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朋友们自己设计的囚车里，百感交加。
      我想起，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我仅因为替同室案犯讲了一句公道话，就被
蛮不讲理地双手反铐，投入没有一丝光亮的橡皮禁闭室达二十四小时，我同时也绝
食二十四小时。
      我想起，从一九八三年一月至一九八六年七月整整三年零四个月，我在上海
市监狱的单人牢房里度过的岁月。
      我想起，从一九九一年五月至一九九三年二月，在上海市第一看守所关押了
一年零九个月，没有放过一次风。
      我想起，一九九三年七月五日南市看守所三楼主管，因为我催促他给我纸和
笔写复议申请，居然发火打了我六个耳光，还振振有辞地说：“打你这样的人是随
便打打，就是国家主席进来也是随便打打的。”
      我想起，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八日到江苏大丰上海农场，绝食抗议七十二小
时。他们不允许任何其他的劳教人员对我表示同情和接触。在二个多月的时间里，
家属不知我的下落，也无法送东西给我。我真正体会到饥饿的滋味，我真想偷东西
吃。我明白了管子的英明：衣食足而後知荣辱！
      我想起，在农场三年我不能自由地使用纸和笔，用纸笔时，必须由政府工作
人员发给我，并一直陪我写完，收回纸笔。
      我想起，九三年九月三十日，我拿了室友的笔写下《受难者宣言》和一封家
信，被队长察觉拿获。我被单独关了两个月的禁闭。
      眼下，我坐在自囚车里，可以自由写下我第一篇“狱中笔记”，相比之下真
有天壤之别。
      触景生情，当我想到魏京生、王丹，还要在类似的苦难和压迫中渡过十多年
，我的心就碎了。他们仅仅是行使了宪法所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而已，何罪之有？
我们必须尽我们所能，表示我们的情思和对他们的声援。我想：为了对中共表示抗
议，对受难的朋友表示我们的敬意和道义上的支持和声援，我们每一个自由流亡者
和自由的中国人，作出二十四小时感受寒冷的牺牲，又算得了什么呢？
      当然，这种努力是否产生实际效果是有疑问的。但，如果我们精通於计算我
们每一项努力和牺牲是否会产生即时的效果，那么我们就不会是今天的我们。
      我只是相信，假如朋友们能以接力的方式完成这项行动，那么，海外流亡者
就在某种程度上，向世人表示了自己的道义力量、团结一致的精神和与中共长期抗
争的决心。
      我觉得，唯有具备道义力量、团结精神和长期抗争决心的流亡者政治反对派
，才能对中国的民运主战场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就让我们每一个流亡者，从我做起，为真正强大的政治反对派的崛起和成长
壮大，作出我们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