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义与极权主义：思想史一瞥
观察当今世象：冷战结束後，“潘多拉盒”开启，几十年来被屏障在意识形态帷
幕背後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破茧而出，跳脱飞扬，眩人耳目，成为支配当代
历史的主导力量，沛然莫之能御。人们鉴于民族主义比意识形态更加基本和持久的
事实，众口铄金，不假思索，已把它视为某种永恒不变的基本政治要素了。
不过，这里恐怕忘记了一项更基本的事实：就整个漫长的世界史长河而言，民族
主义的出现其实也只是其中一桩短暂的历史现象，迄今不过二百年左右。它是伴随
“民族国家”(nation-state)共生的衍化物。所谓民族国家，即国家的领土与某一
民族所居住的疆域一致，国家由民族决定。这一情势的铸成，与上世纪欧洲内部特
别是德国的历史演变关联甚深。
虽然欧洲的几个主要国家都以不同的方式与现代民族主义的发生有关，如英国的
海外贸易和以自由人权奠基的主权观，法国大革命及卢梭的“公意”和“主权在民
”思想，德国建国过程及其反西方(法、英)和反犹太传统以及德意志浪漫主义，意
大利的马志尼主义及其奋斗历程，都与民族主义的产生有重要关联，但是在思想史
上对建构民族主义观念影响最大的，当首推三位德国哲学家：赫德(J.G.Herder)、
费希特(Fichte)和黑格尔。
赫德发其端，首先提出“最自然的国家，是一个国家所包含的人民只具有单一的
民族特性。”(他的老师兼朋友康德敏感地意识到了其中蕴涵的非理性的浪漫主义及
其危险，当时即对之提出过批评。)
费希特奠立了德国民族主义理论，这是针对拿破仑席卷欧洲的的强烈反应，是一
种本能的底层自发的民族主义，它甚至主张国家疆界要由语言来决定。
黑格尔集其大成，他看出民族主义确实满足了一种心理需要___人要找出并知道他
们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确定位置，并希望能归属于一个有力的集体。为了避免本能
的自发的民族主义的颠覆性危险，黑格尔把民族主义驯服为国家主义(statism)，实
际上是一种普鲁士威权主义。诚如对其国人有透彻了解的康德所指出的：“在所有
文明人中，德国人最容易长久屈服于它所遇到的政府，......”(康德：《人类学》
)
黑格尔说：“国家是尘世的绝对力量......。国家即是人民自身的精神。......
应由国家来支配世界。”(见黑格尔：《法哲学》第331节)这样形成的国家不能不是
极权主义的，即国家的力量必须渗透并控制人民生活的一切功能。因此，现代极权
主义的比较重要的概念，几乎都传承自黑格尔：
1)民族主义。根据历史主义者的观念，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或种族)的精神(或
血统)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注定要统治世界。
2)国家是一切其他国家的自然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
3)国家免于任何道德责任。历史，即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集体的效用
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
4)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特别是在新兴国家对抗古老国家中
，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
5)伟大人物的创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历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识和高度热
情的人物，现在已成为领导原则。
6)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过着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
一位英雄。
正如安德逊(Anderson)所说：“当正统基督教衰落时，民族主义就以一种神秘的
信仰经验取代了基督教。”(安德逊：《民族主义》，P.13)而费希特和黑格尔在建
构这一传统的过程中，起了关键性的重要作用。
当然，严格说来，即使在民族主义仅有的两百多年历史中，也从未达到过纯粹的
民族国家形态。在之前，是大帝国或城邦，在之後，其他的形态亦若隐若显，飘然
而临，即，民族国家是有可能异化变形的。
因此，同历史上曾有的潮流一样，民族主义也是一种历史形态。
如上所述，由于黑格尔的影响，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染上了极权主义的色彩。这一
倾向的典型历史结果，就是以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著称的德国纳粹
政权。指出极权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原始姻亲关系，对了解当前世界民族主义的
飙兴及其後果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中国民族主义的心理分析
一、政治心理：从国际竞争的逻辑看
中国的情况略有不同。人们公认，历史上中国从来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
。在中国人眼中，中国就是“天下”，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地方都是“蛮夷”和
“化外”，是围绕中国旋转和朝贡的。
然而，在经历了漫长的“天下”观念的主宰後，近百年来，中国被迫进入了基本
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从而进入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
程之中，由此出现并逐渐强化了民族主义观念。在诸多建构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事
件中，就其影响面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当首推本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
那是一次动员面空前、正当性昭然的民族主义大爆发。
但是总体而言，众所周知，中国近百年作为民族国家的经验是一次失败的经验，
充满了挫折、屈辱和痛苦。
因此，如果简单笼统地说，由于近百年来在进入国际社会後所受的屈辱尚未偿还
，中国人势必还需要过一下“民族国家”的瘾，洗去失败的痕迹，发泄民族主义的
情绪，从而获得心理的补偿和平衡。因而，相对工业国家而言，在中国，存在一种
迟到的集体情绪渲泻的渴求，应当说是大体不差的。
然而，如果细致地分析，在事实上，民族国家的利益尤其是其核心--主权，并不
是由普通国民所代表的，国家利益也并不是均等地分配于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它在
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普通国民身上有极不均等的分配。在极权主义国家，这种差
异尤其重要。它有助于我们梳理“主权”这一概念的真实涵义。其实，只要观察一
下上述各阶层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真正兴奋点及其强弱分布，个中的微妙原因就不
难明了了。
鉴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遗传，有人认为，中国士大夫(或知识精英)具有某种(对未来
的)“准立宪”功能，因此，他们有比一般民众强烈的多的民族意识。作为权力精英
和一般国民的中介，考察他们的心理变迁或许是有典型意义的。
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在国际政治层面，由于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中国与西方
强国的利益冲突也随之升高，在中国知识界的心理层面，某种情绪性的反应以及分
歧鸿沟迅速扩展开来，成为这种态势的逻辑後果。
最近，笔者参加了一个为期一周的人文学科的研讨会(一九九六年六月七日至十一
日)，地点在纽约上州的一处偏僻山庄 Adirondack Work/Study, Inc.(研讨会後它
被与会者命名为德夏书院)，东道主是推动东亚特别是中国的人文学精英层面研究的
哈佛大学燕京学社。与会者有来自中国大陆北大、社科院、上海大学、中山大学等
单位的六、七位学者以及来自法国、美国各地的中国学者。
会上，有学者现身说法，以自身的感受分析目前在留学生中民族主义高涨的心理
原因。他们指出，过去，大陆知识分子推崇西方体制，并非由于其经济发达，而是
其代表的道义力量和基本价值。现在，情况发生了根本改变：在台海危机中，美国
军舰介入，声称是捍卫自己国家的利益。然而，如果反过来，中国军舰开到美国的
海域附近，那么美国人有何感受？美国政府的作为使中共过去对“帝国主义”的那
些宣传一步步变成了现实。这就动摇了留学生们对西方制度的信念。另外，特别是
中东问题上，譬如上次以色列轰炸黎巴嫩平民区，美国舆论媒体没有一家出来说公
道话，压倒性的意见仍是开脱性的。这就不能不使人相信过去中共所说的美国报界
被犹太人操纵的传言。
如果没有基本准则，只有国家利益的争夺，“强权即公理”，那当然会有民族主
义的高涨。人们对自由民主的基本信念是取决于现存的西方国家(包括政府和人民在
内)的行为的结果。如果现实世界的典范被打碎了，这种信念就难以维持。
但是，上述推理似乎难以面对如下的异议：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争取自己的国家利
益，美国亦然。这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各国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是否逻辑地等
于“强权即公理”？是否能逻辑地推出在争夺国家利益的过程中没有是非之辨，没
有国际公认准则？在台海危机的具体实例中，关键之点在于：何方炫耀武力在先？
倘我们设想一下，在大陆的飞弹和军事演习步步升级，咄咄逼人的态势下，倘若没
有美国这个第三者出现(何况它仍是停在国际法允许的公海领域)，台海危机可能出
现什么後果？
我们姑且暂时把台海两岸当局有关主权的争议搁置一边，起码得承认使用武力来
解决这一争议是不可取的，是对双方都有害的。如果具军事优势的一方以武力相威
胁，国际社会是否最好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另一方被强力所压倒、所征服、所
毁灭？在这种时候，常识的理智是，有个“国际警察”总比没有好。虽然，由某一
国家扮演“警察”并不合适，因为它也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从而有裁判与参赛者角
色混淆之嫌。然而，“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是当代世界的现实性的平衡因素。况
且，这一超强的行为还受到其宪法、新闻界、反对党、国会乃至选举等等因素的制
约。当前，在联合国在事实上还无法也无力有效地扮演“国际警察”的情势下，如
果没有这一角色，则国际社会立呈“无政府状态”，那才真正是“弱肉强食”的“
动物世界”了。
联想到最近大陆出版的一本引起轰动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其代表的倾向就
更值得玩味了。该书蕴涵强烈的反西方色彩，自称是“广泛民意的映射”，声称要
联俄抗美，甚至主张不惜以武力“收回”台湾，云云。听来气壮如牛，而书名又以
一种受压者的口气自我谦抑地声辩“可以”说不，似乎隐然指控谁在压制它不许说
。心态曲折，可圈可点。然而，仔细揣摩，倒觉得颇有点滑稽。
一个基本的问题是：谁是中国？谁能代表中国？
倘若说答案是中共，则此书完全是多此一举。它何劳你曲曲折折地来说不？毛泽
东早在几十年前就把对西方对美国的“不”字叫得震天响了。其结果如何，是众所
周知的。毛以对西方说不为姿态宣称“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但是事实却是史无
前例数量的中国人“倒下去了”：八千多万中国人死于中共政权导致的饥饿、批斗
、劳改、监禁、枪毙、自杀等非正常因素，这是超越了中国历史上任何阶段的“丰
功伟绩”! 因此，所谓中共“对西方说不”，实质上，是“对中国人说不”，是对
中国人免于恐惧、免于饥饿、免于馈乏的基本生存权利说不。应当有理由说，中国
人四十多年来所遭受的巨大苦难是同一种过时的、粗糙的主权观念有相当关联的。
此外，该书完全照抄日本极端民族主义者几年前反美的一本书名,其缺乏想象力的
程度让人难以想象。当然，这种抄袭也许正反映了二者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微妙况味。
倘若说答案是一般中国大众，则显然更是无的放矢。试想，在没有新闻自由的中
国，如何去说不？而该书所谓“广泛民意的映射”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民意调查得出
的？
不过，该书的长处是，它用一种最极端最尖锐的形式表达了部分自命“中国代表
者”的知识界人士的基本情绪和思潮转向。从而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某种
思想动向的空虚浮泛及其虚张声势的表达方式。
二、文化心理：从两次思潮转向看
五四之後(二三十年代)和当下的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发生过两次平行的思潮转
向。
笔者曾在另文中指出，从思想文化的层面观察，可以发现，目前民族主义的转向
，与七十年前一样，同样也得到了来自西方的新思想资源的奥援和支持。五四之後
当时西方送来的新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六四之後在中国部分知识者中时髦的则
是“後殖民主义”等西方诸“後学”理论。
两次转向的思想脉络十分近似。
当年，中国知识分子、青年学生，以《新青年》的“民主、科学”为旗帜，西化
色彩鲜明。但一纸“巴黎和会”的不公正条款，就迅速聚集了强烈民族情绪，产生
了对西方的主流文化排拒的精神土壤。其时，俄国十月暴力革命，给中国送来马列
主义---列宁改写的非西方国家(殖民地)反抗西方国家(宗主国)的意识形态，赋有了
民族主义色彩。它既是西方最新“科学”，又是本民族反西方列强的利器，恰好投
合了中国部分知识者两方面的心理需求，从而在智力上和情感上支配了他们。
从二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历经七十个春秋後，另一次思潮的转向在中国重演了。
正如前述，六四事件後，由于种种原因，在外交格局和意识形态上，已经储蓄了
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潜在土壤。但是，倘若没有在智识上和道义上的强有力的“支
援意识”，知识界是不会如此轻易转向的。
适逢其会，以“後殖民主义”“文化霸权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等诸种“後
学”翩然而来，标榜反思启蒙运动主要遗产，声称反对西方主流“话语”，与潜在
的民族主义土壤在智力和道义上的需求一拍即合，遂成潮流，成为支撑当代中国民
族主义的主要思想武器之一，从而使部分知识者“理直气壮”地告别了八十年代“
浅薄的”拥抱民主自由亲西方的类“五四”潮流。
正如五四之後的转向一样，这一转向，也恰好在两个基本方面满足了部分中国知
识者的心理需求：智力上“新潮”，感情上反西方主流。遂一拍即合。
因此，笔者把中国知识界的民族主义高涨看做国际态势和西方“後学”思想相互
激荡的结果。这种新理论给了原始本能形态的民族主义情绪以崭新的理论架构，给
予了智识上的漂亮包装。而“後学”也获得了某种已存“情结”的广泛支撑，填充
了它的精神土壤。
因此，民族主义，特别是在第三世界，终于获得了它的当代理论形式。不过略微
遗憾的是，这种形式仍是从它强烈抗拒的西方世界所贩运过来的。它似乎永远逃不
出那个冥冥之中的敌手的施舍，逃不出循环式的逻辑怪圈。
中国民族主义：现状与限度
出于了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欲望，笔者曾经与来自大陆的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
论和广泛的咨询。大体上对有关这一点的基本精神氛围有了一些感受。简括言之，
在目前，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思潮泛滥的程度，并不如海外学者所想象的那样严重
。原因有三：
1) 对官方而言，现在他们逐渐发现，民族主义是一柄双面刃，它既可以作反西方
主义、从而作为挽救自身统治合法性的利器，但同时它又可能成为譬如新疆、西藏
、内蒙古、宁夏回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争取独立的依据。事实上，这方面的危机已经
日益明显。因此，北京当局目前在这方面的宣传相当谨慎，比前几年收敛多了。甚
至已有个别御用学者建议不用“民族主义”而改用“国族主义”一词，官方的心理
敏感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2) 对社会大众而言，前几年争取主办奥运被拒等事件，以及台湾海峡两岸当局围
绕“主权”和“统一”等问题引发的争端，曾激起他们民族情绪的一时高涨。但中
国人基本上仍是一个讲求实际的民族。事件过後，人们意识到影响自己日常生活最
具支配性的因素，仍然是贪污横行，物价高涨，社会安全下降，子女教育堪忧，因
此反西方式的民族主义的市场已相对缩小。这一点，从大批人仍然急于送子女到西
方(特别是美国)留学，以及香港人急于获得一个英国身分等事情上即可得以窥见。
3) 对知识界而言，虽然由于各种“後学”如“後殖民主义”、“後现代主义”“
亚洲价值论”......等时髦论说的泛滥曾使一部分人强化了民族情绪。然而，日常
生活仍然是最有力量的。事实上，对他们有最切近的影响的，目前仍然是中共体系
无处不在的压制。当下当局对传媒的言禁的加强，对异议分子的加紧镇压，以及高
层生活的腐化与知识分子捉襟见肘的清贫的对比，使他们反西方的民族主义情绪有
所缓和。对其中较有理性的高级知识分子尤其如此。
很明显，民族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变数，而不是常量。它与外部因素密切相关。平
常，在人们的基本理性和判断占上风的时候，它是隐而不显的。但是，不容否认，
作为一颗潜藏的炸弹。一旦遇到某些刺激民族感情的事件，在某些政治人物的因势
利导下，它将突然喷发而出，汇涌成一股摧毁性的破坏力量。因此，余英时先生所
担忧的中共政权向法西斯主义的转向并非绝无可能。在这方面，国际社会的公正、
谨慎和深思熟虑的举措乃是至关紧要的。
经验表明，情绪是不可能经由理性辩论消解的。它的消解只能有两条途径：或是
被时间冲淡、抹去，或是被另一种强烈情绪所取代。
我们不必去抨击飘忽呼啸行踪不定的“风”。
我们能作的，只能等待它过去，或等待它被其他较少破坏性的“风”所抵消，所
压倒。
民族主义的未来趋势
一、潮流正在转变
历史形态就是历史形态。它不可能立地成佛，羽化成仙，凝为永恒。
如果仔细观察，事实上，在民族主义发源地的西欧，目前的欧洲联盟已经不动声
色地在同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实体拉大了距离。从长程的历史眼光看，民族主义正处
于衰落的历史流程之中。
更重要的是，由于全球化经济对民族主义的冲击，民族国家的僵硬形态已越来越
不适应现在面临的国际环境。基本的“风向”正在缓慢改变。
目前，世界已进入无国界全球经济体系的时代，全球市场对民族国家产生了越来
越大的解构作用，对传统的“主权”概念有极大的腐蚀作用。
事实上，日益明显的趋势是，传统的民族国家在无国界经济体系中，已变得不自
然甚至日益变成不成功的经营单位。民族国家极力主张传统意义和形式的经济主权
，即，把国界内的一切人民和土地纳入规范，结果适得其反，这种主权至上的行为
损人而不利己。全球化的经济对它的惩罚是：把投资和资讯转移到其他地方去。
在历史上的重商主义时代，民族国家曾经扮演过创造财富的有效率的龙头角色。
但是今天，它已在全球经济方面沦落到了跑龙套的小角色，甚至成为全球无国界经
济发展的绊脚石。例如，在全球经济体中，某些产品不再由“本国”生产後，当地
人民反而容易取得成本低廉、品质优良的替代品。象新加坡，虽然国内没有自己的
农民和耕地，但新加坡人却能享受比日本人更好更便宜的农产品。同样，不造建材
的新加坡所用的建材比日本便宜。因此，贸易保护主义从长远看是无意义的。
对内部差异很大的国家，民族国家成了毫无效率的财富分配机器。如中国、意大
利和俄罗斯，其巨大的内部差异使平均数值的概念毫无意义，民族国家以一视同仁
的态度对待这些内部地区，在经济上是幼稚和失败的。
二、经济区域的兴起
当前，全球性的经济区域的出现，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
所谓经济区域，是指环绕某个区域经济中心而发展的地区，通常跨越国界，人口
从数百万到一、两千万不等。有论者也称之为区域国家，以别于传统的民族国家。
下面的简表大略提示了两者之间的主要区别。
从工业时代到资讯时代的转变
旧时代竞赛 新时代竞赛
工业时代 资讯时代
19-20世纪 20世纪末-21世纪
由民族国家政府推动 由民间资本和资讯推动
国家主权 公民主权
中央集权控制 相互依存的私人企业和地区实体组成的自治网络
对边界很敏感 本质上没有边界之分
偏好国内资金、保护本国公司 欢迎外资与世界级公司、专家，创造高品质工作
期望透过开发与出口，制造导向型 希望通过相互依赖以网络为中心的公司
经济成长，达到一国富裕繁荣 创造资讯密集的服务，博得消费者认同，
最後达成和谐的区域繁荣
政府主导 企业精神主导
好政府协助强化领先工业的体质 好政府协助区域发展，不局限特定产业
变革速度缓慢，动辄数十年 变革发生迅速，通常在数月到数年之间
德国 香港/深圳
日本/新日本 新加坡/柔佛/巴谭岛
英国 台湾/福建
美国 南中国(珠江三角洲)
印度南部(如班加罗尔)
北墨西哥/美国南部
矽谷
纽西兰
伦巴底(意大利北)
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
空前流动的全球资讯将帮助人们跨越一道又一道政治门槛。在历史的此刻，无论
某群人是属于何种文化，他们都可以得知世界其他人民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买什
么产品，消费品味与偏好如何改变，渴望拥有的生活形态又是什么面貌。在此时，
国家疆界已不重要了，地球上大大小的经济区域兴起了。它们冲破固有的国界，构
成了新的实体：经济利益共同体，重画了世界的地图(参阅 Kenichi Ohmae, THE E
ND OF THE NATION STATE，1995,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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