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内容之一的农村基层选举，一九八七年中国民政部部
署发起，目前已经在几乎占中国十二亿人口四分之三的农民中普及开来。虽然中国
问题专家认为，现在这样的选举对中共政权不形成任何直接威胁，但是他们感到，
这种民众选举对保持中国农民生活的繁荣、乡村的政治稳定都非常重要。他们还相
信，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主制度是中国未来的必由之路。
谁都知道，目前受到世界瞩目的中国改革开放，最早就是从安徽和四川农村
开始的，更早的还可以追溯到，共产党的政权也是通过“农村包围城市”取得的，
目前发端於农村的最基层选举，是否能够成为一个民主制度的细胞，以其生长发育
的强大生命力最後遍布中国这个古老而巨大的肌体?从包括美国的福特基金会、国会
和平研究所、卡特研究中心、亚洲基金会，以及联合国发展计划，对这个课题投入
大量的人力财力来看，虽然还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它表达出的期望，那种
信息是非常强烈的。
但是，也有观察家明确指出，时下在中共全面控制下的中国大陆，所谓的农
村基层选举、农村自治，实际上是良苦用心的中共刻意制造、做样子给外人看的民
主假象，其真实的目的是利用这种讨好西方的所谓“民主”方式，左右国际舆论，
在加强对人民控制的同时，缓和西方对在中国人权等问题上的压力。这也可以看做
中共在美国改变自己形象的新一轮攻势。
中共官员学者来美国介绍农村基层选举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中国一九八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
的。主要内容由年满十八岁以上有投票权的村民，直接选举包括主任、副主任及委
员在内的村委会成员，任期三年。村委会的职责是处理本村公共事务、兴办公共福
利事业、调解村民纠纷、维护公共秩序和社会治安、管理本村集体所有制土地、组
织村民生产、经营合作经济等。
根据中国民政部官员的介绍，中国村一级选举开始於一九八七年，当时民政
部在中国划定了五十九个试点县进行村一级选举试点工作，熟悉选举过程，了解直
接选举的好处。然而，在天安门广场发生了“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以後的几年里，
中国的政治改革出现停顿，村一级选举的推广工作也随之减慢速度。一九九二年中
国民政部又获准继续推行新的选举政策。去年中国绝大多数的省份进行了村一级选
举。
今年五月二日和三日，北卡罗来娜州杜克大学举行了一场连续两天的中国农
村选举的国际讨论会。而且还邀请到河北省民政厅副厅长程洪飞、吉林省梨树县副
县长费允成，在中国农村第一线推动参与组织基层选举的官员，以及华中师范大学
教授张厚安、中国《乡村论坛》杂志总编辑米有录(加“金”偏旁)等等专家和新闻
工作者，与“卡特中心”中国计划部主任、研究员、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政治
学教授帕斯特(Dr. Robert Pastor)等一同出席。
河北省有五分之四的农业人口，程洪飞说，从一九八八年至今那里已经举办
了四次村民委员会的换届选举，已经从开始缺乏经验、极少选民参与选举、部分干
部积习难改、缺少民主精神等状况，发展到去年冬第四次选举时当选者素质普遍提
高，到达了所谓“三高一降”(政治素质、文化程度和工作能力的提高，年龄下降)
的成效。在近三千个村庄里，选出一万二千八百名村级干部，其中连选连任者占百
分之六十八，男性占百分之八十四，中共党员占百分之五，大部分是高中以上文化
程度，其中百分之六点三为大专以上，个体户、企业经营者当选比例比上届增加了
百分之二十一，选民的投票率也达到了百分之九十。
吉林梨树县共有八十三万人口，其中农民六十八万，三百三十六个村庄，从
八八年底到九五年底实行了三届村民委员会选举，并发展出所谓具有特色的“海选
”方式，即“大海捞珍珠，人海选能人”。这先是由平安村的农民在一九九一年所
创造，他们不满原任的干部，便以每人一张纸，写上各自心目中的候选人。这个方
法後来被美国《新闻周刊》报导，并在梨树县的其他村庄普及开来。“海选”的关
键是推翻了过去几十年来由党组织确定候选人的一贯做法。该县的副县长费允成说
，将於九八年六月举办的第四届选举时，还要进一步简化选举程度，以方便教育程
度不高的农民。
《乡村论坛》总编辑米有录指出，村民委员会选举制度尚还处於完善过渡的
过程之中，有四个因素将影响这一过程：一是中央在安排新制度的过程中，通过行
政和立法手段来推动、保证新制度转变为实际运行的过程；二是村民有迫切参与自
治的愿望与要求；三是旧管理制度运行的惯性；四是习惯势力，包括宗族房头势力
、帮派势力，及其他封建迷信色彩的社会社会势力。他相信，乡村选举、村民自治
是明智的、低成本的制度选择，不但可以改善农村经济，使九亿农民受到民主训练
，事实上并没有引起农村的混乱，相反却带来了管理的效益。
华中师大的张厚安教授表示，共产制度剥夺了人民基本的政治权利，现在实
行村民自治等於符合了人民的要求。“采取村委自治和土地连产承包的目的，都是
为了激发村民的生产热情”，“虽然组织法还有模糊、不完善的地方，但目的和倾
向，我认为是积极的，只要是在向前进的路上，总体上都是好的”。
“卡特中心”发表观察中国乡村选举的报告
设在美国南方城市亚特兰大的“卡特中心”，前不久发表了一份有关今年三
月中国乡村选举的报告。据介绍，每隔三年，中国的乡村就要选举“村民委员会”
。目前，中国的乡村总数，超过一百万。乡村居民总数，占全国人口百分之七十五
。
今年三月，中国各地乡村选举“村民委员会”，有资格投票的人，总计在九
亿左右。“卡特中心”，接受中国民政部的邀请，派出了一个七人参观团，前往河
北和福建六个村庄参观选举。率领这个参观团的团长就是帕斯特教授。他曾经在美
洲、中东和亚洲十一个国家观察过十七次选举。
据帕斯特教授观察，中国“村民委员会”的选举程序，似乎是相当直接的。
每一位候选人都有机会当着所有选民，站起来发表他们的主张，简单地说如果当选
他会做什么。帕斯特教授说，他们的承诺是非常具体的。人民也知道这些候选人是
怎么样的人，因此他们能够对於谁会做出有利於村子的事情，作出相当准确的判断
。帕斯特教授指出，新选出的“村民委员会”成员，大约有百分之四十都不是“中
国共产党的党员”。在他看来，共产党的党籍，对於“村民委员会”选举，似乎没
有多大影响。
中国的乡村选举由“民政部”具体负责组织安排。帕斯特教授认为，“民政
部”无论在“承担选举的组织工作”上，或者在“确保选举公正方面”，都做得很
好。 帕斯特教授指出，中国当局已经取得显著的进展，但是，他们还需要采取更多
的行动，来使选举程序“标准化”，并且确保全国的选举实行“无记名投票”。他
强调说，中国的“村民委员会”选举，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当人们想到中国的巨大
变化常常从农村开始的时候，那末，可以设想将来有一天回顾这一过程，中国的“
村民委员会”选举，可能会被视为“真正重要的事情”。
帕斯特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上台以後，这是村一级领导人第一次由村民
自己选出，而不是由共产党任命。参加村一级选举的竞选人没有任何限制，只是村
民们必须有选择的余地，也就是说，一个位置必须有多名竞选人竞选。竞选人不一
定是共产党员。实际上，非共产党员的候选人在百分之四十的村一级选举中获胜。
中国目前正在基层引进一种“让领导者对人民负责的办法，这种办法在中国是前所
未有的。”
帕斯特表示:有些人会认为这些选举只是一种欺骗人的手段，是共产党用来维
护自己统治的一个方法。他们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民主选举，即使共产党党外人士在
选举中获胜，他们也会和共产党合作或者成为共产党的发展对象。但是我认为这种
观点不对。这些选举是一种对民主制度的认真尝试。中国作为一个还不富裕的发展
中国家，能够组织这样的选举，我们就不应该低估中国举行这些选举的组织能力。
因为人们今後还要进行选举投票，他们会学会怎样选举过程中取得技术上的最佳效
果。更重要的是自由选举的基本标准已经在法律上得到保证，他们对这些标准将会
越来越了解，他们知道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对待他们的态度应该和以前的领导人不一
样，因为这个领导人是他们自己投票选出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长期以往
，这可能会产生非常重要的积极影响。
不过他也指出，虽然中国乡村的“村民委员会”选举不能被贬为“假选举”
，但是，这种选举也不应该被视为“中国迈向民主的第一步”。他认为，这种选举
是在向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介绍“无记名投票”，“对候选人进行选择”，“公开
点算选票”等等“民主观念”，但是，目前并没有迹象显示这种选举方式会提升到
“村级选举”以上的选举。以为这种选举方式短期内会提升到“县级选举”，“省
级选举”甚至“全国性的选举”，那就错了，这种局面是可能出现的。不过，这种
局面要靠高层领导人做出决定才能够出现。他还指出，目前，这些高层领导人，并
不是经过“像村民委员会选举方式一样的选举方式”选出来的。他们还没有做出这
样的决定。
对中国村一级选举提的最多的问题是类似的选举是否要向中国省一级或者全
国选举推广。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乔石最近表示，中国国家太大，中国人
还不富裕，教育水准较低，还没有能力进行村一级以上的民主选举。江泽民最近在
接受美国CNN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的时候也说：中国采取的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直接选
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方式，而且这种方式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实行。对此，帕
斯特博士认为，中国的选举还有种种限制，但是他认为基层的民主选举是一个具有
积极意义的进展。
美国怀俄明大学教授温斯伯格.蔡，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进行村一级
领导的选举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变化，标志着中国最基层一级领导机构正在向民主化
进程过渡，然而美国很少有人了解中国村一级的民主选举。中国9亿农民将参加他们
当地村一级领导的自由选举。然而无论是报纸还是广播电视，我还没有发现美国媒
介对这一事件作任何报道。(其实，美国媒体这方面的报导并不少，只不过尚未影响
到主流的舆论而已)。
温斯伯格.蔡说，一个国家的人口如果能够掌握更多的正确信息，他们就能够
在自己的生活就有更多的选择。随着中国人和国际社会的接触不断增加，中国人在
技术上的长进，中国人会变的更加成熟。他们必然会要求进行政治上的改革，这是
邓小平没有进行的一项工作。只允许在一个政党的范围内进行政治抉择，限制了人
们对中国政治领导英才的选择余地。人们会不可避免地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这样一
个政治体系是否能够承受住来自中国宏伟改革计划的压力，而免於解体的命运。
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预计，中国的政治改革有助於中国的稳定和繁荣，最
终会使中国这个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走向民主制度。但是乐观的美国人士似乎忘记
了一点，类似这种选举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就已经存在了，当年有识之士倡
导的所谓“乡村建设”、“乡村自治”，其成就并不在今日的农村基层选举之下；
即便是在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之前的所谓解放区时期，也有过在候选人背後用豆子
进行“民主”选举的经验。半个多世纪以後一切从新开始，中共的这一大段弯路，
令整个中华民族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岂能熟视无睹?!
费正清中心举办“两岸草根选举”学术研讨会
来自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两岸三地的政治学者，与美国和新加坡等地的同
行，自五月八、九日一连两天聚集在哈佛大学，参加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举办的“
海峡两岸草根选举”学术研讨会，就两岸草根选举民主化，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
是海内外学者，首次针对台湾与大陆地方选举与民主化过程，分别从实政与理论的
角度进行深入的分析探讨。这次研讨会是由台湾前立法委员、哈佛访问学者黄煌雄
与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东亚学术协会主任柯伟林所共同策划组织。
与会的不少学者认为，中共当局监於台湾实施地方选举多年，国民党仍然保
有执政优势的事实，终於也下决心开始办理乡村选举，以寻求解决人民公社解体、
经济开放後所产生矛盾的途径。
“中国乡镇发展协会”副会长王振耀，在大陆从官方的立场角度积极努力地
推动基层草根选举，他这次不克前来参加会议，特别委托新加坡大学东亚政经研究
中心教授郑永年代为表发表其论文。他在论文中坦承，大陆是因为农村随着社会巨
变，出现治安、财务、群众矛盾等问题，只好以通过民主自治的方式，发动农民叁
与基层管理，以便从整体上进行解决。王振耀在论文中披露，一九八八年大陆开始
实行竞争选举，据统计到九四年以前，大陆全国农村有百分之五到十左右实行竞争
选举。
香港中文大学吴国光强调，大陆农村民主化成功，一是因为“政治制度相关
性”，村级或乡镇级政权都与农民生活息息相关，使农民积极参与选举；二是“政
治制度隔离性”，乡村选举未能危害到生产单位的管理与经济。
香港浸会大学政府与国际关系研究教授李连江，发表了以《村民自治：构想
与实践》为题的论文，他提出，大陆在农村推行基层民主改革，目的是要给农民一
定的权利，使他们能有效监督村干部，从而改善农村干群关系，但事实上，“村委
会组织法”的贯彻经常使农民与乡镇官员因权力之争摩擦、冲突发生。
新加坡大学东亚中心教授邹子婴在《中共农村党组织、新兴家族和基层民主
》的论文中表示，大陆农村基层民主是采取一个非常功利主义的态度，它和国家层
面政治民主化，像是两个完全分割的断层，中共领导人为稳定广大农村局势，对国
家政治层面的民主反而有收紧的趋势，如一九九六年连续重判服刑期满的异议知识
份子。
郑永年说，从农村选举看大陆民主化问题，共产党认为仍可以控制地方的时
候，这时共产党是和民主相容的，但选举也会促成农民要求共产党满足农民需要，
此时共产党又与民主不相容。
北京大学教授邱泽奇分析表示，大陆在乡镇之下，村民委员会虽是合法的农
民自治组织，却不是唯一的乡村组织，并不能完全站在农民一边，代表农民的立场
与利益。大陆农村选举有两个重要问题，第一，选举的合法性并不意谓着被选出的
组织具实际操作合法性，第二，经济发展不一定导致农民对政治权力的要求。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则问道，大陆现在发展新经济，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利益需要，这样在不同的乡村选举里，是否会产生不同的政治结果
？他强调，中央高层因政策考虑要求农村仍然维持农业，但农村基於利益希望将土
地做为商业使用，中央与农村的利益考量冲突，就会导致抗争。
邱泽奇说，大陆乡村为了获得地域范围的经济发展，地方除了通过谈判从上
级得到资源外，还需经变通的方式将边界馍糊的上级权力地方化，进而将一些整体
资源地方化，从这互动中，地方政府成为一个既代表上级政府，又有自身独立的主
体。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教授王旭则指出，虽然大陆乡村选举也出现了宗族势力
操纵或阻扰破坏民主选举的现象，但这些宗族之间的矛盾在村委会与村民代表会议
的制度下，得到有效解决。他强调，大陆村民自治已获得令人瞩目成就，中国至少
是部份重建了基层政治制度，可以肯定未来八亿农民积极参与各层次的选举，必将
成为一种无可抵挡的力量，自下而上重塑整个国家。
尽管有大陆学者认为台湾地方选举可为大陆典范，但台湾与部份美国学者表
示，国民党与共产党政权本质迥异，对於台湾草根民主经验能否也在大陆发生效用
，则持怀疑的看法。
乔治城大学教授狄克生不同意“大陆地方选举发展成功”的说法。他表示，
将大陆与台湾地方选举来比，是错误的谬比，因为大陆的乡村选举是中央领导人愿
给他们机会，他们才有机会，大陆城市就没有获得选举的机会，因此不能结论大陆
实施地方民主成功。
哈佛大学著名汉学教授史瓦兹评论说，即使草根选举游戏有所本源，但不论
是集中化或是分散化的政权，每种游戏都有它的问题，美国因为有法律定义与宪法
权力，讲地方民主化应与地方司法，乃至於国家司法一并讨论。
新加坡大学陈安教授，则就中国大陆民主化动力作比较研究说，不必与近代
欧洲比，即使与台湾比，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民主化动力可说是微乎其微，这是因
为一方面中共长期专制统治传统，光是抽象鼓吹民主与政治自由，不会产生足够的
社会效应，另方面，大陆人口众多使人民生活水平进步缓慢，人民长期习惯平均主
义生活方式，以致向社会主义型态挑战将是徒劳无功。陈安表示，只有当中共领导
阶层确信它将和国民党一样，有很大的把握在自由选举中得到压倒性的胜利，才会
改以国际社会所接受的民主方式继续执政。
然而，会议组织者之一的柯伟林认为，陈安的论文有历史包袱，以国民党过
去统治大陆为例，私人企业还是扮演了很好的促进民主化角色。
哈佛大学教授史瓦兹与耶鲁学者林隹龙均在评论时表示，国民党是威权政权
，而共产党则为後极权政权，这两者政权性质不同，同时两个社会的法律与政治制
度亦很不相同，不能只因与大陆的文化背景相似，就遑而推论大陆的草根经验将会
发展得与台湾近似。
史瓦兹教授强调，中共政府给予农民选举的机会，是因为农民不会对中共政
权造成什麽伤害，农民只会关切与自身有关的利益，这种地方民主化是不能与台湾
相提。
针对台湾民主经验能不能推展到大陆的议题，在第二天的讨论中，海峡两岸
与美国多位学者虽一致肯定台湾地方选举带动台湾民主化的贡献，乐见大陆进行农
村选举，但对其未来发展仍持悲观态度，认为大陆不会循台湾模式发展从下到上的
民主化。
耶鲁大学博士候选人林隹龙则以《地方选举与国民党政权的市场化》为题分
析说，尽管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列宁式政党的结构，但国民党为威权政体，共产党
为极权政体，而国民党开放地方选举到县市长到省议员的层次，无形中使台湾产生
了一个半开放的多元社会，大陆却因铲平了所有多元社会的要件，所以和平民主转
型可能性很低。
柯伟林虽然肯定台湾地方民主的成就，但表示，从台湾整个地方选举与民主
化的过程来看，台湾的民主化像是一个意外的结果。
林隹龙则强调，国民党因外来政权特性，一向有高度危机感，对选举市场呈
现资讯反而更为敏锐，在将赢得选举视为政权存续的前提时，其组织遂由宰制性的
准列宁党转化为一个适应性的选举政党；但共产党则是靠党细胞对社会的渗透与舆
情反应，一向不依赖选举做为其政权回馈的机制。
台大地理系教授周素卿与台大社会系教授陈东升，发表题为《台湾的地方政
治与地方经济利益：以房地产开发为例》论文指出，中央党政机器与地方派系侍从
关系下的实质利益交换，促使地方派系习惯寻求经济利益，地方派系取得区域垅断
经济利益，一部份是为提供选举经费与维持派系桩脚，另一部份是国家机器给派系
领导者的酬庸，以拉拢地方菁英对国民党的支持。
傅高义教授认为台湾地方选举将经济利益与地方派系结合，是十分有趣的研
究，但对於地方派系如何反过来利用经济利益来赢得选举，觉得有深入了解的必要
。
台大教授朱云汉因故不能赴会，他的论文《从党国体制到支配性一党体制：
国民党与台湾民主的转型》，改由台湾中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林继文代表报告，朱
云汉在文中表示，台湾脱离党国体制的双重转型是因为一连串的历史事件，包括国
民党领导阶层本土化，在地方政治所累积的力量、官方意识型态与宪政设计的内在
适应性、成功的经济发展政策；此外，偶发因素如蒋经国死後的继承危机与党内权
力斗争，也造成加速本土化。
林继文说，国民党和共产党本来都是列宁式的政党，本质都一样，但国民党
因为所遭到的环境与挑战不同，以致能开放地方选举并转化为竞争性的政党，这是
共产党所没有的条件。
柯伟林教授则表示，究竟民主化是什麽？没人可以定义的出，每一个政权都
在找所谓的新民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选择，即使美、英、法对民主的用词界定也
不同，孙中山先生以民有、民治、民享为定义，但袁世凯的中华帝国也在制定“洪
宪”，中共在一九五○年的宪法也有权利规定，似乎只要把这些用词文件化，就有
民主可言，这是一个有高度争议性的概念。
来自台湾的学者陈明通、林继文、徐火炎等也在会议上发表了有关台湾地方
选举的新闻。这项学术研讨会的筹办人之一黄煌雄在最後作结论时表示，“两岸草
根选举”讨论会议是针对两岸的现实问题，请来自两岸与美国的学者进行学术性的
讨论，国民党经过学习、适应、习惯与满足四个阶段，台湾地方才有今天的民主成
就，中国大陆将来能否从目前的农村选举走向民主化，这是众人密切关注的趋势。
亚洲国家维持一党执政，劳动人民没有结社自由
最近这些年来。拉丁美洲和东欧的民主迅速扩展，可是亚洲在这方面，却没
有什么太大进展。在亚洲的日本，韩国和台湾，民主欣欣向荣，但是共产政权依旧
还在中国，北韩和越南维持着，而缅甸现在还是一党专政的国家。美国总统克林顿
曾经提出让亚太地区成为以民主价值观念为基础的整体地区；至於该采取什么最有
效的方式来达成这个这个目标，亚洲一些国家仍然在这个问题上不断有分歧的看法
。美国之音就这个问题最近做了一档节目。
美国最大的工会劳联产联AFL-CIO的人员杰佛里.菲德勒 FIEDLER说，现在有
很多亚洲国家的领导人不断在保护人权的这个目标上，表示出分歧的看法。虽然不
是明显说“我们不同意人权宣言了”，但是亚洲国家说，他们有亚洲的人权；只是
文化价值观不同而已，这种争辩是很危险的，显然是把不同政府在很多情况下把持
权力的作法加以合理化了。所以，这并不是从不同的道路迈向民主，而是在某些状
况下和民主背道而驰。他认为，民主和分享权力有关系。权力分享有不同的形式；
因此我所听到很多亚洲国家领导人的说法，其实就是让维持一党执政合理化，他们
在愿意走向更民主方向的步伐方面，远远要低於我们这些从事国际劳工运动者所能
想象的。
中国不允许自由独立的工会存在，当局把组织工会的人立即逮捕起来。去年
十一月，深圳有两名男子受到审判，到今天还没有宣判。我们工人是不同意这种做
法的。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和工商界都认为，资本主义会带来民主。但是这个观点
并不一定正确。我们在观察香港主权过渡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情况。原因是资本主
义还有生命力。不过，在可以预见的未来，香港的民主活动将会减少。
美国国务院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达尔皮诺DALPINO指出
，真正的问题是，谁在这个时候代表亚洲讲话。某些亚洲国家有强有力的代表。另
外还有非政府组织作为代表。谁为一种文化和一个民族讲话的问题越来越显得重要
。这个问题肯定影响到我们的外交活动和政策。我们有一大箱的工具，从对抗到保
持接触等等，这些已经成为老生常谈了，特别是在对亚洲政策方面。我应该讲的是
，对抗和接触是工具。对抗和接触本身并不是政策。但不幸的是，这两者往往被错
看成是政策本身。要看具体情况而定。要促成长远的变化，就必须先确定一个国家
现在的状况，你的国家和这个国家的相互利益在什么地方。你必须看清楚你的力量
在那里?当你有能力，能够有效使用的时候，对抗的工具能产生最好的效果。所以这
里没有一个恰当的答案。但是，有一些东西常常被我们的讨论所忽略，比如采取多
边行动。
当然了，制裁是美国可以利用的工具之一，美国国务院发表的人权报告指出
，中国已经有效地压制了所有的不同政见的表达。可是，与此同时，每个人都承认
，就像刚才袁南希所谈到的那样，由於经济改革，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
，我们看到中国正在进行有限度的经济自由化，而且正在取得成果，但另一方面，
政府又对人权活动人士和持不同政见人士进行压制。最近，中共当局又对宗教自由
进行了镇压。
达尔皮诺表示， 我们有一些外交方面的工具，既有双边的，又有单方面的，
从而可以把国际社会的注意力以及中国政府的注意力集中到这些问题上。从长远的
观点来看，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是帮助建立民主社会的基础，从而最终能够让人们表
达不同的政治声音。在通常的情况下，这种工作首先是从政治特征并不那么明显的
团体做起。我的意思是说，这些团体的政治倾向性并不那么明显，但是它们又关心
中国的结社自由。越来越多的团体会对越来越多的问题发表看法。我认为，如果我
们认为民主的发展只不过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政治日程的时候，那我们的看法就太狭
窄了。民主的发展要复杂的多。目前中国正在兴起民间组织，来满足社会福利方面
的需要，填补政府机构的空白。也许对於在中国促进自由结社和建立文明社会，这
类的组织比起那些具有思想倾向的活动组织来说是一个更为良好的开端。
菲德勒则认为，结社自由非常重要。中国最大的人口组成部分是劳动阶层。
这里来一点点结社自由，那里来一点点结社自由，这种微小而又缓慢的变化对我们
来说毫无意义，因为劳动人民到头来还是没有结社的自由。我们谈到了社会福利，
谈到了外地劳工的影响。我们还谈到了国营企业过剩，人数太多。当工人们试图组
织起来，互相帮助，这只不过是一种和工作有关系的活动，而不牵涉到政治，但他
们还是会马上被逮捕。如果他们和地下宗教运动的教徒们进行联系，他们还被判处
更长时间的徒刑，因为他们具有危险性，他们试图把两个公民组织结合起来。如果
我们回想一下亚洲的民主发展，特别是韩国，我们会发现教会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
关键作用。不论多么受压制，在发生了韩国制衣工人以自杀来表示抗议的事件後，
他们在教会的帮助下组织了工会；不论韩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是多么专制，但是韩
国的教会仍然比中国的教会享有更大的活动自由。我认为，民主发展的关键是在基
层，也就是教会和工人组织，中国并没有这些组织。中国有教会，但教会是在地下
活动。
很显然，如果要对中国民主前途作出乐观的评估，恐怕非眼下的严酷现实所
能提供充足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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