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文集》是王元化同志送我的。这之前我不知道顾准其人其事其文。他
大我两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九一八事变时，我在长沙刚上高中，他在上海已经
进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我们都是在民族危亡的关头投身革命的。面对日本侵略，
不满蒋介石的统治，就要引起思考，就要追求新东西。那时新的东西，就是苏联，
就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虽然每个人的环境不同，性格不同，兴趣不同，受
教育的程度也不同，但我们那一代知识份子的追求有很多共同的东西。
      
受难使人思考 思考使人受难
 
      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顾准的出现，当然有特殊的主客观条件。革命胜利了，作
为革命者的顾准，却要受革命的苦难。从三反，到反右，到文革，大的磨难他就经
历了三次，并且戴了两次右派帽子，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吧。这种受难，这种
异化，全国成百万成千万的人经历过。可是他们，也包括顾准在内，恐怕谁也没有
这种思想准备。又是马克思说的，受难使人思考，思考使人受难。於是，许多受难
者成了思考者。可是，就知识份子来说，在受难後的思考，一般不过是“反省”自
己的“错误”，乃至有“原罪感”，想不通也得想通。而顾准的思考却是大异其趣
，他始终在思考一系列最根本的问题。对於人们习惯地不思索就接受了的一些成说
，对於一些几乎被看作无需加以证明的公理式的成说，他都重新思考，提出质疑、
补充、限制和修正。
      一九五九年以後，我也在难中，也在思考。顾准写“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
”时，我正独处秦城囚室，八年中的最後两三年，也让读《资本论》，读《马恩全
集》等书了。我也对一些问题，例如我党历史上的一些是非得失，一些人物的功罪
，反反复复地思考；对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哥达纲领批判》等，发生一些怀
疑，也有心得。但是顾准的思考深得多，广得多，也更有成果。有关许多根本问题
，於我来说，他是先知先觉。这自然同他系统地研究过经济学有关，他首先是一个
真正的经济学家。关於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商品经济和价值论等，像他思考得
这么深、这么透的人，当年大概是极少的。八十年代，孙冶方是我的对门邻居，我
们很谈得来，他五十年代即倡导尊重价值规律，是很重要的贡献。现在才知道，这
方面他是受顾准的启发，顾准比他更厉害。单说这一点，顾准这样的人就太难得了
。顾准晚年的思考，不局限於经济，而是涉及政治、历史、哲学、文化等广泛的领
域，着眼於中国和人类命运的根本性问题。他一直在思考“娜拉走後怎样”，“无
产阶级夺得政权後怎么办”，“中国的现代化民主为何命运多舛”，等等根本问题
，苦苦思索，寻求答案。所以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而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不
只是对自己负责的人，而是对中国的历史和人类的历史负责的思想家。人们啊，这
种历史的责任感多么可贵！
      元化说顾准的思想超前了十年。不止同一般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大大超
前；同善於思考的学者相比，顾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不久前，我见到一位曾积极
投身於改革开放事业的老同志，他也极口称赞顾准是一位了不起的思想家。
      顾准读的书很多。他不仅读经济学方面的书，还读中外历史、政治、哲学和
自然科学，他的英语很好，有不少译著。他着意研究西方文明起源的希腊历史，《
顾准文集》中第一部份即十几万字的《希腊城邦制度》。他研究中国古代的“史官
文化”，研究老子、孔子和韩非。他的知识很广，很全面，这是他成为了不起的思
想家的重要条件之一。
      另一个重要条件是他的勇气，实事求是的勇气。他对一切现成的、权威的、
被人们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东西都不盲从，对马、恩、列、斯、毛都不盲从。他从现
实、从历史、从前人已经达到的思想出发，对权威肯定无疑的东西，都放胆重新思
考。顾准思想围绕的中心是如何克服专制、实现民主和发扬科学精神。他身处四人
帮封建法西斯专政环境之中，写出这些心得，需要多么大的勇气，这是一种布鲁诺
甘赴火刑的崇高精神。
      
对这一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

      我们这一代人，可以说是二十世纪人。二十世纪发生的变化，我们这一代人
基本上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人一生的道路快走完了。在这样的时候，应当对这一
百年的历史有一个反思。顾准是最早开始这种反思的。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二次世
界大战，从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从孔夫子到毛泽东，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
他都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研究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又亲身经历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他的理论修养加上他的理论勇气，使他的反思达到了一个
惊人的深度，这都反映在《顾准文集》尤其是其中《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部
著作中。他的工作，应当由活着的人继续下去。如我们应当弄清中国本世纪的历史
是怎么回事，开国以来的历史是怎么回事，前苏联与东欧的变化是怎么回事。
      本世纪人类最大的变化是从马克思那里来的。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也有空
想。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结果，是资本主义制度不能容纳
的产物。而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都发生在经济比较落後的国家，发展水平远远低
於西方。从列宁到毛泽东建立的社会主义，同马克思设想的并不一样。可以说，从
马克思到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过份强调了阶级斗争的作用；所有无产阶级革
命家，从俄国到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又都有不少误解和曲解。迷信精神变物质、上
层建筑改变经济基础，苏联失败了，斯大林失败了，毛泽东也失败了。列宁所痛斥
和批判的第二国际，在北欧、西欧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倒是注入了新的血液，也影响
到北美，使资本主义并没有到“垂死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力尤其科学技术的作用
，还在发展还在进步中。马克思设想的缩小三大差别，首先体现在这些国家，顾准
对这些情况和问题都有深入的研究和阐述。人类所有好的东西都应当继承，错的东
西也不应当回避。马克思哪些是对的，哪些是空想的，行不通的；列宁、斯大林、
毛泽东搞对了哪些，搞错了哪些；到底是什么问题，理论问题还是实践问题，不弄
清还会犯错误。马克思的社会理想是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这包括精神的自由和物
质的自由。马克思理想的共产主义，是要创造一种全新的人；自由是人的本质；“
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的自由的条件”；人将成为自然、社会和自己的真正主人。
我们所处的历史时代，还有很多重大问题没有解决，比如战争问题、发展问题、贫
富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矛盾问题，此处还有人类与自
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等等，我是又乐观又不乐观。但有一点看得很清楚：人类
社会在前进，资本主义也还在前进。
      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在前进。当然，在这个社会经
济结构转轨的过程中，不会没有艰险，没有痛苦，没有失误。只要我们在坚持改革
开放大方向的前提下，采取适当的对策，修正错误，坚持正确，相信这些都是终归
可以克服和消除的。可是有人(冒充权威的人)看到这些情况，一不去分析产生的原
因，又提不出克服的办法，却要危言耸听，说什么已经影响到我国国家的安全啊，
说什么未来十年不可能是政治上风平浪静的十年啊，从而全面否定改革开放的大方
向。可是，这些“理论家”能够开口唱的，仍只能是老调重弹，仍只能叫叫“向左
转”、“向後转”。我们已经付出过那么巨大的代价，回到过去的老路决非出路，
这难道还需要论证吗？再说，谁有此“回天之力”呢？
      现在，对於打击市场上的假冒伪劣商品，已经下了很大的决心，并且已经看
见了成效。而在文化出版领域里，却未见同步开展“打假”活动。一些假冒伪劣的
所谓“理论家”，还倍受保护，颇为风光。宣扬假冒伪劣“理论”，以对抗现行开
放改革方针的书刊，仍照出不误。
      不久前，看到经合组织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的摘要(见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三十
日、三十一日《参考消息》)。报告回顾了世界经济二百年的历史，指出一八二零年
时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排在印度、法国之前，更在美国、普鲁士之前。後
来是落到後面去了。报告分析了各种类型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也分析了中国落後
的原因，我以为很能启发我们的思考。很需要有顾准式的思想家来思考。这份研究
报告预言，中国在今後十年中可能重新发展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力量。这也正同
顾准所作的一个预言是吻合的，他在辞世前一年，在个人丧失一切、困顿至极的情
况下，乐观地预言：只要我们“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
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我们国家不久就会在经济上雄飞世界。”(《顾准文集》第3
30页)这些话是一九七三年六月十一日说的。由此可见，顾准不但是一个深刻的思想
家，同时还是一个准确的预言家。
      
敢於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

      恩格斯说得好：“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
思维。”(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467页)又说：“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
，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
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同上，第465页)我们民族可以自豪的是，站
在科学的最高峰作理论总结的，有顾准这样的思想家。他从研究希腊文明入手，对
东西方文明，科学与民族，直道马克思主义的起源，都作了历史的考察。研究了资
本主义为什么在英国发生的原因，看出了马克思受到的历史局限，对马克思所下的
一些定义和设想提出了质疑。当然，他更关心的是他的祖国。顾准说：“这一百多
年中，中国人深深具有马克思当时对德国的那种感慨：‘我们……为资本主义不发
展所苦’。”(其实，列宁在十月革命前，毛泽东在一九四九年前，都说过这样的话
。)顾准提出，“要确立科学与民主，必须彻底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不论从民主
与科学，他都反对权威主义。他谈到民主集中制的利弊，“如果说，科学研究在这
种制度下多少受到阻碍的话，那是人文科学和哲学，因为这个领域，正是权威保留
独占的判断权的领域。但是，权威，为了‘集中起来’有可集中的意见的源泉，有
时候也可以开门，不过门总不是敞开的，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开门而已。”“我不赞
成半开门，我主张完全的民主。因为科学精神要求这种民主。”顾准指的科学精神
包括了五个方面：
      “(1)承认人对於自然、人类、社会的认识永无止境。(2)每一个时代的人，
都在人类知识的宝库中添加一点东西。(3)这些知识没有尊卑贵贱之分。(4)每一门
知识的每一个进步，都是由小到大、由片面到全面的过程。……所以正确与错误的
区分，永远不过是相对的。(5)每一门类的知识技术，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一种统治的
权威性的学说或工艺制度，但大家必须无条件地承认，唯有违反或超过这种权威的
探索和研究，才能保证继续进步。所以权威是不可没有的，权威主义则必须打倒。
这一点，在哪一个领域都不例外。”“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是民主的基础，而不是
依赖於民主才能存在的东西。因为，说到底，民主不过是方法，根本的前提是进步
。唯有看到权威主义会扼杀进步，权威主义同科学精神是水火不相容的，民主才是
必须采用的方法。”“唯有科学精神才足以保证人类的进步，也唯有科学精神才足
以打破权威主义和权威主义下面的恩赐的民主。”(《顾准文集》第344页——345页
)这些话说得多么好啊！
      顾准写的许多东西都没有保存下来。“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是他与弟弟
的通信，没有想到要出版。现在，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领域里的实践，有些方
面也许顾准还不曾想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是否定市场经济、否定商品交换和没有
货币的，但市场是一只无形的手，不能逾越。中国今天的经济改革超过了马克思，
这很了不起。但政治上只搞了点行政改革，在民主化进程方面，离顾准的思考还差
得很远。腐败同权力并生，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今天出现王宝森现象是不
可避免的。实际上，有一些地方，大大小小的“王宝森”不少。有些乡村干部对农
民竟有生杀予夺之权，使人怵目惊心，早在一九八零年，邓小平就在“党和国家领
导制度改革”这篇重要的讲话中，针对历年有关的积弊，提出了一系列以贯彻民主
为基础的改革措施，可惜多年来未能一一落实。只要能真正全部落实这个讲话的措
施，如权力导致腐败这类问题，相信必能逐渐得到解决，我们的政治、社会环境，
必将出现一番新气象。
      《顾准文集》能够出版，是历史的安慰。这样一本书让我们大开眼界。中国
要改革，要发展，没有理论，没有思想，是不行的。顾准的思考，只会启发我们的
智慧，只会有益於我们的改革开放事业，有益於我们的国家和社会的进步。他是真
正理解马克思的，也是真正爱国的。但他被迫害到家破人亡的程度，这种悲剧自不
应再重演。我们一定要造成这样一种环境，使顾准式的思考者不再遭受迫害，使顾
准精神能够得到传播和发扬光大。孔繁森了不起，应该提倡学习，顾准了不起，他
是当代思想史上的先驱，更应该提倡学习。
      学习顾准，我想，首先，要学习他对自己、对历史、对中国和人类前途负责
的精神。理论思维，不应该是一种远离现实的抽象概念。顾准在他读《资本论·原
始积累章》和《共产党宣言》的笔记中说：“历史的探索，对於立志为人类服务的
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於改革当前现实和规划未来方向的。”(《顾准文集》，第3
11页)他是这样赞许马克思，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做的。
      其次，要敢於思考最根本的理论问题。顾准就是这样做的。每一个有出息的
理论工作者都应该这样做，而不能躺在无论何人(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现成的教义
上。令人高兴的是，近年来这样做的人渐渐多起来了。最近读到一位我尊敬的理论
家的长篇论文，他根据本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变局和当前的现实，来回顾马克思主
义(包括列宁主义)一系列原被认为是无可置疑的基本原理，对之作了新的理解和批
判，并澄清了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和曲解，论证深刻，有说服力，读後觉得深受启
发。希望我们的理论界在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中，出现更多的顾准。□(本文载於《
东方》杂志一九九六年第二期，原题为“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