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共的工业改革
刘国凯
一、魏京生令人感奋的见解
最近得知魏京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许多穷人反对经济改革，但他们反对
的并不是改革的速度……他们所不赞成的是这场改革进程的本质，改革所用的手段
。在中国，改革的一个特点是财富集中到极少数人手里，有权力的人享有最好的经
济特权。大量的国家财产已经有效地转变为私有财产，所以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这
件事，而他们并不反对市场经济。”（《北春》九七年九月号十九页）
读毕这段话，内心震撼良久。
长久以来，我内心深处总长潜藏着一种对魏京生的疑惑和隔膜感。早在十八
年前的七九民运中，我在广州知晓魏京生某些针对邓的言论，心里就大呼他不讲策
略。直至九十年代初我在著文中仍重复这一看法。我脑际有一丝挥之不去的疑惑。
像我这类出身於准黑五类家庭，参加过文革时期反政治迫害的造反行动，再继而投
身民主行列是有轨迹可寻的。而魏京生呢？他出身红五类中的第一阶层——中共干
部家庭。文革时期参加过我最痛恨的“联动”。他与我们聚於七九民运的旗帜下，
这里面会不会有“历史的误会”？
然而现在，我终为自己的疑惑深感负疚和不安。魏京生不但以其勇气和牺牲
精神成为当今中国民主运动的象征，而且从他对底层民众的处境、思想的关切和了
解，可以看出他民主意识的深厚，为此，我甚至觉得是否应该反省自己。从另一个
角度中了中共“阶级成份”论的毒素，以至对出身“好”的人产生了一种先天性的
疑惑。
相当时间以来，我看过不少知识精英的文章。那字里行间都或明或暗地在指
责中国工人吃惯了大锅饭。当今的改革打破了他们的铁饭碗，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故此他们成了改革的阻力。而魏京生这位入狱前的电工，以其莫大的个人牺牲所铸
造的号召力向社会道出了他大相径庭的见解，起了“以正视听”的巨大作用。真令
人感奋万分。
七九民运的参加者大多是青年工人，在当时都只受过中等教育，这一群体的
社会座标使之与底层民众有“同呼吸共命运”的特质，魏京生的那一见解表明他早
已走出少时“联动”的阴影和干部家庭出身的藩篱而与广大底层民众水乳交融了。
二、工业“改革”的结果
从七十年代末，中共首先在农业实施了改革，这改革无非是去掉或减轻过去
某些纯粹是破坏或束缚生产力的荒谬行为，诸如农民在做“公田”之余，忍着饥饿
和疲劳在荒山坡上开了些田种果树，而被判为“走资本主义自发”，令其立即将果
树砍掉。
分配责任田，实行家庭承包联产计酬，提高了农民的劳动情绪，带来了一度
显著的积极效果。市场上的农付产品有相当幅度的增加。然而不久，农业的发展就
进入了瓶颈。因为土地并不真正为农民所有，几年重新分配一次田地的规定，使农
民普遍实行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吝於农业投资，毁灭性地使用地力，再加上工业
对农业由来已久的“掠夺”，中共农村官员的压榨，使农业生产徘徊并潜藏种种隐
患。然而，这一切与工业改革多年来一直无所成效、甚至每况愈下相比，则是小巫
见大巫了。
工业改革始於八十年代上半期，其主要内容是给企业以某一程度的自主权，
并实行承包制。在宏观上提出以指导性计划经济代替指令性计划经济，继而提出有
计划的商品经济一说，起初，这一切的确产生了一些积极作用。
过去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於制度上的根本缺失和企业主管部门的颟
顸，使许多企业都被捆绑住了手脚。有的企业技术力量、生产设备大量闲置，有的
却十分缺乏。有的仓库里原材料充积，有的则常为无米之炊所困。实行承包或扩权
，使企业有了较多的活动半径和积极性，企业间横向联系加强。生产设备互通有无
，原材料相互调剂，利用本身剩余的加工能力去开发新产品或承接外加工等，使工
业生产一度呈现景气。工人们的奖金也一度增加。然而好景不长，不久问题就接踵
而来了。其最主要的是企业管理阶层的迅速腐化，给生产乃至国计民生造成重大伤
害。
在“改革”的浪潮中，绝大多数的书记、厂长、主任们都能迅速地跟上“时
代的步伐”。他们利索地抛掉前不久还在向工人群众作“革命”理论说教时所戴的
假面具，果断地在经改浪潮中使出浑身解数去冲浪搏击。随着企业的承包扩权、利
润留成，再加上计划外销售、产品价格材料价格双轨制、自行筹办某些基建项目、
直接与外商挂钩等等，企业单位的官僚们通过种种手段和途径为自己攫取了大量的
利益。许多应注入国库的资金此时却流入他们的腰包，或以其他形式、形态变成他
们的私产：在国库财政开支捉襟见肘时，他们则腰缠万贯。
工人群众也醒悟过来。他们发现自己辛勤地工作，比以往付出了数以倍计的
劳动量，也只不过每月多了几十元奖金，而厂里则为书记、厂长们买了一部又一部
小轿车，面包车，盖了一座又一座的厂长楼、主任楼。还出资让他们轮着去香港、
欧洲、北美去“考察”。至於那摆不完的宴席更不在话下了。於是一种愤懑不平之
情在工人心中油然而生。这势必会影响了他们的生产情绪。
更为严重的是，有些经济效益并不好乃至亏损的企业，其管理人员也不甘寂
寞亦群起效尤。这就不能不使那些工厂里忧衣愁食的工人群众愤恨万分。如果说六
、七十年代干部与工人之间的阶级矛盾主要体现为前者对後者在政治上的压迫戕害
，那么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後，这个矛盾就主要体现为前者对後者的经济上的
压榨和剥削。
承包扩权等措施对国营企业的强心作用不但很快退去，而且还引发了其他的
病症，亏损成为许多国营企业的老大难问题，怎么办？中共高层煞费苦心地想出了
“改革”的第二招——“优化组合”，即裁减员工，甚至关闭某些工厂。工人失去
了工作被美其名曰“下岗”、“待业”，何时再得“上岗”，能待到什么职业，天
晓得！
这里有一个很根本的问，企业亏究竟是谁的责任？如果是由於工人懒惰或技
能太低，那叫他走路当然有道理，否则有什么理由要工人吃下这个苦果？而且即便
一时非得采取这种措施，那“下岗、待业”的也不应只是工人群众，书记厂长们理
应与工人们同甘共苦。没有理由要工人下岗，而当官的仍可尸位素餐。说来中共的
改革打来打去只打掉了工人的铁饭碗而不打烂当官的铁交椅。这也算改革？这算什
么改革？
中共的改革第二招引发了激烈的社会矛盾，全国许多地方都发生了规模不一
的工人抗议事件。鉴於此，中共高层又在设计更新的改革方案。这便是近期来鼓噪
不已的股份制。据说在这将要进行的第三波工业改革中，大中型国有企业将被改造
成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小型国营企业则施行股份合作制。中共企图以此
挽救风雨飘摇的国有企业。这第三招是否灵验，尽管中共的经济谋士预言，只要实
践了这一招，“五至十年内，中国国有企业将会整体改观”。但笔者仍然认为，根
本不需要等那么些年月，现在即可判定这一招必然也会跟前两招一样成效阙如。这
是由於导致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不因这一招的实施而消除。
三、症结所在
资本主义私有企业比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有大得多的活力，这已被成千上万
的事实所证实。甚至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那些由国家经营的事业、企业单位也
表现得比同类私人机构效率低下。例如美国的联邦邮政服务就不如ＵＰＳ。这是为
什么呢？
市场经济以私有企业为基础，计划经济以国有企业为基础。如果暂且抛开基
础不谈，仅从宏观上探讨两者的优劣，就可发现它们各有千秋。现今，在计划经济
被赞美了几十年後终究落到备受贬谪之时，别忘了市场经济至今仍然在资本主义世
界制造周期性的经济衰退。
然而，从综合效能上来看，市场经济对社会生产的促进作用却又是计划经济
难以匹敌的。要解答这一点，确实又得从上述那个“基础”上去研究。
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私有企业比作为计划经济基础的国有企业所具有的大得
多的活力，说到底是来源一种生物因素。这个生物因素就是人的自私心在公正社会
生态的制约下所起的正面作用。
私有企业的企业主努力去办好自己的企业，大多并不是基於一种为社会发展
作贡献的高尚情操，而是为了赚钱。赚钱来干什么？一为让自己过上更富裕乃至豪
华的生活，二为更大规模地扩张自己的企业，使自己更有权力更有成就感，而且扩
张後的企业也有可能给自己赚到更多的钱。
为了实现这一切，企业主大多会注重学习管理技能，应用技术，会孜孜不倦
地工作，十分关注市场的动态，为适应市场的需要，迅速调整自己的生产结构，开
拓新的生产项目等等，并且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消费水平，把更多的利润
投入扩大再生产，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设备，高薪聘请高科技人才。
受雇於私人企业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大多也会钻研技术，勤奋工作——如果他
对目前工作的内容和待遇感到满意的话。如果不感满意，他仍然会努力上进。因为
他若想“跳槽”，寻觅更好的工作，就必须使自己操练出过硬的技能。更有甚者，
他们之中有的人还会怀有自创企业，从雇工变成雇主的愿望，这会使之更加奋发。
国有企业中，这一生物因素的下面作用被全面抑制。员工得的报酬与其劳动
量往往不能平衡，这就影响了他们生产积极性的发挥，管理阶层与劳工阶层被行政
力量截然分开，後者鲜有晋升的可能，更使员工失去向上奋发的的动力。
在昔日死板的计划经济体制中，企业管理阶层只能照板执行上级主管部门下
达的生产指令。自身缺乏主动创造精神。其职位的去留和由此而来的种种利益与企
业的经济效益并无关联。而通过恭维迎奉，忠实执行上意图等途径来取悦上峰是官
运享通的关键。这样就把企业管理干部塑成了饱食终日，不学无术的官僚（在此暂
不论及六七十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企业官僚所干的政治劣行）。
如果说昔日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束缚了企业官僚主动性的同时，也抑制了他们
的贪婪和私欲，那么八十年代後的“改革”则加剧了一个不公正的社会生态。在这
个生态下，人的自私心理得不到应有的制约，生物因素的正面作用被冻结，而其负
面效应却发挥得淋漓尽致。此时国有企业的管理干部一反常态，格外亢奋起来。他
们相当清醒地意识到，企业并不属於自己。“改革”的声浪亦使他们对自己的职位
充满危机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成为他们的警世真言。务必充分利用自己在
职之时趁着扩权承包的大好时机去为自己聚集财富。这时他们的主动性有很大的发
挥，也致力於本企业生产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他们在绞尽脑汁地干起化公为私的
勾当，对企业的前途他们其实并不关切，一时投入的精力是为了攫取丰厚的利益。
在使用种种合法、不合法的手段，或明或暗地化公为私後，还把再难以注入私囊的
钱财用於挥霍——以“考察”为名到全国各地乃至香港、欧洲、北美去游山玩水，
还有永无休止的宴席。中国的报刊就曾披露中共官员一年的公款吃喝竟逾千亿元之
巨。
只要一天不实践完全的，以私有企业为基础的市场经济，那无论是承包、扩
权，还是责任公司和股份制，都将无法释放生物因素中的正面作用，而有可能让其
反面效应猖獗肆虐，这就是当今中共工业改革的症结之所在。
四、枉费心思
既然私有企业有可能使生物因素的正面作用释放出来，那中共为何不肯来个
正本清源，全面实行私有制呢？
有人说国有企业的税利提供了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目前仍占百分之七、八
十。这种说法显然有破绽，只要政府的税收制度完善，私人企业一样须向国家交纳
税款，资本主义国家里基本都是私人企业，难道它们的财政收支都垮了？
有人说国有企业的存在是基於一种意识形态的需要，它表明中国坚持了公有
制和社会主义。这种说法有其道理，但过於概念化，不够具体。
事情的关键在於，一旦全面实行私有化将会危及中共的一党专政。
无论是把国企改造成有限责任公司或施行股份合作制，都涉及到一个极为现
实的问题。那就是这些企业中的共产党干部如何定位？是让他们转任公司的董事长
、经理、厂长等，还是请他们走路。如果让他们转任，则马上涉及下一个问题，以
他们的德才是否堪任？如果请他们走路，由另一些与共产党毫无血肉联系的专业人
士来充任，那中共政权是否愿意承受这个冲击？
中共至今坚持一党专制的阵地寸土不上。一党专政当然首先体现於该党垄断
了组阁的权力，再体现为军队为其党军，以及公、检、法、民政等部门均在其绝对
控制之下。此外，还体现於控制立法，操纵民意代表的选举，和地方行政长官的任
免以及运用其行政力量压制新闻自由，钳制思想舆论、取消社会监督等等。按说一
党专政做到这个地步也就够绝了。但中共不，在他的理论中还有无产阶级专政（这
个当今已罕用的词实际上应读作共产党专政）必须有社会主义公有制作基础。因此
一党专政还须体现於有很大数量的中共干部充任各经济单位的领导职务，不但是各
工矿企业的厂长、主任，还有各系统各行业的厅、局、处、科的长官。按照共产党
的理论，上层建筑应与经济基础相适应。即共产党政权须与国有企业相适应。既然
中共的一党专政是绝不可放弃的铁定原则，那么国有企业也就注定要屹立於世间。
鉴於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低下，中共可以想出各种方案来挽救它，但绝不打
算取消它。许多人士对将要实行的股份制欣赏有加，寄予厚望，一厢情愿地认为这
是私有化的开端。其实中共已一再声明他们是在探索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新形式。一
位中共经济谋士已讲明在股份制中，国家股将占控股地位，可以绝对控股，也可以
相对控股。即使在某些国有企业中国家不控股，但法人股仍占主要地位。个人股只
占百分之二十左右，由此决定企业的国有制性质。“朱大掌柜”对此有更清楚的表
示：搞好国有企业必须要有好的领导班子。企业的负责人必须要有强烈的事业心和
责任感，政治上过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懂生产、会管理、善经营，能够认真贯
彻落实各项方针政策，能够面对市场，打开产品的销路。
被誉为最有改革理念的朱熔基尚且发出这样的语言，就可以明白无误地表明
中共绝不愿意承受那个冲击，私有制不会实行，企业部门中的管理人员仍然被视为
党的干部得到任用，这是为什么呢？
在共产党的政权结构中，企业部门的中共干部是其不可去掉的支撑力量。如
果实行私有制，数百万的中共企业干部都将会失去他们的权势和由此而带来的种种
特权利益。那么他们对这个政权的向心力和效忠感会立即崩盘。
企业官僚集团是共产党专政的一道屏障，或曰是中共政权与民众之间的缓冲
物，它的存在有助於共产党政权秩序的稳定。一旦这个社会集团冰消瓦解，中共的
政权机器将须直接面对广大民众。在此之前，倘若民间有反抗当局的波澜兴起，中
共的镇压机器有时可以备而不用，仅靠企业单位里的那些“政治上过硬，坚持党的
基本路线”的干部出面就可加以消弭，而在此之後，则事事都将体现为政权机器与
民众的直接摩擦。更有甚者，这些失去权势的前企业官员还会出於一种被抛弃而产
生的怨恨感对中共政权反目为仇，在可能发生的社会冲突中推波助澜。
还有一样必须考虑到的是，一旦这个社会集团由新兴的私人企业主阶层所取
代，那么一个类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第三等级”将在当今中国再现。尽管这个“
第三等级”内雇主阶层与雇工阶层会有矛盾，政府有时甚至可以超然的仲裁者的面
目出现，但在更大程度上他们会面对专制政治而结成联盟；阵地已缩小到行政部门
、军队、公检法机关的中共一党专政将会面临更有力的挑战。
虽然在中共的企业官僚中也会有优秀之士，但那肯定是寥若晨星，从整体上
来看，这是个低能而贪婪的阶层。它的先行者大多是发迹於三反、五反、反右、文
革等政治运动中的整人打手。这个阶层的活力表现於他迅速从昔日的政治运动健将
变成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中的冲浪高手。後来他们之中许多人鉴於年龄或知识技能
太低而被要求退居二线。毫无疑问在退之前他们都大捞了一把，并获得种种终身优
待以作为他们曾为中共政权效力的酬答。在他们之後以年轻化、知识化上来的人士
很快成为他们名副其实的接班人。所谓伯乐相马，满脑子坚持一党专政思想的“伯
乐”，当然不会相中有民主思想之马，而且，由特权和利益搅拌而成的大染缸把相
中者从肤色到心肺都立即染上与他们的上一班人相同的颜色。笔者曾目睹一些文革
前夕或文革後期的大学毕业生在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大提拔中被宠幸擢升。从一介
技术人员荣晋为厂级领导，然而在日後的岁月里，事实表明他们对发展生产并无多
少建树开拓，但其长袖善舞、巧取豪夺则颇有青出於蓝而胜於蓝之势。
朱熔基要求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政治上过硬，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当然
没有什么问题，但他所希望的：“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这看来会落空。
既想改变国营企业效益低下的状况，又要保住社会主义公有制框架，看来鱼
和熊掌，中共是要兼得，胃口如此之大，想来也只会是枉费心思了。
五、唯一的出路
前文已谈及，人类的自私心中既有正面因子也有负面因子。问题在於要造就一
个公正的社会生态以有利於释放正面因子，并抑制负面因子。那么如何造就公正的
社会生态呢？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创建完善的民主制度。否则，即使实行彻底的私
有制也未必有积极的效果。
历史事实告诉我们：工业革命後，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中叶，当民主政治
在欧洲已经萌芽，但远未完善之时，私人工矿企业已有相当规模。那时尚未有周祥
的法规以制约雇主的行动。雇主对雇工实行着沉重的剥削。雇主欲获取利润除使用
更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外，还有一个最简单明快的办法就是延长工时和降低工资单价
。在私人企业中，雇主占了主动地位，雇工往往不得不默默地忍受这一切，但不满
和愤怒也暗暗积累之中，当有一天积累超过了临界点就会爆发，酿成社会动乱。
十八世纪末，法国第三等级齐心协力攻破封建巴士底狱的烟硝尚未散尽，十
九世纪早、中期原同属第三等级的资产者与无产者就在街头反复厮杀。孙中山就是
震撼於激烈的政治革命後，又发生更惨烈的社会革命，故在他的三民主义中有民权
民生之说。即在革除封建统治之後，还应注重改善民生，以调和资产者和无产者之
间的矛盾。
类似的情形出现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私人企业已经出
现并逐步具有一定的规模。由於没有民主政治和各项法规对雇工阶层的保障，再加
上中共政府贪官污吏的包庇，使有的私人企业主通过经济压榨发了财。笔者得知广
州地区有人开办服装厂、五金厂等，从外县招收一些青年男女做工。其工资数额低
於国营工厂水平或相近，但劳动量则大大超过。工厂主通过贿赂等手段与工商局、
劳动局、税务局的官员疏通关系，使之对其各种苛待外县劳工的行为视而不见。这
类情形在社办、街道办的企业中也相当普遍。主持这些企业的中共小干部富甲一方
，而雇工们则艰辛度日。
尤其令人震惊的是有时曾经参加过七九民运的人们也参与了这场巧取豪夺，
在食髓知味後，已把当年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忘在九霄云外。这真使人清晰地认识到
金钱与权力一样都可以腐蚀人，使人叹息自私心中的负面因子其威力何其之大。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相辅相成，後者以前者为基础，又反过来给前者以保障
。在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下，建立不了健全的市场经济。在计划经济的基础上也产
生不了完善的民主政治。
把大、中型国营企业改制成有限责任公司或股票有限公司，都只是换汤不换
药。即使在某些中小型企业实行股份合作制可在某一程度上调动员工的参与感，但
於全盘作用仍然相当微小。
如果中共尚存为国为民之念的话，就须顺应历史潮流，放弃一党专政及由此
带来的种种政经特权，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同步实行改革，致力於建立完善的民
主政治和健全的市场经济。这才是医治种种社会症结沉疴的有效药方，也是实现国
家富强、民众安康，并以此争取人民的原谅，获得民族大和解的唯一出路。否则，
即使一天想出二十四个招式来东补西贴，那非但难圆提高国营企业效益之梦，而且
到头来只怕终会落入历史审判的下场。
世事汹涌，江河日下，若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使廉洁之优，魄力之大，能力
之强，如朱熔基者也无力挽狂澜於既倒。谓君不信，且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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