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一晃八年了，中国好像没有向天安门运动的目标前进一步，受难者的
鲜血似乎是白流了。其实不然。
想一想当年我们曾经乐观，而一九八九年六月以来的中国和世界距我们当年
的予期又有多么远就能知道这八年并未白过。
一九八九年六月到十二月，我在美国、香港和台湾讲了很多话，说二年之内
国内会发生巨变，中共上层改革派将逐渐取代保守派，从而使中国回到赵紫阳路线
上来。似乎也说过中共政权的寿命不会长久。这种估计，是建立在两年预期上，一
个是一九八八年开始的所谓“治理，整顿”、即停止经济改革、收缩发展的方针必
将会继续进行，第二个是东欧各国的政治巨变将继续鼓励中国人去投身民主运动。
结果全落空了。
没想到天安门运动死去以後，它的幽灵会以另一种方式、绕着弯子推动中国
的进步。当“六四”後“治理整顿”导致百业萧条、数以千万计的工人失业时，中
共领导人立即想起第二次天安门运动可能降临，而参加者的主体又必定是工人！於
是惊恐万状，北京市长陈希同和市府各有关局长竟紧张到必须在工厂里“现场办公
”，每天汇报，分析工人的动向。主要是这种恐惧，使他们不得不从一九九一年起
逐步放弃紧缩，回到改革和增长的道路上来。邓小平南巡後，又开始了经济快速增
长。
另一个想不到是东欧以及和後来苏联的政治巨变竟会从一种正面力量一变而
为负面力量，中国人对於民主化後可能出现苏、东各国那样的经济困难、政治混乱
和内战的恐惧，无疑是在改变人民对天安门运动、中共政权和现行秩序的制度上起
了重大作用。
但是八年前头脑中的谬误和空白，又不止这两处。
一、中共倒不倒
那还是一九八七年初，我的一位侨居国外的朋友在香港“信报”上发表一篇
文章，说中国共产党的气数已尽。邓小平迫使胡耀邦下台和开除三名知识分子出党
後，国内外持这种想法的人不在少数。到一九八九年五月，那政权的摇摇欲坠，更
是全世界有目共睹了。
然而它却至今没有就木，这是由於中国人还能接受它，然而这又是由於它在
适当程度上改变了自己。从邓小平发动改革那时起，这个党的脸上就开始有了一点
笑容。为了挽救它的统治，邓小平不仅允许中国人能够富裕一些，也可以更自由、
更快乐一些了。一九八八年我多次说，中国的空气中好像有一种元素，即使在反自
由化运动进行中，人们享有的自由也在自然而然地扩大。不仅是个人自由也包括新
闻自由在内。我当时是作为对中国民主发展可以持乐观态度的一个依据这样说的。
但是没有想到，自由既可以壮大民主力量，也能够削弱它，因为人们可以因而对两
头有所满足，不肯冒险，不思进取，这不就是九十年代以来的现状吗？
不过这又不是只有中国人这样不争气。一九五六年布达佩斯起义被镇压，那时
有几个匈牙利人不咬牙切齿恨卡达尔的？但一九六八年起卡达尔实行改革，二十年
间人民生活改善，自由也多了，百姓每人每月出国一次，竟鲜有不归者。一九八九
年若不是柏林墙倒塌，匈牙利人也未必一定要推翻那个政权。那时，人们已经不再
认为卡达尔是叛徒，甚至感激他的贡献了，虽然到後期此人思想已有些僵化，对匈
牙利的政治变革起了不利作用。
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被镇压後的捷克斯洛伐克，一九八一年底“团结
工会”被镇压的的波兰，也有类似情形。
“有压迫就有反抗”，毛泽东这句话没有说对。世界上在异族或统治阶级压
迫下长期没有反抗的例子多的是。要看压迫者的聪明程度，也要看被压迫者能够忍
耐的程度。一个重要的条件是，反抗是不是有希望成功？这成功需要付出多大的代
价？
现在中国共产党要求人民接受它统治的一个理由是：把我推翻，必定天下大
乱，因为没有人能取代我。这理由当然很滑稽：它的存在就是靠不断除掉有可能取
而代之的力量来维持的，而它又以没有这支力量为理由继续存在下去！然而这毕竟
是一个现实。而只要这个现实不在一个环节上打破，这个政权就很可能继续赖在台
上不走，以它的腐朽带动全社会的腐朽，直到同归於尽。——完蛋的自然只能是那
个党，而不是人民，但人民也将遇到一场大劫难。
在这个共同腐烂过程的某一个点上，也许人民会发现，与中共一搏所付出的
代价不会比苟且偷安的代价更大。
但是那很可能来得太迟。何况在中共政权背後，另一个实体的可怕的身影已
越来越清晰，它事实上已开始占据中共政权削弱过程中所留下的真空呢！
二、民主和吃饭
大约三年前，据报道，沈阳市的失业工人有过一次示威游行，打出的横幅上
写着七个大字：“不要民主，要吃饭！”
是为了防范镇压、不给中共口实而故作此言呢？还是真正相信民主和吃饭没
有关系呢？
“民主不能当饭吃”，对，世界上有民主而千千万万人没有饭吃的地方还少
吗？但是没有民主，是有可能吃不上饭。毛泽东一手制造过的饥荒使大约四千万人
死於非命。北韩已经在、或已经接近过小而食了，中国现在有多少个家庭朝不保夕
？这还是一个“国家机密”。
又岂止工人，岂止农民。连干部也发不出工薪的县份，恐怕不止半数。广西
玉林地区至少有一个县，最近的消息是除一、两个单位外，所有党、政机关和副业
团体一概发不出工资。
你不能不佩服中共能把消息封锁得这么成功。然而这也帮不了它多少忙：它
的头号问题仍然是经济越发展，国库越空虚。而同时却有至少五千亿元钱在贪官污
吏手里大搞投机。多亏有中国人民帮忙，所蓄存款成倍增加。这是一笔中共可以随
意动用的“人民贷款”，四万亿元的存款至少已被这个政府挪用了一半。
海外民主力量这些年谈论最多的是民主，或不如说“民主”这两个字。说来
可悲，民运的分裂，同政见分歧无关，在目标和道路、即按中国国情和世界经验，
我们应建立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制度，又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达到这个目标，
在这个问题上，两派是一致地模糊，一致地简单。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都有了民主
，没有一个模式是中国可以照搬而能解决中国人的自由和吃饭问题的。
这八年，国内形势的演变，又把这个问题弄得复杂多倍了。到一九九二年为
止，我仍然认为：只要中共领导层改变成份，实行政治改革，中国的事情就好办了
。现在越来越不乐观。纵使明天早上北京就出现一个十全十美的民主政府，一套完
美的议会制度和法制，又怎么样呢？假如一半老百姓不听政令、不守法纪，腐败的
执法部门又本身就违法乱纪，还有百分之八十的地方政府自行其是，这个民主政府
和这个法制又能起多大作用呢？
一位我所尊敬的国内异议人士认定：中国实行民主最大的障碍是人民不懂民
主为何物。两个西方记者在天安门运动期间询问各界人物，也得出这一结论。写一
本专著说明民主是什么固然是件好事，不过问题恐怕不在这里。
另有人说，只要有了（或“只有有了”）一个强大的中产阶级，中国的民主
就有希望了。墨西哥、印度、菲律宾有无人数众多的中产阶级？那里的民主怎么样
？印度尼西亚的中产阶级人数恐也不少，军事独裁三十年、经济也有很大发展，民
主却连影子也不见。至於美国，中产阶级还连年缩小。
那么就索性不要民主，要秩序，走新加坡道路！不说小岛新加坡没有农村，
弹丸之地，中国人目前享有的自由已经比新加坡人更多，你收得回来吗？贪官污吏
首先就不干。黑社会更会首先造反。
各种设计方案，有一共同特点，都把人民、劳动人民甩掉了。这毫不奇怪，
因为当今中国主流思潮中，人民群众已成了一个庞大的怪物，一个沉重包袱一个巨
大无比的祸害。一位（当然远远不只一个）投身过八九民运又受到迫害的知识分子
说：“人民不关心政治？越不关心越好。他们一关心起政治来，必定发生暴民政治
，文化大革命在那儿等着呢！”
然而西方国家现行民主制的主要弊端却恰恰是人民的参与问题未能解决。你
搞民主，总要有人投票：他不来，他乱投一气，一顿饭就把选票送掉或卖掉你怎么
办？现在中国民主还未开始，贿选现像不是已比比皆是了吗？
老是拿文革来吓人，民主派中有人和中共主流派在这点上居然一致。试问，
文革的动乱是怎样造成的？是由於民主太多了吗？“革命老干部”牢记被批斗的一
箭之仇而咬牙切齿并终於取消的总要那个“四大”或“大民主”，真的一无是处吗
？中国民众中目前确有暴民倾向，“刁民”也在增多。然而这是怎么造成的？记得
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一年有多少普通人民热切要求参与改革进程吗？那是任何其他
社会主义国家所未有的，中国民主化事业所特有的优势。其中有些人可能就是文革
中的“暴民”。他们一心想作公民，邓小平不准作，还开了枪，这才走向暴民道路
的，难道不是吗？事情的要害还在於：中国今天一切问题的解决，离开人民的合作
和参与必将寸步难行。中国人民中雄厚的民主资源被邓小平糟蹋了，从而使我们所
拥有的极为可贵的这支庞大的建设性力量中，有一部份逐步演化为破坏性力量。
三、苏联和东欧那张牌
东欧和苏联巨变後发生的困难和混乱是事实，而事实总是比理论有更大的信
服力，於是这八年来便被拿来广为张扬，果见成效。
然而有一个要害问题，却被隐瞒了。隐瞒又不难，因为西方舆论也是同一个
调子，那就是：那些国家中发生的一切，果真是有了民主才造成的吗？
不错，旧政权崩溃了。不错，有了多党制，一定的政治自由，每人一票，定
期选举。然而那民主却未必真正的。俄国为例看看吧。
苏联一九八五年实行的改革，在一九九零年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实行全国第
一次民主选举。各共和国的掌权者，这时第一次显露身手，地方官员在多数情况下
并未直接参选，但受到群众欢迎因而当选的人民代表，却成了官僚集团的“人质”
。。这些代表为了能够在本地真正行使权力，必须依靠地方党政机关。掌管意识形
态的中央官员怕波夫後来说，“这是民主派与党政机关的结盟”。戈尔巴切夫从一
个改革的领导人很快变成为失去实权的无兵之将，原先的拥护者纷纷改换门庭，西
方也抛弃他去支持叶里钦了。与此同时，从叶里钦被民选为俄罗斯加盟共和国总统
，各级官员分别利用选举变为民主政府的首脑。他们谈民主、自由，却无意把权力
转交公民的多数。这些人一上台便扩大行政权力，不愿受法律和各种民主机构的限
制，更不愿顾及人民群众的死活，以“震荡疗法”改变苏联经济制度，便苏联卢布
的币值在短短几年内贬值逾千倍。同时推动苏联解体，摆脱戈尔巴切夫的控制。
在这以後发生的一连串变化，就和依然在共产党统治下，没有民主的中国没
有什么两样了：一九九三年在叶里钦的俄罗斯，官员数目超过勃列什涅夫时代全苏
联官员的总数。官僚阶级疯狂地把国家资产变为私产。大批年青的技术官僚涌入政
府部门，这些人的特点是不受旧意识形态的约束，但同时也没有社会责任感。多人
是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一味信从西方弄来的专业知识碎片，任意推行新招，
不计代价。当那些在这种改革中大批工人失业，人民倾家荡产（如中国一样，苏联
的公民也不能购置不动产，因而七十余年的积怨只能在银行中化为原值的几千分之
一），忍饥挨饿和因愤於不公平和难於忍受羞辱很多人走上绝路，卧轨或悬梁自尽
时，那些新贵却出入於高级俱乐部、餐厅和高尔夫球场随意挥霍。一杯咖啡喝掉工
人几个月工资。衣着需每月到巴黎和纽约去订制。莫斯科一处卖出的最高级奔驰与
ＢＭＷ骄车一九九三年就超过西欧各国销售量的总和。前苏共高官、莫斯科市市长
戈·帕波夫经常竟然说：“在一个处於不正常状态的国家，以不诚实的手段谋取私
人致富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种民主，从选票中遭到检验。一九九三年选举中，执政的“俄罗斯的选择
”党得票不到百分之二十。而在莫斯科南部的一个城市里，投票後还查出选票数目
超过分发时数目的三分之一。大部分士兵和青年军官都投了反对票。
整个东欧和俄国一样，劳动群众、即人民的多数，对政治始终持消极态度，
一如一九八九年至九一年大变革前一样。那些国家中，如中国一样，共产党的官员
在国有企业私有化过程中大发横财。据分析，这就是一九八九年那些国家（除罗马
尼亚外）共产党轻易或和平地交出政权的一个原因。他们早有准备，确知变天後自
己仍可把握财权。前共产党官员变成大亨是普遍现像。
在推翻专制政权，人民获得较多自由和民主的意义上，俄国和东欧的变化可
以称作一场革命。然而从多数人及其代表并未掌握权力反而急剧贫困化这个意义上
看，又是一种倒退。有人说：革命倒是一场革命，只不过中途被人劫持了。
因而，以这些国家为例证明民主只能带来混乱、破坏和动荡并不真实。那种
民主并未能保护社会财产不被少数人瓜分，和群众不被剥夺。人民依然不能参与决
策。因而只不过是换了另一拨主人。那里八年来事态的发展，倒是给中国民主派提
供了极为珍贵的教材，告诫我们在自己今天和下一步的变革中不要重犯那些错误。
四、知识“精英”的退却和背叛
八年前的天安门运动，一无组织，二无自己的报刊，一个席卷二百多个城市
、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民主运动竟能拔地而起，成为全世界注目的中心。实在是一
大奇迹。
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群众自发地投入一场同政权对抗的运动。第
一次赢得党内力量广泛的同情（在中央所在地的北京，据估计百分之七十的干部）
甚至参加，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不加掩饰地站到了学生的一边。第一次引起最高
领导层的分裂。第一次令最高领导人发觉他们的政权可能被推翻。
因而这是一场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运动。
然而它却失败了，失败也是创记录的：一九七九年以来人民争得的政治自由
荡然无存，民主力量全军覆没。
为什么会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从主体方面说，中国知识分子未尽到责任
，是首要原因。现在用更清醒的眼光去看，在一九七九至八九年间，知识分子是邓
小平改革的主要受益集团之一。不再是“臭老九”了；平反重获自由和受迫害前享
有的地位与权利；有了一九四九年以来空前广阔的机会去从事创造和获取名、位、
利。这些收益，至少不低於从公社到包产到户的农民，然而农民生活的改善到一九
八五年已陷於停滞，其社会地位并未抬高，依然忍受着官僚阶级的压榨和欺辱。因
而，很多知识分子“解放”後对邓小平感激涕零，而又“心有余悸”，不愿或不敢
运用自己享有的自由去为人民也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自由，满足於现状和致力於不担
风险的研究和逃避现实的创作，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中断了与劳动人民和社会的接
触，不能预感大风雨的来临，以及不能向天安门运动提供绝对必需的理论和战略，
也是自然而然的事。因而，九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分化，乃是八十年代那个过程的继
续。只不过有些人这时靠拢中共更加露骨，更加心甘情愿罢了。
一九五七年，为平息社会上对於官僚主义以及专制的不满，中共的一些代言
人曾散布一种“难免论”，即一切不如人意的现像都是“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过
程中必然会产生、无法避免的。记得是舒芜先生写了一篇杂文驳斥“难免论”发在
《人民日报》，因此被打成右派。四十年後的今天，大陆竟又出现了一种“难免论
”，这一回不是出自官方。意思是：腐败、犯罪，“道德滑波”等等确是存在也确
是不好，然而只要你搞市场经济即资本主义，就必然会有这种东西，那是不可避免
的，“西方当年何尝不也是如此！”
另一个论调，也是对现状的一种态度，说一九八九年以後中国的状况“是非
战争状态下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这句话的份量很重，既勾消了一切问题，也否
定了任何焦虑、愤怒、深思和奋斗的必要；既然那么正常，何必庸人自扰！
在这一类论调的背後，不难见到一种心态和那种心态後面的一些人的地位与
处境，那是多数中国人所不能分享的。
施以小惠买来稳定，是邓小平一九七九年以来的一贯战略。对於农民，到一
九八五年为止大见成效；对於工人，在劳动生产率未提高的条件下照发工资、奖金
和实物。但到了一九九三年以後也失灵了。唯独对於知识分子“精英”，这个战略
在九十年代却反而愈见成效。
我时常对一件事不解：那些明明靠自己的天份如勤奋能够得到社会承认，甚
至已经是名流的人，为什么非去巴结权势不可呢？似乎只能有一个解释：有些东西
，只能从当权者那里获得，比如，政治安全，党、政、人大、政协或民主党派中的
一席地位，更高的荣誉，以及出国访问的机会。一旦得到，则唯恐失去；得到一次
，还想继续。
不然你就没法解释，像冯骥才、张贤亮这一类已跻身一流作家，各方面如鱼
得水的人，何必在一九八七年政协会议期间在记者招待会上表演政治相声呢？显然
是经过中共授意，事先排练。冯骥才的一句话便足以表明这一行动主旨了：“我是
打蓝球出身的。打蓝球要讲规则，犯规三次，必须下场。”那时正是中国人对於胡
耀邦被迫辞职和几个知识分子被开除党籍愤愤不平之时，电视观众未必能被冯骥才
说服，但不明真像的海外华人和外国人却能中计。不久，冯骥才就当上了中国民主
促进会的副主席，听说现在又是文艺界的首脑了。但他同时失去了很多朋友。
北京的流血，反而鼓起了这些人的胆子，露出了八十年代还遮遮掩掩的真面
目。李泽厚在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告别革命”中写道：“我们首先应当期待一个富
强的、大家不愁吃饭的中国。正是这种期待，所以我认为现在中国所走的经济发展
之路是对的。我们应当支持它走下去。”“为什么要那么关心政治？中国过去的问
题就是太关心政治了。”“有人说现在应强调解决社会正义问题，如不解决会要造
反，我不相信，我认为经济的发展已使各个阶级、阶层都得到了利益…”
前面那一句话的意思，在这本书中作者从各个角度反复多次，表达对於邓小
平路线如中共现行政策的全面肯定。後面这一句，完全违背事实，是连中共中央也
说不出口，而李泽厚却说出来了。他还呼吁知识分子放弃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甘
当“边缘人物”（他对这个词的理解有误）即靠边站，搞自己的专业去吧，下海经
商也可以。
上边所引的观点，已是一部分（往往是影响较大的）知识分子精英的共识，
并且已是他们的一种政治态度。
简言之，在中国现实百孔千疮，统治者再也不敢重弹“大好形势”之时，心
智正常的人都不能不承认贪污腐败，盗匪横行、世风败坏以及贫富差距都大大超过
国民党统治时期，这些人却认为正常，极力维护现状，同时，当冷漠、麻木已成社
会流行病患时，他们还要中国人放弃“以天下为已任”的责任心。当中国人已经保
守到躲进个人天地不问世事时，他们还要批判“激进主义”，一批就是一百年，从
谭嗣同开始，鲁迅自然也在其内。总之生怕中国人的精神武装解除得还不彻底！究
竟是何居心？或者先问一句：他们的感官出了什么毛病？
由於这些人有的过去挨过整，或现在不时被极左派批上一批，更由於他们有
办法模糊自己的面目，因而这些人又被外界看作“异议作家”、“自由精英”。这
样一来，使用价值就更高，能比中宣部或《人民日报》更好地起到“喉舌”作用。
所幸者国内知识分子民主派并未放弃斗争。一九九三年起由上海中青年学者
发起了一场一九四九年以来第一次由知识分子自身展开的论争。主题虽是文学的人
文主义精神问题，意义却超越了文化领域，涉及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即人的危机
，论战中径渭分明，知识分子的两大营垒赫然展现到世界面前。
五、有一座“大山”是中国人自已
在“自由亚洲电台”的每周评论中，有一次我说：假如今天中国的前进道路
上也有三座大山，那么第一座自然是中国共产党的专制制度和它所代表的官僚资产
阶级；第二座是中国人自身精神状态的缺陷；第三座是中国已经无法负载的十二亿
人口的问题。
这么说，是否太冒昧？是否很荒诞？我愿和朋友们讨论。
记得是一九八五年，应刘再复先生之请，我曾到北科院文科所讲过一次话，
题目是“中国人的重建问题”。那时还只是看到文化大革命对中国人人性和精神的
某些伤害。天安门运动後海外民运的内斗的种种情景令我警觉：它可是未来国内规
模大上千倍、万倍的那种厮杀的小小预演。而九十年代国内人欲横流、人性沦丧令
人感到中华民族的自我毁灭似已开始。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中期，国内的朋友已有此预感。曾经私下谈论过不止一次
的便是在不久的将来会不会发生一场中国人自民制造的大劫难，在自相残杀中解决
中国的人口问题。不过那时还仅仅是一种朦胧的猜测和轻微的预感。现在却越来越
逼真了。
九十年代中国创造的真正奇迹，不是经济增长速度，而是在短短十几年内完
成了欧洲中世纪结束後几百年资本主义发展中对於人性、伦理、道德的破坏。欧洲
前社会主义国家中一九八九年以来也发生同样倾向，但没有中国这样快速和严重。
原因大约在於中共的统治渗入中国人生活的每个毛孔，毛泽东的“狠抓”思想和灵
魂又比斯大林更加成功地实现了对於人的心灵的专政。那三十年中国人受到的非人
对待，中国人丧尽人的尊严而自轻自贱、自我践踏和自暴自弃的程度，无疑超过所
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人民。而邓小平的以钱财物欲诱惑人们远离政治的实践，又正
好从相反的另一面有效地补充完成了毛泽东的人性破坏工程。
中国面临的最大危险，就是在被破坏了的人性引导下的中国人的自我破坏或
自我毁灭。一切阻碍私欲得逞的人，都是不择手段、冷酷无情地毁坏的对像。同时
，无所顾忌地毁坏自己和子孙後代生存环境。
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报复开始了。是他对於中国人的无孔不入的统治，他对於
中国人自主自愿自动参与社会生活、影响自己周围环境的任何行动的绝对排斥，使
中国人对於生活的无力感和厌倦在几十年内演化为对於自己家园、这块土地和这个
国家的冷漠甚至厌恶。这个国家属於谁？它当然只能是共产党的！於是去他妈的！
哪怕一把火烧掉，与我何干！
对於他人的冷漠和冷酷，损人利已和损人不利己的破坏情绪由此滋生，而对
於贪官污吏向仇视却无可奈何，对於贫富差距特别是农村长年实际是城市殖民地地
位不满而又无可奈何，以及由此产生的向代表权力与财富的城市、向社会的复仇情
绪便同对社会不公的抗议一起燃烧起来，使破坏和犯罪带有某种替天行道的正义性
，理直气壮。
不是移掉这座大山，便是走向毁灭。
只有在人民自觉自愿参加改造社会的漫长实践中，人民自己使自己的灵魂逐
渐得到净化，这座大山才能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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