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信选载


关於台独基本教派


《北京之春》主编你好：
  我是来自台湾留美博士班的学生，民主进步党三重市党部前总干事，加入台湾独
立运动约有五年时光。
  甫阅贵刊十月份洪哲胜先生有关民族自决一文，其中大部份内容符合一般台独运
动者想法，但部份关键内容偏离正统台独主张太多。为免引起误会，并为增进中国
民主人士对台湾独立主张的了解，特此投书，敬祈批露，以正视听为荷。
  所谓正统台独主张，又称台独基本教义派，主要精神乃在於台湾民族自决。由於
台湾国尚未建立，台湾又经过四百年六个以上殖民政权统治和不断的移民，台湾民
族不以血统、文化、语言来认定，而以土地和政治认同来界定。主要主张乃在於(1
)台湾属於台湾人所有，只有台湾人才有权决定台湾的前途；(2)中华民国乃是外来
流亡的殖民政权。近来本土化的各种措施，乃是其因失去祖国土地，为求生存於殖
民地台湾，所不得不采取的手段，在其国 号及宪法未改为以台湾国为本之前，其殖
民政权本质未变。(3)台独运动者尊重所有民族的自决权，包括在台湾的中国人。在
台湾国建立後，我们允许他们回归祖国、归化台湾、或以外国人身份暂居台湾。我
们绝不强迫他们成为台湾人，也绝不祈求他们认同。(4)正统台独运动者是和平的追
求者，也是台湾民族主义的勇敢战斗员，我们对於所有企图阻挠和迫害台湾民族自
行决定未来权利的个人或团体，采取相对手段报复後排除，绝无妥协。
  洪哲胜先生早年参与台独运动，颇有声名。近年来虽仍参与台湾建国的活动，但
在中华民国政府举行首次公民直选总统以後，已经完全认同中华民国政府，不再视
中华民国政府为外来殖民地政权。这种主张和看法，不为包括本人在内的台湾建国
运动者所接受。
  感谢贵刊刊载有关台湾问题的文章，并谢谢您阅读投书。至诚企盼中国民主早日
到来，人权与尊严得到尊重。如果中国的民主和台湾独立建国能够同时到来，本人
不反对与现在中国领土内的各民主共和国合组东亚联邦或邦联。但在台湾独立地位
未能确立和被尊重之前，所有主张统一的言论不过是帝国主义的余毒作崇。

        黄馨民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一日

不要再刊登民族分裂主义的文章

  编辑先生：
  近日发现，贵刊最近发表一些民族分裂主义份子的文章，本人认为不妥。维护国
家统一是国家走向强盛发达的首要条件，同样也是民族宪政的重要标志。分裂主义
者是以狭窄的民族主义出发一种自私观点，他们不代表他们自称代表的那个民族的
利益与福祉，当然也与我们所从事的民主事业没有共同语言。我不反对让他们有发
表舆论的自由，但作为民运的理论宣传刊物，刊登这类文章当被人误解为民运附和
他们的观点，这对我们争取中国人民支持我们的事业是不利的，还会被中共的诋毁
抓到把柄。他们尽可以另投他刊或自己出刊发表以显示他们有舆论自由，但民运刊
物不要再刊登这类文章。

       许建强

“我的四个爸爸”不可解

《北京之春》：
  读雅嘉写的“我的四个爸爸”，总觉得时间背景有点问题。按照作者记叙，在“
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期”，“一群红卫兵”“闯入我家”“把我爸爸捆绑出去”，
“说他是漏网的‘反革命’”。我们知道，由红卫兵出面抓人，揪出“国民党的残
渣余孽”，这种事情一般都发生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六九年间。可是按照作者的说法
，这个爸爸并非她的生父，其生父是共产党高级将领，前军区司令，文革中因为是
林彪部下而受牵连下狱，生母才将作者托付给前面提到的那对父母。林彪是在七一
年九一三出的事，因此，作者的生父母也只能是在七一年九一三之後才出的问题，
这就是说，作者被送给那个当过国民党营长的爸爸最早也是七一年九月之後的事情
，那又怎么样和“文革最轰轰烈烈的时期”、红卫兵抓走“爸爸”一事衔接起来呢
？类似的疑问还有几条，细心的读者都可以发现。
  建议作者列出一个年代顺序表：某年某月，作者出生。某年某月，其父母出事。
某年某月，生母将作者送到第一对养父母。某年某月，养父母家出事，作者又被送
到第二对养父母。某年某月，第二个养母离婚改嫁，有了第三个养父。等等。否则
很难让读者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一读者
      七月二十日


《北京之春》:

  读到贵刊九六年六月号上刘国凯“我的‘文革’见闻与见解——兼与徐明旭先生
商榷”一文，不敢苟同。该文声称“近年来常在报刊上拜读到徐明旭先生有关西藏
问题的文章，观点中肯，令人佩服。但徐先生的“也谈‘文革’及‘造反派’”一
文(载於《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号)所表达的见解则使人惊愕万分。”
  我的看法与刘国凯恰恰相反。徐明旭在西藏问题上所表达的见解使人惊愕万分，
但其“也谈‘文革’及‘造反派’”一文确是观点中肯，令人佩服。徐明旭对西藏
问题的看法透着大汉族主义对西藏的救世主心态，尽管我对他“回到清朝老例”的
解决方案还是很佩服的，但其文中对落後少数民族的歧视却比“清朝老例”还要深
重。
  徐明旭对造反派的分析与定论确是当今海外难能的准确与清晰。文化革命两百万
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造反派应该承担的份额比之各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应该
承担份额的总和还要多得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确是首开不公平报复，但造反
派却是重开不公平报复，而且报复的份额更其广大。
  徐文说“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造共产党的反？这里一个重要因素被杨(小凯)先生忽
略，那就是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小农平均主义。他们造反不是因为仇恨中
共的政治，而是不满中共的特权。……由此可见文革造反派的原动力并不来自对中
共的政治仇恨，而来自对共干的经济嫉妒。”
  徐明旭的说法从宏观上看确实如此。参加造反派的人数之多使人无法相信“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曾经认真迫害过他们每一个人，所以他们才“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
人之身”而行报复的。
  中国人是一个嫉妒心盛，爱占小便宜，很容易被挑动，而又胆小怕事与胆大妄为
并举的民族。徐文对造反派动机的判断符合这个民族的心理特色。刘国凯借以反驳
的简单枚举都是很有限的特例，不足为训。徐明旭的分析结论才是通例。
  刘国凯把徐明旭具有明显大汉族主义的文章倾向称作“观点中肯，令人佩服”，
却对徐明旭先生对造反派如此深具洞察力的见解感到“惊愕万分”。这只能说明刘
国凯的是非判断标准来自他的个人利益和主观立场。他本人曾经干过造反派，所以
三十年来，不管全社会如何象当初唾弃“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样唾弃造反派，刘
国凯依旧尽力拔高造反派的意义。他本人是汉人，所以他从不会考虑藏人的感情利
益而拔高徐明旭关於西藏看法的意义。

    马悲鸣

支持你们可贵的工作

胡平兄：
  我把拙作“汉学家…”交给你的那一天，并没想到《北京之春》会寄稿费给我。
谢谢!我已经收下了。
  同时，我想捐$100给你们杂志社，支持你们的可贵工作。

    林培瑞 八月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