ＢＢＣ记者笔下的魏京生
西鹤
一九九三年九月，即在他的十五年刑期结束之前六个月，魏京生被中国当局
释放了。魏当时四十二岁，是中国最著名的政治犯。
在民主墙运动中，魏写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请求最高领导者增加一个“第五个
现代化”，即民主，用於所谓“四个现代化”（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补充
，这“四个现代化”是当时共产党用作邓小平新时代的主要目标来吸引群众的。魏
的文章是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用浆糊贴在民主墙上的。次年三月，魏又在民主墙贴
出另一篇文章，指控邓小平是“变相的独裁者”。不久，邓小平命令逮捕了魏，并
且猛烈地批判民主墙运动的持不同政见者。他警告说：“离开四项基本原则，抽象
地谈论民主，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无法控制的极端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将会彻底瓦
解政治稳定和统一，并使我们的现代化完全失败。如果发生这种事情，中国将会再
次陷入混乱、分裂、倒退和黑暗之中，中国人民将被剥夺一切希望。”在第二年的
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指名攻击魏，说他是明目张胆地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领
导的所谓“民主派”和“持不同政见者”。
在一九九三年，没有迹象表明邓和魏已经改变了各自的民主观。
虽然在魏被捕的那个年代，除了不同政见者圈子，他并不很有名气，但是在
许多城市居民心目中，他的案件和监禁使他成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者的象征
。只有相对来说为数很少的一些北京居民，大多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同情者，曾经看
见过魏这个经常在北京动物园工作的前电工。不象天安门运动的领导人王丹，魏从
来没有出现在国家电视上。不过，许多中国人都已经知道魏所指的“第五个现代化
”是什么，而很少有人了解王丹发表的政治文章或讲话内容。魏的被捕是邓小平时
代持不同政见者的第一次遭遇，当时，任何持有不顺从政治观点的人们都密切注视
着他的命运。在一九七九年十月的那次秘密审判中，魏为自己的信仰所作的大胆勇
敢的辩护，後来在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圈子中广泛传播，这要归功於由一个同情者偷
偷录音并整理出来的抄本。这个抄本是另一位民主墙活动家刘青传播出去的，他为
此坐了十年牢。
判决书说魏是一个“反革命”，涉嫌泄露军事机密给外国记者。事实上，这
种所谓“机密”信息就是一九七九年初中国与越南在边境上的那场战争，是当时公
众广泛了解的军事行动。岂料这种信息竟创造了一个殉道者，他将在中国最高领导
层里留下一种几年以後便会出现的荆棘。尽管民主墙在一九七九年底被取缔，许多
其他的活动家也被捕了，但是持不同政见者们并不屈服，继续活动了几个月，并出
版了多种地下报刊。
一九八零年，在北京大学发生的为地方人民代表大会（中国由共产党控制的
立法机构）选举学生代表的活动中，对魏的处置是学生们激烈辨论的一个主题。激
进派学生把这次选举转变成史无前例的基层民主实验活动，候选人实施西方式的竞
选——演讲大会，接受采访，挑战各自的观点，等等。他们中间的有些人公开宣称
魏的案件是错误判决，或者说对他的判决太重，胡平就表达了後一种观点，他赢得
了选举。但是政府对北京大学的全部活动十分害怕，担心这可能导致中国政界出现
团结一致的反对派势力，因此胡平最终没有被准许就任。
要求释放魏京生的强烈呼声将激进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八年之後，即在一
九八九年的社会动荡中，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第一次统一行动，表达了他们对当局的
不顺从。在这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即魏被捕十周年，总数为二百位的中国著名知识
分子签名发表了一封请愿信，象征性地宣称：对魏和其他政治犯的大赦“将有利於
改革气氛并符合当今世界普遍尊重人权的潮流”。两星期以後，天安门抗议运动开
始了，这是由那些在魏被捕时大约只有十岁的年轻学生领导的。年纪较大的知识分
子站在背後支持学生。要求释放魏的运动卷入了广泛关心他的学生、工人和其他市
民们。
在魏被监禁期间，当局拒绝透露任何有关他的情况和下落的细节。他的家属
避免与传媒和其他不同政见者接触，这使得了解魏的消息更为困难。大赦国际甚至
在一九八七年报告他们已经收到未经证实的消息说魏已经死亡。直到一九九二年初
，中国政府才第一次公开报告，它对美国商人兼人权活动家Ｊｏｈｎ Ｋａｍ说，
魏正在北京东面一百英里之外的唐山市边缘一个劳改集中营里被单独监禁着。Ｋａ
ｍ说政府官员确认魏仍然没有改变他的观点，并坚信他没有做错。他们还说魏基本
上遵守了监狱规则。政府官员强调魏的健康状况良好，否定了外界一直流传魏精神
不正常的说法。在被释放以後，魏自己也否认了这些传闻。每一种迹象都表明魏的
心智与十五年前一样正常，就象他仍然是个反叛者。一个男人在经历了如此长期的
诸多苦难以後，留下的却是良好的幽默感，平和的心态和清晰的思路，并且给会见
者一种谦逊的感受。魏告诉我，我相信是邓小平的女儿兼私人秘书邓榕最後说服了
她的父亲让他出狱的。没有独立的证据可以支持这种观点，但是似乎也有道理。邓
小平受到魏的攻击比其他任何仍然住在中国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的攻击更为直露，
他可能对魏采取了劝诱手段。然而，事情很清楚，政府当局为了魏返回公众视野而
做了长期准备工作。大约在魏释放四年以前，当局把他从位於中国西北的臭名昭著
的青海省监狱转移到邻近唐山的劳改营。在那里，据魏说，在前十二个月里，当局
对他似乎友好了一点，给了他较多的食品，还带他短期旅行见识了在邓的改革政策
下城市生活的变化。魏说他认为监狱里的这种食品里含有某种药物，使他显得胖了
，这样便有助於在出狱时给外界留下中国所谓“人道主义”监狱系统的良好印象。
显然，魏的待遇改善，不能反映当时全国绝大多数政治犯的待遇状况，当局的这种
做法是另有动机的。
中国高层领导释放魏，比释放任何以前的政治犯更为紧张不安。当王丹被释
放时，大批外国记者拥入他父母所住的位於北京西部的一间狭小的公寓争相采访他
，而没有遭遇警察妨碍。只是稍後，当王的继续直言开始使当局担心，警察便开始
采取阶段性措施禁止记者接近王的公寓，宣布了很少见的规则，说所有的采访者与
平民接触时，必须由平民的雇主或城市政府批准。魏的情况是，在他正式释放以後
，而被准许回家之前，当局又等了一个星期，把他控制在郊区一个政府招待所。其
时，许许多多外国记者营居在他家周围等待着见他。当魏最後终於出现时，他看上
去相对显得健康，但他抱怨自己心脏不好，并掉了很多牙齿。魏很机智地拒绝评论
当前中国的政治形势，说他需要更多时间，来发现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但他不久
便打破了沉默。
在中国，政治犯出狱後，经常发现他们仍然处于来自家庭和朋友的巨大压力
之下，不想成为公众注目中心，以免进一步的麻烦。许多人都是这样做的。他们的
判决通常包括“剥夺政治权利”一年至五年（在刑期结束以後）。这种制裁自动地
强加於任何犯了“反革命”罪行的人，并包括剥夺想象上由宪法保证给予其他公民
的自由，即发言、通信、集会、协会、游行、示威等。一个被剥夺政治权利者也不
能在任何企业里担任领导职务，这在理论上也包括他自己的私人商行。有些持不同
政见者蔑视这种限制。但是在魏释放的那段时间里，全北京少於一半的持不同政见
者愿意把他们对敏感的政治话题的看法，留在外国记者的录音带上。甚至王丹，他
虽然不顾被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的规定频繁对外发表谈话，但在有些问题上仍很谨慎
寡言，并避免谈论天安门事件。
魏，在世界上最残酷的监狱系统里生活了十四年以後，谈论依然无所顾忌，
很适合他作为中国持不同政见者中的老资格政治家的形象，他给了许多访问他的年
轻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忠告。在我们的见面中，他只有一次显露出一点紧张，那是在
他父亲的底楼公寓进行交谈时，他起身去关闭窗户，望着外面的树林说：“他们可
能有长距离的麦克风”，“不过他们不会把这东西放在这里，因为如果它们被发现
了，这将会导致更大的麻烦。”
魏的忠告并不总是被年轻一代所喜欢。他们认为：既然违抗政府的任何公开
活动将自然导致带头人被捕和事件失败，那么，用发动抗议或书写请愿的方式公然
面对政府，是浪费时间之举。他相信不出声的准备充足的秘密组织更适合持不同政
见者开展活动，并不致於立刻被粉碎。魏曾在一次谈话中，对他的有些持不同政见
者同事表示轻蔑，说他们看不起普通工人，将其视为“地痞流氓”，“他们想通过
会见外国记者而成名”，他说，“他们不想做实际工作。”他对王丹的描述是：“
他是一个请愿者，而不是组织者。”魏的工作包括频繁会见对政府不满的工人们，
听取他们的冤屈。作为一个以前的工人和红卫兵活动者，魏比领导天安门广场抗议
活动的年轻学生具有更多的与普通市民交流的共同语言。虽然魏出身於一个有特权
背景的家庭——他的父亲魏子林（音译）在退休之前是建设部的一个老资格官员—
—但他的谈话总是直率朴实，没有自高自大，并显得轻松自然，富於幽默感。
在一九九四年初的几次采访期间，魏描绘了一幅在北京以外的国营工厂工人
心情的令人沮丧的图景。“在北京以外，许多人不能忍受这种东西”，魏告诉我。
他说有些工人正在组织地下社团，其他的则通过偷窃工厂财产，袭击工厂管理人员
，或破坏设备的方式来显示他们的铤而走险。“这些从工厂偷东西的人都是接近饿
死的人”，魏说“你们新闻记者在北京被允许所做的，都是受到限制的，你们是很
难会见穷人的。当人们变得贫穷时，他们很少离开家，总是躲在家里，所以对你们
来说，要见到这些穷人是很困难的。”但是魏也并不热情介绍他认识的工人们与外
国记者接触。他解释说，这些工人很少喜欢会见外国记者，因为在许多中国人中间
已经存在根深蒂固的恐惧，即代表外国传播媒介的人都是间谍。
在一九九四年，官方数字显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城市居民数目大约是二千
万，或城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那一年，骤升的通货膨胀和国营产业持续拙劣
的表现，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工人数量从百分之五升到百分之八。魏说他相信形势变
得更加不稳定。“混乱是确实存在的”，他说“许多小型的事变已经发生了。去年
就有波及工人抗议的许多事件。一个朝代行将结束的时候，情况往往就象这样。你
可以扑灭一百次骚乱中的九十九次，但是如果你不能取缔这最後一次，它就将会点
燃导火线并引起大爆炸。”
魏的这番话以後在中央党校一九九四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引起共鸣。此书写道
：“尽管中国报界通常避免谈及危机”，骚乱却是“经常不断地发生的”，包括工
人的抗议活动和农民反抗交钱斗争，“这些现象似乎不断地对我们敲响警钟”，作
者说“在一个地区的小问题能够影响全局并威胁到改革的总进展”。此书警告说：
中国人民正生活在一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漩涡”中，任何轻微的骚乱都能发展
为“巨大的社会动乱”。书中说，在中国，混乱是“隐藏的危险”，它是专门报告
好消息的报纸不会提及的。
然而，魏京生并不相信工人起义必定即将发生。“中国人是很特殊的，”他
说，“除非你把他们逼到死路，否则他们是不会造反的。”魏说政府控制太紧了，
“如果任何人对外谈论贫穷问题，甚至只是在一件Ｔ恤衫上印了几个字说‘我们非
常穷’，警察就会出现，将这些人逮捕。”他预言甚至在邓小平死亡之後，工人造
反仍将需要一些时间来酝酿。“混乱将首先出现在共产党内，而并非老百姓中间”
他说。但是他又预测如果政府继续防范工人公开宣扬他们的怨屈，不满的爆发将会
是灾难性的。如果工人愤怒了，或有了委屈可以罢工或使用其他和平方式解决他们
的困难，那么也许不会有大的骚乱发生。”魏对我说，“不过直到现在，共产党仍
然不允许工人这样做，不允许他们组织行业工会。所以问题可能都积累着，最後导
致严重的骚乱。”
魏说，也许更有希望，穷困的中国工人不象前苏联和东欧的穷工人，没有组
成反对市场定位改革的保守势力。“许多穷人反对经济改革，但他们反对的并不是
改革的速度。事实上他们希望改革快一些”，他说“他们所不赞成的是这场改革进
程的本质，改革所用的手段。在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
，有权力的人享有最好的经济特权。大量的国家财产已经有效地转变为私人财产，
所以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件事，而他们并不反对市场经济。”
劳动人民权利保障同盟的领导者说，魏并不是他们组织的一个成员，但他支
持这个组织。魏对这个组织的活动十分关心。魏承认他所参加的唯一的有组织的工
作，便是他自己的公共关系公司，这个公司是他在被释放以後，用一九九三年三月
得到的本部设於加利福尼亚州的格雷斯曼（Ｇｌｅｉｔｓｍａｎ）基金会颁发的一
笔五万美元奖金的一部分建立的。这项人权活动积极分子奖金是由一个委员会授予
的，它的成员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Ｄｅｓｍｏｎｄ Ｔｕｔｕ大主教，前联合
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以及被流放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方励之。这笔钱大约相当於
中国工人终生的工资，它的财政安全程度是以前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很少有人能享受
到的。魏雇佣了一个以前的天安门运动学生活动家作为他的秘书，并在北京西北部
一幢破旧的公寓大楼里租了一间房子。持不同政见者翟伟民成为魏的不正式的工作
人员。翟最近对我描述他的工作是“帮助艺术家展览作品。”
张林，这个来自安徽的同盟活动积极分子，是魏的最大的敬慕者之一。他告
诉我：民主运动需要一个象魏这样的“精神领袖”以免被粉碎。魏的被释放给了许
多持不同政见者以希望，包括他自己。
［摘译自《天安门的遗产：中国在混乱中》（Ｔｈｅ ｌｅｇａｃｙ ｏｆ
Ｔｉａｎａｎｍｅｎ，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ｄｉｓａｒｒａｙ），Ｊａｍｅｓ Ａ
.Ｒ.Ｍｉｌｅｓ著，密西根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版］（本文标题为译者所加）
译者注：Ｊａｍｅｓ Ａ. Ｒ. Ｍｉｌｅｓ，一九六一年生，他作为ＢＢＣ记
者在中国北京工作了八年。现在香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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