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後中国政治中的极左派


刘卓


  邓小平去世以後，中国大陆的政局走向倍受各界关注。虽然，大多数人认为，中
国不大可能退回到以前的封闭状态中去，但对改革开放如何往下进行，却很难有一
致的意见。就现存的种种问题与矛盾而言，中共政权显然还没有一套有效的因应之
道。在没有共识的情况下，邓後政治路线的左右摇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不确
定性无疑为中国的政治改革与民主化提供了机会的窗口，但它同时也为中共政权内
部的极左政治势力营造了可乘之机。海外的知识份子一般对前者期待颇高，而很容
易低估了後一种危险。但在中国的实际政治中，极左派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一股政治
力量，其根深蒂固、盘根错结的一面，也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本文拟追溯极左派在
文革後的重新集结，分析其政治与社会资源，并且从邓後为他们提供的舞台与极左
派最新动向入手，考察极左派在邓後中国政治中的作用以及基本走向。

一、六四後极左派开始政治集结

  去年年初，香港媒体曾刊登出极左派的第一个“万言书”，立刻引起了海内外舆
论的大哗。这份东西在海外被视为过街老鼠，但在国内却得到了相当多的人的赞许
，广为流传。它所造成的政治冲击波也被西方媒体也被广泛报道（见《华盛顿邮报
》96年10月17日）。仅从它能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政治事件这一点看，极左派的政治
力量和政治影响力并没有因改革开发而烟消云散。
  在邓小平去世以後，极左派的第三个“万言书”开始在国内出现，并流传到海外
（见开放杂志97年3月号）。虽然这份万言书应该是在邓小平去世之前写好的，但是
极左派敢在邓小平去世的这一当口把它拿出来，足见其有挑战邓的改革开放路线的
决心与勇气。看起来，极左派在邓後全面发难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了。问题是
他们到底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在当前的条件下，极左派有哪些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
？
  从表面上看，极左派的舞台主要是在思想理论界。1989年的六四镇压事件以後，
中共全面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大力清除自由派知识份子的影响。在这一点上
，极左派和中共当权派的意见是一致的，因此在1989年以後、邓南巡之前的一段时
间内，中共当权派的意识形态一直往极左的方向转。在自由派被全面封杀之时，极
左派完成了自文革结束以来第一次有效的政治集结，并在那时开始大行其道，统治
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理论。这种控制不只是在意识形态和理论上，也同时控制了有
关的意识形态和理论的机构和组织，也就是基本控制了意识形态的几乎所有重要的
报纸和刊物，并且又利用当时的控制力量，增加了一些新的报纸和刊物。那时，中
国的报刊上全是一片极左的声音，实际上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在进行大规模的攻击
和反攻倒算。
   从那时以来，极左派控制中国主要报刊的局面并没有改变。虽然中共的当权派在
1992年以後开始在邓小平的压力下被迫向继续改革开放的方向上转，意识形态和理
论部门也不得不随着政策的转变而改变它们的调门，但就其实质来看，它们的转变
是被迫的，不情愿的。这样，在这些报刊在发表了大量拥护中央的改革开放的文章
的同时，也发表了相当多的极左派文章，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它们的左派观点。
而这些极左派观点又是和中共想要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加强意识形态的控制的意图相
一致的，因此中共的当权派们对此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办法，并不认真办理，
只在个别的情况下对一些太过分的言论和事情加以处理。如对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
主任沙健孙的处理就是一例，由於他攻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而被强迫解职。但
对那些稍微隐晦一点的攻击改革开放的观点则不仅不处理，甚至还加以鼓励。
据了解，第一个和第二个“万言书”就都曾经直接送到中共的最高领导人（包括江
泽民）手中，但却没有得到任何负面的反映。显然，中共现任领导人采取了一种听
之任之，任其流传的态度，这实际上是对极左派的一种鼓励。可以预期，最近披露
出来的第三个“万言书”绝不会是最後一个，以後的趋势恐怕是会越来越多，越来
越系统化。极左派们希望借助於这样的方式，将他们的意见扩大到社会上去，甚至
於扩大到海外得到出口转内销的效果，造成更大的影响。事实上，这已经成了极左
派克服其少数派地位的局限，力图扩大影响的一种有效方式了。
  从表面上看，极左派只控制了几个报纸，诸如《人民日报》的理论部、《光明日
报》，《求是》杂志、《思想战线》杂志、《中流》杂志、《前线》杂志等等，以
及某些大学的刊物，如人民大学的内部刊物，政治实力并不大。但由於这些报刊都
是中国最重要的报刊和最有影响力的报刊，因而影响力相当的大。此外邓力群还利
用六四以後的机会，组建了中国当代研究院，相当於正部级单位，网罗了一批极左
派的党棍和理论家们在那里以研究和写作49年以後的历史为名，以极左的方式评价
49年以後的历史，为将来否定改革开放在进行理论方面的准备工作。目前这一研究
院已经出版了多卷本的《国史年鉴》，系统地以极左派的观点来解释中共在49年以
後的历史。

二、邓後极左派进行了策略调整

  这些极左派力量虽然从总的方面（包括人数）来看力量并不大，它们也无法有效
地影响中共正在实行的改革开放的具体政策，尤其是经济政策，对外开放政策，产
业政策等等。但从邓後极左派的最新动向看，极左派在调整他们的策略。目前中国
改革开放正在进入一个深入发展、制度改革的关键时期，社会矛盾突出，领导层缺
乏共识，而权力交接仍有相当大的变数。对於极左派来说，这乃是天赐之良机。为
此，他们在改变进取方式，从以前的全面攻击现行的改革开放路线，改为以攻击某
一个具体问题，而这个具体问题又必定是人们最关注、难点最多、最容易得到同情
和支持的问题，然後由此入手，以扩大影响，最终影响中共的政策方向。
  最近出现的第三个“万言书”就是一个例子。它改变了以前全面攻击改革开放路
线的做法，而将问题集中在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上，提出了一套回到从前体制去的
倒退思路。这样既有可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注意，也避免有全面否定改革开放路线
的嫌疑，而且目前国企改革也确实是到了一个无路可走的境地。

三、极左派的政治资源

  极左派的这些人虽然不多，但却能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造成相当大的声势与影响
力。他们坚持的基本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要求中共当权者对於中国的经济、
社会、文化领域实行全面控制，并反对扩大和外国的接触与交往。这一套理论在中
国已经基本没有了市场。中共当权派目前的政策基础已经完全脱离了这一套东西。
但中共由於对六四事件的恐怖记忆以及对苏东共产党垮台经验的吸收，故对来自西
方的一套东西有很深的敌意，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更是心怀恐惧、深恶痛绝，因此极
左派的东西对中共的当权者来说虽然不高明，无法真正解决中国的实际面临的深刻
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问题，但相比较来说，这个东西总比那个西方的自由民主要好
得多。因而极左派在中共的党内就一直很有市场，尤其是对那些在改革开放中失去
了权力的人来说，其影响力更大。
  对於党内的当权派来讲，极左派的影响也无法忽视。三个“万言书”在中共内部
广泛流行而没有受到任何中共领导人的公开指责和批评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近年
来中共的报刊明显偏左和从去年以来的对报刊和意识形态的整顿也是一个明显的例
子。这些都在在说明，极左派在中共的内部的影响力是无法低估的。
  从95年以来，中共加强了对於大面积亏损的国有企业的改革，搞了一系列企业重
组与企业兼并。在实行这些措施的同时，大量的国企陷入破产、停工或半停工的困
境，造成拖欠或发不出职工的工资的现象，因而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不断出现的罢
工、示威游行、占领政府机关等事件。大量的企业工人失业以後只能领到非常微薄
的救济金，而无法养家。而中共所实行的再就业工程也困难重重，大部分失业下岗
的工人基本上无法再找到工作，而同时国家的社会保障政策也迟迟推不出来，因而
使得社会矛盾与危机日益加重。社会危机加重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就是社会治
安的明显恶化，全国各地的社会都不太平。全国的首善之区北京也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治安混乱现象。
  与此同时，中共的决策部门却对国企改革拿不出有力的处理办法，又不愿意鼓励
私营经济的发展，反而要坚持国有经济为主的方针。这样一种缺乏远见与魄力的态
度反映出中共决策层没有共识，更使城市国企职工的困难在短时期难有缓解的可能
。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极左派的第三个“万言书”所提出的办法，虽然不是解决
问题的办法，但在大原则下，又没有违背中共领导人的一贯说法，甚至还提出了“
新”思路。在邓小平去世以後，当中国的发展方向面临选择的时候，极左派的影响
力和他们的解决问题的方案对中共的领导层来讲是会有相当大的影响力的。
  目前极左派的理论还没有公布到社会上去，中共的领导层目前也不会允许这样的
理论公开拿到社会上去，以免造成混乱。但极左派的理论通过其他的渠道仍然会对
中共的领导层和社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的。实际上，中共的当权派中除了那些比较
坚定的改革分子外，那些比较中间和偏左的领导人受到极左派的影响的可能性是非
常大的。

四、邓後政局为极左派提供了最後机会

  邓小平去世以後的中国政局会向什么方向转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在这其中
，极左派的动向是值得关注的。如前所述，他们虽然人数不多，政治力量也不够大
，但影响力确是无法低估的。由於近年来中国内部的改革开放在向深层次发展，实
质性的问题越来越多，诸如是发展私营经济还是发展国有经济，扩大自由还是减少
自由，要不要发展民主，要不要进一步加深和国际经济的接轨，与国际经济实现一
体化，这些都是大问题。
  邓小平在世的时候，这些问题是不允许怀疑的，也不允许争论的。但由於邓小平
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一个方面将中国带入了一个繁荣的发展期，但同时又产生了许多
的问题，引起了许多新的矛盾，甚至在一些左派来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主要目
的就是要走向资本主义。因此，在邓小平去世以後，邓小平在世时所掩盖的矛盾有
可能表面化，从而形成政治上的冲突。在政治上的冲突形成之前，中共的政治斗争
往往是首先反映在意识形态和理论问题上。这无疑为极左派提供了进一步扩张的天
赐良机。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由於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比较深入人心，而且占据着
主导的地位，因此在邓以後绝对不会是邓小平的改革派来首先发难，它们势必是采
取守势，没有任何必要先行行动。因此，邓以後，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是有极左派
们首先发难，向邓的改革开放政策发起进攻。但从策略上讲，它们如果向邓的改革
开放发动全面的进攻是会不得人心的，而且失败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因此，抓住
一些具体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中面临的那些巨大困难的问题首先采取行动的可
能性是非常高的。而当前的国企改革问题等就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以此问题为突破
口，进而扩大战果，是一种比较策略的做法。
  极左派的进攻必然要逼迫现在的中共领导人表态，即使不是主观上的逼迫，他们
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也要表态。如果这些领导人，特别是江泽民表态支持邓的改革
开放路线，则江泽民就会成为被进攻的对象。而从实际的政治情况来看，江泽民支
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至少这是因为这些年来，江氏是以
维护和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的路线而稳定住江核心的政治领导地位的。如果否定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也即是否定了江本人，动摇了他的政治基础。如果江在维
护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问题上有动摇的话，则党内的一些支持邓小平政策的元老就会
以维护邓的改革开放为旗号，而责难江泽民，甚至也会给赵紫阳带来机会，这也是
江泽民所不愿意见到的结果。这样的一种前景就有可能使江泽民会以支持邓小平的
改革开放政策为目的，而反对极左派走回头路的政治主张。
  但是，即使有这样的一种预期的结果，极左派仍然会首先发难，特别是在政策问
题上发起进攻，以攻击自由派为借口，尽量挑起意识型态与政策主张上的冲突。的
确，对於极左派来讲，邓小平的去世给了他们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也可能是他们的
唯一的一次机会了。没有理由相信，他们会放弃这一机会。他们无论是从党内还是
从社会上来看，一旦有了领袖人物以及大范围的协调能力，就可以迅速形成一定的
政治能量，而其影响力就更不能低估了。

五、邓後极左派有可能干扰改革开放的大局

  从最近的动向看，极左派决不会甘於自生自灭的命运。可以肯定，他们会在邓後
的权力重组中采取一系列主动的步骤来向邓的改革开放政策进攻，以发展自己的政
治空间。他们可能采取以下的具体步骤来达到目的。
  1、在他们所控制的报刊上进一步以更加左的调子批判当前改革开放中的问题，抓
住一点或几点，逐步攻击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利用国企改革中的问题大做文
章，将改革中的问题归罪於改革开放本身；
  2、进一步加大民族主义的宣传，利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潮，来破坏改革开放
的外部环境，制造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在反对中国的印象，加大中国的危机感
和孤立感，从而减少和停止中国的对外开放步伐；
  3、挑起党内的矛盾和冲突，造成对江泽民的压力，即一方面利用改革开放中目前
存在的严重问题和困难局面，逼江泽民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向後退，另一方面则利
用江泽民与其他领导人的矛盾，支持江在政治上向左转；
  4、制造一些新的理论或者是利用一些旧的理论来反对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他
们会不断地利用万言书这类的形式，扩大他们的影响，将他们的理论扩大到海外是
他们所希望的。  至少到目前为止，在政策层面来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仍然
占据主导的地位。但这也只能说是改革开放政策依旧有它的惯性，所以没有发生方
向上的变化。实际上，有相当多的反对改革开放的意见还没有表达出来的机会，因
为公开内部的争论是中共的政策所不允许的。事实上在中共的内部，对改革开放的
争论一直没有停下来。只是因为邓小平在世时的权威之重，足以将极左派的影响控
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
  所以，如果以邓力群为首的一些极左派在中共十五大以前开始发难，明确反对改
革开放的一些具体政策，那麽一定会牵动中共政权内各派系关系的重组。江泽民去
年“讲政治”等一些迎合极左派的举措，在多大程度上是策略性的平衡术，现在还
很难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谓的“江核心”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受到极左派的牵
制。这也是中共专制政权的本质所决定的。极左的这套东西祸害中华民族可谓罄竹
难书，但在今天仍能连绵不绝，後继有人，主要是制度的因素造成的。中共如果一
天不进行政治制度的改革，极左派就一天不会停止兴风作浪。而极左派凭借政治制
度的支撑，一旦对经济政策形成较大的影响，势必会造成经济的混乱乃至政治的动
乱，将不可避免。如此看来，“左乱”乃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逃脱的一劫，问
题是如何将“左祸”控制在尽量小的时间与空间之中，然後在制度上清除产生它的
温床。显而易见，根治极左将是一场决定中国前途的大决战，因为这意味著必须实
行政治体制的改革，向宪政民主制过渡。□
  (1997.3.28於华盛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