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滞时期”的中国民运及其海外布局

一、形势和前景

      (1)1992年以後大陆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已经断绝了大陆的经济体
制走回头路的可能。陈云、王震和姚依林的相继去世，更使中共内部阻碍甚至反对
市场化改革的势力在中共权力结构的峰层失去了有力的代表人物。因此，尽管以邓
立群为首、且带有浓厚原教旨主义色彩的中共左翼激进势力曾两次发表万言书，一
再重新挑起“姓社姓资”的争论，但由於共产主义乌脱邦理想在全球范围内的破灭
和大陆本身经济改革的客观成效，可以认为，“姓社姓资”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
济”之争在中国大陆几已完全失去了实质性的意义。这使得自七十年代末期迄中共
十四大在中国大陆时起时伏，却又贯穿经改全过程的意识形态之争在很大程度上业
已成为过去。中共现在所谓的“坚持公有制为主”和“坚持社会主义”，实质只是
用以维持城市和进而维持全国政治安定，亦即维系其政权的一种手段或借囗而已。
就是说，以市场为导向和目标模式的经济改革，如今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种无法
阻挡和不可逆转的趋势。
      (2)自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毛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囗号以
後，中共一方面通过平反冤假错案等措施，一定程度上偿还了毛时代遗留的“政治
债务”；另一方面，又决定不再搞政治运动，表达了某种“不扰民”的政治取向。
此後，虽然发生过所谓清除精神污染（以下简称作“清污”）和反自由化的事件，
但主要局限於党内意识形态部门和思想文化界，而且每次延续的时间都不长，伤害
面也不大。在这些问题上，不宜过高估计那些在“清污”和“反自由化”中受整肃
的少数知识分子在大陆本土知识界的影响。西单民主墙运动的社会影响也十分有限
。最明显的一个证据是：尽管在八九年春天方励之先生曾发起签署关於释放魏京生
的公开信的活动，但此後不久参加学运的多数学生，还是不晓得魏是何许人氏。
      八九民运的影响是广泛且深远的。“六四”惨案造成了多方面的严重後果。
其一，是中共党内政治上遭受打击和挫折的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的开明势力与
老一代顽固派及其继承者。以江泽民和李鹏为代表的太子党势力之间的政治分歧和
利益冲突更趋公开和尖锐化，赵的“自辩书”所表达的与人民的近程基本政治诉求
大体相一致的三个基本观点（基本肯定八九民运，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
政治冲突和进行政治改革），可以看成是中共党内开明势力根本不同於现由江、李
太子党所代表的一小撮顽固派们的基本政治纲领；其二，大陆知识界以“政治冷漠
”的形式而表现出来的对中共及其政权的进一步疏离；其三，六四死难者和六四後
遭受整肃、拘押、监禁以及被迫流亡者及其亲友对大陆当局的不平、不服之气乃至
怨愤和仇恨之情；其四，由“反官倒”和“反贪污腐败”所体现出来的反对中共官
僚特权和反对社会不公正的全民性共识，经八九民运而得以公开化；等等。然而从
中国大陆的短期政治走向上看，所有这些还不足以构成在邓後引发重大政治变局的
社会动因。其原因主要有六：
      第一，九一年苏共政权彻底崩溃的严重历史教训，从反面加强了中共内部的
凝聚力，有助於其高层在邓後权争中达成某种妥协。第二，近几年大陆综合国力的
迅速增长和国际地位的相对提升，增强了中共各级干部的自信心。第三，对於人口
众多、信息交通不发达和人权观念淡薄的中国大陆来说，六四惨案中和其後被杀被
抓的人数，尚不足以造成普遍的社会怨愤或仇恨；在主要针对中心城市之党政机关
和文教单位的”清查“运动中，由於“打击面”远比人们事先预料的“窄”，打击
程度也远不如人们事先预料的那麽严厉，因此，社会积怨也远不像某些人所夸张的
那麽深广。第四，与以上三点有关，中共内部的政治开明势力，至今还没有重新抬
头和重新凝聚的迹象。第五，近两年，中共通过实行适度加强中央集权和紧缩银根
、扩大出囗等政策，比较成功地将通货膨胀控制在一定范围内（1996年全年，大陆
物价的平均上涨率低於6．5％），城乡储蓄（据中国人民银行最近公布的资料，到
96年11月底，大陆城乡储蓄总额已高达一万亿元以上）和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
表明，虽然大陆的城乡居民一直蒙受着物价飞涨之苦，但大陆当局依然保有相当高
的财政和金融信用，因而在短时期内，也不致由通胀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乃至政
治危机。第六，九二年以来，北京当局在对大陆本土极少数异议份子（公开的和秘
密的）及其活动继续进行严厉镇压和对媒体的政治言论继续实行严密控制的同时，
半是有意、半是无奈地放松了对包括非公开性政治言论在内的言论管制；对国内迁
徙和出国的限制也在逐步放宽。这些举措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业已
获得的自由空间，因而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稀释甚至消化着大陆民众中所蕴藏的对中
共及其政府的种种不满情绪，同时也借助於民众对这些刚刚获得的自由的无比珍惜
，而极大地孤立了少数敢於公开向中共政权提出挑战的异议人士。
      以上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条，决定了中共党内主张进行政治改革的开明
势力，短期内很难重新凝聚起来，并在中共的权力结构（特别是高层权力结构）中
占据主导地位；而第五、第六条则表明，大陆本土的民间反对力量亦势必仍将较长
期地处於极端孤立无援的状态。这两个方面，使中共现有的“以太子党接班”为基
本特征的权力结构，短时期内还不致直接受到来自党内、党外或党内外同时发动的
强有力的挑战，而极有可能比较平稳地度过“十五大”，并延续到邓後一个时期。
通过“太子党层层接班”来延续和巩固中共的政权，将成为此一时期中共全部政治
活动的主题——“悠悠万事，唯此为大”，江泽民一再重申“讲政治”云云，其实
质就在这里。
      (3)诚然，延续和巩固政权历来是中共的头等大事，但由於其政权的社会基础
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单薄和脆弱，因此，延续和巩固政权的问题，对中共来说，从
来也没有像现在这样严重，这样迫切。这不仅是因为，中共政权的党外群众基础已
因文革、六四屠杀和官员的极端腐败等等而日益丧失；而且是因为，在经历了震动
全党的胡、赵事件之後，党本身的和平演变也已经显示出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这
使得顽固坚持极权统治而拒绝政治改革的那股势力，即使在中共内部也愈来愈难以
获得广泛、持久的支持，为数甚少、享有特权、脱离群众和高高在上的各级“太子
党”，几乎成了他们唯一可以信赖的铁杆儿“接班人”！
      因此，尽管目前中共以“太子党接班”为基本特征的权力结构短时期内有可
能延续下去，但是，由於其当权者在党内和党外均处於极端孤立的状态，所以，其
权力结构的目前这种平衡又是极为脆弱的。不必说，在权力结构的这种脆弱平衡下
所保持的全国局势的稳定，亦必将遭受来自国内外的多方面的严重挑战！
      (4)依据以上的分析，我们似可断定，在今後三、五年内，中共当权者念兹在
兹的“稳定”所面临的挑战，可能并不是直接地来自政治的层面；而是来自经济的
和社会的领域。
      如所周知，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稳定主要是“花钱买来”的。其前提
有二：第一，是经济繁荣；第二，是各社会阶层利益的相对平衡。从现在起到下一
个世纪初，中国大陆是否仍然能保持稳定，在很大程度上，也还是要看其经济能否
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和社会利益结构能否保持在为多数人所能容忍的范围。
      在八十年代，大陆经济的繁荣主要依靠的，一是农村改革；二是在农民的收
入大幅度增加和被大量“无偿地”转让给城市的基础上，通过国家对国营企业的保
护和发展轻工业来刺激城乡居民的消费。在那个时期，城乡的收入差距虽然在迅速
拉大，但由於农民的生活水平借助“今昔对比”的反差效应而显得升幅更大，因而
便出现了一片皆大欢喜的气象！然而到八十年代中後期，一者由於上述经济发展模
式有其限度，二者由於伴随城市改革的铺开，改革的各种负面效应（如通胀和收入
差距逐步拉开等等）日益显露出来，加之旧体制的弊病借改革之机恶性发作，造成
了为广大民众所深恶痛绝的官倒横行和分配的严重不公，终於导致了规模空前浩大
的八九民运。八九民运充分地显示出，中国大陆的社会局势是否稳定，其关键是在
城市，亦即笔者在拙作《中国大陆和苏俄改革的比较研究》中所说的“工业社会主
义领域”！
      在九十年代，大量外资的涌入和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中国大陆的经济连续
数年保持了两位数字的高速增长（96年约为10％）。在利益分配上，大陆当局当然
仍不得不采取“重点保护城市”的政策。其後果是：一方面，国营企业“吃光了财
政吃银行”，由此埋伏下难以逆料其爆发时间的财政和金融危机；另一方面，城乡
之间、地区之间和贫富之间的差距则进一步拉大。在这种情况下，由於北京当局拒
绝进行实质性的政治改革，不可能在解决制度性的腐败、特权和种种不公正的问题
上真正有所作为，因而能否继续吸引巨额外资并迅速拓展国际市场，对於维持城市
和进而维持整个大陆的局势稳定，便显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问题是，相对於大陆本身的“需要”来说，港台资本有其限度，台湾资本对
大陆的输出又受制於台北当局的大陆政策；而能否成功地大量引入发达国家的资本
和拓展世界市场，则不仅受西方国家和日本、首先是美国之亚太战略的牵制；而且
也不能不考虑大陆工业企业本身的竞争能力。
      (5)今年以来，美国通过延续日美安保条约，扩大日美安保体系的防御范围，
并与澳大利亚签定“国防合作条约”，实际已大体完成了对中国大陆实行局部围堵
的战略部署。与此密切相关，克林顿政府虽然囗头上表示对台海两岸的和平统一不
持异议，但其对华政策的基本原则，却与七九年以来美国的历届政府一样，就是尽
力维持目前两岸之间分裂分治的状态。这和大陆当局依次统一港、澳、台，进而在
下一个世纪向海洋挺进，以全面走向世界的战略目标是根本对立的。两国之间这种
战略性的对立，决定了中美关系不可能一帆风顺。尽管最近几个月来，传来不少两
国之间修好的信息，然而可以预料的是，今後两国之间仍将摩擦不停，风波再起。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美国本身的经济和军事优势已经大不如前，加之西欧和
日本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离心的倾向，以及大陆和美国之间亦有多方面的相互需要
，因此，美国不仅不可能像亨廷顿最近在其“文明冲突论”续篇中所建言的那样，
明火执仗地推行“联合欧美经济力量”以全面围堵中国大陆乃至第三世界的战略，
甚至在政策层面上，也不可能对中共当局一味采取强硬的态度。据报道，美国国家
安全顾问雷克在最近应日本协会之邀所发表的演说中，曾明确地表述了克林顿政府
亚太外交政策的以下三个要点：第一，维持亚太地区的稳定，美国须成为该区域的
强权；第二，深化中（指大陆当局）美交流，鼓励两岸对话；第三，促进民主人权
，带动社会开放。足见至少在现阶段，美国政府对中国大陆的“围堵”不唯带有“
局部性”，而且是“软性的”。这意味着，美国将从战略上对中国大陆旨在开发海
洋和拓展世界市场的外向性发展构成某种“遏制”；同时至少在目前又不愿意或不
能够把这种“遏制”升级为包括军事在内的全面对抗，而是着眼於对中国大陆之政
治上的和平演变。
      (6)总之，改革十七年来，由於中国大陆几乎已耗尽了内部的改革资源，其“
对外开放”和“走向海洋、走向世界”的发展战略又受到美国的遏制，并在被迫开
放市场的条件下，必须直接面对拥有资金和技术优势的发达国家的企业的竞争，因
此，在今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其经济发展几乎已完全不可能再持续保有过去十多
年的那种迅猛势头。这将大大削弱北京当局近十七年来用以维持国内局势稳定，亦
即“花钱买稳定”的能力！为了解决现已堆积如山的各种社会问题和防止改革负面
效应的持续发作和扩大，北京当局必将在政治上进一步收紧的同时，在经济上亦很
有可能不得不放慢改革的步伐，甚至采取某些倒退的措施。近年来江泽民大肆鼓吹
“讲政治”和北京当局所采取的种种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已相当明显地表露出这
种趋势。可以预料，此种趋势在邓後只会加强，而不可能弱化。届时，中共在邓小
平时代所实行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方针，虽然未必被公开抛弃，但在某
种程度上被模糊化，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与此同时，毛泽东时代的“以阶级斗争
为纲”，虽然也不至於被公开地重新抬出来，但在“讲政治”一类新囗号的包裹下
，演出某种“借尸还魂”的把戏，却不是不可能的。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邓後中
国大陆就将进入一个与前苏联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十八年极为相似的“停滞时期”！


二、民运的近程目标和工作重心问题

      (7)要确定民运工作的重心，首先须确定民运的近程目标。
      按照前面的分析，中国民运的近程目标显然并不直接地在实现大陆的政治民
主化，甚至也不在直接地推动政治改革。如果说，除非由极为偶然的因素突然引发
了大陆政局的戏剧性变化，否则“停滞时期”的到来已难以避免，那麽，中国民运
就应当把尽力缩短“停滞时期”，尽力减少此一时期人民的痛苦和自己的牺牲，并
为催化和迎接下一次民运高潮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确立为自己的近程目标。
      (8)要缩短“停滞时期”，当然需要对中共当权者造成压力。但是，巨大的压
力只能来自民众的广泛参与和中共内部开明力量的支持。这是为七九和八九民运无
可怀疑地证明了的。极少数“孤胆英雄”式人物的呐喊或号召，固然可歌可泣，事
後在海外，亦颇能引起不少人假想式的“从善如流”的反应；然而倘若真是“身临
其境”，敢於响应者依然是寥若晨星！这也是为七九年的“西单墙”运动和六四後
七年来大陆若干政治异议人士的抗议活动所一再证明了的。面对这样冷峻的事实，
别说海外试图扮演“道德判官”的若干高人名士，就是身在大陆政治高压下敢於发
出抗议之声的异议人士，如果只知一味指责别人或别的知识份子软弱，“断了脊梁
”，则除了徒遭孤立而外，对民运事业大概也不会有任何裨益。问题的关键在於，
民运人士不能怀着“救世主”的心态，以自己的想法代替别人的想法，更不能企图
把自己的政治要求强加给别人；而只能在顺应多数民众的要求，使民众以尽可能小
的代价换取最大收益的前提下，因势利导，逐步凝聚民主的力量。因此，个人以为
，大陆内部或从海外回到大陆而又真正有志於民主事业的人士，应当把自己的工作
重心置於与多数民众的切身利害紧密相关、因而也是多数民众最关心的经济和社会
领域，擎起维护社会公正的旗帜，在民众的利益遭受不合理、不合法的侵害时，敢
於并善於利用各种可能的方式，发动和组织民众为自己的利益进行抗争；力争成为
在一定范围内对民众有影响、有号召力的人物。如此，在形势合宜的时候，才有可
能将这类非政治的抗争卓有成效地及时转变为政治抗争，并在抗争中做到收放自如
。否则，大陆的民运人士容或在国际和台港的政治市场上具有一时一刹的炒作价值
，但在大陆本土却甚有可能永远只像是水上的萍，风中的蓬，无根无本，断难形成
气候！如果说，在海外搞民运常常难免脱离国内实际的话，那麽，脱离大陆民众的
现实需要和现实要求的本土民运，同样是脱离实际的！
      (9)为了避免上述这种常见的弊病，有必要重新检讨那种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模
式来看待“体制内”与“体制外”之相互关系的观点。是的，从思想上、立场上划
清“体制内”与“体制外”的界限，有其必要。但如果因此而就拒绝利用大陆现有
体制中包括工、青、学、妇等等在内的各种组织形式，那显然也是不智的，甚至是
愚蠢的。别忘了，叶利钦当初之所以能够成为凝聚前苏联各种民主力量的中心和领
袖，即与其在当莫斯科市委书记时严厉惩治苏共官僚的贪污腐败，从而获得了民众
的广泛信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诚然，并非每一个民运人士都有机会、有能力扮演
他那样的角色，然而，国内的每一个民运人士却无疑都可以因人制宜、因地制宜，
从一班组、一车间、一工厂、一企业、一街道或文教科研部门的一处室、一系所等
基层单位做起。在这一方面，丁子霖女士所从事的关於六四死难者的调查和对其家
属的联络、抚恤工作，已经为人们提供出一种极好的范例。当然，丁所从事的活动
，明显带有很强的政治性。这对於她那种身份和地位（死难者之母，名牌大学的教
授等）的人来说，可能是适宜的。国内更多的（特别是那些新出现的、还没有暴露
自己政治身份的）民运人士，似应着重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坚持以“寓民主诉求於
‘维护社会公正’之中”的方式来开辟民运的生存和活动空间。
      为了保存实力，避免无谓的损失和牺牲，同时也考虑到其实际影响的有限性
和海外救援能力正日趋减弱的客观情势等诸种因素，除某些具有巨大社会影响、“
安全系数”也比较高的知名人士而外，对国内其他人士（特别是工人、农民、无业
者、学生和普通干部等）针对国际国内重大问题所发动的如签名请愿、呼吁宣言一
类政治性抗议活动，一般不宜再持鼓励的态度；对於那些明显带有政治冒险性的行
为，则应明确持劝阻的立场。因为在笔者看来，对於中国民运来说，不论从战略或
战术的角度看，应当提倡和鼓励的，都不是那种超越大陆民众现实需求和以个人勇
敢为其基本特征的“独行侠”风格——那只是业已消逝的“英雄时代”在人们的记
忆中所残留下来的暂时对极少数“不知今夕何夕”的人尚有点儿魅力的一种“梦幻
”而已！；而是能够深刻体认自己所处的“凡人时代”，肯於也善於通过自己为维
护周围“凡夫俗子”们的现实权益而进行的长期努力，逐步将他们日常的利益诉求
导向民主的诉求，从而成就平凡的事业——“民主化“的坚韧不拔的草根精神！
      (10)应当指出，在政治领域，一切“不公正”几乎都是与“非程序”和“不
民主”甚至“非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七六年的“四五”运动和七九民运、八九
民运的历史经验表明，及时抓住中共及其政权机构内部出现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重
大“不公正”事件，为那些政治上相对开明并因此而遭受不公正处理的人士伸张正
义，常常可收一举数得之效，即不仅可以促进中共的分化，一方面有助於孤立和打
击中共的顽固派，他方面则有助於其开明派占据主导的地位，因而有可能为政治改
革的启动争取相对有利的条件和为国内的民运人士争取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而且
因易於吸引体制内相当数量的当权者的参与而便於造成广泛的社会动员，对中共政
权形成强大的压力和冲击。像戴晴女士那样，对党内斗争故意作出一撇清的姿态，
实在是有昧於大陆民运以往的历史，因而是绝对不可取的。现在看来，大陆民运的
这种发动方式，过去所利用的“燃爆点”均为中共中央一级的人物（如周、邓、胡
等）和围绕这些人物所发生的事件，而且，就地区来看，主要还局限在北京和个别
大城市，今後如能推广到各省区首府和大、中城市甚至更下一级，对於促发全国性
民运高潮的出现（以前尚未出现过！），必将具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当然，民
运的这种发动方式，绝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运用并达到预期效果的。这里想要强调
的是：第一，“体制内”存在和将不断发生的种种“不公正”现象，对於民运来说
，是一笔可资利用且极为重要的政治资源。第二，这种在过去的历次民运高潮中行
之有效的运作方式，有必要从大陆的政治中心城市向下层推广；而在行将到来的“
停滞时期”，似可从下层开始，尝试运用这种方式，并应尽力将这种运作方式与当
地民众争取自身合法权益的抗争结合起来。第三，基於血统论的“太子党层层接班
”，既是中共党内、也是整个中国大陆政治上带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最大不公正
；而且，由於“太子党”的极端孤立和恐惧，正像六四惨案发生前後某些“太子党
”成员穷凶极恶的言行所证明的那样，“太子党接班”本身就蕴藏着将中国置於封
建法西斯专政之下的巨大危险！因此，对“太子党接班”这种在中国大陆已然基本
成形的严峻的政治现实，必须给予高度的重视；并把揭露、批判和反对这种极端腐
朽的政治现象，当作对中共的基本策略原则，纳入中国民运的整体战略构想。在某
种意义上，“停滞时期”持续的长短，就取决於海内外民主力量与中共内部的开明
力量能否很好地结合起来，并对中共“太子党”这股最反动、最腐朽同时也最凶恶
的势力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不言而喻，这场严峻的在国内带有高度风险的政治斗争，至少在短时期内，
主要应由海外各种力量结合国内部分人士来承当。

三、海外民运布局问题

      (11)重提联合问题的根据。
      有鉴於目前和今後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海外民运面临着财源日蹙、物资短缺
和人才流失的诸多困难，致使全球性的大一统民运组织在运作功能上日见萎缩，业
已显露出某种名存实亡的迹象；而由於各组织事实上的多峰并峙，结果又使因重复
的会议和重复的文宣等等而造成的资源浪费难以避免；长此以往，海外民运的未来
去处实在是难以想象！——因此，有必要再一次把联合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并
重新思考联合的方式和道路。
      (12)联合的方式。
      鉴於以往海外民运组织联合的经验教训，更基於上面陈述的目前情势，各民
运组织进行全球性整合的老路，至少眼下不能再走；甚至各大洲范围内的民运组织
整合，也不宜仓促“上马”！为了使各组织的成员能够逐步地相互适应，而不致使
他们在联合後立即面临同一个组织的成员通常难以避免的那些人事纠纷，进而使海
外民运再一次遭遇已经不堪承受的伤害，海外民运现在似宜采取“多元联合”，亦
即“各组织多元并存基础上联合”的方式。
      许多人将“多元联合”等同於“多元合作”，其实两者的含义并不完全相同
。因为“合作”的双方可以不必建构共同的组织形式，但共同的组织形式对於“联
合”则是必不可少的。虽然如此，我们所说的“多元联合”却不会使相关诸方失去
其原有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双方并不需要实行
组织的合并，联合成立的组织原则上只是对共同商定的联合活动起调度和协同作用
。因此，所谓多元联合，本质上是活动的联合；只是由於建立了某种共同的组织形
式，从而使这种“活动的联合”得以制度化和经常化而已。第二，“多元联合”所
建立的组织，虽然貌似普通的“领导机关”，其实不然。因为这种“领导机关”并
非由竞选而产生，其成员是由他们所属的那些组织指派和更换的。这就不仅保证了
相关各组织的自主性，而且由於这些接受指派的领导成员在了解他、熟习他的原组
织内具有相当的草根基础，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由“多元联合”所产生的“
领导机关”的权威性。
      诚然，和任何其他组织形式一样，“多元联合”的组织也需要有某种“当家
作主”的头儿；特别是在“两家”以上、且来自不同国家的组织实行多元联合的情
况下，尤其是如此。那麽，应该建立一种什麽样的竞争机制，才能够既保证效率，
又不致因为“头头儿”的问题而引起各组织之间严重的人事纠纷或“内斗”呢？照
笔者看来，这里最好能引入两种不同的竞争：其一，是“多元联合体”内各组织之
间的竞争。比方说，可以采用与“发包”相类似的方式，把每届“头头儿”的任命
（指派）权，都交给“中标”的、即愿意且能够承担由共同制定的年度计划所确定
的某项中心任务（例如主办一次国际会议或一次大型的政治活动，等等）的那家组
织。这种竞争的优点是，它不仅把权利和荣誉与责任直接地联系起来，而且纯化了
竞争的内涵，也就是使竞争建立在“多元联合体”内各组织所拥有的资源和人才等
实力的基础上。其二，是个人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在第一种竞争的制约下，仅仅
局限在“中标”的那家组织内，因而竞争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通常自不会波及其他
组织，当然也不致於对“多元联合体”产生太大的伤害。
      (13)联合的道路。
大体而言，联合的道路可划分为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且通常是一次完成的。一
九九三年民阵、民联的华盛顿合并大会，所选择的正是这样一条道路。自那次会议
不欢而散以後，又有热心於中国民主事业的黄雨川、焦仁和及钱达诸先生，出面邀
请海外民运的各路诸侯共商修好乃至联合的大计，先後凡三次，路径相似，但其效
不彰。个中原委这里无意细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以往海外民运中历次内斗所生
成的隔阂与心结，在“明星级”的上层比在“草根性”的基层不知要深厚多少倍、
牢固多少倍！而且，倘若明知不具备整体联合的必要条件，而只是迫於舆论的压力
、或出於应付场面上的需要而在一瞬间达成某种仿佛是全局性的联合，则这种联合
因其毫无基础，实在也不可能具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过後各行其事、不了了之，
甚而顷刻间房倒屋塌、烟飞灰灭，大概是注定了的。相比之下，另一条联合的道路
，即自下而上、渐进扩展的道路，却显然扎实、平稳、牢靠得多。
      所谓自下而上，是指从不同组织的基层开始做起，逐渐向上延伸。所谓渐进
扩展，则是指从一国或大国的一个地区起步，慢慢向四周推开，渐渐达成一国乃至
一大洲范围内各民运团体的多元联合。当然，期间并不排除可以有局部性（如一个
或相邻的数个国家等等）的组织整合。但那不是“多元联合”本身所必定要求的。

      如果说，由上而下的联合所依靠的，是少数“明星人物”的“讨价还价”和
“中央对地方”的“权威”，其间很难避免“中央对地方”、“上级对下级”的操
纵甚至欺骗，至少一时还不可能真正跳脱“寡头政治”的窠臼；那麽，“自下而上
”所依靠的，则更多的是大量草根性人物的真诚合作（因为他们通常无须讨价，也
无价可讨）和“下级”对“上级”的制衡与推动——实在说，相对於海外民运组织
中这些年来通行的那种“满脑袋”中央意识的运作系统而言，这种充满了草根精神
的民主运作方式，才是来自长期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大陆人学习和实践民主的一种更
好的途径。若依笔者之见，其意义不仅在於它可以有效地推动当前海外民运组织的
实质性（活动的）联合；更在於只有经历过这种民主运作方式历练的民运人士，显
然才是中国大陆未来的民主建设所大量需要的。
      (14)海外民运布局的新景观。
      如果欧洲能够把民运组织的现有多元联合做进一步的拓展，同时北美亦能逐
步推动之，那麽，整个海外民运的布局就将逐步呈现出一种崭新的景观：目前的海
外民运力量已被几家号称具有全球性的组织撕扯成几缕单薄的布片；而多元联合将
逐步使各大洲的海外民运力量分别聚拢为几个强有力的拳头。而且，只要各大洲能
够独立自主、因地制宜地开展工作，久而久之，各大洲的海外民运必将形成相对合
理的分工和各自的特色。
说来或许有点儿遗憾，现有的“大一统”全球性民运组织将伴随此一过程而逐渐走
向衰落。不过此消彼长，民运报刊理应也必定能够在海外民运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
色，即对整个海外民运更好地发挥思想引导、信息交流和活动协调这三大功能。□

      (1996年12月27日於荷兰Oegstgee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