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讳言，中共在横扫大陆的军事伟绩中，在建国伊始的几年中，人民给以支持
，知识分子入彀中，造成过“人心向党、军民一致”的奇观。但即使从那时起，中
共的说与做，对待自己和对待百姓，其内部对高干和对一般党员，都是“两本帐”
。其後愈演愈烈，到现在，中共已成为谎言大党，在其绝对领导下，神州大地上已
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并且到了积重难返的程度。笔者跟随它近半个世纪，目睹
身受，至少在八个方面，掉入它的谎言陷阱，有眼不识真相，卖命一生，豢养出一
个特权党、一个特权阶层。前车之覆，後车之鉴。写出来供年轻人参考，不无裨益
。

大当之一：“向党交心”

  “反右派”的两个阶段是令人难忘的。第一是号召人们大鸣大放、助党整风。由
於人们相信了毛泽东一再声称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的
谎言，诚意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结果是《人民日报》一篇《这是什么话》，“言者
无罪”成了言者无小罪，而是“疯狂进攻党”的大罪。我们退一万步说，这“罪”
可以成立，那么第二阶段就更有意思了。
  先揪出若干鸣放中的有“罪”者进行“帮助”，告诉你：好好检查，交代出心底
的所思所想，这就是清除了错误东西，自然还是好同志。於是被揪者诚惶诚恐，极
力从心底搜寻甚至编造“错误思想”，以取得宽恕。结果是，领导一翻脸，把人家
检讨认罪的东西有意识地推到初期鸣放阶段去，同样做为猖狂进攻党的言行看待！

  在定性“右派分子”时，有一项本人签字程序。笔者亲眼见到一人在签字时提出
质问：“这些不是我的言论，是你们让我检讨时，我主动交代的。”主持签字程序
者说：“没有区别。是你的思想不是？鸣放出来的也好，检讨出来的也好，你有这
个意思，就算数，签吧！”
  到五九年因彭德怀事件，又发动“反右倾”运动。这时有人学了乖，心中有什么
，不说出来；或者避重就轻，谈一点鸡毛蒜皮，蒙混过关。我的政委颇有办法。他
先做一次精彩的动员：“你们见过打篮球吗？队员一上场就有爆发力，而爆发力是
平时积蓄的。这次‘向党交心’，只是像平时的清扫卫生，谁认真交心，谁就避免
了日後的错误东西的大爆发，就不会犯大错误。”於是连夜写大字报，每小时公布
一次数字，谁写得多，便是交心好，响应党的号召好。我望着统计数字，好胜心强
，写得兴起，一夜写了七十八张！三天之後，果然得到大会提名──不是提名表扬
，而是提名接受批判！

大当之二：“作风要正派”

  不熟悉中共用语的人，很难弄清“作风”二字的实际涵义。这里专指生活作风，
生活作风中又专指男女关系，而男女关系的“不正当”，则是大禁区，上一点纲则
是腐化。记得四九年军队进城後，某连指导员为贯彻“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提出的
抵制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进攻”的指示，让战士开生活检讨会，规定：凡在刚度过
的星期日中，在街上用眼偷看女人一次者，即为一次“腐化”。结果统计出的具体
数字是：全连在那一天共腐化七百三十八次！上报团部，团长表扬说：这是用生动
的事实表明了毛主席理论的伟大。
  五十年代初期，部队规定：凡干部必须三十岁以上、或营级干部以上、或满十五
年军龄者，方能批准结婚。这样一来，像我这参军两三年，二十岁出头，作为排级
干部的知识分子，就只能断掉结婚的想头。但这只适用於男性军人，因为那时“老
干部”正兴起改组家庭的浪潮，抛弃农村妻子，将十八、九岁参军、参干的姑娘们
，迅速瓜分完毕！
  我所在中队的一位四八年参军的文娱委员，在参加舞会时同一位女伴拉手到礼堂
（临时舞厅）外散步十分钟，被队长在晚点名时狠批一顿，说这是“流氓作风”，
还给了处分──挨批者哪里知道，那位女伴已为政委看中，并由大队长协同“攻坚
”；他更哪里知道，中南海的舞会上，毛泽东不是拉着女伴去场外，而是步入专设
的“休息室”……

大当之三：“不是要当官，而是要革命”

  我於四九年参军後，已没有多少仗可打，自然也没有多少升官的机会。部队便树
立了一个典型：十年的文书。即某人当了十年的文书（相当上士，不是干部）毫无
怨言，因为他的人生目的是革命，而不是当官。这中间还宣扬张思德的“为人民服
务”，以及雷锋的“永做一颗螺丝钉”等。那时幸亏不知道拿破仑的名言：“不想
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若是知道了，非受整肃不可。我的确是以十年文书做
榜样的，并且比这文书还“模范”得多，因为我被分配到一所军校当教员，先教将
、校级军官，再教军队高干的子女；先在军队教，再到地方教；先教中文，後教英
文；先教中学，後教大学：整整当了四十年教员，货真价实！对此，我并无悔恨。
但我也看透中共官场的丑态。为了升官，谁是上级就巴结谁，有奶便是娘；为了升
官，送上高价礼品，好在有了位就有了权，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不愁陪本；
甚至谈话当中，提到某人当了处长、局长，也流下二尺长的涎水。
  如今中共统治下的社会主义社会，不如更名为“官本位社会”，方才贴切。什么
规章，什么制度，什么法律，什么真理，都是纸上谈兵，实际上，一切都靠某官的
一句话。

大当之四：“政治挂帅”

  五十年代末，中共十大元帅之一陈毅就“又红又专”问题提了一点看法：红（按
：指政治思想好）是重要的，但一个飞行员若业务上不专、不精，让对方打下来，
还算什么红。平心而论，陈毅这个比喻很说明问题，但谁想到一下子背上了黑锅，
直到文革，还批他反对政治挂帅。
  还有一个怪圈。让我们学政治，读若干本马、恩、列、斯的书。若是真的读了会
怎样呢？我是一个认真读书的人，却在读这些“导师”的原著时常常“吓破胆”：

  他们的书中引用了上百则圣经故事，我敢查阅和谈论圣经吗？
  书中赞扬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彼得大帝、苏沃洛夫，我敢撇开毛泽东、鲁迅，
去夸耀这些资产阶级和帝俄人物吗？
  马克思回答女儿燕妮的问题时，说他喜欢的格言是“怀疑一切”，我敢指着毛泽
东说“这‘一切’也包括你吗？”
  恩格斯全集最後有长长的一部分是他分赠遗产的详细数字，我敢说“啊，我们的
导师原来是个大资产阶级”吗？
  列宁家书中有一封他写给母亲的信，要他母亲一定把庄园的租子抓紧收齐，我敢
说“原来列宁同黄世仁（按：歌剧《白毛女》中的地主形象）也穿一条裤子”吗？

  如果我在上面任何一例中说话不加节制，文革中脑袋早搬了家！即使在今天，在
江泽民提倡“讲政治”的时候，若有人说：“我就要‘怀疑一切’，包括你！”也
不会有好下场，因为这违犯了“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的大戒呀！

大当之五：“爱国主义”

  少年儿童所受的“五爱”教育之一，是“爱社会主义祖国”；中共的基本理论之
一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也必然是爱国主义者。这些振振有词的训诫，不能说错
；而在毛泽东的灵魂深处，却盘踞着一条狭隘民族主义的毒蛇。这是一条双头毒蛇
，一方面让你把无限忠心献给这个国家即是中共，中共即是国家的“国”；另一方
面，则超常地把取悦某一个或若干个外国，来提高自己的“大救星”地位。
  前者的事例是，在日常生活中，稍稍提到西方一点好的地方，立即扣以“崇洋媚
外”、“里通外国”，文革中整不死，也要剥层皮；至於出国学习，也是中共的忌
讳。道理很简单，中共大批干部出身痞子，不学无术，你却要获取知识和文明，岂
非当着光头谈灯泡？然而中共最高官员一天也没忘记出国，从毛泽东之子毛岸英的
留苏，到今天邓小平外孙女婿“羊羊出洋”，哪个不崇洋媚外？！
  後者的事例是，不顾国力，无偿地或几乎无偿地抛掷百姓血汗，建国初期运重要
资源给“老大哥”（苏联），把大量武器给各国游击队，搞“输出革命”；最令人
气愤的是，当国家已在大跃进中处於经济崩溃的边缘了，此时阿尔巴尼亚的生活水
平高出中国许多（在一部阿电影中，他们的孩子说：“我不吃蛋糕，我要吃蜂蜜！
”），毛泽东竟下令从快要饿死的中国人口中扒出粮食援助“欧洲反帝、反修前哨
的明灯”（指阿尔巴尼亚），是可忍，孰不可忍！
  中共的仇外和媚外看来相反，实则相成；毒蛇的两头依靠着同一个心脏——造毛
为神，造中共为万世之君，试看今日邓小平、江泽民的嘴脸，有谁脱出这个逻辑？


大当之六：“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

  在建国过程中，有王崇伦那样的工人，因超额完成任务，被称作“走在时间前面
的人”；有郝建秀那样的纺织姑娘，创造新的工作法，成倍地提高产量。他们先後
成为中共党员，人们用文学语言给以称赞，是正常的，至今也应给以肯定。问题是
：中共领导人在不显山、不露水地偷了梁，换了柱，将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工作
争先、创造业绩等精神，置换为享受上要特殊，掌权上要争先，出力的事他人干，
从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特殊阶层。
  不久前玉门市进行教育检查，教育局在一所在礼堂里举行文艺演出，招待检查大
员们。演出间突然起火。此时，坐在前排的的“特殊材料”们竟相逃跑。由於礼堂
没有安全设施，烈焰迅速蔓延，又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口，此时“特殊材料”中发出
一声指令：“让首长先走！”於是“特殊材料”们或把学生们推开，或从学生身上
踩过，安全撤出。其中有一“特殊材料”，因烧掉了一些头发，出门後迳奔医院，
途经消防队，竟不报告。他是当地人，知道那是救火机关的所在，但报告火情哪有
他治疗头皮要紧？结果，数百学生葬身火场。倒是一些很不特殊的教师，搂抱住孩
子，抗拒火焰的袭击。
  这是大海的一滴，而尝一滴即可知道海水的味道。今日大陆，工、农、商、军政
等领域的要津，均为这些“特殊材料”所占据，而他们中有几个人不为私利而愚弄
群众的？又有几个人不为宗派的、个人的权位你争我夺的？“特殊材料”就是特殊
，一点不假！

大当之七：“民主集中”

  “民主集中制”，在西方叫“民主集权制”，既保证民意的畅达，又保证行政权
力的实拖，周延合理，无可挑剔，共产党也不能抛开这面旗帜。早在“老解放区”
里，农民都是文盲，中共有办法，让候选人一排站立，背後桌上各放一只碗，选举
人各持若干粒黄豆，要选谁就在其背後的碗里放一粒豆，完成“秘密投票”程序。
中共在其尚为“星星之火”时，为利用民心、民力，对民意不能不重视。在延安时
，一位老中医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并放言：“不管是谁
，只要你说得对，就照你的办。”
  但同一个毛泽东，在另外的场合，却逐步透露出真意。先是说：“共产党不光要
民主，而且更要集中。”“民主是手段，集中是目的。”到五十年代干脆挑明：“
不要迷信选举，周恩来的职务就是我派的。”实际上老百姓已逐步认识到自己在各
种选举中，同傀儡的角色别无二致。我在许多场合就人、就事发表了意见，周围的
人很同意，领导也当面微笑点头，但当公布决议时，他还是他，你还是你，再一打
听，在征求“民意”之前许久，早已内定，板上钉钉了！待“六四”事件时，对像
我这样书生气十足、长於幻想的知识分子更是猛击一掌，从而悟出中共全部施政方
针无非两条。第一条是：“有枪就有权，有权就有理。”第二条是：“只许我对，
不许我错；只许你错，不许你对。”前一条可名之曰“十字诀”，後一条是“十六
字诀”，两句神咒欺民立国，不服不行！

大当之八：“领导负主要责任”

  五十年代初，有一次火车撞车事件发生，事後《人民日报》的消息说：铁道部部
长滕代远引咎自责，请求处分。这消息令人我震惊。这样大的国家，这样多的火车
，部长管得了一个火车司机，管得了一个搬岔道的？这种自责精神，真令人敬佩！
毛泽东也讲过：当地干部和外来干部有矛盾，当地干部负主要责任；汉族干部同少
数民族干部有矛盾，汉族干部负主要责任；党员干部同非党员干部有矛盾，党员干
部负主要责任。如此说法，确实给人以一种“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印象。但经
过长期的实际观察，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我曾在一所高干子女学校任职。一位男
教师收作业时触了女生胸部，被批了又批，送去劳改；而十大元帅之一的某“花帅
”，则趁着教他孩子的一位女教师家访之际，留宿上床，有谁说个“不”字？现在
更一切无所顾及了。请看在所谓的“肃贪”行动中，枪毙的大多数是某会计、某经
理，可有几个部级干部、省级干部判重刑？即使有，也是副职。更多的情况是，对
一个犯错误干部在此地、此部门作处理（撤职、免职之类），不久後他又在别地、
别部门冒出来，而且官做得更大，李铁映就是一个例子。“刑不上大官”，是中共
政权的实况；“王子犯法，与百姓同罪”，在中共那里一万年也没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