从社会掠夺来的特权和利益，於是为了挽救共产党政权，
邓小平开始实行所谓“改革开放”，这个改革其实就是部分地恢复被中共在长达四
十年的革命中用血腥暴力摧毁的私有制。当然，这对於以消灭私有制为基本纲领的
共产主义理论是一次真正的背叛。如果说早期共产党人中还有确具理想主义色彩的
知识分子的话，那么，经过几十年掌握绝对权力的腐蚀，共产党早已彻底堕落为一
个一切都以巩固本身的特权利益为唯一原则的武装暴力集团。对这个集团而言，什
么“共产主义原则”，什么“社会主义理论”，什么“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全都
只是欺世惑人以维持其统治的工具。为了自己的特权统治，这个集团卑鄙到可以随
时出卖自己祖宗的衣钵和砸烂先烈的牌位。事实证明，共产党可以为权力出卖一切
原则和理想，但绝不会为任何原则和理想放弃一分权力。
四、赤裸裸的特权阶级的私有制
如上所述，被党内改良派吹嘘得天花乱坠的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是部分恢复被
共产党自己用血腥暴力摧毁的经济基础。无论这样的行径从本质上看来是多么的荒
诞可笑，(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人为的浪费和破坏，)但是只要这种恢复是在重建公
正的司法和合理的秩序的基础上进行的，那么这一改革也不妨被看作是一种迟来的
反省或归正。然而，中共始终拒绝对极权主义政体进行任何改变，而极权专制的本
性是腐蚀一切革新和进步。斯托夫人说，在奴隶制下，任何一位奴隶主对其奴隶的
善良和好意最後一定都会转变为对奴隶们加倍的折磨和使他们承受更大的痛苦。同
样，在极权专制下，任何一个改革者的良好愿望最後都将转化为对无权人民的压榨
和羞辱。
由於中共的改革根本出发点是在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它就不可能为经济改革提
供必须的社会条件，即基本公平的法律规则和合理的经济转型秩序，於是，邓力群
所说的畸形的所有制变动过程就开始了：“从一九八二年以来国有资产流失五千多
亿，平均每年流失五百多亿，每天流失一个多亿，甚至有人估计，我国国有资产每
年流失一千多亿。”这说明，经济改革的过程，即国有经济向私有经济的过渡，基
本上是少数特权者和与有特权关系者利用改革把大量原本在名义上属於国家和全社
会所有的财产大规模的化公为私。在经济改革中，中共特权阶层已经公然撕去了形
式上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转而实行公开的赤裸裸的特权阶层私有制。於是，一个新
生的官僚资产阶级或有特权关系者阶级终於形成。由於这个阶级的产生得力於中共
专制的荫庇，所以，这个阶层天然地与大多数无权人民处於尖锐的对立状态中。正
如邓力群在文章中指出的那样，社会贫富悬殊越来越大，据统计，占存款户总数百
分之二的暴发户拥有存款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种因权力关系不同而造成的社
会财富的不正常的分配，为酝酿已久的社会革命埋下了随时可以暴发的炸药。消弥
这种危险的社会对抗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在政治上作出实质性的制度改革，从制度
上消除产生特权阶层的社会根源。但专制特权是中共一党专制的命根子，限制和废
除特权必将危及中共一党专制的根本利益。这就是中共改革只会加剧社会冲突而无
法舒解政治危机的主要原因。
五、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
细心的读者可以从邓力群的文章里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矛盾。我们从邓力群对当
前中国社会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邓力群认为，邓小平的改革已经把中国推离社会主
义的正轨，他认为决定社会主义性质的所有制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转变，作为无产
阶级国家政权的经济支柱的公有制经济正在逐步退出经济舞台，从而使大陆的阶级
关系发生重大变动，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正在成长，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这个当年曾
被共产党当作主要敌人的阶级已经重生，邓力群甚至认为共产党的基层政权已有二
成以上为资产阶级分子所把持，因此，邓判定中共政权的性质已经开始严重蜕变，
整个社会意识发生了重大转变，“资产阶级自由化”逐渐占了上风，而共产党的组
织严重弱化，失去了战斗力。一个资产阶级全面复辟的严重局面已经形成。
照理，按邓力群的这套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逻辑的答案应该是什么呢?
按照邓力群所奉行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学说，答案应该是号召真正的
马克思主义者行动起来，向党内走资本主义的改革派进行一场殊死的阶级斗争，以
保卫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永不变色。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如果政权的
阶级性质已经改变，那么除了继续进行再次革命外，别无选择。
然而，奇怪的是，邓力群虽然对当前社会状况进行了马克思主义式的抨击，但却
并没有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作出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革命结论，反而忧心
如焚於这个政权的危机，还要为巩固这个据他分析已经离开革命路线的政权出谋划
策。一面痛心疾首於这个政权的蜕变，一面又千方百计的要维护这个政权的生存，
这个明显的自相矛盾发生在一个老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身上是发人深省的。
我认为，这个表面上自相矛盾的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中共内部的保守派改革派之
争其实只不过是在具体政策路线上不同的策略之争。邓小平力主改革，邓力群力反
改革，但他们在维护共产党政权的生存这一点上是有完全一致的共同利益的。在这
个意义上，邓力群和邓小平是心心相印的，所谓改革派和保守派，或者叫右派或左
派，其实都是同生在共产专制这个藤上的两个毒瓜而已。无论他们在路线政策上有
多大的分歧，无论他们对现实的判断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在保护中共极权统治这一
点上是真正的同志和战友，这就是一向被公认为改革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八九民运中
毫不迟疑地下令向和平人民开枪的原因。
邓力群在他的文章中有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政党，而
不是其他性质上的社会团体，如果我们不可能保住国家政权，失去了政权，我们也
就没有资格管理全社会的经济活动，无法继续把经济建设作为党的中心工作了。”
这里，邓力群明显是在对江泽民等人提出警告，提醒他们不要专注於经济发展而迷
失了方向。毫无疑问，邓力群在政权问题上头脑是相当清醒的，他的文章证明，在
共产党看来，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都不是根本大事，根本的大事是
无论如何要维持政权的稳定。在这个问题上，党内改良派的态度也甚堪玩味。我们
的党内改良派朋友在批判共产党的腐败和揭露中共一党专制的弊病时有时也表现得
相当尖锐和激烈，有时还真会让别人误会他们是真正的民主派。然而当他们在对待
中共专制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即是否承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时，就毫不含糊地
持肯定态度了。他们的基本纲领是，对中共政权，“不要推到重来，要作合法合作
的有建设性的反对派”。口号叫得很漂亮，既“理性”又富有吸引力。你看，又是
“合法”，又是“合作”，又是“建设性”，但骨子里的意思还是一个，即无论如
何也要保住中共政权。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中共党内无论是保守派还是改革派，甚
至是被他们一时排挤出来的改良派，口径都是一致的。虽然这三派共产党人都惮精
积虑要保住党的政权，但能否如愿，最後还是取决於人民的意志，归根结底，还是
两句老话，一曰“形势比人强”，二曰“人心难违”。在这一点上，邓力群的眼光
显然比江泽民、李鹏之流要高明多了。如果我们用心研究邓力群的文章，就可以发
现一个特点，即虽然邓力群对当前形势进行了冷峻而深入的剖析，象一个深明医理
的老御医，尽管脉案上写清了今上的种种症状和病理，却一反常态没有开出对症的
药方。这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明眼人是一望而知的。
六、已经来不及了
邓力群在当前社会的深刻变化中看出了中国社会正处在重大制度变革和政体更迭
的前夜。他在文章中指出，共产党政权已经完全失去了群众的支持拥护，邓力群哀
叹“由於共产党的宗旨与资产阶级的利益根本冲突，所以尽管共产党部分人按资产
阶级的愿望腐败了，但资产阶级对共产党还是不放心，仍然要彻底推翻共产党。”
他又说，“共产党同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关系的疏远，可能会使党在危急时刻象一
九九一年“八月事件”时的苏联一样孤立无援。”他悲呼：“未来的十年不可能是
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而是国内外资产阶级向我们党和无产阶级发起决定性突击
的十年。”应该承认，邓力群以上的分析和估计，基本上是正确的，笔者之见，只
有一点小小的修正，那就是，如果把邓力群笔下的“资产阶级”这个名词改成“人
民大众”，那就更符合实际了。邓力群的文章最後说，“预计在今後一两年内，国
内外敌对势力很可能把为“八九民运”翻案作为向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进
攻的突破口，如果上述情况不从现在起纠正，就有可能使得敢於站在党和政府这一
边的人越来越少，而使反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人以及中立自保的人越来越多。当这场
政治风暴到来，我们发现自己处於不利地位时，再想改变这种情况，就可能来不及
了!”
那些反复要求我们淡化甚至忘记六四惨案的朋友们，读了邓力群的这段表白，应
该头脑清楚一点了。历史必将证明，重新评价六四，这是中共政权无法逾越的一道
“鬼门关”。谚云，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共产党作孽作到“六四”
这份上，还想延年益寿，怕也难了。对於邓力群先生的上述预见，笔者的意见与其
竟如此相似，以至如果邓先生把文章末句中的“可能”两字改为“已经”，那么，
我们对邓力群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就完全没有异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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