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三波北上 入主政坛
上海派之逐渐入主北京政坛，已经是当今中国政局的一个明显现象。是耶非耶，
尚待观察。但作为一桩客观事实，它已装订进了历史的画册之中，不以当事者的拒
绝承认而改变了。
这一过程，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它滥觞於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之後，当时
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江泽民被急召入京，临危受命，披上了中共总书记的皇袍，是
为第一波。随後的第二波使上海派在京的结构略见雏形，它指的是一九九二年“邓
小平南巡”之後，在邓的暗示下上海发难，遂有《解放日报》以“皇甫平”的文章
，发起舆论“北伐”，鼓吹另一波更大胆的改革政策；放手开发浦东，开放上海股
票市场，邓并征召上海市长朱熔基进京主持经济，使之被舆论普遍加冕为“经济沙
皇”。而第三波海派北上的高潮，则是中共十四大大批提升或征调上海人马入主中
南海或其他部门，曾庆宏、吴邦国、黄菊、刘吉、周瑞金等均弹冠相庆，成为京中
显宦，此潮至今尚涌，未曾止歇。据报导，在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还有更多
的京官将操上海口音，甚至目前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也在总理候选人之列。
要全面评估上海派三波北上，进军京城，入主政坛的得失，由於尘埃未定，现在
论断为时尚早。不过，分析一下他们所面临的基本态势及其有利条件和不利因素，
是有助於预估其起伏涨落的走势脉络的。
无疑，他们的基本优势在於江本人的法统地位。同时，对他们而言，幸运的是，
“太上皇”邓小平又足够长寿，使他们在其“大树”的荫庇下有较长的时间从容安
排人事，占据要津。另外，当年江在上海对众南下避寒元老毕恭毕敬精心侍候作了
长远“投资”，营造了“元老院”的人际关系，目前正好发挥作用，获得回报，从
而使其能够回收政治“利润”，扩展政治资源。还有一项不可忽视的优势，是上海
人才众多，是中国技术官僚的最大“蓄水池”，有可能提供源源不断的能干的“侯
任京官”。这一优势也是其他地区不具备的。
但是，他们的短处也是明显的。其若干困难是，上海派在京并无渊源，甚至历来
有宿怨，潜在地必然与原中央官僚体系有冲突，陈希同案就是一例；而且它与其他
地方派系也有利益冲突，如四川肖秧等地方官员的不买帐也是证据。无疑，倘若他
们扩张势力的动作过大，则必引起强烈反弹；若动作过慢，则在邓有生之年不足以
经营起稳固的人脉网络和权力根基，那么在邓去世後，就难以抵挡来自各方的攻击
。这是一种两难的处境，需要一种高度的平衡性政治艺术。
另外，从目前为建立权力基础而出台的施政招数看，江氏集团尚缺乏基本的政治
想象力。在他的政治视野中，只存在一种两色式的政治光谱，即毛式政治和邓式政
治。这就局限了他的政治选择。为了与邓时代相区别从而建立他自身的权力基础(这
几乎是所有继位政客的必然的行为逻辑，倒无可厚非)，他采取的方式是向毛主义部
分回归，而这一点，却是缺乏远见和创意的。因为中国当今的政治空间早已不是非
邓即毛、非毛即邓的狭窄格局了。
他们不可忘记的是，在当代，要确立长远的权力合法性基础，是不能凭借上代领
袖的传位解决的，这是绝对靠不住的，它已有无数先例可供殷鉴，华国峰就是最近
的一例。而要创建自己的合法性，第一，最根本的，是要具备获取权力的合法程序
，这点涉及根本制度转换，当然江一时还不可能办到。第二，则需要创建你自己的
政绩，这也是可资依靠的独立政治资源。对此，江绝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只要超越
了非邓即毛的狭隘政治视野，江氏集团是可以发现其施展的政治空间的。但是它需
要有远见的政治判断力和广阔的政治视野。
目前，考验这种基本的判断力和视野广度，有一个很好的参照点，即，对当前中
国情势的估判：是回光返照的短暂时期还是正在进入漫长的类“勃列日涅夫时代”
或“李光耀时代”？
有人认为，中国当下正在进入某种“勃列日涅夫时代”，即较长期的意识形态保
守滞缓但是经济发展的时代。理由是北京当局已经渡过了严重的政治危机。以後一
段时期已经不太可能有更严重的可能危机了。同时，由於他们从反面吸取了八零年
代邓、胡、赵时代的所谓“教训”，因此，政治向左摆动和收紧可能持续相当长一
段时间。
统治集团中另一部分意识形态淡薄者则认为“新加坡模式”较为可取，并极力促
使中国走向这一方向。
但是，愿望和主观判断是一回事，客观的政治潜势和走向又是另一回事。笔者并
不认为目前的收紧控制和向左倒退具有长期性的政治基础。从大的政治趋势和新老
两代领导人的基本背景来看，目前的左倾仅是短期政治逻辑的产物，是微妙的权力
继承时期的反映。它镶嵌在当下的世界局面中，格格不入，是明显的“异数”，绝
对不可能持久。而这种特殊情势下的短期政治行为，这种偏左的意识形态倾向，其
实，也与上海务实官员的作派有潜在矛盾。因此，无论从那个角度看，它都与总的
趋势不协调，只能是一个较短的过渡性时期，是业已过气的意识形态的一段回光返
照而已。
中南海今天的举措使我回想起了毛时代後期：一九七五和一九七六年。其时，中
国内政迅速左转，批邓已成气候，批周暗潮汹涌，意识形态全面极化；然而成对比
的是，外交上，却联美反苏，同最右的美国交好，抗击同为共产国家的苏联，完全
放弃意识形态原则，施行赤裸裸的地缘政治策略。很明显，外交和内政的方向上产
生了严重分裂。而目前，北京的内政与外交也出现了类似格局，外交上拼命弥合对
美关系，内政则加紧收缩，镇压异议和“西化”分子。只是二者背道而驰的程度不
及一九七六年那样极端而已。
然而，尽管内政外交二者偶尔具有相对独立性，但无论什么国家，这种外交和内
政的政策方向分裂的局面都是不能持久的。人们注意到，毛时代後期的内外分道扬
镳局面後来很快就走向了内政外交方向的某种统一，这就是邓掌权後相对一致的内
外路线：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以外交的(右的)方向统一并改变了毛的内政(左倾)
方向。
那么这次呢？是否务实的外交会被内政的"收紧”的左倾政策所统一？
我想，只有一种情势会导致这种“左倾式”的政策统一：即，中国全面彻底地从
世界撤出，断绝经贸政治和文化往来，重新退回到闭关锁国的局面，完全孤悬於国
际社会。在笔者看来，朝这个方向统一的可能性几乎等於零。
那么在逻辑上，剩下的方向就只可能是：更深刻地卷入世界，接受并遵守国际通
行的规范。而且，不可避免的是，中国的内政在这种“与国际社会接轨”的过程中
，将会受到制约和调整。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一段并不短的时期内，中国的内政逐
步演化，与外交协调起来，从而变成一个真正文明的现代国家。很显然，类似目前
这种全面封锁外部新闻，司法听命於党，以言治罪，是不可能长久推行的。这是瞎
子也能看出的趋势。
然而，这里的问题是，既然众所公认，在中国社会马列毛意识形态在实际上早已
名声扫地，在民间甚至成了被嘲弄的对象，然而何以会发生目前的左转？证诸历史
，在中共和前苏联这类以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家，只要仍然是共产党掌权，则每当权
力继承的危机阶段，几乎都会出现某种意识形态极化的现象。原因在於，其时已经
没有一个最高权威来为政权总体利益作现实的考量了，而各王位争夺者是根据自己
在权力角逐中的利弊来出招的。此时，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忠诚和激烈是竞争场上
最稳妥的策略。反正他不会为激进口号的後果负政治责任，而仅仅是获取权力的策
略。(至於上台後是否真要实行激进政策，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这样，就形成一种
“比赛激进”的机制。它是这种体制在权力危机时刻的内部逻辑：向左转。否则，
如果某人稍示软弱和温和，立即授人以柄，在王储候选人角逐场上被逐出局。
这种时候，正是考验政治人物的智慧及其远见的关键时期。其微妙点在於，如果
屈从於这种暂时性的政治气氛，摆出明显的(左倾)政治姿态以回应现状，虽能全身
於一时，但未来的政治生命也就结束了。而倘若公开对抗，则立即丧失候选人资格
。因此，恐怕只有持某种低姿态，消极沉默，但仍保留在候选者圈子中，强撑过此
刻之後，有可能遭逢“柳暗花明”之机，进入一个更加广阔可供挥洒的空间。
二、 “京沪情结”
鉴於极权国家转型期的微妙特点，对於上海派的入主北京，笔者倾向於尽量剔除
目前短期的政策举措和江本人的一些不合潮流的偶然性特征，同时也不想固定化地
看待这些政策和特征，而试图把它放进较为长远的历史格局中来考察。
质言之，笔者想指出的是，上海派的崛起并非偶然，它有某种中国政治的内在脉
络蕴涵其中。
我们只要看中国建政後，两位个性和政策相反的最高领袖毛与邓都曾打出“上海
牌”，就可看出其中的玄机了。
人们或许会诧异，毛泽东崛起於农家，进行了一场农民革命，一生以中国农民的
代言人自居，饮食起居也不改农民本色，特别厌恶洋派作风，何以居然在其最为重
视的、倾其後半生心力的“文革”中，一直依赖几个洋场恶少“上海帮”(四人帮)
扫荡天下，把自己的巨大的政治资源押在“上海滩政客”的身上。
更为可怪之点在於，在毛後期，邓小平与上海帮势同水火，成为死敌。邓是通过
反对上海帮的艰难历程才积累了自己的政治资本的。可以说，“反上海”是邓的一
个基本象征符号，是他後期崛起於政坛的本钱。然而，在一九八九年後，正是这同
一个邓小平，居然也打起了“上海牌”：立江泽民为核心，调朱熔基进北京，启动
上海股票市场，集中全力开发浦东。使得无论是人事提升或在政策优惠上上海都成
了中国九十年代瞩目的重心。
原因无他，首先源於上海在当代中国政治无可替代的重要性。它是唯一可借以抗
衡北京的制约力量和谈判筹码。须知，所有的官僚机构，都是倾向於惰性保守反对
变革的，概无例外。中国的最高领袖，如果希望贯彻自己的主动性的政治意志，摆
脱庞大的中央官僚系统的牵制和阻挠，都不得不借助上海的力量。这是政治平衡术
的需要。
第二，一九四九年之後至八十年代末，多年来，上海年均上交中央的份额约占上
海财政收入的87%，上海本身的市政建设严重欠债。由於中央对上海财政的超额搜刮
，多年以来，上海蓄积了与北京对立的深厚情绪，即所谓“京沪情结”。足资借用
，正好提供了制衡北京的资源。
即是说，从毛、邓之运用上海派，可以看出“京沪情结”在政治互动的平衡逻辑
中的重要作用。
三、“北伐”和“南下”的政治隐喻
然而，这种借用是会产生政治後果的。它主要源於上海的特殊性及其所代表的价
值取向，使其在现代中国各地域中显得特别是一个“异数”。
从长远看，“京沪情结”在政治分野中的作用，它们各自代表的区域文化的价值
取向的差异，它们的消涨沉浮，将对中国未来走向产生影响。
众所周知，自上海开埠直至一九四九年，作为“十里洋场”，上海是中国乃至东
亚最繁华夺目的“东方明珠”，是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经济中心、贸易中心、金融中
心和文化中心。上海，尤其是其租界，作为中国西化和多元化的窗口，其法治程度
，言论自由度，观念行为，市政管理，交通卫生……甚至使一生反帝的孙中山先生
也极口称赞其租界是“市政典范”。总之，现代中国，凡与国际性现代性相联系的
潮流，大多发端於上海。如，洋务运动的江南制造局等等大型企业的兴起，报馆的
兴办，学校的创立，各学会的组建，商团的创办，《新青年》创刊於沪(後再移师北
京)，其後又有电影奠基、各翼文艺争艳。而其言论自由度，使得中国各类持不同政
见者避难於此，讽刺的是，连反西方最烈的中共也是在其租界的荫庇下诞生的。
虽然，中共建政四十多年来对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大染缸”用力最深，控制最严
，然而上海的近代遗传本性仍未完全湮灭，一遇合适气候，就顽强地表现了出来。
笔者在另文中曾指出过，除了意识形态和阶级基础的差异外，如果从中国内部各
区域文化价值取向的差异来考察，可以对国共两党的斗争从另一个角度进行重新解
读。
这一角度即，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起伏涨落的角度。历史学家们的一些研究结果
表明，中国文化的南北二分说，是有其统计根据的。具体而言，是以沪、江、浙、
闽、粤南方地区为代表的工商及绅士文化，和以陕北等贫瘠北方地区和内陆中国为
象征的反智主义的农民文化(即毛说的“痞子”文化)。近代以来，前者倾向於使中
国尽量融入国际社会，面对世界，是费正清所谓的“海洋中国”，以梁启超、孙中
山、胡适为代表。後者倾向与使中国孤悬於世界，封锁国们，其利益在强化传统的
“农耕--官僚体制”，是所谓“大陆中国”，毛泽东即为典型。
使中共真正崛起於中国政治舞台的发家基地，是贫瘠落後的华北陕甘宁地区。中
共在此确立了一支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武装力量，其中层干部大部分也渊源於此地
。在意识形态的表层覆盖下，这支政治力量是由一群充满“打土豪分田地，老婆孩
子热炕头”意识的北方农民组成的。
众所周知，国民党的骨干力量基本来自南方，孙中山崛起於香港广东，蒋介石发
迹於浙江上海江苏，三四十年代的江浙财团，在中国具有支配性的经济力量，构成
了国民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并曾获得国际社会的支持。
因此，当一九四九年中共用枪杆子战胜国民党，大批出身北方农村的“南下干部
”踩着隆隆的炮声的节奏去接管南方各地国民政府的政权机构以及各类企事业和文
教单位时，从中国内部区域文化消长的视角去观察，我们可以看到一次北方文化向
南方文化的大规模扩张。
如果我们再联系(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北伐”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及其
隐喻，譬如现代的几次著名“北伐”：辛亥新军之北伐，蔡锷护国军“二次革命”
时的北伐，南方政府的国民革命军一九2七年北伐，八十年代从经济特区兴起的经济
(改革)北伐，当代港台文化北伐，九二年邓南巡的政治经济北伐……於是，“南下
”和“北伐”，两种相反方向的文化迁移所代表的价值取向就一目了然了。
因此，一九四九年中共对国民党的胜利，某种意义上象征了传统深厚的中国北方
和内陆乡土文化战胜了南方士绅工商文化。於是，国共之争，被赋予了南北之争的
文化涵义。因而，毛泽东的决定把中国的首都从南京迁至北京，毋宁被看做是一桩
富於文化象征意味的历史事件。
而邓小平惨淡经营的改革，作为对他自己参与其中的“干部南下”的“拨乱反正
”，作为逆向改制的变革，正是一种“北伐”行动，是中国再次融入国际社会的历
史性尝试，是“海洋中国”向“大陆中国”的一次静悄悄的反击。其成败利钝，将
影响中国几代人的基本生存方式。
如果我们考虑到一幕幕历史上屡屡发生的场景：文明程度较低的尚武的北方蛮夷
长驱南下，用武力击败程度较高的南方文明，然後又逐渐被南方中华文明所同化的
众多故事，则一九四九年和一九七8年的事件就不难从文化上获得某种理解了。
从现实各地区的力量对比来看，当前的明显趋势是，由於以上海和珠江三角洲为
两个重心的南方经济在全国的比重越来越大，发言权必将随之增大。南方不可能永
远让自身的利益由与己无关的人或自己无法影响的人去支配。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
，北京当局常常宣称的所谓“全国各地区、各省利益完全一致”，完全是神话。事
实上，传布这一神话本身，正是为了加强中央的那一部分人自身利益的策略而已。
因此，南方的这种巨大的经济力量在逻辑上势必要产生它的政治影响力。有鉴於此
，南方的代言人之进入全国政治中枢，中国政治重心的南移，是迟早的事。这是任
何信誓旦旦的赌咒发誓和甜言蜜语的诚恳许诺都改变不了的基本趋势。
四、“三国演义”：北京、上海、香港
因此，虽然江泽民个人短期政治举措是逆潮流开倒车的，但我们不妨把它视为一
项偶然的临时性因素。就整体和长远的眼光看，上海派在中国政坛的崛起也许在某
种程度上意味着一个历史性的开端：南方政治代言人的兴起，技术官僚集团主控中
国政坛的走向，南方务实集团的集聚。从长期看，它可能标志着意识形态的衰亡及
中国将越来越深地卷入国际社会的潮流，从而代表了中国政治重心逐步南移的趋势
。
不过，我们不应忽略的是，一九9七年香港的回归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格局中加入了
一个新的变数。
如果上海果真逐渐在事实上成为南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它就会丧失其过去的边
缘性和国际性，而越来越多地卷入中国内部政治格局中，成为重要砝码。其对外功
能将会继续削弱。这种态势，在毛、邓时代，已两次粗略闪现。在这种基本态势下
，香港的回归，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联合经济区，它的巨大经济力量和向外辐射的
能力，势将会形成另一个南方中心。倘如此，则香港加珠江三角洲就将取代上海在
过去历史上所赋有的边缘性和国际性。这一发展可能蕴涵有丰富的政治含义和经济
含义。展望未来，南中国政治重心是会相对稳定在上海，还是继续南移？是值得仔
细观察的。
考虑到香港这一异质性更大的城市的回归，如果我们要对不久的未来画一个轮廓
，无疑，北京、上海和香港是最关键的三大城市。它们将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格
局中扮演非常重要而又不同的角色。在这一出未来的“三国演义”中，每两方角色
之间：北京对上海，上海对香港，北京对香港都存在着历史遗留下来的矛盾和“情
结”。除前述“京沪情结”外，有由争当未来亚洲金融贸易中心而起的“沪港情结
”，有因基本生活方式和制度对抗性的“京港情结”，种种心结，不一而足。而众
所周知，决定类似“三国演义”局面的内部互动结果的关键点，则在三方内部如何
纵横捭阖，合纵联盟：是京沪联手对香港，还是沪港联手对北京，亦或是京港联手
对上海？三者各各不同的联盟关系，必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未来的脉络和走向。至於
究竟最终将浮现出何种局面，且待今年七月一日英国米字旗在港府降落之後，再“
听下回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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