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社会的平稳转型
——“欧工协”第三届年会暨邓後中国国际讨论会侧记
本刊记者
盛夏八月，热浪袭击下的德国首都波恩。近郊的一座小山上，绿树丛中不时
透出阵阵凉风。来自美洲、欧洲、亚洲十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余位中外学者，经
过了邓小平逝世後的半年思索，来到这里探讨邓後中国的诸多问题与对策。这次国
际研讨会由欧洲中国民运工作者协会(欧工协)、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和《北京之春》
杂志社联合举办。三天的会议显现了海外学者们的智慧，对邓小平之後中国大陆在
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多个领域中面临的迫切问题作了仔细分析，为
推进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促使社会的平稳转型，提供了建设性的对策和建
议。台湾中央通讯社，香港《争鸣》、《前哨》杂志和《联合报》，《欧洲日报》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以及荷兰国家广播电台，法国广播电台，英国BBC广播电台
，德国之声电台和本刊都派遣记者采访了大会，并先後作出了相应的报导。
“欧工协”第三届年会:迈向新的里程碑
主办了去年在荷兰举行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国际讨论会的欧洲中国民运工
作者协会，依旧担当了本次研讨会的东道主。“欧工协”的第三届年会赶在研讨会
之前的八月十八日深夜召开，司马泰主持了会议，常征致开幕词。来自美国和瑞典
的薛伟、白梦、莫莉花代表来宾致词。胡立俊和常征分别代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及
监事会作了工作报告。大会按照章程通过了会议所在国德国分部关於下届执行委员
会主席的提名，通过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的组成。第三届执会会主席为
德国的常征，副主席为荷兰的叶国忠，执行委员包括司马泰、严克、刘明明、蔡声
、王国兴、粱成和许天方。监委员会主席由荷兰的胡立俊担任，监委委员包括上官
村荣、董营生、邓雅芝。《草根报》主编为严克，司库为董营生。发言人依旧由王
鹏令担任。新任主席常征向大会表示要在任期内继续扎实工作，把欧工协的工作推
向一个新的阶段。来自瑞典的莫莉花要求加入欧工协，来自美国的白梦申请作为欧
工协的名誉会员，欧工协对他们表示了热情的欢迎。
作为整个研讨会之前奏的是《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的新书发行仪式。这本书是
去年在荷兰召开的民族主义与中国前途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在发行仪式上，苏绍
智、温辉、阮铭、陈一谘、薛伟分别致词，祝贺作为流亡海外的中国学人之理论研
究成果的这本书的出版，认为这也是海外民运的一个很大成就，预祝这次会议能够
形成另外一本书在未来出版。发行仪式上还就一本具有多名作者签名的新书进行了
拍卖。此书最後的叫价战在欧工协新任执行主席常征和新任执行委员刘明明女士之
间进行。最後，作为波恩长城餐馆老板的刘明明以三百二十马克的叫价兢得此书，
并高兴地与书作者们合影。十九日晚间，旅居欧洲地区的知识分子聚集一起，商讨
了成立“欧洲中国学社”的有关事项。
关心中国命运之士的“空中对话”
正如会议主要筹备者王鹏令博士所言，这次会议是一场关心中国命运的知识
分子的对话。会议曾经对中国驻波恩大使馆发出过邀请信，尽管中国官方没有派人
与会，但是大家相信，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对会议有着应有的关注。就此而言，这
次会议不仅是与会者们的对话，也是与国内知识者的一次“空中对话”。作为“对
话”的整个理论研讨会覆盖面很广，包括六场主题讨论。一是邓後中国大陆的经济
和社会问题。二是中国的改革与异议运动，三是邓後大陆的政局与对策，四是文化
思潮和知识分子问题，五是邓後两岸关系展望，六是邓後的香港和西藏问题。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候选人程晓农的报告就“繁荣”与“稳定”这一中国
经济改革中的政治难题发表了意见。他对所谓中国成功的市场化带来繁荣，而随着
非国有部门的扩大，非国有部门将逐渐替代国有部门而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
中国的渐进主义改革可以就这样顺利地完成全面市场化的观点表示了异议。他认为
，如果对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作客观、深刻的分析，便可以发现，上述看法只是过
去近二十年期间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特征，是一种暂时现象。九十年代上半
期中国独特的经济繁荣已经基本结束，很难再度恢复；今後，被短暂的经济繁荣掩
盖起来的一系列多年积累下来的经济社会难题将一一浮现，中国的经济萧条的阵痛
期快要来到；中国目前的社会政治体制不适应这种新的形势，要在没有繁荣的情况
下维持政治社会稳定，只能靠进一步的政治改革。他以前苏联为例，认为在中国开
放民主“躲不开”。《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在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改革引出
的最重大的问题莫过於社会公正问题。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却很少见到有人专门
讨论，特别是在经济学界。在大多数讨论中国经济改革的文章著述中，连社会公正
这个概念都很少有人提及。在李泽厚与刘再复提出的“中国发展四程序；中，社会
公平被置於第三位。反映了一种较为普遍的似是而非的模糊观念。
在题为“邓後中国的政治演变”的报告中，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成员阮铭指出
中共权力斗争的格局已经改变。毛泽东、林彪时代的权力斗争有两个特点：一是结
成帮派死党；二是采取所谓“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残酷手段消灭异已。这
种“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格局在邓小平时代已有所软化：不再“你死我活”而是
“留有余地”；不再摆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政治冲突架势，而是强调
“违背中央领导集体”之类。邓小平去世後，中共权力斗争格局又有新的变化：没
有一言定“法”的绝对权力者；没有人想去争江泽民那块“第三代核心”的通灵宝
玉。主要表现为中共“核心派”的“讲政治”与“非核派”的“讲法治”之争。当
代中国研究中心负责人陈一谘就邓小平的遗产和江泽民的前途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
，明确指出邓小平最大的功劳和最大的局限就是一方面进行了经济改革，另外又没
有进行政治改革，造成了中国今天的复杂局面。而原苏联、东欧诸国家在改革的基
本问题上已经远远超过中国。邓小平是一个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改革者，又是一党
专政极权政治的维护者。江泽民面临的最大挑战是邓小平留下的中国的严重的制度
性冲突。在这种历史遗产面前，江泽民面临着空前的机遇和挑战，江泽民有三种选
择，顺应时事顺应民心，解决改革中的产权问题，解决社会不公正和人民的自由权
利问题是上策，当一个“维持会长”平衡左右而不解决问题是中策，也很难维持下
去。而事实上江泽民选择的是下策，现在的“江李结盟”，导致的将不是中国的强
大，而是动荡。普林斯顿中国学社主席苏绍智在演讲中指出，当代中国正处在从极
权主义统治的转化过程中。中国既受封建传统影响很深，在共产党统治下又缺乏市
场经济和与之相联系的中产阶级，有些人因此对中国能否实现民主化存在一种悲观
论调，这种论调显现了西方文化主义的藩篱。而西方文化主义并不能否定中国民主
化的可能性。就中产阶级而言，其出现和壮大固然将促进民主的发展。但是也不能
排斥争取民主以壮大中产阶级。在报告中苏绍智还分析了在中国当前有利於民主发
展的三个因素，即市场经济的成长和发展，村民委员会直接选举的成功，人民大众
包括一部分党员和党的官员要求行宪、修宪的呼声。他期待在这个民主发展的过程
中，中共起促进的作用，在将来的多党政治中不失为一大政党，如果起阻挠作用，
将自绝於人民，遭到覆败的命运。但是，中国民主化的前途是乐观的。
香港、台湾——中国民主化的前沿
香港《争鸣》杂志主编温辉讨论的题目是海外和香港民主派的历史角色问题
。他认为，被逼到海外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坚持原来的理念，在民主国家的生
活和实践中接受先进的政治思想、政治行为的“再教育”，整体力量有了增加，这
是民运火种不灭的一个资源。他不赞成有些人看到海外知识分子和民运人士有缺点
就悲观失望的态度。温辉认为，现在海内外的民主派正处在渐趋成熟的阶段。台湾
在民主化方面条件最好，因此台湾在中国的民主化方面就当付出更多。香港从完全
的资本主义“回归”到极权主义，民主力量会受到阻挠和打击，但是将在艰苦奋斗
中更加成熟起来，充当全国民主化的重要角色。以往香港从来不是民主化的主要阵
地，现在角色更加重要。
来自台湾的新党立委姚立明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浓厚兴趣。他的论题是从
台湾内部发展看邓後两岸关系。他分析了所谓“後李朝代”的国民党中的“两条路
线之争，介绍了国民党内“地方派系”与“技术官僚”的结构性作用，“中生代卡
位战”，在民主演变的过程中国民党统治结构(包括军队、情治与文宣部门)及其转
化。姚立明对民进党与台独主张，新党的角色与发展，台湾在修宪後的政治现状都
作了细致的分析，对两岸关系也作了展望。姚立明指出，台湾问题在大陆方面一直
占有前列的地位，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有两岸问题的变化，出题的人都是台湾方面
。从蒋介石先生到蒋经国先生的三不政策、开放探亲，到李登辉先生的务实外交，
未来还会继续出新的题目。他指出，国民党正处在时代交替之中，李登辉是最後一
个权威。为了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降低台海危机，推动两岸和平协定之签署，台湾
辅英技术学院讲师苏嘉宏还试拟了“两岸和平协定的基本条款”，作为向两岸领导
人及海内外政学界提供的建言。条款提出两岸和平协定应以“军备管制”为核心，
其内容主要包括“双方正式宣布放弃以武力解决一切争端”，“全力阻止台海两岸
发生全面冲突的任何战争，停止一切破坏颠覆的不友善行为”，“两岸当局互不干
预对方内部事务，并应避免一切可能引致破坏和平的军事活动”。
在论及中国民运的历史经验的时候，八九民运中的学生领袖，法国高等社会
科学院博士候选人封从德和旅居美国的白梦也在会上就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运动问题
发表了意见。白梦探讨了民运中激进与保守的策略选择。封从德讨论了中国民运涉
及的文化心理的反思，坚持原则与承担道义责任问题。他指出，八九学运与民运史
远远没有澄清，许多关键事件还未披露，原因在於有的当事人尚在狱中，有的当事
人不愿说。在中共那一方更不知何时可能公布真相。他赞成丁子霖在“六四”七周
年纪念文章中呼吁的“我们需要的是事实，是原原本本，没有经过任何筛选和加工
的事实。”把作为当事人的那八九民运和六四事件的那一部分史实弄清楚。
在“文化思潮与知识分子”这一专题研讨中，旅德学者仲维光阐述了极权主
义、邓後知识分子问题，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任陈奎德分析了邓後中国的意识
形态光谱，荷兰莱顿大学访问学者王鹏令讨论了八九民运期间的文化冲突与邓後中
国的政治文化建设。论者们深思熟虑的探究，受到了人们的赞赏。在关於香港、西
藏问题的讨论中，《北京之春》经理薛伟、旅美作家，自由撰稿人徐明旭、旅德学
者彭小明担任了主讲人。对於西藏“独立”还是“自治”的敏感话题，在会场上发
生了激烈的争论。因故未能到会的中国战略问题研究所负责人王军涛和法学家于浩
成也给会议递交了自己的论文。王军涛的论文题目是“大陆经济发展前景及其政治
效应”，于浩成的论文题目是“邓後中国：一党专政还是民主宪政?”
记者招待会：海外中国学者谈赵紫阳问题
这是这次研讨会公认的一个高潮议程。王鹏令在介绍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宗旨
时表示，赵紫阳的问题自从一九八九年五月他在非程序状态中被赶下台之後就引起
了人们的普遍关心，邓小平死後国内外这方面的声音重新加大，人们有一种期待，
认为邓的去世为正确处理中共党内问题提供了一个机会。他指出，赵紫阳问题是一
个标志，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中共领导人如何对待邓小平的历史遗产。记者会
邀请了在各个方面有代表性的知识分子陈一谘、胡平、苏绍智、阮铭发言。
前中共体改所所长陈一谘以“赵紫阳的道德勇气”为题，回顾了赵紫阳在中
国改革的历史上作出的贡献。他认为，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在胡耀邦、赵紫阳
和万里当政的时侯中国的改革进行的是比较顺利的。农村改革取得初步成功，经济
改革也在全面开展，政治改革进行了初步设计。八九年事件使得中国改革全面停顿
了下来，但是改革的大趋势始终没有扭转。中国改革所面临的问题仍然是一九八八
年、八九年赵紫阳当政时提出来试图解决而没有能解决的问题。比如企业产权问题
，一九八八年赵紫阳就提出实行股份制，还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
企图建立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在政治改革方面赵紫阳提出过转变政府的职能，处
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党政分开，在党内建立民主程序，建立公务员制度，扩大
社会上的民主，处理好党和政府关系，使得人大行使好最高权力机构的作用，以及
政协怎样更好地议政参政等等。後来这些都没有可能进行，基本上处於停顿状态。
人们之所以在今天提出赵紫阳的道德勇气，是因为在一九八九年的事件中，赵紫阳
始终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当一九八九年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亚洲银
行的讲话中提出这个看法的时侯，第一个与他握手的是乔石，杨尚昆也说赵紫阳讲
得非常好。但是邓小平五月八日决定调兵之後，情况发生了变化，五月十七日下午
在邓小平的家里姚依林和李鹏两个人赞成戒严，反对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解决问题
，赵紫阳在作出了努力之後失去了总书记的职务，按照龅彤的说法，是“李姚反党
联盟推翻了合法的总书记”。实际上在这所有的背後是一个老人专断，是邓小平的
的独裁。邓小平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太上皇，他一手酿成了六四悲剧。现在
邓小平已经离开舞台。再来看赵紫阳问题的的时侯，赵紫阳仍然坚持八九年的学生
运动是爱国的，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态度。赵紫阳这样始终坚持不
是没有原因的。陈一谘回顾赵紫阳两次说过“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赵紫阳虽然
是七十八岁高龄了，问题不在年纪之大小，而在於赵紫阳所坚持的东西是否符合时
代的潮流和人民的愿望，如果他坚持的是对的，那么，不管是广大的民众还是共产
党内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都应当欢迎。赵紫阳本人更应该拿出“我不入地狱谁入
地狱”的精神来面对中国的问题作出自己的选择。今天来讲赵紫阳问题，他的精神
，正是中国传统佛教的牺牲自己舍生取义，杀生成仁的忘我精神，也是中华民族几
千年来的士为求仁得仁的精神。
从未在中共体制内担任任何职务的胡平在发言中称赵紫阳为“中国铁血政治
的终结者”。他从去年出版的戈尔巴乔夫回忆录的英译本中读到，一九八九年五月
赵紫阳在与戈尔巴乔夫的谈话中主动问戈尔巴乔夫，在一党制度下能不能实现民主
和有效地消除腐败?如果不能的话，多党制就势在必行?这种自问自答的意思已经很
清楚。戈尔巴乔夫说他听到这个话也很惊讶。胡平认为，赵紫阳在八九民运中对示
威民众对学生的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立场就是不能杀人。这虽简单，又至关重要。
当权者什么时侯对人民的和平示威表达意见时候不用暴力镇压，不杀人，那么民主
就是从这一天开始了。胡平强调实行民主的最基本的前提就是表达的自由。政府对
民众的要求是否采纳不要紧，只要不镇压就行。对从七九年的民主墙到八九年的民
主运动，共产党始终采取镇压的态度，这种态度在八九年的赵紫阳那里发生了改变
，“而这正是我们所要求的”。
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就“人民为什么赞成赵紫阳复出”作了讲话
。他指出在後邓或者邓後，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赵紫阳。邓後海内外共同的呼声是
要求赵紫阳复出。原因是人们对赵紫阳对中国改革贡献的评价很高，尊重赵的为人
，在八九中他不同意邓小平的对民运的定性和镇压、屠杀。主张用和平对话的方式
解决危机。因此被邓小平软禁至今。赵紫阳最後赶到天安门广场看望学生，坚持不
出席宣布戒严的大会，使得他在人们心目中威望高於李鹏。一九九四年，在香港《
信报》首先发表的赵紫阳在十四大上的自辩书，实际上驳斥了中共对八九民运的诬
蔑。在满朝文武拥护六四镇压时侯，赵紫阳顶住了巨大压力。在政治上与邓小平的
强硬路线区分开来了。在中共党史上，从彭德怀到刘少奇到邓小平到胡耀邦，都是
在毛泽东、邓小平的压力下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但是赵紫阳以他坚定的立场敢於向
邓小平挑战。当前中国虽然经济发展很快，但是危机重重，以赵紫阳的能力，可以
成为中国民主的推动力，是邓後中国稳定的重要因素。
前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阮铭主要用三句话阐述了赵紫阳复出的可
能性。一是“阻止复出”，是江李体制的人和追随江李体制的知识分子阻止赵紫阳
出来：一“呼之难出”这是现状；我们的态度是“呼之能出”。为什么能呢?因为江
李现在拿出来的药方，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政治改革
中的村民选举，都赵紫阳、乔石他们提出的。赵紫阳是唯一可以接受民主宪政的人
。邓小平是从四五运动和民主墙中呼出来的，所以现在开始我们就要呼，把赵紫阳
呼出来。
在与会记者的提问中，《北京之春》记者亚衣问道，现在在海外的知识分子对赵
紫阳复出的呼吁确实比较多，包括不久前金尧如先生发起的呼吁要求赵紫阳出席香
港回归仪式的公开信。但是中国本土的民众和知识分子的对赵紫阳问题的关切程度
如何?有没有可能提供实际的材料?苏绍智在回答中指出，从与他来往的比较多的中
共高级干部的态度来看，很多人认为只有赵紫阳出来才能稳定大局，他们说只要万
里、杨尚昆加上乔石、李瑞环在人大与政协的力量结合起来，是可以呼赵紫阳出来
的。荷兰国家广播电台记者黄锦鸿提出，当他与荷兰广播电台的同事说起中国老百
姓有呼吁赵紫阳先生复出的意思的时侯，荷兰朋友说为什么中国人要把中国的希望
寄托在一个好的领袖身上?他问道，即使是一个好皇帝，赵紫阳复出实际上是中国民
族的悲哀还是中国民族的胜利?阮铭在回答中表明，他反对中国再出一个皇帝，也曾
经反对过赵紫阳的新权威主义。现在也不是说江泽民这个皇帝不好，而正是要反对
江泽民作皇帝，所以要呼吁赵紫阳出来。如果有民主选举制度，可以选举，现在中
国没有这种选举制度，所以只能呼吁赵紫阳复出
《前哨》记者安琪在提问中尖锐地涉及了中共领导层面的“派系”问题，她
说记者会台上就座的有赵紫阳派系的和胡耀邦派系的。六四事件中赵紫阳的高风亮
节大家知道，但是在六四之前中国改革派中的胡赵之争严重妨碍了改革派的壮大，
他们之间的矛盾究竟是什么层面的?国内最近好几本书批评了赵紫阳在胡耀邦下台问
题上的表现，如果呼吁赵紫阳出来，那么胡耀邦派系的人会有什么想法?陈一谘在回
答中明确表示他“既不是胡派也不是赵派”，“江泽民给我带话希望我支持他，我
说我对胡赵的改革都支持，但是我不是为他们效劳，我是看他们的高风亮节才支持
他们的，你江泽民作得对，我为什么不支持你，你做得不对我为什么要支持你?这就
是我的态度。”陈一谘说他跟胡耀邦的关系更好，很早就是朋友，可以无话不谈，
与赵紫阳是八四年才认识的，但是觉得赵紫阳是一个很有头脑，很有原则，能够为
中国的改革开放作事情的人。说到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个人有没有分歧，他把他们比
作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比尔、丹东与马拉那样都是伟人，“并不觉得谁对谁错”
。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纠正文革错误上确实有功劳，但是在老干部问题上给自
己制造了包袱。他是一个充满热情的民主主义者，在经济问题上比较盲目。赵紫阳
是地方官员出身，对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问题有比较清醒的理解。但是让赵紫阳独
当一面也很难成功。如果没有胡耀邦做挡风的墙，赵紫阳早就垮台了。陈一谘强调
，邓小平为了自己及自己孩子的利益，可以牺牲胡耀邦和赵紫阳。现在胡耀邦已经
死了，我们不要去褒一个死去的人，贬一个还在世的人。“所谓这个派那个派，赵
的人马胡的人马的说法是错误的观念，我不赞成。”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记者佩特拉·科隆寇说，她在北京生活了六年，其印
象是老百姓对赵紫阳根本不关心，所以她问，赵紫阳真的复出的话，出来能够干什
么?苏绍智说，呼吁赵紫阳复出不是一定要赵紫阳当什么领导，而是认为赵紫阳代表
了党内的一种要求改革的力量。他因六四获罪，他的出来将表示六四可以平反，表
示政治改革可以继续进行。陈一谘说，江泽民、李鹏当然不希望赵紫阳出来。现在
已经获得利益和大权的人也不希望改变现在的格局、关系与机会。对多数民众来说
，不希望中国发生大的变动以免影响他们的生活，特别是那些收入比较高，在大城
市生活的人持这种态度。但是在高层领导中有改革思想的人则认为，当年赵紫阳的
坚持是对的，赵紫阳受到的待遇是不公正的，现在邓小平死了，这个问题应当解决
。至於知识分子和民众包括出租汽车司机，对赵紫阳是有好感的。他们对赵紫阳是
否复出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他老了，一种认为合理应当解决赵问题。胡平认为从
国内来说，中共党内有人把赵紫阳问题提出来，不失为对现在的当权者施加压力的
一种办法，对追求民主理念的人来说，也是一种手段。赵紫阳如果真能出来，表示
整个中国有了一种变化，“复出”是变化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台湾中央通讯社记者林琳的问题是：“如果赵紫阳复出，对於两岸关系会不
会有所改变?”《欧洲日报》记者祖慰就江泽民是否参与六四决策，因而会阻止赵紫
阳复出提出了疑问。其他与会者还问及赵紫阳坚持的究竟是现代西方民主还是共产
党的民主作风?赵紫阳在官倒上的态度。在六四前赵紫阳是什么时候知道邓小平的调
兵镇压计划的等等。在一系列争论之後，薛伟发表的意见似乎代表了不少与会者相
同的看法。他指出：“中共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了累累血债，将来人民必将对
这个党进行审判和清算。但是中共当中自然也有不少好人，不过这些好人在极权的
体制中不可能充分运用自己的道德和良知去办事，往往不得不屈从於这个暴力的政
权以求自保。邓小平和赵紫阳都是中共集团的代表人物，他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脱
离不了是维护中共本身的统治为目的。而赵紫阳是中共集团中比较开明改革和觉醒
的人物，因此他的某些主张与人民的利益产生了一致性，得到了人民的赞同和支持
。人们支持赵紫阳复出也是基於上述原因。更重要的是要利用中共统治集团中的派
系斗争和矛盾，分化瓦解中共领导集团，支持改革，打击保守，为民运浪潮的兴起
制造气氛和条件，从而根本取代这个政权，支持赵紫阳的复出对邓小平和江泽民是
一个打击，为六四平反，民运的再起制造了气候，若赵紫阳能够复出，人民将用支
持他复出的力量进一步迫使他成为继续改革，走上社会改良和和平演变的道路，建
立多元的民主整体，进而以民主的政党去取代中共的统治。就此而言，呼呼赵紫阳
复出在当前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和策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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