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海乱世之胎：
当代中国私营业主及中产阶级的出现
陈奎德
一、风云际会 破土而出
今年秋天，似乎同开足马力宣传十五大的官式媒体相媲美，北京城内小民们
的政治笑话也沸腾喧哗，催人喷饭。其中的一则是：柯林顿、叶利钦、江泽民三位
大总统各自驾车，先后抵达了一个十字路口，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柯林顿连转弯
灯也不打，一溜烟向右转去；叶利钦岂甘落后？不踩刹车也不打灯，尾随柯林顿右
拐而去。轮到江泽民时了，只见他左顾右盼，掏出小梳子对着后视镜把头刮了几下
，然后转身问后坐的邓小平：“我们怎么走？”邓的回答很简短：“打左灯，向右
转。”
这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九九七年九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就洋溢着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特色”
。在国营经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严峻形势下，中国的“驾驶员”不得不忍痛割
爱，出演“霸王别姬”，终于端出了的最后一道“主菜”---国有企业股份化。即：
实行“抓大放小”，把全国十三万家国企抛向市场，任其“优胜劣汰”，而只留下
五百十二家大型企业仍为国有。
就目前所知，股份化方案大体上有以下诸种：经营状况好的国有企业股票上
市，其他则实行多种所有制，包括私有(出售给私人)、职工所有(职工分享企业的股
份)、租借以及合资经营直至宣布破产。但对与经济生命线有关的公司股份，政府要
求拥有控制性股份。然而在其他股份分散给各个股东后，政府的股份可能低于百分
之五十。
还有另外一类，就是已经存在多年的所谓股份合作制。它是乡镇企业的产权
变革的一种方式。其典型表现在东南沿海一带。它的最具特色之处是设立了所谓“
乡镇政府股”，即，使地方政府免费变成合法的股东之一，把地方政府过去对企业
的领导关系变成了经济伙伴关系，使双方的经济关系明晰清楚，具有了可计算性。
实际上，这是权钱交易的方式之一，它使得过去的“进贡”规范化和制度化了，具
有免于政府干预的作用，也即为经营自由付出的代价。同时，它也是对过去政府投
入的回报，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政治投资。
关于以上种种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等一系列举措，如果按照江泽民所说必须
由国家掌握控股权的话，则必定不可能真正按市场的方式运转，仍是假的“股份制
”。而即使大部分企业在碰壁之后，不如此设限了，也还有诸多困难有待解决。譬
如：如何解决由此产生的大量失业(下岗)工人的生计问题？怎样解决破产企业工人
的基本保障问题？以及分散股份如何集中？股份持有者如何产生真正有权力的董事
会，并选择企业的经营者和决定经营方针？....等等。上述诸项问题，显然非常重
要，但不是本篇文章讨论的主题。
本文所关注的，是上述风起云涌的产权改革已经带来或即将导致的众多社会
后果之一：中国的私营业主增长速度的加快及其影响的扩大。
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大陆自从实行邓氏“新政”以后，城乡实际上就开始
出现了私营业主。这是大陆几十年来未有过的“异数”，也是其正统意识形态的“
异类”。十五大股份化浪潮之后，他们的规模必将迅速扩大，可以预期，其势头将
对中国大陆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
当前，中国大陆的私营业主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大类：第一类是城乡个体工
商业者，第二类是私营企业家。前者以个人及家庭劳动为基础，从事个体工商业生
产加工，规模较小，设备简单。后者以雇工经营为基础，规模较大，有相当数量和
规模的资金、设备和生产经营场地。 按北京规定，私人企业指资产属于私人所有，
雇工八人以上的盈利性经济组织。
值得注意的最新趋势是，个体工商业者(即个体户)近年来有分化的迹象。前
两年，由于受到政府政策的限制乃至压抑，在1996年，个体户已歇业三分之一。其
中大部不再经营，小部分则升格为私营企业家。这一动向显示了资本兼并扩张的固
有逻辑，同时，也预示了未来的摇摆不定的前景。目前的新特点是，以股票为企业
集资的最重要方式，开展企业经营。这一动向的后果是值得仔细观察的。
中国的私营企业家大体包括六种类型：1) 靠承包或租赁原民办集体或社队企
业发展起来的私人企业家，2) 个人或家庭独资经营的私人企业家，3) 合伙经营的
私人企业家，4) 集股经营的私人企业家，5)挂集体招牌的私人企业家，6) 中外合
资、合作经营的私人企业家。
除这六种人外，还有些并不规范的“私营业主”，如，把自己的资金转到国
外或港、台的亲戚朋友账下，然后再“投资”到国内办企业，从而享受外资优惠待
遇的，如此等等。
不难预期，在十五大之后，以上各类中的集股经营的私人企业家将会迅速崛
起，成为数量最大的私营业者。
二、不三不四 力争上流
实际上，中国私营业主在一般特征上与其他国家的同行并无二致。作为资本
的人格化体现，他们都具有强烈的利润欲望；都表现出超出一般水准的现实主义和
功利主义，厌恶意识形态，厌恶国家干预；他们往往是所在社会的最富有的阶层之
一，其收入常超出企业员工的十倍乃至数十倍。只不过，中国私营业主的行为特点
更相似于西方早期资本主义时期企业家而已。
然而，毕竟中国大陆目前是个历史上从未存在过的怪胎___一个体制混杂、名
不副实的社会。鉴于大陆当前的特殊国情和社会状况，由这种特殊的生态环境，也
造成了当代中国私营业主与其他国家相应阶层的一些不同特点。
人们首先注意到的，就是当代中国私营业主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的不对称
性。
当代中国私营业主在经济上的成功，并没有导致他们社会地位的相应提高，
这是很多人都观察到的一个明显现象。大多数当代私营业主仍然被很多人，特别是
官员和知识分子在内心瞧不起。这里的原因是多重的。首先是因为这些私营业主在
过去的体制中基本上是边缘人物或底层人物，社会地位不高，没有“铁饭碗”。实
际上大陆的流行谚语所谓“不三不四赚大钱”，就是指斥他们为“不三不四”的人
。即使在今天，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中的“资本家”，他们仍处于“国教”中受贬斥
的地位。此外，由于他们在过去的地位低下，因此受教育程度不高，相应地影响了
他们的道德水准、文化水准及言谈举止，因此在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内心，他们
不过是一些“暴发户”而已，不能登“大雅之堂”。对私营业主更为实际的不利，
是在他们申请贷款、土地使用权、能源及原材料供应上，他们都受到诸多限制和歧
视，其竞争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同时，他们也没有国营企业职工都享有的公费医疗
，劳动保护等社会主义福利，处于两套体制甚至两种文化的夹缝之中。这种经济地
位与社会地位的不对称性是我们在其他国家看不到的特殊现象。
鉴于以上所述的地位不对称，这些私营业主对当前的制度环境没有安全感，
对自己所获得的财富没有法律意义上的保障感。他们深恐共产党在什么时候突然把
政策变了，自己的财富就会在一瞬间化为乌有。因为共产党毕竟姓“共”，它从未
讳言它的最终目标是消灭私有制。虽然目前它信誓旦旦地声称其政策几十年不变，
但由于它过去在历史上缺乏信用，由于它的制度本性，私营业主是不可能相信其承
诺的。
有鉴于此，这些私营业主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他们赚一笔算一笔，不愿作
长远投资，对建立长期的企业信誉和商业信誉缺乏兴趣。而在生活上，则尽量及时
挥霍财富，及时行乐。这一方面可以彰显自己的富有，从而满足自己业已进入上流
社会的虚荣心，提高自己想象中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过分地挥霍，本身也是对
于自己财产权利能否有长期保障缺乏信心的典型表现。此外，还有一项典型的制度
性不信任感，则是转移财富的内在冲动。在中国的私营业主中，千方百计设法把自
己的财产向国外转移，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而是无时无刻普遍存在的现象了。当
然，由于他们并非权力当局，转移财产要比官僚资产者困难得多，风险也大得多。
不过，也有少数有眼光的私营业者作长期打算，甚至到海外股票市场上市融
资(见九月二十六日世界日报载大陆私营企业“亚洲电子”在纽约股票市场上市)。
他们深信，中国这个市场与世界融为一体的趋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包括共
产党。但目前这批人还是少数。
中国私营业主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几乎都致力于与政府有关部门和官员建
立特殊关系管道，不惜调动各种手段甚至非法手段去从权力当局获取优惠。这本身
就反映了当前中国的制度格局：法治体系尚未确立，权力当局在市场经济中仍有举
足轻重的巨大作用。而中国的私营业主在这样的制度环境中，也培养出了相应的行
为方式：缺乏法治观念，能钻空子尽量钻。而且少数既得利益分子希望凝固目前这
种不合理局面，害怕追求民主和公正的力量打乱了当下秩序，破坏了稳定，摧毁了
他们的“关系网”，损害了他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具有过分保守的特点。
这就充分表明，中国社会目前的社会关系主要还是建立在特殊性上，而非普
遍性上。由于契约观念尚未普遍化，因而才有贿赂行为的普遍化。这一点，同时也
与中国近代以来的官商勾结的传统有直接关联。
三、千金易掷 一言难畅
虽然有前面所说的种种弱点，但是，不可否认，中国的私营业主已经逐步在
形成一个社会阶层。诚然，还谈不上有某种成熟的、自觉的统一的阶层意识和利益
表达渠道。但是，他们的利益直觉仍是相当准确的。
目前在中国大陆，私营业主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圈子。当然，公开的组织是
众所周知的。那是指带官式色彩的“工商联”、“个体劳动者协会”、“私营企业
家协会”以及作为“民主党派”之一的“民主建国会”等。由于这些组织都受到官
方的严密监控，大多数私营业主只把它当作形式去敷衍，并不重视它们。相反，对
一些带民间色彩的诸如大款俱乐部等，却相当热衷。这些俱乐部要缴极高的“会费
”，因而成了富翁圈子，变成富人的身分象征。私营业主通过此类俱乐部相互交往
，确定共同利益，寻求基本共识，协商共同行动，从而逐渐建立了本阶层的自觉意
识和自主性。
当然，在价值观上，当代中国私营业主充分表现出了以利益交换为中心的功
利主义，其关系圈子基本上都源于相互之间的物质利益，彼此重业务缘分，重财缘
，从而代替了重亲缘，重地缘的传统。他们根据需要决定交往，一旦需要不复存在
，交往亦随之中止。
私营业主的圈子所发出的声音，大体上可概括为：对政府的要求，减少摊派
，除去不合理的负担；对制度的要求，确立法治，保障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对
改革的要求，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使自身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相平衡。
这里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如何寻找政治代言人的问题。
从传统的“中国特色”看，中国历史上的政治代言人除政界人士外，还有知
识界人士。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私营业主寻找政治代言人的基本途径。
首先，是用经济渗透方式影响政客，借以密切与官僚的关系，达成传统上就
难分难解的"官商关系”，甚至达到“官商一体”即与政治代言人融为一体，使之完
全代表自己的利益。这是中产阶级的第一个“中国特色”。
其次，是对现代化和民主取向的知识分子提供经济支持。这类知识者的诉求
与私营业主有很大的共同点，他们急切地呼唤中产阶级的出现，私营业主的直觉也
准确地意识到这点。因此，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他们才大量捐款，与知识分子结
成了共命运的关系，这以四通公司总裁万润南先生的表现最为典型。而1989年之后
，在中国大陆，一部分私营业主们又向异议知识分子提供了经济保护伞，有的私营
公司甚至成了自由知识界的“蓄水池”。在异议知识分子被开除公职，丢掉饭碗之
后，私营企业把他们收留了下来，结成了相互借重的关系。其实，研究现代社会转
型的政治学家亨廷顿(Huntington)先生早就说过：“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可能会
经历好几个阶段，一般地说，最初登上社会舞台的的中产阶级分子，是兼具传统遗
产和现代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我想，在重视教育的亚洲国家，尤其如此。这就
揭示了在中国，知识分子与中产阶级的血缘关系。它是中产阶级的第二个“中国特
色”。
但是，要中产阶级象西方社会中的同行一样，自我组织，自行参政，自己组
成中产阶级政党，恐怕还需要有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四、未立恒法 焉有恒产？
一般认为，经济改革的实施，使中国开始出现中产阶级。这里的问题是，他
们主要分布于哪些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目前的状况如何？
在当代世界各国，中产阶级的一般涵义，基本上以收入的高低衡量，与本人
是否是实业资本家并无太大关系。然而在中国大陆，如果我们着眼于作为一个行为
主体的阶级来看，则大陆国家单位中的较高收入者，如，国营企业的管理者、政界
官员等，由于他们受到政府很严厉的控制，既不具有自己的组织，甚至连横向联络
也没有，其行为和思想方式很显然不可能具有一个独立的阶层或阶级的姿态。因此
把他们称为中产阶级并不恰当。
人们注意到，除了上述国家单位中的中等收入以上的人群外，十几年来国家
体制溢出了一些自由流动的社会空间，在其内部出现了一个社会中间层，虽人数目
前还不多，但其独立性更大。如自由职业者和私营业主等。
其中私营业主显然具有更大的经济力量，因而也是更大的社会力量。它已经
成为中国中产阶级崛起的主要标志。自然也是本文何以集中考察他们的原因。
如前所述，当代中国私营业主目前尚不是一个成熟的社会阶层，更不是社会
学所说的成熟的中产阶级。所谓成熟的素质，是指在行为规范、独立性、文化水准
、职业道德等方面而言的。一般说，指在市场法则及其法律规范下的独立经营者以
及自由职业者。独立谋生，自主经营，公平交易，遵纪守法，维护家庭，承担责任
。他们是社会秩序和主流道德伦理的主要支撑者。是社会的稳定性成分。这与他们
拥有一定的财产关系很大，因此渴望保障产权的法治社会。
中国的私营业主目前显然尚未达此标准。因此，有学者认为，既然中国当前
缺乏民主秩序的主要支撑者____中产阶级，所以在中国实行民主的条件未曾成熟。
笔者曾经指出过，上述“中产阶级预成论”是不具有历史感的。这里有一个
中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阶段的问题。事实上，一个成熟的理性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在
某一天突然出现，它总有一个逐步成长成熟的过程。试回想一下巴尔扎克所描写的
当年西欧那些行为粗俗的“暴发户”们，他们并不比今日中国的私营业主好到哪儿
去，但正是他们，连同其他社会力量一起，推动了现代民主秩序的确立。特别是，
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确立了相当完备和稳定的法律体系，形成了现代法治社会，从
而在此互动的历史过程中演变成了今日那些守法竞争的中产阶级。
况且，就社会转型而言，中产阶级并非必要条件，试看苏联东欧的历史大变
迁就清楚了。当然，现代民主制度若要稳定下来，推动并维护法治的中产阶级的出
现恐怕就是必要条件了。
鉴于上述原因， 当前中国社会迅速地分层，私营业主的崛起，他们的壮大对
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特别是对中国中产阶级的成长，对法治的形成，无疑是有重
大意义的。
参考资料：
1.江泽民十五大政治报告
2.《中国现阶段私营经济探索》，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
3. “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及其变动的系统考察”，谢志强 著，《社会学与社会调查
》，1991年第2期
4. 《社会学研究》，1992年第6期
5. 《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1992年第2期对国有企业股份化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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