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独立工会“全红总”成立三十周年
三十年前的今天——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在北京西直门内大街一条小胡
同内的冶金部招待所二楼拐角的一个房间里，“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诞生了
。提起“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也许年轻一代不太熟悉
。但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特别是海内外研究文革史、工运史的学者，不应该忘记
“全红总”在六六年底到六七年初所掀起的汹涌波涛——也就是中共官方所称的“
反革命经济主义妖风”。
刘国凯先生在其著作《文化革命简析》中说：
六六年十二月下半月到六七年一月初，一股来势极为迅猛的风暴倾刻间席卷
全国，这就是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积郁在广大群众胸中多年不敢讲的话
，不敢提的合理要求，此时都如开了闸的洪水汹涌而出。……多年的积愤如堆积已
久的干柴，一点火星即成熊熊之势。……六、七月份挨资反路线整的人在群众中毕
竟只占少数，而多年来在经济待遇上，在日常生活、工作中受到不合理对待的人相
当多，因此这个行动比单纯的批资反路线要猛烈得多。这才是真的群众运动，它发
自群众的内心，是千百万人不约而同的呼喊。
郑义先生在他的书信体自传《历史的一部份》中是这样评价的：
文革初期，一九六六年下半年或至迟在一九六七年初，北京出现了一个工人
组织——“全红总”。……一开始就毫不含糊地代表工人阶级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表现出一种独立意识。虽然这些要求多为经济要求，但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知道，
这是政治要求的前奏。当这个组织刚刚展开全国性的活动，共产党最高当局便以迅
雷不及掩耳之势宣布“全红总”为“反动组织”，逮捕了它的领袖，取缔了它的组
织。……当时群众组织林立，共产党为何偏偏说“全红总”为洪水猛兽而大下杀手
呢？事隔多年，我才理解：这是由於这个工人组织一开始就脱离了共产党“群众斗
争为上层政治斗争（权力斗争）所用”的轨道，而表现出反压迫、反剥削、争自由
的独立自主倾向。这是纯粹的民主运动，这是真正的造反。
龚小夏女士在《北京之春》九六十一月号发表的《文革及毛泽东的伪激进主
义意识形态》一文中提到：
一九六六年秋冬之际，有一个名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的组织活跃
在北京和全国各地。这个组织发动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人运动：它组织起大批在工
矿企业中受到歧视和不平等待遇的临时工与合同工，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
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中央文革曾经鼓动这一组织去冲击劳动人事部门，
但在发现它并不热衷於去揪斗“走资派”而是试图争取工人的利益之後，就对它进
行了残酷的镇压。
杨小凯先生和杨建利先生在《北京之春》九六年七月号发表的《身体自由脑
袋不自由的自由》一文中指出：
之所以有如此众多的人民群众起来造反是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原因的。
事实上，他们是对中共维持暴政十七年的各级官僚的政治迫害、经济剥削的反抗和
报复，其发端是具有相当的正义性的。而且，迅速出现的群众组织里有一些类似於
工会的鲜明代表一个社会群体利益的组织。例如，‘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简称‘全红总’，就是鲜明地为合同工、临时工争取经济利益的造反组织，套用民
主政治的术语，它们是明明白白的利益集团。
宋永毅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一文中也提到：
……一九六七年初还有要改革临时工、外包工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制度的“
反革命经济主义思潮。”虽然带着浓厚的工团主义和福利主义的倾向，但仍含有经
济改革的因素。
在我们谈到一些学者专家对“全红总”的正面评价的时候，也要看另外一些
学者的相反评价。大陆王年一先生在其著作《大动乱的年代》的“经济主义歪风刮
起”一节中说：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由极少数合同工、临时工凑合起来的全国性工人造
反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在北京成立，其头头是王
振海等人。十二月四日，“全红总”发表宣言，宣称：“我看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造现行合同工、临时工制度的反，……”“全红总”的头头揪斗领导干部，绑架工
作人员，通知各分团要求补发工资和赔偿损失。顷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经
济主义歪风。
徐友渔先生在日本出版的《中国研究》今年八月号发表的“关於‘两个文革
’说”一文中说：
文革中，某些社会集团确实提出过自己的利益要求，比如有的工人要求增加
工资和福利待遇，临时工、合同工要求转正，六十年代初从城市，工厂压缩回农村
的人要求回城，下乡知识青年要求回城，他们把这些要求包裹在批判“刘少奇的修
正主义路线”的口号中。为了利用这股社会力量，江青等人曾接见过他们的代表，
表示支持他们提出的要求，各地造反派组织也曾容纳过他们，利用他们去干最危险
的事。但中央很快就抛弃了他们，取缔他们的组织，宣布他们的要求不合理，造反
派组织也自愿或不自愿地与他们划清了界线。他们的活动不论从规模、影响、持续
时间看，都称不上是工人运动或市民运动。……说造反派组织之所以具有政党性质
，是它们有跨省市的特征，这是不确实的。早在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二日，中共中央
和国务院就发出了关於取缔“全红总”等为非法组织，逮捕其头头。
海峡两岸官方对“全红总”的看法又如何呢？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
（陆工会前身）编印的《大陆反毛反共思想组织与行动》中华民国五十六年十一月
）中提到“全红总”时是这样说的：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这是出现在北平地区的反毛组织，组织的成
员是大陆各地的“临时工”与“合同工”的工人。这一个组织的成员，从各地涌入
北平，……要求转正（即由临时工转为正式工人），及要求补发四十七年（方按：
此处应为“十七年”之误）以来的转正费。据日本派驻北平记者二月十六日所发出
的报道，北平“公安局”於二月二十五日贴出布告，下令取缔“全国红色劳动者造
反总团”这一个组织。
中共官方出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针对
“全红总”作了这样的评价：
由於江青在一九六六年底讲话煽动临时工、合同工造反，并提出一些不合理
的经济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大批工人外出，闹转正，闹复工，
闹工资福利待遇，闹增发劳动保护用品和保健食品等，从而刮起一股经济主义歪风
，严重地冲击了国家财政经济。……二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指
出“全红总”，劳动部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联合通告》是非法的，应予取消。…
…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以及各地的分团应当取消。
其它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记事》、《当代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工会史》、《中国工人运动通史简编》、《当代工
人运动》、《中国工运史辞典》中的“全红总”辞条，《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和工会
运动纪事》等官方典籍和史书对“全红总”的记载和评价也和前述的中共官方结论
大同小异，这里不一一摘录。
笔者之所以花这些篇幅摘录前列关於“全红总”的论述，目的之一是，向年
轻的一代民运精英尤其是目前尚在从事大陆自由工运的志士仁人介绍“全红总”这
一组织。前事不忘，後事之师。今天还在从事民运和工运的朋友们，应当重视当代
中国自由工运史的研究，具备这方面的历史经验或知识。而在中共的封锁下，相当
一部分人对此知之甚少。正如陈佩华在其《革命乎？组合主义乎？——工人及工会
在後毛泽东时期》一文中所说：“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年青一代都以为一九八九
年是中国工人第一次抗议共产党。反之共产党精英则痛苦地知道：这已是中国工人
阶级第五次（而有时是在官方工会领导下）起来维护他们的政治权利。这种普遍缺
乏关於早期抗议运动的知识表明共产党在控制中国人民了解现代历史方面的成功。
可以说他们巧妙地贬低甚至抹去了民众对工人早期抗争的集体记忆。”
目的之二是，在前面摘引的海内外学者对“全红总”正反两面的评价和海峡
两岸官方对“全红总”完全对立的描述中，我以为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一、“全红总”在文革中的抗争算不算工人运动和市民运动？它和当时红卫
兵运动、造反派运动有何区别和联系？
二、“全红总”的抗争是否具有独立性？“全红总”属於什么性质的组织？
三、“全红总”是不是中共上层斗争的产物？它和当时的中共上层斗争有无
互动关系？有何互动关系？
四、“全红总”的抗争对文革历史和当代中国自由工运有何影响？当前的中
国自由工运人士应从“全红总”身上吸取哪些经验教训？
由于笔者是“全红总”发起人之一和“全红总”的领导集体——“五人小组
”的主要成员，作为这一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见证这段历史
的责任。由於关於这段历史的拙作尚在修改中，谨以此文解答一些急於了解“全红
总”情况的朋友们的问题和纪念中国自由工运的的先驱——“全红总”成立三十周
年。
一、《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和“全红总”的筹建
《论临时工合同工制度》
“全红总”的出现是和《论临时合同工制度》这份油印传单分不开的。正因
为这份传单的传播和媒介，“全红总”的几位创始人才互相认识最後走到一起。自
从我七八年底平反出狱後直到现在，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我都一直在找寻这篇
文章而未果。直到最近，在澳洲国立大学图书馆，我才发现一篇《现有的合同工制
是反毛泽东思想的大毒草》。此文刊载於六八年二月三日广州印发的《劳工战报》
。而《劳工战报》则是由“广州市印刷系统红色劳动者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发行的
。这份《劳工战报》发行在“全红总”已被打成“反动组织”近一年之後。当时我
正因“全红总”一案被关押在贵阳市看守所吃牛皮菜。尽管时光已逝去三十年，我
读到此文仍然感慨万端和欣慰不已。一是可以看出当年的自由工运并未因“全红总
”被中共残酷镇压而消失。二是在这篇文章中，可以大约看到《论临时合同工》一
文的影子。《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并非在文革期间写成。它完稿於文革前夕的一九
六五年十二月。当时给这篇文章提供过重要意见并为“全红总”贡献出青春、现在
仍在为民动努力的有中国民联的老战士李伯特。当时李伯特和我都是合同工，李伯
特十九岁，我十七岁，可以说是两个乳嗅未干的毛头小子。
李伯特和我自幼相识。因为父辈都是国军将领且被中共关押，所以我们从小
就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重压下长大。在这里，有必要提一下仲维光兄发表在《北京之
春》去年十月号的一篇写得极好、极为精采的文章——“‘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
诞生史实”。在此文中，维光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文革中的年轻一代进行了深刻的反
思和剖析，指出了红卫兵并非造反而是卫道——卫毛泽东专制独裁之道，大搞阶级
斗争之道，它顺乎六十年代初期在大陆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中共一党专政的“主流”
思想。维光兄一针见血地指出，没有“血统论”，就没有红卫兵。更可贵的是，维
光兄指出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当时想做奴隶而不得和在文革中想做奴隶而
得到的可悲。
是不是所有的平民子女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如此呢？在这里，我就不太同意
维光兄的两个论述：“那时的平民们，即所谓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
觉醒”。“到六六年为止的青年，不止是干部子弟，而是几乎所有的伴随极权社会
出生的青年人都已经丧失了自己‘独立’思索的能力，丧失了一般社会的判断能力
。”
我不太同意维光兄这两个论述的原因是：第一，平民并非一定是造反派。平
民中更多的是逍遥派。第二，说平民和造反派们在价值上“并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
”也太绝对了。遇罗克应属於仲文的“平民”范围内，杨小凯应属於仲文的“造反
派”范围内，尽管他们在当时的公开著述中没有明确地提到“人权”等等概念，但
不能因此说他们所代表的一群人“没有人的意识的觉醒”。第三，“到六六年为止
的青年”对社会都有不同於中共官方“主流”思想的看法，并非只有遇罗克等凤毛
麟角的两三个人。
一群年轻的叛逆者
就以李伯特和我及我们周围的一批青年人来说，都是与维光兄同属“到六六
年为止的青年人”，也可以说大部分属於“老三届”。我们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或
属於“平民子弟”。有相当一部分人的父母长辈和亲戚被中共“杀、关、管”。对
我们这些在中共阶级斗争的苦水中泡大了的青年而言，从来就不认为中共是什么“
正统”。我们从小在家庭的熏染下，一直认为中共依靠欺骗和暴力非法夺取政权。
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不分清红皂白地把中共一切官员都看成没有教养、没有文化
的“土包子”。我们从不认为中共的统治具有合法性。我们认为继承了孙中山先生
的革命法统的正是败退到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我们的长辈告诉我们，中共的胜利
是野蛮对文明的胜利，如同落後的满族文化战胜丰富的汉族文化。孙中山先生才是
我们崇敬的国父。因为孙中山先生是基督徒，我们相当一部分人从小就受洗接受了
基督教的教育。因此，我们从小认为基督才是唯一的真神，只有神才是权威，才是
全能的。人，不论是什么人，包括孙中山、蒋中正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是有
限的。而在我们的圈子中，一般称毛泽东为“毛匪”、“老魔头”，而称蒋中正和
周恩来为“老蒋”和“老周”，略带一点敬意。因此，基督教文明中的平等、博爱
、谦卑、原谅敌人等概念在我们头脑中从小生根。我们绝不像有的学者武断地认为
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成长的人，一定在极权文化的熏染下形成所谓“威权性格”——
即是对权威的奴从和自己也想成为权威。当然，在中共一党专政的那个极权而残忍
的社会中，有相当大的一批人的确具备“威权性格”——而不论其出身如何。这批
人在大陆的的确确占了人口的很大比例。这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但仍然有少数人
并非如此。这少数人在大陆人口比例中占的比重虽说很小，但对於当时的人口基数
已有六亿的大陆而言，其绝对数量也是惊人的。以毛泽东的估计，“地富反坏右”
占六亿人口的百分之五，也有三千万之众吧。这三千万以每人有一子一女一妻一父
一母计算，也有一亿五千万之多。在六千万子女中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比例，象我
们这样不承认中共为“正统”的青年人也不是小数目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读的书逐渐多了，大多是十八、十九世纪的一些文学、政
治、哲学著作。在我们那个年代，也就是文革初期“破四旧”以前，由於中共还没
有在文化领域实行“无产阶级的全面专政”，还有一点宽松。在我的家乡贵阳，出
现了中共建政後的第一批民办夜校和夜大学，我虽然当时只有十四岁，也在强烈的
求知欲驱使下，和自己的几个早熟的小伙伴进入了贵州师范大学（当时叫贵阳师范
学院）中文系教授王梦渊和他的儿子王希龄创办的“黔灵中文速成大专班”，用一
年的晚间“速成”中文系四年的课程。这些小伙伴中，有今天在中国文坛上有成就
的思想家（为了他的安全起见，隐其名），也有以後成为“全红总”的第一个地方
组织——贵州分部的发起人之一的叶文筑。
六十年代初叶的中苏共大论战，吸引我们这批青年对马列著作发生兴趣。而
中共批判苏共的“三和两全”——即“和平竟赛、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全民
国家、全民党”很合我们的胃口。苏共批判的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和个人崇拜，不
正是中共在大陆的丑恶统治的写照吗？是中共还是苏共搞的是“真正的马列主义”
？“马列主义”为什么在十几个所谓“社会主义国家”成为统治思想？这些问题使
我们这些青少年，在知识仍然非常贫乏的状况下，深入到那艰涩的马列著作中去寻
找答案，当时已经翻译出版的马恩列斯著作都尽量找来阅读。
我们还订阅了当时在布拉格出版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
动”的理论刊物——《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在这些刊物上，我们感受了当时已
经出现的人类历史进步的主流——和平和包容。而当时中共猛烈抨击的凯恩斯的“
人民资本主义”则从另一个角度给了我们现代西方先进理论的启蒙教育。当时对我
们影响较深刻的除了马列著作外，还有相当一批西方思想家，特别是卢梭的作品中
的天赋人权论和社会契约论，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等等。对这些书籍的阅
读和讨论，无形中形成了类似於八十年代的“读书会”性质的圈子。而我们这个小
圈子中的主要成员，也成了文革中的“全红总”的主要成员和七八——七九年民主
墙时期的“贵阳浪潮读书会”和八九民运时期的“贵州沙龙联谊会”与“中国人权
同盟”的主要成员。
由於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和我们也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必然的
，因此，我们开始对中国工人运动及其历史产生浓厚的兴趣。特别是一九六四年中
共在“四清”运动中贯彻所谓“阶级路线”，我们这些父兄被“杀关管”的子女不
论成绩和表现再好，也被扫出学校大门，被中共“阶级斗争”的铁扫帚扫进了社会
的最底层——被歧视被剥削最甚的临时合同工队伍。当时，李伯特成为贵阳市建筑
公司的合同工，我则成为修筑贵阳磊庄机场的临时工。因此，我们对中国工人阶级
的痛苦有了切身的感受。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一员，我们不仅对中国工人运动的历
史感兴趣，而且对中国工人阶级的现实产生了变革的向往。从一九六四年底开始，
在李伯特的二哥帮助下，我和李伯特开始搜集中共官方有关统计数字，搜寻有关“
两种劳动制度”的资料，并由我执笔写作《论临时合同工制度》，为“全红总”的
出现作了我们当时预料不到的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从苦难走入历史
文革开始後，我们这群早熟的苦难青年，开始敏感到中共统治者为了争夺权
力，不愿照旧统治下去了。而在“三年自然灾害”的饥饿中苏醒了的中国人民也不
愿再照旧被统治下去了。这应该是中国工人阶级实现自己真正当家作主的一个不算
太好的机会。但当时怎样去利用这个机会，我和李伯特等人仍然心中无数。只是一
个偶然发生的事件使我们走进了历史。
那就是文革初期贵阳的“六六事件”。一九六六年六月六日，贵阳地球化学
研究所的敏感的知识分子结合贵阳六中和贵阳九中、十中的少数敏感学生去《贵州
日报》提意见。当天，我正从代课的贵阳洛湾小学请假进城参加六六届高考的社会
青年体检。途经《贵州日报》社门口，看见一群人在贴大字报，四周围观的人被军
警包围，几部摄影机忙着拍摄实况。我停住脚好奇地观看了几分钟就赶着去体检。
谁知这几分种就惹了大祸。几天後，中共贵州省委下达了所谓“六九反击令”，把
学生和知识分子向《贵州日报》提意见和贴大字报的行为打成所谓“反革命事件”
，不知当天在我停脚观看的几分钟内，有熟人看见我去告了密，还是自己被中共特
务的摄影机拍了镜头，我也莫明其妙地被牵涉到事件中去。
大概是六月上旬的第一个星期一吧，一向对我很好的金岚校长把我叫到她的
寝室，问我在请假回城体检期间参加了什么活动。我当时真是一头雾水。金岚校长
最後提醒我是不是到过《贵州日报》社，并向我出示了中共贵州省委的文件——“
六九反击令”，我才知道那好奇观看的几分钟制造了麻烦。我向金岚校长解释了当
天的经过，金校长也深信不疑，她叫我不必担心，说问题会搞清楚的，既然我没有
参加什么“六六事件”，就写一个情况说明，由她交给上级以求澄清。当天晚上我
就写好了报告，次日交给了金校长，自以为无事了。谁知半个月後，金校长正式通
知我回城接受审查。
我回到家，因重病取保外医的父亲在被斗争後已经收监。家中人去楼空，只
留下泪痕满面的苍老母亲。回家当天，我居住地的“工作组”和贵阳市公安局的人
员开始对我轮番审讯，审来审去审不出什么名堂，在七月初正式把我母子送进所谓
“牛鬼蛇神专政队”，押往贵阳城郊的东山岈口打儿洞“劳动改造”，每天在盛夏
的酷阳下锤小石子，一锤就锤到九月上旬，成为刘少奇等派出的“工作组”打击镇
压的牺牲品。
“全红总”在酝酿之中
八月中旬，“十六条”已经公布。毛泽东已公开在八月十八日接见红卫兵。
一个“破四旧”的红卫兵运动在全国兴起。幸好我那时已到城郊“劳改”，李伯特
也被下放到农场劳动，躲过了“红色恐怖”这一劫。而到了九月中旬，毛泽东打击
的目标日渐明显，和“老红卫兵”不同的是出现了一批蒯大富，谭厚兰等真正理解
“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的“革命红卫兵”。这批“革命红卫兵”为了传达圣意
，也参加了串连。所以，八月底到九月初，贵阳来了不同於第一批“南下串连队”
的第二批“南下串连队”。这第二批不像第一批那样杀人越货，而是到各学校，各
工厂去煽风点火，发动群众“炮轰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两派群众的大辩论代替
了一边倒的血腥镇压。而在第二批“南下串连队”的游说鼓动下，贵阳的群众纷纷
走上街头，而这时，工作组已经被撤走。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劳改队”在无人过问
的情况下自行解散。在和李伯特商量後，我决定到北京上访告状，同时观察各地运
动的情况和了解北京上层动态，以便在合适的时候采取行动。——当然，至於要采
取什么行动，我和李伯特也说不出来。
我於九月底到达北京，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接待站”分配住到西直门
内大街一条小胡同内的原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当时临时改名为“中共中央国务院文
化革命联合接待站招待所”。和我同一寝室的有来自湖南长沙的杨政、安徽蚌埠的
裴燕柱、江苏无锡的吴永湖、广西桂林的周泉等人。因为中共当时是按系统、按行
业分配住宿，所以我们住在一起的都是各地上访的临时合同工。几乎每人都有一段
悲惨经历，而且大部分都被解雇，贫病交加，同病相怜。大家对造成自己这样苦难
的原因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同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有的正式工虽然在政治上受迫
害，但至少工资照发，有一碗饭吃。而我们临时合同工一旦在政治上出了问题，马
上被一脚踢出单位大门，连饭也吃不上了。所以临时合同工制度成了我们抨击痛恨
的首要目标。
我把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完成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给大家传阅，大家
都感到我这篇文章说出了他们心里的话。杨政提议，把这篇文章印成传单，散发到
社会上去，希望广大临时合同工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这份
刻写油印的传单于六六年十月六日在工人体育场公开散发。当天，“向资产阶级反
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有将近十万各地来京的师生和工人参加。
《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印成传单散发後，在临时合同工中造成很大反响。从
十月六日下午开始，许多外地来京的临时合同工和北京本地的临时合同工按传单上
的地址找上门来，我和杨政等人在那段期间日夜忙於接待来访谈者，记得当时来的
以後又成为“全红总”各级负责人的有北京的李云臣（後改名叫李卫兵），江苏的
慕纪群、慕纪雄兄弟，安徽的杜某某（名字已忘）等人。
十月八日开始，毛泽东主持了中共的中央工作会议，刘少奇、邓小平在会议
上作了自我检查，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更加清楚。杨政和我商量後，决定组成一个争
取临时合同工权益的组织，当时决定起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
”。参加发起的人除了我与杨政之外，还有前面所述的李云臣、吴永湖、裴燕柱、
慕纪群、慕纪雄、周泉、杜某某等人。
当时我提出大家都回家乡去，建立各地的基层组织，北京留下杨政等和北京
本地的李云臣保持联络，等到六七年一月一日再回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正式成立全国总部。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我於十月下旬离京南下返回贵阳。
二、全国总部正式成立和第一个地方分部成立
“毛皇叔”和贵州分部的筹备
我回到贵阳後，感觉空气大变。群众造反组织“红卫军”、“赤卫队”先後
出现。我到“红卫军”驻在贵阳医学院的总部和“赤卫队”驻在贵阳人民会场的总
部找过“红卫军”的头头李铁及“赤卫队”的头头黄世民。李铁乃是铁匠出身，头
脑极为敏锐，反应很快，口才很好，他在批斗贵州省委书记贾启允的大会上妙语连
珠，进退自如，表现出一定的领导才干。但我问到他关於运动的发展趋势，他的组
织的远近目标，他对社会的基本看法时，他竟没有自己的定见，而且文化水准不高
，历史知识欠缺，并且非常自负。这使我很失望。另一个组织的头头黄世民和李伯
特认识，同是贵阳市建筑公司的泥水工。黄世民为人耿直，很讲义气，但和李铁一
样，文化不高，缺乏远见，脾气很暴，同样使我失望。会见这两位负责人後，打消
了我将这两个组织引向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方向的念头。我决定自起炉灶，自行组
建“全红总”（当时未正式成立）的贵州分部。
我首先找了李伯特、叶文筑等人。他们都认为：我们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
站在第一线，应找一些出身好的人参加筹建贵州分部。叶文筑提议，找他的一位朋
友毛胜年来参加筹组贵州分部。这位毛胜年是叶在水城修公路时认识的一位筑路合
同工。如同当年刘备流落江湖一样，这位毛胜年也是一位落魄的皇亲国戚——他是
毛泽东的远亲。毛胜年敢说敢做，是一位人才。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叶文筑把毛胜年带到我家。毛胜年中等个子，方脸，
颇英俊，穿一身破军棉衣（这是当时的高干子女之所好）。他一进门，就高声叫我
的名字，好像久别的老朋友一样。他一面叫着我的名字，一面连声说他是“三顾茅
芦”来了。看来，他把自己当成“刘皇叔”了。
毛胜年很直爽。他也知道我们对他的最大兴趣是他和毛泽东的“亲戚关系”
。所以他一入座，就作了自我介绍。他就，他的家乡是湖南平江，平江起义是毛泽
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组成部分。他的祖先和毛泽东的祖先是同宗，因此，可以算是
毛泽东的远亲。他告诉我们，他的伯祖父名叫毛简青，是中共六大的湖南代表，也
是平江县的首位中共县委书记，是平江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和彭德怀是知交。现在
他的祖父住在平江，是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的负责人。而中共平江起义纪念馆则是
他家的房子。
毛胜年介绍自己後，表示他早就想造“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反，只是苦於在
理论上不行，又缺乏志同道合的朋友。他说，他看过我写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後
很感动。他希望参加我们的筹建工作。他表示大家不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
同月同日死。今後就是赴汤蹈火，他也在所不惜。
毛胜年的直爽、豪气和亲切感动了我。我表示欢迎他参加我们的队伍，并直
言不讳地告诉他，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不适合牵头，希望他来当贵阳分部的出头露
面的人。他表示他理解我的处境，欣然接受了。
全国总部宣告成立
十一月初，杨政从北京打电报给我，告知李云臣把北京分团的架子搭起，北
京还来了两位很有才华的知识分子参加筹建工作，他们是王振海和郝维奇，都是国
家科委科技情报所的临时资料员。湖南长沙也来了两位组织能力很强的人，他们分
别是长沙岳麓山化工厂的合同工罗运泉和长沙大信织布厂的廖闽夫。杨政说，他们
希望提前建立全国总部，不一定等到六七年元月，问我的意见如何？我当晚回电告
诉他若条件具备，可以先在北京把全国总部建立起来，这样也许对各地建立分部有
好处。但我希望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等到全国有半数以上的省、市、自治区有了分
部才召开。
十一月五日，杨政再次发来电报。他说，现在各地进京的临时合同工很多，
建立全国总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要我立即动身北上，参加十一月八日的全国总部成
立大会。毛胜年等都不同意我立即北上。因为贵州的组织已到成立边缘，他们担心
我一走就要停摆。我衡量一下局势，感到北上没有多大意义。北京少我一人不影响
总部建立，因为北京人才济济。而我走了对贵州则影响太大，再说，一个全国性组
织，如果一个地方组织都没有也不好，我应把全国的第一个基层组织组建好，带动
其它各地的基层组织建立起来。
我电告杨政等人，如期在十一月八日把组织建立起来，不必等我北上。而我
一待贵州分部建立，将立即北上。
十一月八日，全国总部在北京冶金部第二招待所宣告成立，把原定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化为“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并简称“
全红总”。安徽的杜某某因是中共党员，复员军人，出身很硬，当选这“全红总”
全国总部总指挥。无锡的季某某当选为副总指挥（季某某是无锡一零一八兵团的负
责人，当时未出席会议，缺席当选）。北京的王振海当选为秘书处秘书长，我则缺
席当选为副秘书长。秘书处秘书有罗运泉、廖闽夫、郝维奇、慕纪群、慕纪雄，连
同王振海和我共七人，是“全红总”的领导集体。秘书处的分工为：王振海、郝维
奇负责筹建北京分团。我负责筹建贵州及各外省分团，兼管理论和组织工作。罗运
泉、廖闽夫负责和中央各级机关的联络工作。慕纪群、慕纪雄负责内部的总务工作
。此外，任命了组织部长杨政、宣传部长龙云学、联络部长裴燕柱、接待部长张德
明，北京分团筹备组长李云臣。
“全红总”十一月八日宣告成立後，当天就在罗运泉、廖闽夫带领下，由首
批成员五十多人到全国总工会会议厅静坐，要求全国总工会承认“全国红色劳动者
造反总团”，并给予注册登记。但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书记处书记王志杰等人
并没有把“全红总”的这五十来号人放在眼里，根本不予理睬。因此，这一静坐，
直坐到十一月十八日，人数则由五十多人增加到三百来人。王志杰等人看十天来“
全红总”的声势越来越大，不理睬不行了，连忙向全国总工会总书记马纯古、全国
总工会主席刘宁一报告，马纯古又向当时中共中央负责工交口的副总理李富春作了
报告。李富春表态不要把事态扩大，要王志杰等在口头上表示支持“全红总”造“
临时合同工制”的反。十一月十八日，王志杰代表全国总工会在口头上承认了“全
红总”是合法的造反组织，“全红总”成立後的第一次斗争取得了胜利。
在“全红总”宣布成立的十一月八日和取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十一月十八日
，贵州分部筹备组的毛胜年和我都联名发电报表示祝贺。
贵州分部率先成立
“全红总”获得全国总工会正式承认後，筹建中的贵州分部也把争取得到贵
州省委承认的工作提上了日程。
十一月二十一日，毛胜年和我到了贵州省委办公厅，但已无人办公。我和
毛胜年从楼下找到楼上，若大一个省委办公厅竟无人影。我和毛胜年又转到省委秘
书处，仍然不见人影。秘书处後是锅炉房，就跑去问个究竟，一看，只有一个年青
的锅炉工，我们问他省委的人到什么地方去了？他问我们找省委哪一个部门的负责
人？为什么去找？我和毛胜年向他说明来意，并把油印的《论临时合同工制度》送
他一份。他很快看完了《论临时合同工制度》後告诉我们，他也是一位合同工，也
深受“临时合同工制度”所害。他当即表示要参加我们的组织，他告诉我们他姓朱
，名字我已经忘了。他要我们第二天上午来找他，他会把打听到的消息告诉我们。
第二天一大早，小朱告诉我们，现在省委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会议在省人
民政府交际处举行，在交际处负责会议的是省委孙副秘书长。我和毛胜年乘车到了
城北的交际处（省委在城南）。按照小朱给的房间号，果然找到了正在睡觉的孙副
秘书长。
这位孙副秘书长身材很瘦，中等个子，穿一身灰色棉毛衣裤。他睡眼朦胧给
我们开门，误以为我们是南下串连的北京学生。他一面给我倒茶倒水，一面问我们
是北京哪间大学的？我们告诉他，我们是革命造反组织的，目的是要求省委承认我
们组织的合法性。他一听我们是群众组织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他连忙问我们的
口号是什么。当时的贵阳，群众分为炮轰派和保皇派两派。炮轰派的口号是“炮轰
西南局，火烧省市委”，保皇派的口号是“省市委，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的。”
我们告诉他，我们口号只有一条：“改革一切不适合於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
筑。”他听後颇感奇怪，因为从口号上无法区分我们是炮轰派（即造反派）还是保
皇派。他接着又问，我们要改革哪些“上层建筑”？我们告诉他，目前我们的重点
是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我们是要造这个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的反，争取临时合
同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权利，同工同酬的权利。他听後松了一口气。也许在他的心
目中，我们提的口号和要求都是合情合理的。他说，他很支持我们造一切剥削制度
的反。他说，“我们党革了四十几年的命，建了十七年的国，是不应让工人吃苦了
。工人的工资，福利，劳保是应该改一下了。斗来斗去，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群众
还会支持我们，拥护我们吗？”他说，可惜他身为省委干部，要不他会参加我们的
组织。现在社会很乱，希望我们这个组织迅速壮大起来，能起到稳定局势的作用。
他说他会尽快把我们的要求向省文革和省委报告，要我们次日下午二点来这个房间
听他的回话。
二十三日下午两点半钟，毛胜年和我如约来到交际处。孙副秘书长面带喜色
地告诉我们，省文革和省委常委在十一月二十五日晚召开常委联席扩大会议，邀请
毛胜年和我参加。二十五日晚八时许，毛胜年和我参加李再含主持的这个会议。在
会上，我介绍了“全红总”在北京获得全国总工会承认的情况，要求省文革和中共
贵州省委也承认贵州分部。会议还讨论了是否承认刚成立的保守组织“工人纠察队
”的问题。最後会议决议先承认“全红总”贵州分部，以後再决定是否承认“工人
纠察队”（事後第三天也承认了“工纠”）。当场，省委常委陈朴如、张一樵在我
拟的报告上签字正式承认贵州分部。
十一月二十七日（周一），我们按省委给的地址在贵阳市总工会找到了官方
的“工人联络站”负责人沈争真。由他出告公函给我们刊刻了公章印信，拔出贵阳
市新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左侧的办公室给我们使用，并决定给我们一笔专用活动经
费，金额是每天可以实报实销人民币二千五百元，成为贵州省专用经费报销额最高
的群众组织。
十一月二十七日我们召开贵州分部第一次正式会议。会议选举杨同春（中共
党员）为总指挥、我为副总指挥兼秘书长，毛胜年为副总指挥，李伯特为组织部长
，邓德礼为宣传部长，杨爽秋为联络部长，赵琳为内务部长。当天我向北京的“全
红总”全国总部发了电报，当天夜间收到了全国总部罗运泉、廖闽夫署名的贺电。
这样，继“全红总”全国总部十一月八日在北京正式成立後，“全红总”的第一个
地方分部——贵州分部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贵阳正式成立。
三、封闭劳动部，进驻全国总工会和江青接见
静坐全国总工会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三十日，全国总部两次来电催我北上。十二月
一日我把公章印信交给李伯特和杨爽秋共同保管，并确立财务开支制度後，乘坐当
天六六六次串连专车，和毛胜年一道以贵州分部代表的身份北上，十二月三日到达
北京。
这时，“全红总”正在全国总工会八楼进行预计为期十天的第二次静坐。这
次静坐有各地临时合同工赴京代表三百余人，目的是要求“全总”把对“全红总”
的口头承认落实为合法注册，刊刻公章印信和拔给活动经费。
我和毛胜年一到北京，罗运泉和廖闽夫就把他们拟的“全红总”宣言草稿交
给我，要我根据《论临时合同工制度》的内容修改补充。经过十二月三日的一夜奋
战，“全红总”宣言终於定稿付印，并於次日正式发表。十二月五日，北京分团正
式宣告成立，并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近三万人参加的游行示威，王振海和我到场讲
了话。紧接着，“全红总”的湖南分团、黑龙江分团、吉林分团、广西分团、广东
分团、江苏分团、上海分团、河北分团、内蒙古分团、安徽分团、江西分团相继在
各地成立。一场为临时合同工，同时也为正式工争取权益的声势浩大的风暴席卷了
全中国。
十二月六日，全总马纯古和劳动部党组负责人联名向李富春和中共中央送了
《关於如何解决临时工、合同工问题的请示报告》，提请中共中央重视“全红总”
领导的全国性的临时工合同工造反问题，指出临时合同工制度如不加改革的严重性
。在当时的中央工交口会议上，李富春向周恩来作了关於“全红总”的汇报。周恩
来表示应予正确疏导。十二月八日，全国总工会经过李富春批准，终於正式为“全
红总”刊刻了公章，办理了注册手续，并和“全红总”再达成“会谈记要”，表示
支持“全红总”的革命行动，同意在文革中不得无故解雇临时合同工，并决定和“
全红总”确定再次会谈研究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全红总”原来预计十天
而实际静坐了八天就取得了胜利。
十二月十日，“全红总”召开总部扩大会议协商筹备与全总、劳动部会谈具
体方案。会上，罗运泉提出成立会议筹备组专司会议筹备事宜。但任总指挥的杜某
某表示不同意，他认为原来一个秘书处的集体领导已经把他架空，现在再成立一个
会议筹备组将置他於何地？但他的意见只得到少数人的支持而被否决。当时，杜某
某和慕家兄弟及裴燕柱四人宣告辞职并退出“全红总”。杜某某退出“全红总”後
即和一批复员退伍军人组织了“红旗军”，以後也遭到中共镇压和取缔，这是後话
。杜某某等人退出後，“全红总”不得不立即进行改组，这是“全红总”的第一次
改组。这次改组把原秘书处改称为“五人小组”（对外称秘书组），宣布一切权力
归“五人小组”。“五人小组”由王振海、我、罗运泉、廖闽夫、郝维奇组成。分
工是王振海负责北京分团，我负责理论日常事务的处理，罗运泉、廖闽夫专司对上
联络，郝维奇负责对其它群众组织的联络和科委系统的“全红总”分支组织的组建
。此外，任命了毛胜年任组织兼内务组长，杨政任保卫组长，唐静任宣传组长，韩
琳任联络组长，张德明任接待组长，王振海兼任北京分团团长。
最後通牒
从十二月十日开始，我除了处理繁杂的日常事务外，每天晚上都要拟改革临
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和回复一些重要的电报和信件。电报多是各地分团的请示报告
，而信件则多为各地临时合同工受解雇、受剥削、受压迫的严重情况。当时各地投
诉的信件每天多达二千来封，我的秘书余洪珠一天看信看得昏头胀脑。但从这些信
件和各地分团的来电中可以看到，各地解雇临时合同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发
生多起被解雇後的工人自杀事件。
罗运泉、廖闽夫天天去找全总和劳动部的王志杰、邓占元、李正亭等人，希
望他们早日与我们会谈，通过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并报国务院批准。但一碰
这些具体问题，这几位部长、书记总是一拖再拖，迟迟不确定会谈的日期。
到了十二月二十日，年关将近，各地的投诉电报、信件日益增多，需要五个
人拆阅分类。那时的信件每天已经不是几千封的问题了，而是几大麻袋。但内容都
是相似的，而且情况越来越紧急严重。十二月二十日我们再次召开总部扩大会议，
责成罗、廖二人向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他们在二十三日前确定
三方会谈日期。罗、廖二人结束会议後立即赶到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向他们提出
了最後通牒。
十二月二十二日，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共同答复“全红总”，确定三方会谈
订於次日在劳动部礼堂召开。我们松了一口气，分头作好会谈资料的准备工作。
十二月二十三日，劳动部来电话通知会谈延期至次日。
十二月二十四日，劳动部又来电话将会谈延期到次日。
这两次延期引起所有总部委员的愤怒，当时，“全红总”已由冶金部第二招
待所搬迁至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因为总部要员已达八十余人，冶金部第二招待所
二楼已住不下了。因此，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全红总”召开了总部会议，并
作出一致决议：如果明天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再拖延日期，就在当天先把劳动部封
闭，十二月二十六日再把全国总工会封闭，向全世界和全中国人民表达我们要真正
当家作主的决心和力量。□
占领劳动部
十二月二十四日的会议作了如下安排：
一、王振海立即到北京分团，动员北京分团全体团员处於紧急待命状态，动
员人数不得少於五万人。
二、总部委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王振海和我、杨政带领，专门准备主
持北京分团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行动。其中，我负责拟定王振海在天安门广
场集会时的发言，封闭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後发表的宣言和声明。杨政负责组织三
百人左右的纠察队，以维持秩序，力争行动中不伤一人，不毁一物。另一部分由罗
运泉、廖闽夫、郝维奇带领，先期进入全国总工会维持全国总工会的秩序和现状，
准备迎接大队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封闭全国总工会。
三、拟定这次行动的口号：
(一)向刘老板算总账的时候到了！
(二)彻底铲除一切资产阶级的剥削制度！
(三)们要革命，要生产，要吃饭！
(四)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十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主动到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联络的罗运泉、廖闽夫带
着绝望和无奈的口气打回电话：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仍然耍起拖拉推延的老花招—
—竟然又把决定在二十五日召开的三方会议推延了，而且这次是无限期的推延。他
们说，劳动部和全总的负责人说元旦将近，过了新年再说吧。
我把电话放下後，立即通知总部委员根据昨天的决议进入自己的位置。我拔
通了王振海的电话，要他在下午两点前把人马带进天安门广场，两点正准时集合，
进行动员，天始行动。
二十五日下午两点，北京分团开着数辆宣传车，准时而在秩序地进入天安门
广场。北京分团当天可能来了五至六万人，把金水桥的两侧都站满了。两点正，王
振海在一辆宣传车上讲话，布置了今天的行动。在王振海讲话的时候，许多外地来
京的临时工合同工和上访者，串连学生闻讯赶到天安门广场，加上围观的群众，人
越来越多，长安街的交通终於阻断了。人群一直站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
王振海讲话结束後，队伍在宣传车的带领下徐徐移动。本来的安排是我和王
振海乘坐宣传车带领大队向劳动部行进，杨政先率领纠察队的三百余人乘坐几辆北
京分团借来的大客车先到劳动部向工作人员说明封闭行动的目的和方法，争取得到
理解和配合，避免大队到来时发生误会和冲突。但我担心杨政脾气不好，就随杨政
率纠察队先行到达劳动部，经过我们的解释和说明，工作人员也乐於回家，所以，
纠察队的百余人在劳动部的造反组织的配合和带领下，迅速封闭了劳动部除礼堂、
二楼会客室和总机房外的一切办公室，并站好了位置，以防不测出现。
王振海带领的大队大约在下午五点左右到达，把劳动部围得水泄不通。王振
海再次通过劳动部的广播系统发表谈话，宣读声明，宣布纪律，直到八九点钟，队
伍才慢慢散去。
二十五日晚深夜十二点左右，我和王振海等总部委员正在劳动部二楼会客室
休息，几位纠察队员忽然带着两名军人进入会客室。他们一进门就要找王振海和我
。那几位纠察队员颇为紧张，担心军方干预我们的行动，或直接来逮捕我和王振海
。所以，其中一位迅速出去叫来，几十位纠察队员把大门封住。这两位军人看着他
们惊疑满面、准备拼命的样子笑起来了，连声就：“请不要误会，请不要误会！我
们是中央文革的联络员，是奉中央文革的命令来支持你们的！”这时，不知是谁带
头喊起了口号：“感谢中央文革！感谢江清首长！誓死保卫中央文革！誓死保卫毛
主席！”一时间，口号声和掌声此起彼落，这两位军人和王振海与我又是握手，又
是拥抱，真是否忙得不亦乐乎。这也是这次封闭行动第一次出现拥毛拥江拥中央文
革的口号。
其中一位戴眼镜的军人自我介绍是“解放军报”的编辑，名叫邵一海。他把
我叫到一旁，压低声音说：“毛主席七十三寿辰的晚上（十二月二十六日晚），中
央文革首长要接见你们。为了首长的安全，你必须从现在起保密，绝对保密！希望
你把总部人员的档案交给我们，便於中央审查和决定参加接见的人员，现在就走，
好吗？”我把情况悄悄告诉王振海，要他通知所有总部委员在二十六日下午三点钟
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集合，不得有误，其中包括他自己。我告诉他，把劳动部
现场交给纠察队看管即可，快快休息一下赶回总部。说後乘坐邵一海等二人开来的
一辆华沙牌小车回到西什库，把所有总部委员的档案副本交给邵一海。
二十六日上午十时许，邵一海只身来到西什库，交给我一张打印好的名单，
一共有十五人。他告诉我，中央文革决定接见这十五名“全红总”的代表，要我分
别秘密通知这十五个人，晚上七点前在西什库儿童工读学校右侧的街口等待，在七
点正会有一辆车前亮着三盏红灯的草绿色大客车来接我们。
当天晚上七点钟，这辆大客车如约准时到达。我们上车後，车子先开到平安
里《解放军报》社大院内停下，然後上来两位军人。邵一海向我们介绍，这两人就
是大名鼎鼎的《人民日报》代总编唐平铸和《解放军报》副总编胡痴。在大家的掌
声中车子开动，直奔向人民大会堂东门。台阶上直到停车坪，几排军人排着长长的
队伍。我们下车後在邵一海等人带领下，穿过这长长的军人队伍，在这些军人的敬
礼和鼓掌中进入了东大门，到达东会议厅。此时我看挂在墙壁上的大挂钟，正是七
点四十分。
我们坐下片刻，正当时针指到七点五十八分时，江青率领康生、陈伯达、张
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进入东会议厅。江青一进门就大声说：“同志门好！我
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在大家的口号和掌声中，江青先按邵一海给的那张名单
的名字一一点名，并问每人的情况後才入座。
中央文革接见及进驻“全红总”
江青坐下後的第一句话就是“毛主席是支持你们的！”这次接见从当天晚上
七点五十八分开始直至次日凌晨零点三十四分为止，长达四小时三十六分。其中，
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全红总”代表的发言和江青等和劳动部两个副部长郗占元
、李正亭及全国总工会书记王志杰的问答，其余的约三分之二的时间是江青讲话和
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简短插话。江青讲话长达两至三小时。会上我和
唐静、邵一海都作了记录。而我用速记方式的记录使用了几十张纸。会後“全红总
”印发的江青讲话仅四千来字。这份记录是我在当天晚上连夜整理後交《工人日报
》铅印的。除了这份记录外，邵一海等也印发了另一份更简短的打印记录。现在这
两份记录的传抄件都流到海外，这就是所谓江青讲话记录的两个版本的由来。在这
次接见中，江青当场要“全红总”代表拟一个以中央文革名义发出的通知。这个通
知当即由我草拟并交给江青过目。内容是：
一、必须允许所有合同工、临时工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岐视。
二、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
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回原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三、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打成反革命的合同工、临时工。应宣布立即
平反，赔偿损失。
江青接过我拟的这个“三条”，和陈伯达、康生交换看过後说：“我建议修
改一下。其中第三条在‘十六条’中和中央军委的平反命令中已经提到了，不必再
提。我听说合同工队伍中有不少地富反坏右分子，除了有现行反革命活动的，也要
给他们一碗饭吃，我看这样修改好不好？——”接着，她念了她亲手修改的“三条
”。其中一、二条不动，只是第三条作了如下改动：“现行反革命分子除外”。在
整理这份记录时，我感到这样提不妥，打电话给江青，经她同意修改为“现行反革
命分子按十六条处理。”
在这次接见中，江青还要“全红总”办三件事：一是开一个中型的控诉大会
，地点在人民大会堂。二是拟出改革临时合同工制度的方案，上报中央。三是到门
头沟煤矿作一次调查，立即将材料交中央文革。接见结束时，江青给我留下她的电
话，并指定唐平铸、胡痴、邵一海作联络员。从此，直到一九六七年元月十六日，
邵一海基本上常驻“全红总”。 江青接见後的次日——十二月二十七日，全
国总工会派出数辆大小汔车，把我们接去，办公在全总大楼，住宿在小灰楼。从十
二月二十七日开始，全总陷入瘫痪，“全红总”主持了原全总的一切工作。作为一
个独立的工会组织，“全红总”完全取代了官方的“全总”，直到“全红总”被中
共取缔。在江青接见我们的当天——十二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
《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而中共迎接来的是什么“新高潮”呢？可
惜，这个“新高潮”并没有按毛泽东的旨意把矛头指向“走资派”，而是指向了中
共的剥削制度。一场波及全国、声势浩大的争政治平等、同工同酬、改善福利待遇
、补发拖欠工资的工人运动汹涌而来了。
四、“全红总”第三次改组和《三家联合通告》
江、周势力渗入“全红总”
在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全红总”的会议上，江青给我们介绍了一位新朋友
——李晋暄。李晋暄是中央广播电台对内部听众联系组的临时雇员。李晋暄带领中
央广播局五百多名临时合同工造反，成为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头头
之一。因江青直接插手中央广播局的运动，所以颇为器重李晋暄。当天的会议上，
江青直接推荐李晋暄加入“全红总”。李晋暄也表示从此中央广播局的“毛泽东思
想战斗团”成为“全红总”的一部分。
十二月二十七日，“全红总”召开总部会议，讨论总部工作正规化和李晋暄
等的职务安排问题。会上，许多未获江青接见的总部委员把一腔怒火发泄到两个无
辜的人身上——罗运泉、廖闽夫成了众矢之的。因为他们分管对上联络工作，大家
以为被接见人员的名单是他二人敲定，认为他们办事不和大家商量。任我怎样为他
们解释，大家都听不进去。加上平时罗廖二人不太合群，在言谈举止中流露出瞧不
起别人的意思，他们所分管和全总、劳动部的会谈又一拖再拖，大家早有意见，所
以一下发出来。由唐静等四十人联合提出动议，要求改组总部。这样，会议突然转
向，成为“全红总”的第二次改组。在改组中，大家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重新选举
了“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按得票多少有以下五人当选：我、王振海、李晋暄、
金展云、郝维奇。大家要求我担任“五人领导小组”组长，被我坚拒。公开的理由
是年龄太小，知识和经验不足。实际上真正的原因没有说出来——家庭出身不好，
容易成为被攻击的把柄，造成对组织的损害。在我的坚决拒绝和推荐下，王振海担
任第一把手，我成为王的副手。当时改组後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王振海
掌握全盘，我则辅助之，我兼管理论、组织和主持日常工作。李晋暄专司和中央文
革联络和兼管广播系统的分支组织。金展云专管国际联络（外交）。郝维奇专管对
内联络和北京分团。
由我提名，会议批准了以下职务的变动：湖南的杨政任保卫部长，湖南的余
云庆任组织部长，贵州的毛胜年任内务部长，贵州的张德明任接待部长，吉林的唐
静（女）任宣传部长，陕西的韩琳（女）任财务部长，黑龙江的李宝城任联络部长
。在会议决定，由首都三司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筹备组负
责人史学忠和唐静、毛胜年三人组成“批判临时合同工雇佣劳动制度誓师大会”（
即江青指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那个“中型大会”）筹备小组。
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李晋暄进入“全红总”的领导班子，应是江青插手“全
红总的开始。李晋暄本来就是江青欣赏的人，本人也是中共党员，其夫是中央广播
局的处级干部，所以和中共高层有一定关系。金展云不是合同工，而是中央广播电
台的对外部的波兰语组翻译。他的背景是中央广播局当时掌权的“三人小组”负责
人之一的李敦白。李敦白是是美国人，延安时期随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来到中国，早年就加入了中共，一直在中共的要害部门——广播电台负责英文广播
。中共非常器重他，文革前每逢中共“十一”、“五一”观礼，他总是站在毛的旁
边。文革中江青派王力接管中央广播局，成立“三人小组”，王力任组长，李敦白
任副组长。以後李敦白也被中共打成“美国间谍”，关押至七八年与我几乎同时释
放。现在李敦白在他的回忆录《在毛泽东身边的一千天》中也曾提到“全红总”在
英国ＢＢＣ广播公司所拍那部暴露毛泽东性生活的影片中，李敦白是主持人之一，
这是後话。首都三司的史学忠则是不请自来，毛遂自荐协助“全红总”筹备大会，
他和江青、周恩来都有密切联系，和周的联系超过和江的联系。所以，不论他的背
景是江还是周，都是中共高层企图利用、控制“全红总”的一枚棋子。至於身为中
央文革联络员的邵一海，从十二月二十七日开始，更是公开坐阵“全红总”指手划
脚，发号施令了。
独立独行的“全红总”
在大陆文革史家王年一先生的著作《大动乱的年代》（八八年河南人民出版
社出版）的第一百五十五页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江青在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时说：“现
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他们（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书记）不为
工人服务，干脆让工人进到楼（王按指中华全国总工会大楼）里去住，让他们滚出
去，造他们的反。合同工这个东西，一解雇就是资本主义的一套。我们对於坏分子
还给他们饭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没饭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这是江青第一次煽动合同工造反。这是在谷牧十二月六日建议中央慎重处理合同工
问题後讲的。会後（方按，王所指应是所谓十二月十八日的接见会），“全红总”
占领了全国总工会大楼和劳动部。
王年一先生在这里把“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行动完全说成了受江青“煽动
”，亦即“全红总”是跟着中共高层中毛江一派的指挥棒转，这是完全不符合历史
事实的一种主观推断。
因为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接见“全红总”代表前，我们作为“全红总”的
主要领导人和封闭劳动部的决策者，根本不知道江青有那个王一年所指的“十二月
十八日接见北京大中学校造反派代表”的讲话。在十二月二十六日晚江青接见时，
李晋暄提到了江青十二月十八日对中央广播局毛泽东思想战斗团的讲话“受到有些
单位负责人…不信任抱怀疑态度”时，我们才知道江青在十二月十八日还有一个关
於临时合同工制度的讲话。这个讲话内容李晋暄等并未正式发表，李晋暄为此还懊
悔不已。我们认识李晋暄後，经李口述方知这一讲话内容。我们在作出封闭劳动部
这一决策时根本不知道江青这个讲话。如果知道，我们不一定会冒风险去先封闭劳
动部，而是要按江青的指示先进驻全总了。所以说，“全红总”封闭劳动部的决策
，完全是“全红总”的独立决定，并非受什么上层主导。
而《三家联合通告》的签定和印发，更是“全红总”独立独行，不受江青等
中共高层利用的铁证。
江青暗示：炮打周恩来
《三家联合通告》即“全红总”、劳动部、全国总工会在一九六七年元月
二日签发的《联合通告》。主要内容是：经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提议，与中华
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商，联合作出以下紧急决定：１、为了保障
“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等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加生产的权
利，一律不得解雇。２、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後被解雇的“合同工”、“临时工
”、“外包工”等，必须立即召回本单位，参加运动，参加生产，补发解雇期间的
工资。３、凡遭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迫害的“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
等，必须当众恢复名誉，赔偿损失，妥善安排，认真处理。以上决定，通报全国。
大约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邵一海把我和杨政叫到全总四一六办公室。这间办
公室是专门给邵一海使用的。邵一海常驻“全红总”後，特别注意接近我和杨政。
我想是因为我和杨正是“全红总”全国总部年龄最小的两个重要成员——也许在邵
一海的心目中，我们这两个当时才十八岁的毛头小子，可朔性较强，较幼稚，不成
熟，较容易控制吧。
邵一海当时表情沉重地告诉我们：十二月二十六日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
上（中共中央常委会）没有通过。常委中阻力很大。我听後感到颇吃惊。因为我认
为当时在中共最高层，一直是毛泽东说了算。怎么会出现这种毛说了不算的情况呢
？我问邵一海：刘邓不是垮了吗？彭真不是倒了吗？为什么还有人给毛主席唱反调
？邵一海沉默片刻，语重心长地说：“彭真是倒了。但刘邓不是那么容易垮的。前
段时期陶铸不是暗中还在保刘邓吗？路线斗争错综复杂。就是刘邓陶全部都垮了，
阻力仍然存在。不然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干啥？”我听後自然明白“刘邓陶”垮了
以後的“阻力”应该数周恩来了。我为了弄明白邵一海话之意，故意问：“阻力是
否来自国务院？”邵一海听後深深望了我一眼，猛吸香烟。政治经验老道的邵一海
用默认的方法想把矛头引向周恩来。杨政则直接提出：“既然总理反对毛主席，我
们就炮打总理！”邵一海一听，眼睛都睁大了。他说：“炮打总理，你们有这个胆
量吗？”杨政大声说：“怎么没有？人头落地，还不是碗口大一个疤？我们怕什么
？”说着就要出去，好像马上就要行动一样。邵一海和我几乎同时出声叫住杨政。
邵一海说：“你这样轻举妄动还行吗？现在的提法你要清楚：炮打总理就是炮打无
产阶级司令部。”说完，邵一海看话已说透，就站起身来准备走。临走前，他对我
说：“小周（我当时使用的名字是“周牧”），你们要多动一下脑筋。克服阻力要
想办法，蛮干是要吃大亏的。你可以和大家商量，集思广益，找出一个解决问题的
可行办法，配合中央文革的下一步行动。”邵一海走後，为了搞清江青的真实意图
，我立即打电话给中央文革，是戚本禹接的电话。我问他江青的“三条”在常委会
没有通过是否真有其事？他肯定地回答是真的。我又问他江青有何指示？他说不太
清楚，他要我半小时後再打电话来，他请江青直接听电话。半小时後，我和江青直
接通话。江青先是问寒问暖，问全总的走资派是不是还在为难我们。我告诉她我们
按她的指示进驻全总後，一切顺利。还告诉她“全红总”第二次改组的情况。最後
我问她，常委会通不过“三条”，各地仍在大量解雇和迫害临时工合同工，怎么办
？她在电话中思考了几分钟，问我：“小周，你难道忘了‘我们工人阶级有力量’
这首歌吗？”我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看来，她要我们继续施加压力了。
总部会议：不卷入高层权力斗争漩涡
不可否认，毛江一派当时是非常想利用“全红总”直接打击对手的。而她所
希望“全红总”直接打击的对手，不是刘邓陶，而是周恩来。因为当时刘邓陶均已
失势，不能构成对毛江的直接威胁。问题在於，我们是否被江牵着鼻子走上炮打周
恩来的道路呢？
如果“全红总”的主要负责人都是那种“想做奴隶而不得”的人，在当时得
到奴隶主总头目毛泽东的支持和江青的重用，一定会象江青受审时所说的那样——
“我是主席的一条狗，主席指到哪里我就咬到哪里”了。是不是“全红总”缺乏胆
量呢？“全红总”的领导人们从下决心造反的那一天起，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无
人支持的情况下，在中共建政後史无前例的情况下，都敢於冒着杀头的风险封闭劳
动部，何况是在有後台的情况下不敢去炮打一个在当时看来是弱者的周恩来，是因
为周恩来温文尔雅的装扮给人们一种虚幻的民本主义的安慰，是周恩来十七年来一
副在恶婆婆前面的温驯好媳妇的形象博取了人们的普遍同情，人们都把周恩来看成
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是中共温和路线的代表，中国真正的赫鲁晓夫，人们期盼周恩
来有朝一日如同批判斯大林一样去批判毛泽东。所以，“全红总”的决策者们不仅
没有按照江青指挥的拍子跳舞，而是独立独行地走上一条相反的道路——争取周恩
来支持的道路——後来证明同样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
由於我缺乏对中共党内派系和历史的深刻了解，一直把周恩来误认为是中共
党内的“健康因素”，极其幼稚地想和这种“健康因素”相结合，籍以推进中国社
会变革。现在反省起来，周恩来的这种好感误导了“全红总”的某些行动，甚至是
“全红总”失败的原因之一。最糟糕的是，当时对周恩来的这种好感，含有相当一
部分个人的感情成份。崇敬的对象，首推国父孙中山先生。但周恩来则是我尊敬的
唯一共党领袖。因为我父亲在东征时，与周恩来同在第一军。那时第一军军长是贵
州人何应钦。周恩来当时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家父则是何应钦身边最亲信的参谋
。所以，家父一直认为周是中国不可多得的人材。父亲对周的好感影响了我，所以
我当时极力反对炮打周恩来。
正是在这种思想主导下，我在“全红总”总部会议上，说服了自己最好的朋
友杨政，使他放弃了炮打周恩来的提议。我在会议上提出，不要把国务院树成对立
面，没有必要卷入权力斗争旋涡。我们的目的是改革旧制度，而不是追求权力。为
了给目前处於困境中的临时合同工解决实际问题，应该把全国总工会和劳动部的负
责人找来，通过正常的程序，共同签发一个有行政效力的文件，做一两件扎扎实实
的事情。这比去炮打哪一个更有利於临时合同工。
我的提议首先得到了王振海的支持。在表决通过後，王振海立即通知劳动部
两个副部长郗占元、李正亭和全总党组负责人王志杰在六七年元月一日晚到达全总
大楼会议厅共同签署《三家联合通告》。
掀起“经济主义妖风”
《三家联合通告》由我草拟。通过时李正亭提出第一条中“所有单位一律不
得解雇“合同工”、“临时工”、“外包工”过於繁琐，重要的是和江青的“三条
”的提法有出入，为了表示和中央文革一致，他提出改为“一律不得解雇”。他的
提法获得了多数人的赞同。郗占元、李正亭、王志杰三人当时非常配合。李正亭在
揭发“四人帮”的书面材料中根本没有提到《三家联合通告》，我想他是不愿意让
人们了解当时他们大拍江青马屁的历史（李正亭的揭发可见《预审张春桥副卷，一
九五卷七一九页》）。
《三家联合通告》签发後，立即送《工人日报》印刷厂套红大字铅印，同时
由邵一海向中央文革报告和由郗占元向国务院报告。
元月三日，邵一海告诉我们，中央文革认为这个文件很好，可以发往全国。
但印刷厂因印刷量太大（三十万份），要等到五日才能印好。
五日未到，一天之间，事情就出现惊人变化——元月四日一大早，邵一海气
喘吁吁跑来找我，说中央文革决定缓发《三家联合通告》。我问他是何原因？他也
回答不出来，只是说“这是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叫缓发就缓发，你必须执行。
”说完就匆匆走了。当天上午十点正，我接到江青的电话，她也是要我们缓发《三
家联合通告》。我向她请示“缓发”原因，她只说了几个字：“现在发太被动”就
放下电话。十一点，李晋暄接到戚本禹的电话，内容同样是缓发《三家联合通告》
。
当元月五日《三家联合通告》印好邵一海找到我和杨政，告诉我们中央文革
决定要销毁《三家联合通告》，原因是“有人借此向毛主席施加压力”，“中央文
革不愿在此时把事情搞得下不了台”，所以，干脆销毁算了。等一段时间，再争取
中央常委通过江青的“三条”。
这时，李伯特由贵州来京汇报贵州分部“粉碎邓德礼等人篡权的情况。我把
三份印好的《联合通告》交给他。告诉他中央文革已下令销毁。我说，这是好不容
易取得一点可给工人带来实惠的成果，眼看就要毁之一旦。我把毛周不和，江青出
尔反尔的情况一一告诉他，希望他能珍藏这一历史的见证，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
设法在边远地区印发，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共让步，同时也使处境悲惨的临时合
同工得到一点好处，坚固争取自身权益的信心。李伯特表示，为了中国工人的利益
，上刀山下火海也心甘情愿。他将设法在西南地区重新印发。为此李伯特在北京仅
仅停留一天，就匆匆南下。不几日，他已在云南昆明将《三家联合通告》大量翻印
，发往全国。结果如同王年一先生所说那样——“不少工人闹转正，闹晋级，闹福
利待遇……掐着领导脖子强令发款。一些单位，……把合同工，临时工一律转正，
甚至把一九六一年至一九六三年下放到农村的工人也恢复工作，同时补发几个月，
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工资，夜班费，加班费等”。“倾刻之间，在全国许多地方刮起
经济主义歪风。”（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一五七页）□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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