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掌控邓小平的死讯抢占先机
人总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更不用说像九十多岁的中共政治元老邓小平了
，虽然以前一直有关於他健康、死讯的传闻和报导，都没有得到证实，但并不等於
他不受自然规律的管束，而只是说明了信息传播受中共制度的影响、以及一个政治
元老对中国社会的实际影响之大，非常识所能解释清楚的。
新年前後的一个时期，邓小平的病况再次受到外界的关注，起因固然与临近
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有关，到时候邓小平之行——就是坐轮椅也要到香港走一
走——不管成行与否，其反映出来的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显然已经不是北京官员传
统的解释所能掩盖的，即便学当年的斯大林，找一个“替身”，也未必就能保证不
出“洋相”。
既然邓小平七月一日的香港之行有可能“泡汤”，惯於“舆论引导”的中共
，就要早作准备了。所以与往常邓小平健康状况和死讯的传闻不同的是，这次的消
息基本上是由中南海的掌权者江泽民有步骤、有计划散布的，分析有关这一消息的
报导可以看出：
首先，来源都在北京，甚至连他进三０五医院的细节都作了披露；其次，中
共正在国内组织放映宣传邓小平生平事迹的电视连续剧，这种宣传形式通常是在一
个中共领导人死後才有的，因此也有人怀疑邓小平可能已经死了，江泽民只是“密
不发丧”，要等到一个对他最有利的时机才予以公布；其三是在陈希同案件後，一
直保持低调的北京副市长张百发，突然对邓小平的身体状况公开发表了看法，比较
一两年前邓小平子女因为对外发布邓小平健康状况的信息而遭到江泽民责难，如果
张百发没有因“戴罪之身”的这次“失言”而加重遭受处分，就完全是一种服从组
织安排、戴罪立功的表演了
……综观这些迹象，江泽民在主导这次老邓健康状况消息的传播是显而易见
的，尤其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後的几个小时之内，就由新华社发布正式消息，这种一
反常态的举措，除了反映北京对邓小平去世，早有精心和周密的安排以外，是否意
味着中南海的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江泽民要抢占权力斗争的制高点?仰或如中共
所放出的气球那样：中南海领导班子为了避免翻船，正进入了中共党史上最团结的
时刻?这些都等待人们继续观察。
邓小平固执己见，反右运动无法彻底平反
在邓小平盖棺论定的时候，人们比较多的是把焦点集中在：肯定他推动中国
经济开放、创造了中国经济发展奇迹；和在八九年的“六四”出动军队坦克血腥镇
压爱国学生的民主运动，这两个方面。实际上，邓小平在反右运动中的作用和与知
识分子关系方面也是不应该忽视的，而今年恰恰又是中共发动反右运动四十周年了
。
邓小平性格中出尔反尔的机会主义、实用用主义的一面人们已经有相当的了
解，如在文革期间向毛泽东写悔过书以自保，在华国锋当政时期他又写效忠信表示
自己永不翻案，改革开放以後他自己向全世界宣布“天塌下来由胡耀邦、赵紫阳顶
着”，结果却把这两位改革开放的领导人赶下了台；其实，他性格中还有另外一面
则是刚愎自用，顽固不化，“死不改悔”，当然中共现在把他描绘成“坚韧不拔”
的“韧性”：他一意孤行的判处民主墙领袖魏京生十五年长期徒刑，即使受到党内
外的批评也毫不动摇，镇压“六四”遭受全世界谴责他仍然不肯平反，那就更不用
说了。研究中共党史的专家司马璐还进一步证明了邓小平性格的这一面，就是在中
共党史上由邓小平参与并扮演了重要角色的两大案件——“高岗、尧嗽石案件”和
反右运动，他是绝对不允许平反的。
在五十年代，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毛泽东发动的“引蛇出洞”—
—反右派运动——“阳谋”的主要指挥者，由於这一背景，在胡耀邦大规模平反冤
假错案，企图全面否定反右运动的时候，遭到了邓小平的斥责，最後在邓小平一个
人的顽固坚持之下，象征性的留下极少数的几个右派不予平反，以维持当年的那场
反右运动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上，一般认为邓小平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除
了苏联以外，几乎没有离开过中国，而且内心深处对知识分子有一种难以掩饰的敌
意，文革中把知识分子比做“丑老九”、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要知识分子接受工
农再教育等等，都是毛泽东内心蔑视知识分子的写照。
而邓小平十六岁就到法国勤工俭学，耳濡目染了西方的科学文明，因此对科
学知识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也有着比较深切的认识。在文革後期，他第二次复
出协助周恩来工作的时候，就对教育战线进行了整顿，提出要“拨乱反正”、进行
基础教育的建设等等；文革结束以後，在他的全力推动之下，大学高考制度得以全
面恢复；同时在他的积极倡导和带头之下，中国开始向西方国家大批派遣留学生，
也有人将其描述成带动中国开放的“第一级火箭”。
邓小平对待知识分子前後矛盾的局限性
改革开放之初，他在胡耀邦、鲍彤等人的协助之下，对共产党和毛泽东传统
的意识形态，作了两个被中共自己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修正：一是明确提出“科学是
第一生产力”的口号，二是把知识分子划为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也
是近年来中国社会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一项十分重要的突破性发展。
与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倍受摧残压制的情形相比，在邓小平统治中国的年月
中，知识分子的生活空间相对的扩大了许多。但是，知识分子一旦回归到自己原有
的角色以後，非常自然的就要代表社会的良知，对各种权威、传统和制度发出自己
的批判声音，并且在社会开放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领导中国的民主运动推进中国的
法制建设。对此，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之初也是有比较清醒地认识的，那个时候他不
但鼓吹解放思想、支持过北京民主墙运动，甚至明确提出了党和政府领导制度的改
革。
然而，在这一方面他并没有展现出其性格中不屈不挠的“韧性”，而是在关
键时刻向党内的极左势力妥协，把魏京生等民运人士抓进监狱判处长期徒刑；提出
“四个坚持”的倒退原则；怂恿发动清除精神污染和反自由化运动；蛮横的坚持将
方励之、刘宾雁和王若望开除党籍；直到“六四”用军队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要
求民主自由的爱国学生、将当年帮助他起草在全国科技大会上重要讲话、全力帮助
赵紫阳改革的鲍彤定性为“坏人”，而投入监狱判处七年有期徒刑…….尤其在镇压
八九年学生运动这一点上，其处理手段之野蛮残暴，不但遭到全世界的谴责，甚至
超过了毛泽东。
邓小平对知识分子前後不一的矛盾之处，不仅是他“经济搞活、政治管死”
思想方式的缩影，而且反应了他这一代中共领导人在权力斗争中受制於传统意识形
态的局限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传统思维方式，
如何影响、妨碍着北京掌权者领导现代化进程之决策的。
现在，中南海新一代的领导人，在继承邓小平遗产的同时，能否摆脱这种局
限和传统的思维，清理、复查被邓小平阻拦的“高、饶反党集团案件”、反右派运
动和“六四事件”，并作出客观公正的结论，给予全面彻底的平反，对中国的现代
化事业无疑将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破除“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迷信
共产党向来自称是信仰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毛泽东更是明确提出：人民，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然而，几乎世界上的所有共产党统治的所谓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遵行个人崇拜、迷信权威和独裁集权的政治体制的。共产党统
治中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历史和现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
命，把这种荒谬的机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毛泽东之後，许多人都天真的以为中国将摆脱个人的权威专政，那时只有
魏京生和少数真知灼见者勇敢地发出了警告：警惕新独裁者邓小平!结果，魏京生等
支持过邓小平的西单民主墙的民运人士，遭到了新独裁者邓小平的无情镇压。直到
十年以後，即一九八九年，等中共把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用军队血腥镇压了那场
震惊世界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的时候，才真正看清楚邓小平的庐山真面目。
邓小平死了，但是在八九年以来，他“千夫所指”的的最後岁月中，不管是
否忏悔，他追随被实践已经证明是反人类文明的世界共产主义潮流、中国共产党，
以一个革命造反者的姿态，对中断了由孙中山推翻满清王朝开始的整个中国现代化
进程，延续专制集权的统治，使得中国人民在中国从封建社会向现代化转型的过程
，付出了更加惨痛的代价，负有一份责任；而在一九四九年後他作为中共统治集团
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对於人民群众遭受专政压迫的苦难，尤其是在他直接指挥下
的反右运动、中越战争、八九年镇压民主运动等蘸满鲜血的深重罪孽，负有不可推
卸的责任；…….在这样的大背景中看邓小平的功过，结论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然而，长久以来被剥夺了言论自由权力的中国人民，不知是因为麻木不仁、
被官方把持着主导舆论的宣传喉舌愚弄，已经习惯於把专制帝王称颂为历史伟人；
或是目前中南海的当权者与邓小平及其家族、利益集团等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继承关
系，中国大陆的媒体和海外的亲中共媒体对邓小平歌功颂德，几乎到了令人肉麻的
程度，这除了再次显示中共和邓小平个人独裁专制的政治本质外，也反映了中国社
会仍然陷於一个悖论的陷阱之中而无法自拔：
一方面，中共宣称人民是这个国家的主人翁，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而中
共法定的意识形态“圣歌”——《国际歌》就明确提出“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每
当中共为了某个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就拼命鼓吹“解放思想”；一方面却又把自
己打扮成救世主，共产党把毛泽东神化为红太阳，长期以来一直灌输“没有共产党
就没有新中国”，并运用强大的专政机器，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束缚在“没有…
…就没有……”这样一种思维模式里。
邓小平生前对毛泽东有个公开的评价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
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今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也延续这种思路鼓
吹道：没有邓小平，至少我们还要在混乱、愚昧和贫穷中摸索更长的时间。(二月二
十四日《人民日报》“如果不是邓小平……（人民论坛）”江泽民在邓小平的悼词
中，则更加赤裸裸地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没有邓小
平就没有改革开放”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迷信，在中国大地上游荡。按照这种思想逻
辑再延伸下去，如果江泽民也要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新中国”了，人们也不会
觉得奇怪；只恨受到科学常识的限制，否则他甚至还要说，如果没有邓小平，恐怕
这个地球都会要停止转动了。
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江泽民今天的权力和地位
套用中共的思想哲学来分析，尽管邓小平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演变当中，
起了十分突出的重要作用，无论其功过如何盖棺论定，作为他个人来讲，都有非常
大的偶然性在里面，他的出生、他的到法国勤工俭学、等等，等等…….都具有非常
大的偶然性，然而历史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觉醒则有其必然性，而且这种
必然性是谁也无法阻挡和改变的，同样也不会以毛泽东或邓小平的意志为转移。眼
下，北京的宣传口径，显然违反了他们自己信奉的意识形态，或者说恰恰暴露了他
们内心深处迷信个人权威的真实思想。
其实，一个社会如果个人的作用被过分突出，或者讲一个英雄倍出的时代，
都是并不太正常的，中共目前如此强调宣传邓小平的“丰功伟绩”，除了中南海当
局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以外，似乎也反映了中国社会还是一个人治社会，邓小平的
个人意志，如同毛泽东的个人意志一样，曾经大大的左右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的走向
，并影响了中国社会演变的进程。从现代民主政治和法制的角度来看，越是对毛泽
东、邓小平等个别权威人物歌功颂德，就越是证明中国还停留在传统的封建的人治
社会当中，也就越是与中共目前宣称的“以法治国”自相矛盾。
“没有……就没有……”的思维方式，就违反了人民创造历史的历史唯物主
义，如果这种假设是真实的，那就是众所周知的，在邓小平追悼会上痛哭流涕的江
泽民，乃是邓小平在“六四”以後钦定的“接班人”，因为他不象有毛泽东、邓小
平那样通过战争奠定的强人地位，也没有胡耀邦、赵紫阳和大多数省市一级领导人
的显赫政绩，他又不是通过民主选举产生的，因此就缺乏合法的民意基础，所以从
这个角度倒是可以说：“没有邓小平，也就没有江泽民今天的权力和地位”，随着
邓小平的去世，江泽民的权力和地位是否会有所改变，这正是人们目前关心的焦点
。
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完全相反的可能性，即：没有中国共产党，中国的
近、现代化社会进步，就没有那么多人为的曲折和艰辛(近半个世纪以来，非正常死
亡的中国人数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总和)；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就
没有那么多生灵涂炭、国民经济也不会那样的到崩溃的边缘；如果没有邓小平，就
没有“六四”的血腥镇压、就没有让中国人民解放军倍受耻辱的中越战争、就没有
因为他一个人坚持，而当年他参与领导的反右派运动得不到彻底平反的结果……
无论如何，在没有了中共和毛泽东、邓小平这些专制集权的前提限制以後，
以多元化的文明发展潮流来看，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都可能会有更加丰富多采的
选择。因此，中国人民真正要做自己主人的话，就一定要从“没有……就没有……
”的思维方式和现代迷信中解放出来。哪一天，只要你敢於思想：没有共产党、没
有毛泽东、没有邓小平，中国也许会发展得更好、中国人民也完全可能生活的更好
，你才可能真地独立自主地站起来。
邓小平去世的“公共动员信号”
邓小平的去世表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严格的意义上，邓小平与毛泽东是同时代的人物，他们的退出历史舞台，可能
标志着中国由革命造反者掌权执政的历史，将要开始结束。然而，对於北京领导人
能否把握这个历史性的机会，将中国这条巨轮导向现代民主法制的航道，带领中国
开始另一个新的时代，尚有待观察。
因为中国和前苏联、东欧一样，实际上也是一种“死人政治”，权力斗争和
社会矛盾，都是通过“死人”才得以真正的揭示，周恩来去世後在天安门广场发生
了“四五运动”、毛泽东去世後中南海发生宫廷政变，毛泽东的遗孀江青及其亲信
，被打成“四人帮”锒铛下狱，中国也从经济崩溃的边缘开始了改革开放、胡耀邦
去世又引发了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民主运动，迫使中国这条巨轮驶入了市场经济的
航道；如今邓小平的去世，一般相信这样的规律和机制在中国社会同样要产生作用
。
尽管大多数评论认为，邓小平在过去几年已经完成了日常事务的转移，而且
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的权力似乎已经稳固，所以邓小平的去世对中国现实政局的实
际影响力已经大大的减弱。但是只要熟悉北京的政局，对邓小平之後的形势就没有
足够的理由感到乐观：由於目前中南海在位的领导人，是邓小平钦定的，所以原来
在邓小平活着的时候，被他的个人强权压住的矛盾，在他死後——那种强势的个人
权威也随之消失，原来被掩盖着的矛盾就自然地要暴露出来。
由於中国共产党一直采取专政的高压手段，各种反对力量处於地下的无组织
状态，无论是不同政见者运动、还是人权运动、民主运动，都处在“各自为政”的
极端险恶环境之中，然而邓小平的去世对这些“星星之火”，用著名青年政论家吴
国光的话来讲，无疑是发出了一个“公共动员信号”，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一
切对中国民主进步人权法制有抱负的人，都将行动起来，互相团结、互相声援和互
相帮助，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现代文明社会而共同奋斗。
中南海领导人超越毛邓历史局限性的新机会
事实上，无论在中国大陆社会，还是在共产党内部，各种矛盾现在已经积累
到十分严重的地步，由邓小平在“六四”背景下选择的接班人江泽民，经营“上海
帮”的步骤越来越快、动作也越来越公开，原有的政治权力平衡受到了破坏，而党
内权力斗争的新游戏规则又尚未建立起来；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社会治安日益恶
化；在宏观经济发展的同时，国营企业的改革尽管连续多年都是中共宣称的改革主
题，但是人们并看不到有什么进展，相反是国营企业亏损日益严重，去年又有了新
的发展，失业工人和罢工请愿等微观经济社会问题日趋严重；在西藏问题一直得不
到解决的同时，前不久又发生了炸弹爆炸事件，新疆的民族分离活动演变成恐怖暴
力运动，证明了现有少数民族政策受到了严重的挑战；邓死後，北京等地接二连三
的恐怖炸弹爆炸案件，对中南海权威的挑战更是不言而喻的；去年北京试射导弹、
举行军事演习引发台湾海峡危机以後，两岸关系的低迷僵局一直无法缓解，两岸政
府现在又耗费巨资在国际社会展开了新一轮外交的攻防战；邓小平保证的香港现状
五十年不变的承诺，由於他的去世和北京当局进来执意要成立临时立法会和恢复“
恶法”，而变得危机重重…… ……
只要初步的排列一下，你就可以看到这许许多多问题、矛盾和危机，接踵而
来，而且往往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以更加凶猛势头出现，盘根错结恶
性循环，用邓小平当年自己讲的话来说，也就是“积重难返”。所以，凡是说邓後
中国将太平无事的人，如果不是人云亦云的糊涂者，就有可能是江泽民上海帮势力
的既得利益者，只要对中国政局有起码的了解，都不会对这些危机熟视无睹。
毫无疑问，中国从一个“人治”社会，尤其是权力处在从造反的革命家，转
移到现在的技术官僚手中的时候，邓小平的去世，客观上也为中国社会发展，即变
化为一个真正的“法制”社会创造了新的历史性机会：相信现在的领导人应该有条
件超越邓小平、毛泽东等政治元老的历史局限性，清醒的认识邓小平去世这一“公
共动员信号”，将现实社会的矛盾斗争，引导和转变成为推动历史进步的一个新的
动力，关键是要摆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作出顺应历史和时代的潮流抉择。
反之，如果邓小平之後的中共领导人，还想顽固地抱住传统政治机制，仿效邓小平
那样去建立所谓的个人的权威核心，不但有可能再次使中国错失走出“人治”怪圈
的机会，也必将使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付出更大的代价。
观邓家哭丧有感：中南海当权者戒“何必当初”
邓小平发丧之时，他的夫人卓林女士嚎啕大哭，据报导她还扑向邓小平的遗
体，与她的夫君最後吻别，并对一旁的孙辈们高声说：爷爷没有死!在电视机前，人
们也看到邓小平的二公主、官拜国家科委副主任(副部长)的邓楠，抱着邓小平的脑
袋，一边哭叫着“父亲……”，一边也向他老人家作最後的吻别。
应该说，这个场景的确是非常富有人情味，不仅是中共失去了一个掌舵的“
大家长”，邓府也失去了一根擎天柱。这与中国前任独裁者毛泽东去世时，他的遗
孀江青孤家寡人的场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为此，有人将这两位中国当今的大独裁
者的区别，描述成毛泽东一生风流缺少幸福的家庭生活，而邓小平的“务实”似乎
与其温馨的家庭生活不无关联，据说，邓小平生前与早已经“成家立业”的两男三
女及孙辈们一起，一直过着在中国城市显然已经过时的“大家庭生活”。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讲，邓小平及其家属，乃是中国是从封建专制向现代文明
转型过渡的一个缩影，封妻荫子的裙带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传统机制，
这些年也表演得淋漓尽致。邓小平倒霉时，家人跟着受罪，不但他年迈的老母随他
一同发配去江西，就是他最喜欢的大公子——邓朴方，也因为无法忍受红卫兵的折
磨而在跳楼自杀过程中，成为高截位瘫痪的终身残废者……但当邓小平重新主宰朝
政以後，儿子、女儿、女婿等“第一家庭”成员，也全都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
了，而且他的家庭生活形式，事实上也成为其家庭成员，影响邓小平决策的一个重
要媒介，从已经披露的内幕来看，九二年的所谓“南巡”，实际上就是在其子女策
动下为挽回“六四”影响而作的垂死挣扎。
任何人，只有在面临死神的时候才是平等的。富有生活情趣的邓小平及其家
人，在邓小平指挥反右派运动、执意发动教训越南的“中越战争”、把坦克开向天
安门镇压八九年学生运动的时候，是否也曾想到，天下有千百万家庭在为他们死难
的亲人哭丧、哀号，如今受害者再看邓家发丧的场景，所想得也许是应了“千夫所
指”的报应…….
邓小平与家人，早知今日也难逃一死，何必当初伤天害人不可一世?
当然，用杨建利先生的话来讲，“不能改变古人，但可影响来者”，足为今
日中南海当权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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