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分治


解龙


      一、海洋中国论的提出

      一九八八年，大陆的“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文化反思片《河殇》，提出中国
历史上曾有“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对立；并指出，内陆的虎狼之国秦，对
沿海各国齐、楚、燕的征服，是内陆中国对海洋中国的悲剧性的胜利。这一胜利使
中国从此躲到长城後面，闭关自守，故步自封，终致保守落伍。但海洋中国终将觉
醒，并重振雄风，走向蔚蓝色的大海。

      一九九五年，民进党领袖许信良准备竞选总统，推出他的数十万言的煌煌巨
著《新兴民族》，开宗明义，重提《河殇》的海洋中国论，并以此为纲领，全面展
开世界历史的考察，最後落实在海洋文明与新兴文明、新兴民族的关系上。

      现在，我们接着这个话题，透视一下中国近代历史的风云变幻和当前两岸关
系错综复杂的矛盾後面，所隐藏的启迪。
  

      二、辛亥革命与两个中国

      近年来，由於中国大陆“新保守主义”甚嚣尘上，何新、李泽厚等“理论家
”到一些攀龙附凤的御用秀才，只求为中共现政权的无理性做辩护，不惜曲解中国
近代史，甚至企图否定辛亥革命，来实现其“反革命逻辑”。

      但辛亥革命真的这么“邪恶”吗？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个政权（“大清朝”）的结束，和另个政权（“中华民
国”）的开始；且是传统中国在承受了七十年（１８４０——１９１１）的国际压
力之後再也承受不起的时刻，发生的一个社会爆炸。从那时以来，世界上再没有一
个民族，像中国人经历了如此漫长的革命，其间几乎没有连续三年以上的政治稳定
。当年康梁维新派的预言竟不幸而言中：“法国革命，大乱八十年；中国如果革命
，将大乱百年不止。”

      辛亥革命拉开了中国对峙以致分治的社会、政治、文化格局：先是袁世凯与
起义军的短期对峙，後是北洋军阀与广州政府的几年分治；北伐胜利後，接着是共
产党向国民政府发起的、位於中国大陆的、长达二十二年的“红色割据”，最後导
致海洋中国的代表力量（以台湾为主要基地）与内陆中国的分治，迄今又是四十八
年。

      如此看来，辛亥革命的遗产是否真的过於消极了？


      三、历史比较学：“国—共党”与“南—北朝”

      辛亥革命决不邪恶，而且迄今具有丰富的历史启迪价值。

      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上，经历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压倒性胜利：

      一次是当前二十世纪西方科技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国—共党时
代”的分治；这个时代就是由辛亥革命拉开序幕的，而且至今犹存。

      一次是公元四世纪至六世纪印度佛教文明的胜利，它在政治上造成了“南—
北朝时代”的分治；而且示范了“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

      所以，从中国历史自身发展的角度看，也可以把“国—共时代”视为“第二
次南—北朝时代”，即历史上的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在现代国际条件
下重演和深化。它在政治上的新颖之处，诚然是以“党国”代替了“王朝”，作为
重新集合崩溃了的传统文化与社会力量的支点。但这种“新颖”，实际上是胜利了
的西方文化给带入的，结果“党魁”们的“全民科技运动”取代了“国王”们的“
全民佛教运动”，为社会发展注入“理想社会”（取代了“第一南—北朝时代”的
“乐土天国”）的兴奋剂；为重建国家提供了舶来的真理样板。

      西方科技文明当然不同於印度佛教文明，然而，当它们先後作用於中国社会
时，由於对象的相似，“国—共党时代”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南—北朝时代”
的诸多特征：

      （一）在军事和政治上对峙的双方（南北朝时代是海洋中国的“宋齐梁陈”
，与内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之间的抗衡；国共党时代是尊崇“中华民国法统
”的海洋中国与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的北洋军阀、１９３５——１９４９年的
陕甘宁边区、１９４９年迄今的中共政权之间的抗衡）——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如，宋齐梁陈具有发达的海外贸易，而北朝政权则受北方内陆游牧文化的极深影响
。再如，国民革命的思想受到西方海洋文明的启发；而１９１２——１９２７年的
第一北京政权，１９４９所迄今的第二北京政权，则以中国内陆和北方苏俄为战略
靠山和精神支柱。

      （二）对峙的双方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力量。如，海洋性的南朝政权代表了中
国士农工商的既得利益，内陆性的北朝政权代表了游牧民及其贵族的侵略愿望。再
如，国民政府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工商业等发展，北洋和中共这两个北京政府，则利
用了内陆的农村对这一发展的疑虑和不满，先後两次领导北方的农民军，成功地扼
杀了海洋中国的势头。

      （三）军事与政治的对峙的持续化。其“合理性”是因为它代表了中国大地
上的文化冲突，如古代的汉魏晋文化与西域印度文化间的冲突；近代的中国文化与
西方文化及共产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这些冲突导致的社会分裂，如海洋中国的士
农工商与内陆中国北方游牧集团的分治；海洋中国的近代工商业与内陆中国的传统
农业之间的分治。

      （四）由於文化与社会的分治，支持着军事和政治的对峙，所以，古代的南
北朝长达两个世纪，现代的南北朝到目前为止也已将近百年，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由於同质性太低，也很难稳定地统一。海洋中国与内陆中国
之间，不论是古代的南北朝还是现代的国府与中共，其最终的军政统一的内在基础
，只能是文化与社会的先行统一。

      （五）古代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采取了不同的名：第一南北朝叫做“两个
朝廷”，第二南北朝先是“两个政府”——广州政府和北洋政府；後是“两个党国
”——国民党和共产党。这种区别，是时代特征，且是由於双方的文化方向决定的
，它们表明中国的不同力量正向不同的源泉吸收力量，分别形成海洋国家与内陆国
家。

      （六）由於不同的文化资源、不同的社会来源，再加上长期的军事对峙与政
治隔离，海洋中国和内陆中国的政治实体之间，在语言、风俗甚至心理方面，拉开
了日益增大的距离。除非双方通过文化与经济交流，来缩小这一距离，否则强行的
军政的统一除了劳民伤财，一无可取。等到南北朝双方以各自的方式调整了文化冲
突，从而消除了内部的离心倾向，并进而达到彼此间的同质性，统一才水到渠成。


      （七）不论在上述哪种“南——北”格局下，海洋中国的性格，总是不同於
内陆中国，南方开放，北京保守；南方温柔，北京敦厚；南方文雅，北方粗犷；南
方喜静而内省，北方好动而外向；南方纤弱，北方豪放；南方注重义理，北方注重
行动……类似的形容词还可以用上一大堆。何况自古以来南北中国的居民，就有这
些地缘乃至种缘的差异存在，只是“南北朝”的分治、海洋中国一内陆中国的对峙
，更强化了它。


      四、内陆中国—北朝特性—“共产党文化”

      说来也许奇怪，在许多方面，北方的内陆中国的革命，有时比南主诉海洋中
国的革命，触及的程度更深。行为方式因而更野蛮，国民性的改造也更彻底，文化
上更偏离传统，创新也就更多。因此，保守僵化的内陆中国在它无以为继的绝境中
所兴起的革命中，表现更甚：

      （一）过激主义的泛滥泛滥、极端精神的兴起，成为潮流。在这个“前不见
古人，後不见来者”的文化荒原期，“中庸之道”的古训不是被忘却，就是被嘲弄
。人们不再理解宽容的正面价值，高级精神被急於采取行动的人群，视为万恶之源
。而各种极端主义者却在互相淹没的旋涡中厮咬不息——他们如此执拗地牺牲他人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为抵达期许的天堂；他们宣称超凡救世，结果带来
屠城不断的恶梦。在这种时代，纵欲与清教、欺诈与献身、强权政治与自甘为奴、
虚无主义与工作狂热……奇妙地交织，有时竟在一个人身上并存！幅幅光怪陆离的
历史画卷，弄得人们眼花缭乱。这是一个充满朝气与残忍、弥漫梦想与疯狂的英雄
时代。

      （二）旧的社会组织的普遍解体、新的社会制度的摇摆不定，成为一种新的
生活方式。这意味无政府状态和严酷的军事专政轮流交替；为了在组织解体和制度
阙如的沟壑中一步登天，就得求助於“从肉体到精神的屠城不断”——他们将此叫
做“运动”，视为社会控制和天路历程的万妙灵丹。这种屠杀，通过文化思想、社
会身份乃至阶级和种族肉体的灭绝，“确保新文化生长的方向”。结果，以强悍的
战士集团（在第一南北朝为“部曲”；在第二南北朝则为“党”）为“核心力量”
。社会分裂，越演越烈。这些“核心”为屠杀机器的组就提供了支点；但一切高级
的、精致的文明，却在他们的运动中销毁了。

      （三）文明的荒原化、社会的野蛮化，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车轮”。无法
无天，非法之法，非天之天，主宰中国。


      五、古代的两个中国和现代的两个中国

          （略论古代的第一南北朝与现代的第二南北朝之异同）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中国）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中国）具有以下
具体差别：

      一、造成古代南北朝（两个中国）的外力是二元的：鲜卑（五朝之一）的武
力和西域的佛教；造成现代南北朝（两个中国）的外力却是一元：西欧的炮舰和西
欧的思想。後来从中分化出苏联的坦克和共产国际的思想；有趣的是，苏联占领了
鲜卑的故土即“西伯利亚”，并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构成类似的压力。所以，中国
人在古代南北朝的生存空间，相对大些，处境好些。而现代南北朝恶劣的生态环境
，促使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抵抗，远甚於过去对於印度文化的抵抗。

      二、“八国”联军自非“五胡”纷纷之可比，所以，义和团也未能博取祖狄
、刘琨的令名；西方武力（包括共产化的鲜卑和现代化的倭寇）的绝对胜利，使现
代南北朝没有力量采取“夷夏之防”的形式，而只能采取“内战”的形式：北洋军
阀各恃外援不说；汪精卫亲日，毛泽东亲苏。

      三、这种民族堕落，在古代南北朝并不多见。但这也并非始於一八四零年鸦
片战争。我们知道，古代南北朝是从“秦——两汉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现代南
北朝却是从“元——明清帝国”的破裂中诞生的。这个差别极重要。秦两汉是中国
军政扩张的峰顶，元明清却是中国军政萎缩的谷底——１２７９至１９１１年的６
３２年间，竟有３５６年处於异族统治的枷锁下。当时中国与蒙古人、满州人的关
系，要比与日本人、高丽人、越南人的关系更为疏远，所以蒙古、满州“在中国的
战争暴行”，比三十年代的日本毫不逊色，且比後者更多文化隔阂。例如，安禄山
之乱以来的一千二百年，云燕地区只有明朝那两百多年的时间里，是在自己手里。


      四、民族机能的退化，使中国人的角色变得复杂，甚至失却了身份感。当人
们吹嘘林则徐是一位民族英雄时，到底指他为哪个民族的英雄？一八四零年的那场
战争，是衰败的清帝国主义和新兴的英帝国主义的较量；而非中国民族之战。否则
，中国不会败得如此滑稽。林则徐本人的角色就是混淆的：既是一位禁烟的“满大
人”，又是一位镇压反清起义的“汉奸”：当爱新觉罗氏命他镇压太平天国时，他
毫不犹豫。我们二十世纪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汪精卫张场民族主义，却勾结日寇
；毛泽东反抗美帝苏修，却拜服马列：谁更像是汉奸？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闹剧，
而且是民族身份的错乱！

      五、意识形态不同。古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思想文化虽然佛教化了，但社
会——政治制却没有无从异化。现代南北朝时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制却根本改变。


      古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中国）和现代的南北朝格局（两个中国）虽然具有
以上差别，但其基点上的相似却是更多：

      首先，在分治期之前，不论古代格局与现代格局之间，具有两组相似到雷同
地步的特征：

      （一）周天子的春秋战国与天可汗的“唐蕃镇——辽金宋”；

      （二）秦灭齐、楚、燕、韩、赵、魏等六国与元灭夏、金、南诏、吐蕃、朝
鲜、宋等六国；

      （三）陈胜、刘邦与刘福通、朱元璋（刘邦与朱元璋还是中国史上仅有的一
对平民皇帝）；

      （四）西汉与明；

      （五）赤眉绿林的“流民”与张献忠、李自成的“流寇”；

      （六）地方豪强刘秀的东汉与地方豪强爱新觉罗的满清；

      （七）太平道张角与太平天国洪秀全；

      （八）皇甫袁绍与曾国蕃李鸿章……甚至，连袁世凯的“逼宫”都与董卓的
“谋逆”相似！

      下面，不妨更细致地观察一下上述特征：

      一、在分治期之前的“大一统帝国时代”（秦——两汉；元——明清），都
各有“三个节拍”：（１）秦——西汉——东汉；：秦与元；两汉之前有秦的苛刻
，明清之前有邗的蛤虐；然後，归於两汉明清的制度化。期间，不论西汉还是明朝
，其前锋都是一场天翻地覆的“群雄并起）（陈胜吴广、项羽刘邦反秦；红巾军、
朱元璋等反元）；作为两段长期稳定的代价。而在“西汉——东汉”之间“明——
清”之间，又各隔一次短暂而火力集中的改朝换代的“农民起义”（赤眉绿林；张
献忠李自成）的接管，作了嫁衣裳。

      二、回头看一眼，类似的相似还有许多：早在秦与元的“世界帝国”正式出
台之前，都各自经历了一个长达几百年的“世界主宰之战”：秦、齐、楚、燕、韩
、赵、魏等战国七雄，事实上是与宋、辽、金、西夏、土蕃、大理、高丽、渤海、
日本等“异国”同一性质的“大中国文化圈内独立的区域性国家”！只是在历尽了
坚韧甚至残忍的“兼并战争”（请注意，这不同於一国内部的“统一战争”）之後
，那被称作“虎狼之国”的主人，才得以成就“气吞八荒，功盖尧舜”的扩张。在
这种意义上，忽必烈对日本的两次远征，就不再是什么个人意志或领土野心，而是
不折不扣的“中国文化圈内的作业”！在“兼并”（即同一文化圈内的不同民族的
统合）的意义上，忽必烈的日本讨伐战比之秦始皇的内蒙、两广征服战，更少“侵
略性”；因为元代的日本已是“熟番”，而秦代的匈奴和越南还是“生番”！这史
实仿佛告诉人们：长期的兼并战争（“世界主宰之战”：春秋、战国；五代十国—
—宋夏辽金元）的逻辑结果，就是“矫本过正”的秦、元式的恐怖统治。以及，伴
随着“中央权权”而来的多元文化的大量歼灭。

      三、再回头想一遍，类似的相似并非偶然：五代的嬗兴、十国的变乱，不仅
下连北宋与辽、金、夏的“异族共处”，南宋与金、元、大理的“国家平等”；而
且上接唐代“安史之乱”後的“蕃镇割据”。现在，我们的视野一下子豁然贯通了
——从蕃镇割据经五代十国到宋、辽、夏、大理、渤海、金、元对阵，中国文明再
一次经历了“春秋战国”的过程！谁能否认，中国历史上最富创造性的时代除了春
秋战国，就是南宋、北宋及可以上溯到唐的中晚期蕃镇割据时期？又一个有趣的雷
同是：开辟了“第二次春秋战国（从安史之乱到“元的世界一统”）时代”的安禄
山，竟与开辟了第一次春秋战国时代的犬狄，同为“蛮族”！这表明，多元文化的
进程开始了。看来，创造中的文化，是与大一统的格局确实格格不入……唐朝的蕃
镇犹如春秋的诸侯一样“尊王”；五代十国和宋辽金等则如战国诸王一样自立门户
。我们过去的历史观封北宋为“统一王朝”，多少是出於狭隘的正统观念；谁不知
道，在唐代蕃镇割据之前的一百四十多年间（这相当於西周时代，所以，人们把“
贞观之治”比做“成康之治”是很有见地的）——夏辽金元的“领土”都属“唐皇
帝的版图”（他甚至被尊为“天可汗”与“周天子”相似的世界共主），相形之下
，宋帝不过是一区域性国家的首领（看看他父子同被金国俘虏的惨状），岂能与唐
的“天可汗”相比？但也正因为如此，宋帝又是中国史上最文雅、最开明的帝王。


      四、现在，可以继续向前观察：统一帝国三节拍中的最後一拍（东汉与清）
，同各自毁於“一次带有强烈异端意识形态性质的、秘密宗教组织的暴动”；而且
，这两个秘密宗教组织的名字都冠以“太平”二字（太平道——黄巾军；拜上帝会
——太平军），显然，这乃是对前此长期稳定的“太平盛世”的绝望招魂。而且，
这两次暴动的极端组织严密和极强意识形态，都使它们截然不同於其它历次揭竿而
起的“农民起义”。显然，不如此，则无从推翻那业已延续了几百年的超级帝国。


      五、历史善於讽刺：仿佛越是严密的反抗就越不容易成功，不论前面的张角
还是後面的洪秀全，都是轰轰烈烈而後一败涂地。而且失败的原因也不约而同：他
们的异端性质激起各地豪强（皇甫嵩之类与曾国蕃之辈）的反抗，而在其他王朝末
年，这些豪强原是革命的主力（如项梁的起兵反秦、杨玄感的首义反隋）！所以，
当张、洪“妖党”失败之後，这些豪强也就顺势裂地而据，如皇甫嵩、袁绍、曹操
；曾国蕃、李鸿章、左宗棠。後来人们把袁世凯比做做董卓，也并非没有道理。

      六、随後就是绵延数百年的混乱时期：（１）三国、魏晋、五胡、南北朝；
（２）北洋军阀、八国联军、日寇、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中华民国的分治。这出注定
要绵延一二百年的连台大戏，现在还远远没完……

      南北朝式的两个中国的分治也告诉我们说：统一不是绝对的善事。

      不错，两汉与明清都是成熟了的文化国家，它们称道伦理、淳化风俗，建立
了统治的官学（两汉儒学；明清理学）和稳定的制度，在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然
而，绝对的真理是会腐败的！长期的压抑仿佛冬眠，使民族的应变、抗病的能力下
降。当西方的春潮以其意外袭击震醒了中国之後，革命打破了冬眠时代，淤积的一
切浊恶也就爆发了出来。那么人们不仅要问：淤积的浊恶，究竟是统一时代的产物
，还是分治时代的产物呢？
      

      六、野蛮的北朝压迫海洋中国的成长

      在现代南北格局下，中共的统治特征，始终是“内陆”的、“北朝”的、封
闭的保守的，而且是野蛮的。中共取胜於北方；它的中晚期干部取自北方，它的早
期干部虽然多是南方人，但早已在万里长征的绝望、陕甘宁边区的苦熬中，彻底北
方化了。更重要的是，中共的思想和组织取自北方主子——继犬狨、匈奴、鲜卑、
突厥、蒙古、满洲而起的——“俄罗斯—苏联”。这北朝甚至连国号（“人民共和
国”）也取自北方的老子党苏联。这意味着，共产主义之於中国，是俄罗斯——苏
联对中国进行地缘政治扩张的结果；其意义近似於匈奴、突厥等北方蛮族历史上对
北部中国所实行的“割据”。

      长征的“伟大意义”在於，它使南方的散兵游勇归化北方，北靠贺兰山（这
正是民族英雄岳飞梦想“驾长车踏破”的巢穴），得以拉开继续野蛮化的新一幕。
後来，毛与他的北方靠山决裂，但他的北朝性质无法改变。《国际歌》是从北方传
入的，《东方红》是在北方创作的。更重要的是，共产党的本质，是代表了“内陆
中国对海洋中国的颠覆”，它依据的北方农村，由於海洋文明的工商业袭击而陷入
了破产。相形之下，国民党则是代表了海洋中国的城市工商业。一九四九年之後，
共产党抵制海洋中国的成长，而大力扶持内陆中国的发展，甚至把大量知青下放为
奴，恢复农奴制，再企图驱迫中国回到石器时代；这固然与反美亲苏的战略有关，
但也是其内陆特性使然。

      试比较“国民党的海洋中国”和“共产党的内陆中国”，即“现代南朝”和
“现代北朝”，从一九四九年迄今的对峙以来，海洋中国（台湾）与内陆中国（大
陆）似乎不成比例：面积１：３００；人口１比５０。然而，我们最好不要忘了：
长江以南的中国大陆具有强烈的离心倾向甚至“亲国民党情绪”。一九七六年四月
，北京刷出“我们怀念周恩来总理”的反毛标语时，上海贴出的反毛口号则是“我
们怀念孙中山先生”：上海式的反叛肯定比前者更让那垂垂老矣的祖龙感到内心的
恐慌，他终於知道了，尽管经过了二十七年的严酷统治，他依然不能成为整个中国
的主人，即使把台湾排除在外也罢。而从整个渤海湾到东京湾的海洋中国，也是时
刻抵制着黄土高原上的尘暴、延安窑洞里的阴谋。

      即使在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党内两条路线
的生死结”，其实就是“南北朝格局在北朝内部的延伸”；是“海洋中国在内陆中
国内部的发酵”。对此，毛泽东这位隋炀帝式的北朝诗人暴君是极为敏锐的，他说
，“我们党内有一个资产阶级”。又说，“当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是共产党和国
民党斗争的继续。”而毛的“人民公社”，实与北朝的“均田制”异曲同工。

      反观一九四九年共产党铁蹄的神速征服，像当年的蒙古和满洲一样，把人们
的想象力都甩在了後面；甚至急於求胜的毛本人，也惊呼“太快了”！——以至共
军来不及接收海洋中国的遗产。北方的主人斯大林怕出岔子，也希望毛能适可而止
、划江而治，服从南北朝的宿命。这表明，当时“南——北”分野很清楚，例如南
方的国民党在长江以北还没有站稳，就被日本人赶走了。但国民革命军的“兵败如
山倒”一下子把南方暴露在共产党北朝的火力之下，就像二十年前北洋军阀的“兵
败如同倒”，一下子把北方暴露在海洋中国的北伐火力下。历史已经表明，这两次
“统一”都太快、太不成熟了。例如，当年共产党接管海洋中国的人手紧缺，“南
下干部”素质低劣，导致此後终其一朝的“红与专”论争；且使“社会主义建设”
在１９５８——１９６０年间受到致命的挫折。直到数十年後的今天，在海洋中国
和内陆中国的所谓“海峡两岸”之间，也无法就国家的发展达成相近的观念；而中
国大陆本身的内陆省份和沿海省份之间更是利益冲突严重。这些，都是由海洋中国
和内陆中国的二元对立性质、由“南北朝”的性质决定的。如果中国再来一次“兵
败如山倒”，那很可能是南方海洋中国对北朝内陆中国的反击所致。由此可见，毛
泽东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虽然琅
琅上口，但却忘了他并不是刘邦，只是苻坚式的北朝领袖！

      当年苻坚攻晋，八十万对五万、号称“投鞭而渡”但终不能取胜，为什么？


      因为“南——北朝”的格局，比长江的“天堑”更以逾越。

      毛的枪杆子，虽然渡过了苻坚的刀斧不能渡过的长江，但终也过不了台湾海
峡，只能像河伯一样望洋兴叹。晚年，他哀求美国总统尼克松帮助中国统一，这说
明他至死不知困其一生的“南北朝机理”。而上述两部“兵败如山倒”又留下後患
的痛史，在在警醒人们注意“南北朝”的事实。


      七、两个中国的地缘政治背景

      共产国际为什么能在欧亚大草原及其边沿地带（从易北河到中国海）取得胜
利而在其它地区却不行？不难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与“蒙古大帝国”的版图正
好吻合。所以，“共产党国家集团”，完全不同於共产党作为一个单纯党派，更不
同於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单纯思想流派，它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地缘政治：它是“
蒙古帝国的历史遗产”对“西方十字军压力”的变态反应。就中国内部来说，“八
亿人民八亿兵”把中国变成一个大军营；企图把全民训练成亡命之徒……但这也不
是共产党的创举，远处看，古代南北朝的五胡、北魏、北齐、北周等内陆铁蹄们，
均精於此道；毛只是把这一切应急反应推向了高峰，他以此自称“人民的大救星”
。但第二次南北朝格局的巨大旋涡，终於使他昏晕、不知所措，他临死说：“至於
未来，只有天晓得！”这不仅是个人的哀鸣，也是时代的灰心：因为现代中国的命
运，是与和谐富强的幸福无缘的！

      康梁当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中国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仿佛表明，他们的反对
在逻辑上是多么合理。然而历史不是按照逻辑发展的，历史不是定向的实验室，而
是复杂力量的汇聚。事情没有到此结束——今日之中国，仿佛一位躺在手术台上的
病人，他的手术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但并没有成功……现在即使停止手术，对病
人也是远水不救近火的。这对主刀的大师，固然是政治死刑；对病人也无疑宣告其
只能等死的命运。所以最低限度地讲，以天翻地覆的改组方式，重建中国的孙中山
时代，至少将囊括我们的一生，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叶以後的某时刻。它的政治特征
如上所述，就是两个中国并存的南北朝格局。

      在守旧落伍的内陆中国趋同於开放先进的海洋中国之前，我们应该警惕那些
阴谋家，他们希望中共迅速并吞台湾，希望内陆中国因素迅速反攻倒算、扑灭海洋
中国因素的成长壮大，以便整个中国继续衰弱、再度陷入混乱与无能为力。中国的
民族主义，不会支持他们开倒车的阴谋。

      为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在两个中国的斗争中，中国的
爱国者必定站在新兴的海洋中国一边，与内陆中共的腐败和专制独裁，实行决裂。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河殇》是“内陆中国的挽歌”，由於它宣告了封闭守
旧落伍独裁饥饿的中国即将死亡，因此被北朝喉舌《人民日报》定为“反革命暴乱
的蓝图”。而我们知道，等到那腐败的中国即苏联主义所豢养的北朝——中华人民
共和国终於死亡的时候，许信良先生所期待的新兴民族就会出现；不是局限在台湾
岛，而是活跃在全中国：一个海洋中国，一个民主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