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未来，还是毁弃未来？

  ——概览中国教育界


  陈奎德


      中国大陆这十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以至被很多人拿来同二十多年前的亚洲
“四小龙”作类比。但是，大多数观察家没有注意到的是，中国大陆与二十多年前
的“四小龙”相较，有两点最大的不同，其一，是中国仍有(共产)意识形态的历史
包袱，而四小龙没有；其二，是四小龙高度重视教育，教育普及率很高，而中国大
陆则相反，在经济开始发展这些年里，教育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

      今年二月，美国总统柯林顿发表国情咨文，声称自己要当一位“教育总统”
，把教育放到了他第二届施政的首位，体现出了经过精心考量的战略眼光。其实，
不需要特别高明的智慧也能看出，在将来各国激烈的竞争中，其成败利钝，在很大
程度上，只要考察现在各国的学校状况和学生素质，以及他们在社会中所占比例，
就大体上能看出端倪了。 

      有鉴於此，本文将讨论中国大陆的教育界在1949年以後的历史、现状、与世
界的差距及其可能导致的严重後果。


  一、中共教育史一瞥


      首先我们必须简要回顾一下1949年以来大陆教育走过的曲折道路。人们注意
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自从中共当政至1978年为止，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一直未能
得到正常发展。何以至此？为什么北京政府长期未能置教育於优先地位？比较其他
发展中国家，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大陆既有与之共同的原因，也有自己特殊的问题
。

      首先，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中国大陆有其忽视教育事业的通例，其共同原因
在於：

      (1) 革命後的政权总是寻求能短期收效的政绩，以期迅速收揽人心，稳定政
局。而教育，作为“百年树人”事业，恰恰不是短期所能收效的，因而被束之高阁
。

      (2) 在教育领域中，比较而言，大众义务教育又是最不易见效的。牺牲大众
教育，集中财力於“精英”教育，也是这些国家的常规。其中，同时还包括了通过
“精英”教育培养统治阶层後裔的政治动机。

      但是，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缺乏远见之处在於，由於牺牲了成功的普及教育
这一重要的稳定因素，因而造成持续性的政治动乱，从而使他们自己付出了很高的
统治成本。并且，经济建设也因缺乏高素质人才接班而後继乏力。

      其次，人们也看到，除了上述第三世界国家的通例外，作为特例，中共的意
识形态对中国大陆教育的影响恐怕更为严重。

      (1) 首先，作为大陆的最高统治者，毛泽东具有强烈的反智主义、民粹主义
的农民乌托邦的色彩。他反复强调所谓“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由於早
年的经历使他对现代教育系统和知识分子有难以掩饰的仇视和蔑视。

      (2) 共产主义教育固有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教合一，党化教育，党委治校，
政府控制的单一办学体制，使中国大陆的教育染上了很深的意识形态色彩。 

      (3) 封闭社会的愚民主义根性，与国际教育体系的隔绝。 

      由於上述“通例”和“特例”的叠加，中国大陆的教育事业，在1949年後，
偏离了本世纪上半叶的发展轨道，步入了一段非常时期。这一历史性中断，使将近
两代人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其主要的特征，是教育受到政治运动之连续性的干扰。
自1949年以来至今，中国大陆的教育业大体可划分为如下八个阶段：

      1.院系调整

      建政不久，中共就按照苏联的模式介入教育界。最重要的是，1952年对高等
院校的“院系调整”，它打乱了原有的教育格局，效法苏联的工具主义结构，取消
国际通行的一些专业，如 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企业管理专业等等，影响更严
重的，是把过去素负盛名的一些综合性大学，通过改变和兼并，弄成了分科很细的
纯粹工科院校，如，清华大学、浙江大学、重庆大学等。其目标是杜绝具有广阔视
野且能独立思考、富有怀疑精神兼具全面知识的知识分子的出现，希望学生成为只
知道狭隘专业的“技术文盲”。其後遗症，至今仍能明显感觉到。

      2. 反右的冲击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派运动”，55万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变成“贱民
”，其中大学是“重灾区”。如被毛泽东点名北大校长马寅初及著名“六教授”：
钱伟长(清华副校长)、曾昭抡(高教部副部长)、费孝通(中央民院副院长)、陶大庸
(北师大教授)、吴景超(人大教授)和黄药眠(北师大教授)等。尤其残酷的是把年轻
的学生打成“右派”，如，仅在北大就划了800名学生右派！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教
育领域，被整肃者，都是一代顶尖的民族精华！他们从此进入地狱，被毁掉了一辈
子。

      3. 1958——1961年的教育革命

      以“大跃进”为左倾旗帜，毛泽东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中共在教育界颁布《高教60条》，实行党委挂
帅，进行教材改革，以零碎的具体技能代替系统的基础知识，并在学校贯彻“阶级
路线”，即以家庭出身和政治忠诚度而不是学业成绩作为录取和评判学生的标准，
实施政治歧视，教育界进一步左倾化。

      4. 1962——1964年 ，强调又红又专的调整回潮时期

      大跃进失败，大饥荒降临。毛泽东被迫“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和
邓小平等人实际主政，中共部分返还常识，在教育界提出“又红又专”的口号，以
代替空头政治冲击一切的极左政策；学校开始重视智育，社会上开始有了一点非说
教的文化艺术，中国人获得了昙花一现的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

      5. 1964——1966年, 深入贯彻阶级路线的文革准备期

       毛泽东在林彪配合下部署反击，在学校“深入贯彻阶级路线”，大肆宣传“
反修防修”，“全国学解放军”，教育界高度意识形态化，政治气氛压抑而沉闷，
“山雨欲来风满楼”。
 

      6. 1966——1976年的文革时期

       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以废除高考揭开序幕的。继而大学停办，“革文化的命
”，全国整肃异己，“全面内战”，随着在校学生上山下乡，教育被彻底摧毁。 

      7. 1978——1989年的改革开放时期

      这是教育界与国际接轨的时期。该时期是以恢复高考，大批中断十年学业的
青年蜂拥进入大学而揭开帷幕的。邓小平自称要当科技和教育战线的“後勤部长”
，并提出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的所谓“三个面向”的教育
方针。教育界逐步实施一系列意识形态淡化的措施。譬如，校长负责制的尝试，与
国际社会相衔接的学衔制的第一次建立，学分制的引入以及大学生不包分配的尝试
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开放留学政策，它导致了近代以来中国第二波最大的留学浪
潮，导致了中国与国际社会更加紧密的联系，考虑到留学生将来在大陆的可能角色
，其影响可能相当深远。
 
      8. 1989年——现在

       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是从教育界萌发并以教育界为基本舞台展开的，後来
扩展到了全社会。它实际上是教育“面向世界”的逻辑後果。但由於它质疑到北京
当局统治的合法性问题，导致高层的惊恐并因而受到残酷镇压。之後，有一段向毛
泽东时代倾斜的整顿倒退时期，例如，当局重弹“反和平演变”的老调并加紧思想
控制，再次强调党委领导，停止校长负责制，并在北大和复旦的新生中实行一年的
军训……等等。但是，由於这些举措已导致邓本人的经济改革停滞乃至中断，且受
到广泛抵制，因此在“邓南巡”後教育逐步复苏开始返回前十年的轨道，但是商业
化的色彩更加浓厚，短期行为泛滥，教育获得的地区差异愈益扩大了。


  二、大陆教育界的当前状况及前瞻


      由於前述大陆教育事业所受到的严重冲击和折腾，作为其历史後果，中国教
育的当下状况不容乐观，有些方面甚至是触目惊心的。


  义务教育现状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大陆义务教育的情况。

      义务教育对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义务教育实施最彻底
的德国和日本就是典型。而亚洲四小龙的快速且成功的义务教育是保障其经济增长
的另一类例证。

      自1949年以来，中国大陆的义务教育的发展受到意识形态和历次政治运动的
严重干扰，到文化革命期间，几乎濒於消亡。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新政後
，当局起而挽救，颁布了一些有关教育的法规，如1986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和1992年的《义务教育执行法》。但这一努力由於“六四”事件的影响而
蒙受挫折。

  (1)教育获得

      作为对教育全过程的测量(教育的输入、进展和输出)，教育的获得是最重要
的有关教育程度状况的指标。在该指标上，中国大陆令人吃惊地落後：

      在教育输出方面，文盲率达30％，文盲和半文盲达50％左右。高中毕业生低
於人口总数的7％，大学毕业生只占人口的1％。1990年，全球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文
盲是中国人。

      在教育输入和进展方面，以一项跟踪统计调查为例，1978年入小学的全国21
44万人中，有16％未完成小学教育，27％未完成9年义务教育，仅仅3％的人即66.7
万人考入大学。学生失学率，流失率达到很高的比例。其中7——13岁的儿童失学率
达到32％，7——9岁儿童的失学率达43％。在90年代初期，发展中国家的普通高等
教育的毛入学率平均是8.3％，而中国仅为2％，在世界137个国家和地区中居第110
位，差距很大，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相比了。

  (2)教育投资(比率)和资源配置

      在国家教育投资方面，中国的教育投资在国家财政支出中的比例不到3％(低
於体育支出)，而日本是7％——12％，各国平均水准是6％，亚洲在5％左右。据北
京官方报告，1985年各国的人均教育经费如下：发达国家515美元，发展中国家27美
元，中国则是6.65美元，在世界各国和地区中名列第121位，仅占发展中国家的四分
之一。 

      在资源配置方面，目前中国大陆的教育投资以高等教育优先，义务教育的投
资较低。这是很不合理的，尤其不符合中国国情。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
家教育的物质收益率一般在10％左右，而用於小学教育的投资收益率在27％左右，
中等教育的收益率在16％，高等教育为13％。中小学义务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明显高
於其他各块教育(职业技术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因此，中国大陆教育经费
的分配不当以及低效率使用也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并急待改进的问题。

      有人形容中国的小学状况是：“明清的房子，民国的凳子，新中国的孩子”
，这就是具有悠久文明传统的中国基础教育的现代图景，它不能不令它的後人扼腕
叹息，愧对先祖。

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危机


      其次，我们来考察高等教育方面的基本状况。

      在这一领域，中国大陆主要面临的任务是教育形态、教学内容和管理体制的
改革。

      在高等教育的教育获得方面，中国只有0.6％，即一万人中只有大学生60名，
而发达国家的大学教育获得为10％，即一万人中有一千名大学生。其落後也是惊人
的。

      但高等教育更突出的问题是办学体制与效率的严重问题。

      如果撇开近年所建的极少数私立大学外，中国大陆的一千多所高等院校全部
为政府所办。

      大陆高等教育分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两级管理。中央为国家教委和国务院下
属各部委。地方为各省市的教委或教育厅局。国家教委直属有36所最具实力的大学
，中央各部委则管289所院校，其余为地方高校。

      中国大陆是世界上唯一由政府包办高等教育的国家。这种单一办学体制目前
已遇到严重危机，特别是经费短缺的危机。尤其是随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经济规
划和发展逐步由中央转向地方，大学的经费短缺更加严重。从各部所属的大学来看
，由於八十年代的政企分离的政策，各部委的职能分化，一些部委分化成许多独立
核算的专业公司或企业集团，政府对各部委的投资方式也由拨款该为贷款。於是，
各部的非营业性投资大幅缩减。如，以1990年与1985年相比，34个部委对其下属的
218所大学的投资总额平均下降26.6％，有三分之一的部委教育投资下降一半以上。
这种下降幅度，使一些大学难以为继，有些甚至连工资也发不出来了。

      其他学校，如教委所属大学，以及中小学、中等技术专业学校和其他职业学
校所面临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解决危机之道


      一般而言，改变教育经费短缺有两种思路：a：经费来源多元化 b: 办学主体
多元化。


       对第一条思路而言，在八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中，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为弥
补政府教育拨款的不足，出现了三种经费补充方式：一是校办企业的建立和发展，
二是引入和推广自费生制度。三是征收教育税。於是，形成了经费来源的多元化。
譬如，目前高等院校的经费就是一半来自政府，30％来自学费，20％左右来自校办
工厂的利润和教育税。


      对第二条思路而言，改变政府是唯一办学主体的局面，在大陆似乎仍是禁区
，难以逾越。个中原因，值得仔细推敲。


      本来，实行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既符合世界潮流和国际惯例，同时在中国自
身的历史传统中也渊源有自，更加以中国社会办学的潜力也非常之大，更可以为国
家节省大量预算，於国於民，皆有百利而无一害。

      就国际而言，众所周知，私立学校一直在世界各国发挥着极大的作用。仅以
美国为例，美国共有大学约三千五百所，其中，公立大学一千六百多所，私立大学
一千九百多所(包括盈利性，非盈利性以及宗教团体所属大学)，私立占55％多。实
际上，环顾世界，由政府包办大学的国家已经基本不存在了。

      就中国传统而言，早在春秋百家争鸣时期，孔子、墨子等诸子就广收门徒，
传道授学，开创了私学传统。象孔夫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传为学苑佳话
。从此，“学在民间”与“学在官府”就成为并行不悖的中国优秀教育传统。

      在近代中国至1949年以前，在传播“新学”的过程中，私立学校也和公立学
校并驾齐驱，互争雄长。譬如，上海在1949年时，共有大学40所，其中私立大学就
有30所，占总数的75％。1947年全国共有专科以上的学校207所，其中私立79所，占
36.18％。1949年全国共有私立中学1467所，占中学总数48％……等等。这些历史经
验乃至人才都是唾手可得的。

      就社会对私立学校的需求和社会办学潜力而言，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
展，中产阶级开始出现并壮大，他们时间紧迫，无暇照看孩子，而“一胎政策”又
使他们十分关注子女的教育质量，同时，日益增多的外资企业人员和外事人员的子
女教育，也都产生了对高质量教育的紧迫需求。这种市场需求使开办私立学校乃至
“贵族学校”成为具有利润收益的事业。因此很多资金正瞄准这个市场，一旦政策
许可，立即进入。此外，中国文化传统历来重视教育，因此，除投资外，愿意捐资
办学的人士也所在多有。倘若一位成功的华人企业家捐资建了一所以他的名字命名
的学校，这无疑是光宗耀祖大有脸面之事。因而，办学资金的社会潜力是很大的。
就师资潜力而言，由於中国大陆教师的待遇长期普遍偏低，因此大量优秀教师流失
到了其他行业或国外，倘出现待遇优厚又能一展长才的大中小学校，是不难招揽到
优秀教员的。

      事实上，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教育体制即使在办学主体方面，也不是
没有一点松动的。

      首先是教育的地方化。1986年“国家教材审批委员会”成立，标志着全国一
律的中小学统编教材的结束，各地有了因地制宜编写教材的自主权。1988年以後，
京、沪、浙、粤、川、晋开展了“课程地方化改革”。目前，大陆至少有八套不同
的中小学课本，可供各地选择。

      其次，更重要的是，改革投资体制，从而非政府的民办学校也开始出现。形
成了民办公助，公民合办、以民为主，非国营企事业组织办学和个人自办，中外合
资等多种办学形式。其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所谓“贵族学校”出现。这类学校学费
昂贵，训练严格，设备先进，师资很强，条件优异，高自标榜。类似於欧洲原来的
贵族学校，收住校生，聘外籍教师，专为有钱和权的人培养後代。如四川成都的光
亚小学就是典型，该校收取一次性集资费22000元人民币，第一年的学费为4200元，
第二年及之後为8400元。使用英语作为教学及日常用语，声称其小学毕业生的英语
水平将达到大陆大学毕业的水准，所有教室配有钢琴、电势、摄影机以及电脑。毕
业後，学生将有机会出国留学、进入省重点学校或直接进入美国的中学学习。据19
96年统计，这类“贵族学校”已有四十多所，主要集中於东南沿海发达地区。其余
的一般民办学校则分布於内地较多，办学目标各异，不少具有补习学校性质，有的
则以开设单科辅导或特长训练为特色，如英语班、电脑班、美术班等，教学与管理
较有灵活性。


  步履颟跚的教育体制改革


      但是，尽管有上述这些进展，然而总体而言，民办学校仍如凤毛麟角，占全
国学校总数不到百分之一。而私立大学更是被视为禁区，设立种种禁令，如，不准
外资独立办学，不准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等等。只是於1993年才准许在上海办了一
家由国家教委批准颁发大专文凭的私立大学，但从此之後又渺无音信。总之，当局
对此是一直瞻前顾後，忐忑不安，战战兢兢的。

      人们一直奇怪，既然政府包办高等教育已经面临如此严重的危机了，既然开
放民间办学有百利而无一弊，何以当局一直不肯放手？

      质言之，主要的禁忌是政治上的。这里存在一个两难困局：财政困难，政府
无力包管教育投资；要解决财政困难，就必须开放民间办学；但是放开由民间投资
办学後，特别是放开私立大学办学後，又恐不能继续意识形态控制，导致“政教合
一”教育体制的全面崩溃，从而导致社会的整体失控，故北京当局进退维谷。

      因此，私立大学的开禁，不止是一个教育界的问题，它攸关整体性的制度性
转型，在这方面没有获得实质性进展之前，私立大学开放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

  (作者曾与戎学兰教授和蓝云教授座谈教育问题，深获教益，谨此致谢。)

  本文资料来源如下：

  1. 《中共中央关於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1986年4月12日

  3.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执行法》，1992年

  4.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年2月13日

  5.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88年，1994年，北京，国家教育委员会计划建设司
出版

  6. 《1995 中共年报》，中共研究杂志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