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後的香港印象记


  龚小夏


      自从九二年以来，我几乎年年夏天都要到香港去一趟。因为从小在广州长大
，我可以毫无障碍地同本地人交流，也就很容易被香港人认同为自己人；而我的个
人情感，也的确随着旅行次数和香港朋友的增加而日益与香港接近，逐渐对这个岛
屿产生了一种类似於第二故乡的感觉。

      今年暑假，我又到了香港。这已经是回归中国之後的香港了。本来我的计划
是回国探亲，但不幸到了边界之後却被海关人员根据“上级批示”而拒绝於国门之
外。也罢，既然回不了国，我也就只好另作打算，在香港呆上一段时间。我安慰自
己说，反正这里如今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了。到了香港，也算是回了国。

      回归後的香港，表面看起来一切照旧，甚至照旧得有点令人奇怪。毕竟，政
权易手，社会总应该有什么变化吧。然而，除了中环附近中资公司的高楼大厦表面
那些五颜六色欢庆回归的灯火和标语之外，实在看不出香港与过去有什么区别。尤
其是，以中国公民在香港的身份地位而论，回归之後中国护照在香港依旧是二等护
照——持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的护照在这里落地签证能有三十天，而持中国护照却
只能凭飞机票获得七天的过境签证。听起来尽管很奇怪，但想想中国护照即使在中
国国内受到的也是二等护照的待遇，这种情况在香港重复也就不出奇了。当年中国
政府答应的“马照跑，舞照跳”，或者说，香港的生活方式不变，看来是等到了不
折不扣的执行，甚至连多年殖民地留下来的社会生活格局，在一时半会间也还照样
原封不动。因此，港岛中心例如半山等所谓“高尚”地段，也就依然如故地充满了
来自世界各地的白种人，却见不到有来自中国的“接收大员”模样的访客。至於解
放军官兵，据说是在军营里不许出来，反正在大街上从来见不到他们的踪影。有钱
人依旧在拼命赚钱、拼命消费；穷人也依旧居住在九龙等地那些拥挤不堪的嘈杂公
寓中，股票市场照样景气，房地产业也依然如故地红火，香港作为世界拜金主义首
都的地位，在共产党接管之後并不见得会削弱，恐怕反而会在今日中国经济变革的
浪潮之下更为加强。

      然而，在这一切正常的表象之下，事情却远非那简单。在呆过一段时间，接
触了不少香港人之後之後，我渐渐发现，香港社会正在发生著一些非常有趣的变化
。在这篇短文中，我记载了一些在香港的那几个星期中的观感。虽然不免有浮皮潦
草之嫌，但也许能为日後作深入观察与研究的人们留下一点记录。


  一、对中国政府保持高度警惕的香港普通人民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香港人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他们
关心的只有赚钱，对政治根本不愿意过问。其实，这不关心政治的现象，只不过是
殖民统治的结果。在英国长年的统治下，香港虽然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发展，但人民
却长期没有政治参与权利、特别是投票权。在彭定康九二年就任香港总督并政治改
革之後，香港人在有史以来的第一次公民投票中便创造下了非常高的参与记录。对
於香港人这种政治参与热情，也许是出於某种复杂的心理，西方新闻媒体总是不愿
意正视，反而总是在不断地宣传香港人对政治是如何地不关心。

      十三年前，当中国政府对香港许下“马照跑、舞照跳”，“香港社会经济制
度五十年不变”的承诺时，其实是以上述殖民经济的状况作为前提的。这个“不变
”，包括当时香港人没有民主权利的状况要保持不变。因此，在彭定康改革引进了
民主选举之後，中国政府才会那般大发雷霆，指责彭定康违反了中英协定。

      香港人对政治的关心，在天安门运动期间曾经震惊了世界，也震惊了香港人
自己。当听到香港有百万人上街游行支援天安门运动时，连许多香港新闻界人士都
惊讶地说：哪年哪月见过香港有百万人的活动？香港哪里去找这一百万人？真是奇
迹。所谓香港人不关心政治的说法，仅仅通过这一件事也就不攻自破了。

      我这次到香港，趁著每天到街市去买菜、搭地士这一类机会同普通市民进行
了大量交谈。在北京生活过八年，我深知道北京人在谈到国家大事与政治问题时有
多么能“侃”。如今同香港人交谈，却意外地发现普通香港人“侃”政治的能力在
这些年大有长进，直有赶上北京人的势头。在这些交谈中，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普
通人民对中国政府与新的香港政府所抱有的高度警惕性。他们盯紧了那一大一小两
个政府的一举一动，如果政府里出现什么影响到香港人的重大举动，恐怕他们也就
会用各种方式采取相应的保护自身利益的行动。

      对於大规模的回归庆典，虽然有不少香港人积极寺参加了，但大多数人似乎
在尽量保持一种冷淡、疏远的态度。有些人告诉我说最重要的，是保持原来的生活
节奏与方式不变，“不要人家还没来改变你，你就自己先变了。”有一些人在庆典
时很高兴地去看热闹，但後来发现庆典上花的巨款（比如香港花在焰火上那一千四
百万美元）要由香港政府来掏腰包，便大呼上当，就中国政府“／香港人笨”（将
香港人当傻瓜对待）。看来，在他们眼中，回归对於中国是喜事，对於香港却未必
。所以让香港人出这笔钱，实在有些冤枉。

      税收是香港人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香港的低税收政策在世界上经常为人所
称道——公民收入所得税收最高额仅为百分之十五。一次在街市上，几位中、老年
人争论起今後税收是否会增加的话题。有人说，近几年之内税收不会增加，因为新
政府需要维持香港人对政府与经济的信心。可是另外几个人却在坚持说，中国大陆
那么贫穷，怎么可能看著香港的钱却不动心呢？税是肯定要长的。即使今年明年不
长，再过两年也会长。我问他们，是立法局还是政府是否有决定税收的权力。这一
来，我们的话题很自然地便转向了民主选举。

      据这些普通人对我解释说，税收是由政府决定的，立法局并没有决定权。但
是，立法局是影响政府决策的重要机构。因此，明年五月份的立法局选举将是一次
重大的事件。与我交谈过的几乎有香港普通人都表示，在明年的选举中他们将参加
投票。问投谁，绝大多数人说要投民主党或其他民主派的候选人。不仅因为民选的
民主派议员被强迫“落车”而引起了广泛的不满，更是因为民主派代表了香港不同
的声音。一位出租车司机对我明白解释道：选民主党，主要是为了有人能够公开地
提出反对意见。“现今已经没几多人讲话了，再不选民主党，唔是更没人讲话了？
”看来，民主党议员们在回归“落车”时满怀自信地表示明年将回来，的确不是空
话。

      另一位司机气愤地对我说：所谓“港人治港”，只有港人自己在“讲”（广
东话里“港”“讲”同音）。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让香港人自治，这才会
强迫民主派议员落车。

      总体来说，目前的香港民众中存在著一种高度的警惕情绪。中国政府一旦有
什么不利於港人的举动，必定会在香港社会中产生强烈的反应，从而引发从股票市
场波动到移民潮等一系列问题。这大约是中国政府在回归之後对香港事务尽量保持
不干预的低姿态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时过境迁，事情恐怕就会起变化。当港人
已经习惯了中国政府的统治地位与行为方式时候，香港人民是否还能保持他们的警
惕状态，是否能抗拒中国政府从小到大、一步一步地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利，就有待
於香港各阶层特别是新闻媒体的进一步努力了。


  二、所谓“自我审查”之下的新闻媒体


      香港新闻媒体近年来面对中国政府的压力实行的“自我审查”，是人士不断
谈论的话题。的确，这些年里，香港主流媒体在九七临近的时候，对中国大陆政治
事务的批评调子显然在不断地降低。一些著名的政论家，例如罗孚先生与凌锋先生
，长期对中国政府持强烈的批评态度，他们的稿件在最近这些年里也就被越来越多
的媒体所拒绝。

      对於媒体的这种自我审查，西方新闻界自然一直在进行批评。而香港人民也
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来表示他们对这种状态的不满。新近出现的《苹果日报》由於
其通俗性与可读性，也由於对中国政府所持的批评太多，而在半年之内成为香港的
第二大报纸。另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在新闻媒体特别是一些重要报纸杂志自我
审查程度加深的情况下，香港商业性电台的脱口秀节目忽然接到了大量来自普通民
众的电话。打电话的人往往对於媒体不能充分表达他们的意愿而表示愤怒，并且对
另政府和香港政府的各种政策措施进行大胆的批评。脱口秀节目一时间竟然有成为
大众论坛的趋势。

      同新闻界的朋友们——主要是记者——谈起上述自我审查，我言下之意不免
带上了几分责备的意思。殊不知，这些朋友们听後大叫冤枉。有人甚至还拿出了最
近写的稿子让我看。他们说，当新闻记者的，哪里会愿意有什么自我审查，那不就
等於在职业前途上自杀么？事实上，香港的记者们采取了非常积极的行动来维护新
闻自由。离回归还有不到两个月时，香港有五百多名新闻工作者在报纸上刊登联合
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和未来的香港特区政府用行动来保证香港的新闻自由。然而，
自我审查的确存在，又是怎么回事呢？据他们的解释，那是因为报纸老板的关系—
—老板们在同大陆做生意，谁也不愿意因为自己的报纸得罪了中国政府而导致商业
利益上的损失。

      的确，香港新闻业的巨头们往往同时也是其它行业中的生意人。这些年里，
他们中的多数人都同中国大陆建立了紧密的商业关系，令他们成了中国政府要胁的
对象，这也就是新闻自我审查的由来。不少记者朋友感慨地说：商人办报，难免为
商业利益牺牲新闻自由。许多报业老板未雨绸缪，甚至在中国政府还没有对某件事
表示态度的时候，便揣测政府的喜好，据此来调整报纸的倾向。香港的新闻自由也
因此被大打折扣。

      然而，也正因为如此，香港原本拥挤不堪的新闻界出现了相当大的空缺。读
者有需要，新闻记者愿意写，就是看有谁敢於将资本投放在虽然有很大风险但却也
存在著巨大机会的地方了。


  三、发起挑战的律师界


      香港实行的司法制度完全以英美的法律体系为蓝本。高等法院的大法官虽然
由总督指定，但政府无权干涉司法事务。司法是否继续能保持独立，是香港的现代
法律体系是否能在回归後延续下去的主要环节。

      香港的律师界看来对於维护司法的独立性有著非常充分的准备。回归之後，
香港高等法院中的首批案件中，就包括了状告临时立法会的组织本身违反《基本法
》的官司。

      案件的起因大约是这样的：

      由於严格的移民政策，许多香港公民在内地的子女长期无法合法地到香港去
同家人团聚。大批这类未成年人采取非常途径偷渡到了香港。在回归之前，有谣言
说，回归之後这类偷渡客都将立即取得合法身分。因此，偷渡的人数大增。这批未
成年偷渡客都被称作“小人蛇”。回归之後，由人大常委会指定成立的香港临时立
法会在头一批立法中，就有《人民入境（修订）条例》。根据这一条例，许多在港
儿童将被强行遣返回大陆。

      为了帮助这批儿童，香港律师界免费为他们打上了官司。有趣的是，律师们
采用的策略是状告临时立法会，因此将案子一下便提到了香港的高等法院。这些律
师们争辩说，在《基本法》也就是香港的宪法中不存在临时立法会这一条，既然临
立会是违法组织，它所制定的各种法律也就不能生效。在我离开香港之前，听说案
件已经被高等法院驳回。大法官判决说：虽然《基本法》没有临时立法会这一条，
但《基本法》是由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因此人大常委会的权力超越了《基本法》，
人大常委指定的临时立法会也就由此获得了合法性。（由於我在美国一时无法找到
足够的材料，後面这部分的事实还未得到查证。）

      无论这类案件的判决结果如何，香港律师界看来正决心通过每一个具体的案
件，将司法程序的公正与司法独立维护下去。而只要司法独立能够持续下去，要想
将香港转变成为无法无天的专制社会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另外，在回归之後，随
着香港与内地交往的进一步增加，司法公正与独立的概念将会通过每个具体案件的
处理源源不断向大陆社会输送，从而推动大陆社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过去常常常听到的一句话是，香港是个机会的城市。各种机会在那个城市里
对人士开放：发财的机会，成名的机会，自由的机会，等等等等。如今的香港，仍
然是个机会的城市。共产党在寻找改变香港的机会，香港人在抓住维护香港自由与
繁荣的机会，大陆人民也在探索通过香港来大步走向世界的机会。在这种种和互动
关系中，香港的未来尽管不算明确朗，但却有趣得令人神往。


  四、题外话


      在这里，还想借此机会说上几句与香港无关的题外话。七月二十六日，我持
著中国护照回国时，被中国海关拒绝入境。同样的事情在一九九二年也发生过一次
。在没有将事情原委弄清楚——是哪一级机关、哪个部门决定不让我回国，为什么
——之前，我并没有将事情对外张扬开来。用这样的方式处理问题，纯粹是我出於
个人原因的个人选择。只有《苹果日报》的记者在我上飞机回美国之前听到消息，
作了一点报导。回到美国之後，香港有一个名叫卢四清的人给我打了个电话——私
人电话——询问情况，我因为不认识这个人，所以也只将情况简短地介绍了一、两
分钟。谁知道，这位卢四清竟然伪造了一个对我的采访，里面甚至详细地描绘了不
知道他从哪里打听来的我的个人经历，并附上我家的地址与电话，向全世界新闻媒
体散发。最为恶劣的是，他将我不得回国的原因归结为帮助过王希哲先生。王先生
的确曾经是我的朋友，在他去年逃亡之後也的确与我有过联系。但是，我同王先生
的逃亡以及他到了美国之後的言论行动毫无关系。（说实在的，王先生最近的许多
言行甚至令我难於再将他认作朋友。）不明白这个卢四清先生为什么一定要替中国
政府来为我想出这么个罪名来。

      在海外多年，我与各种各样的“民运人士”接触不少，痛感其中许多人与共
产党僵化官员在思维与行为方式上何其相似。不少人为了他们自认为是“正确”的
目的，不惜撒谎造谣、侵犯他人权利。海外媒介在报导中国的情况时，也往往过於
受形态的引导而造成偏颇不实。仅以这次事件为例，没有一家新闻媒体来向我本人
核实过情况，而是统统轻信这个与我本人素无瓜葛的卢四清所发布的虚假消息。而
我在事後写给媒体的更正说明，却基本上也是了无下文。我相信，媒体在处理其它
类型报导的时候恐怕不至於如此轻率。我非常尊重新闻自由，但是新闻自由的前提
是报导真实。如果一个传媒机关为了制造新闻轰动而不惜抛弃真实，那么该机关就
是在践踏新闻自由，在践踏与报导有关的个人的权利，更是在践踏人民知情的权利
。希望《北京之春》在刊登我这篇文章的时候，也将我这点题外话刊登出来，给我
一点为自己作更正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