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於如何对待共产党


于大海


  上期《北京之春》中胡绩伟的长文，很值得一读。胡绩伟有近六十年党龄，担任
过部一级的职务。他经过思考得出中国“是道道地地的一党专政的专制独裁国家”
的结论，确实难能可贵。
  胡绩伟的文章给我们以鼓励，也提醒我们对共产党员要区别对待。我们讲中共如
何时，其实一般都是指中共当权者集团中的主流派，这批人随体制的演变而有增减
，但最多时也不过千八百人。中共的几千万党员，绝大多数只是专制机器上的螺丝
钉。他们客观上起着维系专制政权的作用，却未必情愿为专制制度陪葬，在民主化
大潮到来时多半会袖手旁观。这些人并不是民运的真正打击对象。一旦民主化成功
，民主政权必须依法惩治一部分参与过镇压、迫害活动的人。对绝大多数中共的党
员、干部，则要网开一面，不予追究。其中廉洁并接受民主制度的人，还可继续担
任公职。事实上，将来参与建立民主政权的人，不少会来自共产党内部，而许多现
今的民运份子，尤其是在海外的人，恐怕届时反而已被淘汰了。
  民主政权是否允许共产党存在呢？共产党将来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受社团登记
法约束。现在的这个共产党要通过社团登记的审查，必须将党章中有关一党专政、
暴力革命的内容删除。但这样做还不能保证共产党的延续。几十年里，共产党侵吞
了太多的资产，又以党或国家的名义给太多人带来了损失。如果不能还上资产和赔
偿损失，它当然只有宣告破产，关门大吉。当然，现有的这个共产党的法人生命结
束後，其成员仍可重组一个共产党。
  关於民主化是从体制内还是从体制外、是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推动，多年来讨
论一直在进行。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内外结合、上下结合。如果当权者表现出对民
主化的认可，那么，民运是可以与他们在实施民主改革方面进行协调乃至合作的。
这种先例不是没有。在苏联，民主力量是在戈尔巴乔夫尚当政时争取到民选俄罗斯
总统的。在波兰，团结工会首次组阁时，共产党人还在当总统。在中国，类似的苗
头也出现过，胡耀邦、赵紫阳等人就是可能接受民主化的。可惜的是，这类人在中
共内一直处於非主流地位。近几年里，江泽民等人连最起码的政治改革也不提了，
民运与中共之间当然无法合作。至於将来怎么样，要看当权者的作为。如果他们象
以前德国的专制主义者一样，至死不肯给多元政治开一条门缝，那么，合作就不可
能。罗马尼亚的经验表明，民运与当权者的合作虽然能减低转型的代价，却并不是
民主的必经之路。但是民运必须争取与胡绩伟这样赞同民主化的中共党员合作。在
苏联，叶立钦还没退出共产党，民主力量就已开始在他周围聚集了。
  无法合作不一定意味着要诉诸暴力。所有的暴力都是悲剧性的。对政治上的暴力
手段，我们在叹其惨痛之余，要依道义和策略这两个标准进行具体分析。暴力并不
都错，与民运也并不天然相斥。孙中山是搞暴力革命的。他也许不成功，但他的活
动无疑属於民主运动的范畴。美国的民主制度是靠革命战争奠定基础，又经过美国
历史上最为血腥的南北战争进一步确立的。在中国，假如六十年代初饥饿难熬的农
民真枪实弹杀入了中南海，那我们也必须说，他们的行动是正义的。但在目前情况
下，以非暴力作为民运的基本口号是对的。这是因为：一、专制统治已弱化，非暴
力抗争有相当大的空间，也较容易得到国内人民的认同；二、对民主化至为重要的
国际力量总体上是反对暴力革命的；三、民运并无展开武装斗争的条件。当然，非
暴力的原则并不排斥向军人进行不得屠杀平民的教育，也不排斥在某些特殊事件中
的武装自卫。
  和马丁·路德·金一样，我也有一个梦想。我梦想在经过众人的不懈努力之後，
中华民族能够达成空前的大和解。我梦想中共里除个别顽冥不化和罪大恶极者外，
绝大多数党员都能接受民主制度，和全国人民一道开始政治的新生。我梦想中国出
现清廉、公平、开放的政治，各政党、政派遵守规则，在激烈竞争之余仍能为民族
大义而合作。我梦想老百姓在安居乐业之余，能明辩忠奸，用自己的选票和声音使
民主制度日益巩固和光大。我仍然这样梦想，因为我相信中国人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