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民联、民阵“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主任盛雪
亚 衣
“由於种种原因，海外许多人都‘淡出’了，我尊重人家的选择，但我想盛雪不
会，在北京，很多难属都知道盛雪这个名字。”——这是不久前丁子霖教授在一封
信中写下的话。在“六四”事件八周年前夕，记者采访了民联、民阵“六四事件调
查委员会”主任盛雪女士——一位温文尔雅且多年奋斗在海外中国民主和人权运动
前列的能干女将。
“六四”是一个需要治疗的历史伤口
亚：时间过得真快，“六四”事件到现在将近八年了。您是民联和民阵联合工作委
员会“六四调查委员会”的主任，我想请您先介绍一下这委员会的工作情况。
盛：三年半前，即在一九九三年年底，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民主中国阵线各自在代
表大会上分别作出了内容相同的决议，组成三个联合工作委员会，其中之一就是“
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有十一位委员，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法国
、德国、日本、澳大利亚、中国，由我担任主任，杜智富先生任协导，严明先生任
秘书长。委员会总部设在我所居住的加拿大多伦多市。当时委员会拟定的工作目标
有三个方面。第一是调查六四死伤者的真实数目、名单及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的现
状；第二是给予六四死难者家属和伤残者以抚恤；第三是调查整个事件的真相和屠
杀民众的责任者。经过努力，委员会初步掌握了百余名六四死伤人员名单，以及他
们遇难或受伤时的情况，并对死者家属或者伤残者作出了相应的慰问或资助。
亚：可以想象，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工作，您是出於什么样的考虑而承担如此重任
的呢?
盛：您是了解我的，我不太在乎自己名义上担任什么职务。我之所以接受这一个工
作，是因为自己多年来一直在想，六四事件在中国和国际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对
这一件事件的具体过程作出详细的调查，包括弄清具体的责任者，究竟有多少死难
者，是迟早总要有人去做的事情。然而这件事情不可能等待中共当局去做，在中国
现时社会情况下，只能由民间团体去进行。记得那年年初，六四死难者蒋捷连的母
亲丁子霖女士从中国大陆传来信息：六四惨案近五年来，遇难者亲属和伤残者们承
受着精神上难以平复的痛苦和经济上难以想象的艰辛。他们不仅得不到政府方面的
任何关心和帮助，反而时时处於治保会、派出所、居民委员会的威胁和监控之下。
在事件发生的当时，死难者家属尚能得到周围同事和好心朋友的关心和安慰，时间
一长，人们渐渐淡漠。如今，这些人成了被社会遗忘和遗弃的一群。丁教授呼吁国
际人权、人道组织、慈善机构、海外华人和外国朋友，基於人类同情和人道感情，
伸出援手，给予六四受难者群体以切实的帮助和温暖。这个呼吁深深地震撼着我的
心。
亚：看来您主要是从普遍的人道主义关怀来着手这一项工作的。
盛：也不完全如此。另外我还想，“六四”事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迟早要揭开和
治疗的伤疤，时隔多年，现在已经有可能对事件本身进行客观、冷静的反省；从政
治层面看，对待六四的态度在中国已经成了社会的政治一种风向标，未来大陆的民
主政体一旦建立，死伤者的赔偿问题就会提上议事日程，而现在大批死伤者的家庭
处境十分悲惨，急需社会各界的援助，所以无论从近期或远期看，都需要完整的资
料收集、整理、核实和建挡工作。虽然这项工作十分艰难，但是我有信心通过各种
渠道，尤其是依靠国内人士的合作来进行。
亚：“六四”事件就不少方面来说还是一个谜，比如确切的死伤人数和名单，下令
开枪的细节和各级责任者。趁着现在官方和民间的许多当事人还在，还不至於忘记
，把真相弄清楚是非常必要也有可能的。我也曾经设想过对六四之後流亡海外的学
生、学者、工人代表人物逐一全面采访，甚至可以模仿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
的做法，记录原始的录音资料，但是工程浩大，很难做到。
盛：确实，在经历了一番努力之後我发现，在海外做这样一件工作相当困难，主要
是调查的途径很少，尤其是上面所说的第三个方面的工作，我们无法从官方的线索
去了解。要使六四的真相大白，所涉及到的问题比较复杂，包括官方政治层面的决
策过程，还有事情发生时候的社会状态，参与运动的人员组织结构等等。如果只是
在民间，而且主要在海外来调查六四的真相之全部是不可能的。中共军队的士兵之
所以能够如此残暴地屠杀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说明他们得到了上司明确的指令
与可以开枪的授权。熟悉中共军队体制的人们都知道，如果不是党和军队的最高统
治者，是没有人可以，也没有人敢於下这样的命令的。但这只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猜
测与分析，由於中共体制的严密控制，六四事件调查委员会在对这方面细节与过程
的调查非常困难，几乎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也许了解这其中的真相还需要时间，还
要有相当数量的经费支持。所以我们的工作重点只是在对死伤者情况的调查上和对
受难者及家属的救援上面。
亚：这方面的工作结果如何?
盛：在死伤者情况调查上，我们所利用的基本上是私人渠道，资料来源有各个方面
，同学、朋友，还有互不相干的人写信提供的。我们把这些线索记录下来，有些线
索不大清晰，就整理出来返回国内，让国内的朋友继续调查。这方面我们主要是和
丁子霖联络，丁老师非常令人敬佩，在国内那么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扎实工作，核清
事实。我们从所得到的资料中发现，许多死难者并不是在与军队的对峙中被杀，而
是死於中共军队丧失理智的滥杀和盲目扫射。用中共当局自己的话说是死於“误伤
”。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九级毕业生陈来顺六月三日晚在人民大会堂西北侧
的平房顶上拍照时被流弹击中头部死亡；清华大学化工系应用化学专业八四级学生
段昌隆六月三日深夜在民族宫附近劝说与军队对峙的群众时遭军队用手枪在近距离
射杀身亡；北京大学化学系教师萧波六月三日夜间赴木樨地劝导学生返校时被子弹
击中右胸身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八八级学生萧杰六月五日本已购得返回成都家
中的火车票，下午两点钟左右行至南池子南口，穿过马路时因逾红色警戒线，士兵
喝令其站住未听从，遭士兵扫射，子弹从其背後穿透胸膛，当即身亡。六月七日夜
晚十一时左右《村镇建设》杂志编辑安基与朋友一起外出送人，行至儿童医院附近
遇军队巡逻，转身要跑，遭士兵当场射杀；中专学生宋秋剑六月七日白天骑车去北
京站一带上学，突遇坦克驶来喝令所有行人趴下，并向路边肆意扫射，致使数人中
弹，宋身中数枪，目前已成残废。这些事实构成了六四惨案的悲剧性。
亚：在对死难者家属及伤残者的慰问救援上实际成果如何?
盛：比较起来，我觉得这是我们做得比较好的部分，对国内的六四死伤者的抚恤、
慰问和救援，是在海外实实在在可以使得上力气的工作。我们调查委员会在各个新
闻媒体上作了呼吁，效果还算很不错。到去年六四时候为止，我们总共得到捐款九
千六百六十四元，这个数字很有趣，9664，九六年六月四日，得捐款9664美元。这
里的捐款者没有大老板和组织机构，全部是普通读者的捐款，十元、二十元都有。
从一九九三年八月开始，我们就将捐款分批往回送，我们的一个清楚的想法就是，
这一笔钱要尽可能地用在国内人士的救援上面。我们一共送进去八千九百零二元。
其中相当一部分由丁子霖转交给收款人，依靠她的网络又现成又最可靠。我们也派
专人回国送达，一些朋友帮助我们跑了几个省份。我们曾经把捐款送到王军涛、徐
文立、任畹町、王希哲家。通常是我们在捐到钱之後，先由委员会开一个临时收据
与一封感谢信，告诉捐款人这笔钱大致在什么时候可以送到国内去；等到我们把钱
送到国内之後，我们再会给要求国内收据的人一份国内收据，表明这一笔钱已经送
到了捐款人想要送的人手里。受资助者每次一般是一百或一百五十美元，大约有七
、八十人次，我们有详细的名单。在这一个运作过程中的杂费一共花费了一百六十
一元五角七分，包括所有的复印、打字、传真等等费用。我想做得细致一点总是好
的，我们需要有一个很好的信誉。
亚：就您对海外捐款人背景的了解来说，他们主要是什么人?
盛：捐款人总数有近百人，来自美国，尤其是纽约的捐款者比较多，捐款大部分是
美元；加拿大地区的捐款相对来说比较少，不过我们不知道捐款者的背景，有些人
不具名，似乎更谨慎，有一笔一百元的捐款，捐款者忘记签名，但是没有地址，我
也无法找到捐款人，这一张支票就作废了。
亚：这件事情现在是否继续在做?
盛：就事情的意义来说，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理由不继续做下去，但是在海外，个
人的生存问题也老是困扰着自己，这就是一个矛盾。尤其是前年我和朋友合伙买下
了一家咖啡店之後，占去了我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调查委员会的事情虽然没有停
顿，但是没有前几年活跃。今年四月在民联、民阵的电话会议上，杜智富和吴方城
提出要坚持下去，他们每人捐出五百元，支持委员会的工作，作为主任，我仍然会
尽力。不久前我们委员会还收到一封求援信，是当年因为参加天安门事件而受到迫
害逃亡到印度的一个大学生写的，对这一类事情我们义不容辞。
从小思考：中国社会体系有什么问题
亚：自八十年代以来坚持至今的民运人士不多，女性更是屈指可数。我想请您介绍
一下自己。
盛：好。我的祖籍在辽宁省，自己出生於北京市。祖父早年留学美国，回国後协助
张作霖创办东北大学，并在张学良之後担任了东北大学校长。父亲曾经就读於燕京
大学政治系、东北大学历史系以及外语学院英语系，五十年代时被中共当局打成间
谍特务，长期遭受迫害。文革中由於父母被开除公职，我与妹妹被送到东北农村寄
养，虽然我年龄还小，但是这种生活对我个性和人生观的形成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後来回到北京继续读书，却在学校常常受到歧视。一九七九年高中毕业後我未能继
续升学，进了工厂作工人，又在餐馆当过勤杂工；一九八二年考进职工大学修读中
文系；一九八四年在北京电视大学校刊编辑部担任编辑，第二年应《管理世界》杂
志创始人刘连增之邀，参与创办该杂志，从事编辑和记者工作。在此期间，我修完
了职工大学中文系课程，还自修了社会学。正因为这种生活波折和比较宽阔的社会
视野，使得我後来在民运中比较理性，虽有激情又不那么情绪化，持久参与又心平
气和。
亚：听说您在职工大学读书期间也不太“安分”?
盛：我在职工大学读书期间，只是与一些志同道合者成立了“野草坡文学社”，并
当选为社长，由於政治气氛紧张，我们在打印了一期诗刊之後就宣告解散。我的毕
业论文的题目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心理素质及行为取向”，阐述了当代知识分
子群体独立人格重建的迫切性，文章也在校内引起了争议。一九八九年春天，正在
我办理出国留学手续的时候，在北京发生了学生和市民的民主运动。
亚：您是否也参与了这场运动?当时的情况如何?
盛：因为我在办理出国手续，已经没有“单位”，我作为一个“散兵游勇”，整天
在广场转，每天看着事态的发展，心急如焚。六月三日夜，我一直在街上，眼看一
场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由於政府的不理性而演变成屠杀和悲剧，我悲愤之极。六月
四日清晨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遇到士兵与市民对峙，亲眼看到士兵举枪射击，
当场有两人被击倒，不知是死是伤。我看着开枪的年轻士兵那张无知的脸，心中说
不出的屈辱胜过了恐惧。
亚：这是否就是您参加海外民运的主要原因?
盛：可以这么说。从出国的时机来说，我是在八九年六四屠杀之後不久出来的，这
确实是导致我一到国外就自然进入民运队伍的一个原因；另外主要就是我自己的信
念，是我的家庭经历，个人生活经历和工作经历所造成的一种信念。在常人眼睛中
，似乎女孩子是不太关心社会问题的，可是我所经历的特别的生活环境使得自己从
小就在思考，为什么我要比别人有更多的挫折?这个社会环境究竟有什么问题?从工
人到记者编辑，我的社会接触面更加广泛，自己思考的面也就更广了。我当时所在
的《管理世界》杂志社挂靠在国务院经济技术和社会发展中心，《管理世界》主要
内容是管理理论，与管理层打交道；另外的一个杂志是《经营管理者》，直接和企
业打交道，在这个过程中发现许多问题，对我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比如有一个企业
，我们准备把它作为全国的“十大经济奇迹”之一来报导，可是报导刚刚写好，杂
志还没有印刷出来，这个企业就被打成了全国的“十大经济犯罪典型”之一。这种
事情对我的冲击在於，我觉得在这样一个社会里，由於党的政策的一些细微的“调
整”，就会断送一批科学家、企业家的前程甚至性命，一些认真做事的实干家突然
会变成违法者。社会对人的命运随意作弄，人们根本不能预测和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当时觉得这不单单是社会体系有问题，而是建立这个体系的方法本身有问题。我
和我的一些朋友就想出国留学，想到外面去看看先进国家的价值体系是怎样建立起
来的。
亚：所以您就选择了加拿大?
盛：我本来是想到美国去的，因为那里有好多亲戚，但没有去成，一九八九年八月
我就来到加拿大。这里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本来我的终点站是渥太华，那次到多
伦多换飞机，不知道怎么换机，又生了一场大病，病了一个星期，後来一想，到哪
里都一样，反正没有什么熟人，就在多伦多留下了，直到现在。头两年打工，读英
文，下午两点四十五分下课，三点打工，到晚上十一点。找了很长时间找了一个美
发店，很辛苦，胃病复发就换了其他的工作。在洗衣店、餐馆、加油站，做了很多
事情，吃了不少苦。不过我从来不会觉得委屈自己，心理上比较愉快。
我愿作民运的一个“牺牲品”
亚：您是民阵加拿大地区负责人，在加拿大的民运活动中，您主要做了哪些事情?
盛：说起来就很琐碎了。一九九零年二月民主中国阵线多伦多支部成立，我当选为
理事，之後担任支部主席和“民阵”加拿大分部副主席，也做过民阵总部理事。作
为“六·四”事件的见证人，我多次接受了加拿大各大电视台和报刊的采访；在任
内，我每年组织主持了“六·四”纪念活动，一直到今年。一九九零年十一月，“
民阵”多伦多支部发起“L”计划，向大陆寄发宣传信件，打破中共的新闻封锁。一
九九一年一月十二日和一九九二年八月十三日，我还两次发起绝食行动，抗议国内
政治犯遭受非法审判和在狱中受到虐待，向西方媒体披露真相。
亚：您不是有胃病吗，怎么可以绝食?
盛：我有十几年的胃病。记得当时广场上学生绝食时，我曾经说过，我愿选择任何
一种抗议方式，但是决不选择绝食。想不到在海外我却两次绝食。这一年八月，趁
世界二百多个城市市长会议在多伦多召开之际，我和朋友们组织人员前往市长会议
进行游说；我还参与组织过“中国洪灾救援委员会”，主持街头募捐和“血浓於水
”大型救灾募捐音乐会。一九九二年六月，我与其他几位朋友发起成立了加拿大第
一个大陆人的人权组织“中国人权促进会”。去年年底，又发起进行了连续八天的
“伴您共度铁窗”行动。
亚：您还作过电影演员?
盛：这也算是一个奇遇。电影的中文译名叫《浮云》，电影导演是第三代华人，自
己写的本子，想表现在加拿大的大陆新移民的生活，构思很好，也已经筹备了两年
。在开拍前两个星期，其中一个女主角有事离开了剧组，导演紧急寻找演员，他不
懂中文，就托我帮了找人，我找了几天，告诉他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他拿着剧
本，突然问我是否愿意试一试?我看了剧本就演了其中一段，导演很是吃惊，後来决
定用我，七天之後开机。这个电影後来参加了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又卖给了电视台
，在美国好几个城市也演过。我拍了二十天戏赚了两千元，後来导演又送来了两千
元的支票，看来卖得还不错。後来又参与拍了另外一个电影，在东京、柏林获了奖
。告诉您一个“小秘密”，我现在正忙於排练一出四幕话剧《荷珠新佩》，担任女
主角，准备在八月份公演。
亚：可不可以说说您开咖啡店的情况?
盛：除了电影，我还作过一些录音节目翻译和广告模特。买下咖啡店是在一九九四
年底，这也是出於我比较喜欢尝试新事物的个性，我觉得身在北美社会，要尝试一
下进入它的商业社会竞争机制。我以往一直打工，从来没有进入这个商业社会本身
，所以我就申请贷款，经营商店，试图体会一下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这几年因为民运活动的影响，常常打不成工，我想如果自己有一个比较稳定的
生意，参加民运活动就会更加自由。所以就想开店。可惜现在看来，除了体验过小
老板的生活外，其他两点都没有做到。开咖啡店这种生意特别缠人，一天开业十九
个小时，整个状态需要你围着这个店转，事情很琐碎。可是我们遇到民运活动又不
忍心不出来，比如抗议示威，演讲会等等。一有这些活动，人们就会记起我们，每
年年度性的中国研讨会，总是让我们去做会务，一做就是三四天。我的合作伙伴严
明这个人在这一点上与我一样，对民运很有事业性，我先生对我的活动从来也没有
异议。李鹏访问加拿大的时候，我和严明开六小时的车去蒙特利尔参加抗议活动，
结束後连夜返回多伦多，魏珊珊到加拿大访问，我们也是如此。这样我的店里就经
常要请人来帮忙，总之我的心思还是不能像人家那样，一心一意放在生意上面，常
常会为民运、人权事情而“走神”。後来一算计，这里的钱没有赚到，那边的事情
倒耽搁了，决定干脆把店卖掉。
亚：在碰到这类两难的境地时候，您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盛：当然有。从民阵开始到现在，在多伦多这个地方来来去去就不下一两百人吧，
可是现在剩下的已经不多了，这常常使我感慨万分。不过，就我个人来说，从来没
有觉得民运给我个人生活造成了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不会放弃我的这种追求，
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生命息息相关了，我很在意民运的一切，我
觉得在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有一种激情，一种诗意。
亚：我知道您是一个会写诗的女孩，我也读过您的一些诗。也许您本来就应当是一
个诗人，一个演员，甚至可以作一个电影明星。
盛：我在国内就写诗，现在还在写。不瞒您，我的有些诗还被行家认为是“精品”
呢。生活本来就是诗，只是每一个人写法不同。我和许多人一样喜欢大自然，爱艺
术，爱旅游，爱幻想，喜欢结交朋友，还有其他女孩子一样的毛病。我写的诗时时
会有“变奏”，我生活的信念和准则却从来没有改变过。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可能像
周围同样在开店的韩国人那样，一早起来到店里，直到天黑才离开。我从根子上就
是在乎民运的事情，不会再有其他的考虑，也不会责怪和怨恨自己。记得在一次会
议上刘刚问过我，你这样一个女孩子怎么一直搅合在这个圈子里面?很多人也不理解
我这样一个女孩子，年轻，好像不笨，长得又不是太难看，不会找不到其他事情做
，如果在大学修一个热门专业的课程，也早该读完，可以找一个稳定的职业了。阮
铭到加拿大来，觉得我蛮有思想，说我参加民阵是一个“牺牲品”。我知道自己确
实也是一个“牺牲品”，不过我愿意作这样的“牺牲品”。从我一开始参加民运的
时候就有人说我在做牺牲品。我想中国社会就是这么发展过来的，在社会交接时期
也许就是需要牺牲品的。问题在於是做一个被动的牺牲品还是主动的献身者。当然
，假如我生活在一个平静的社会环境里，也许我会选择完全不同的道路，就像您说
的成为一个诗人、艺术家。可是我的经历让我知道不自由是什么东西，当一个人不
能掌握自己命运时候是何种滋味。这样，我对所做的一切也没有什么後悔了。
亚：在我接触到的一些可尊敬的朋友中，民运已经成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了
，看来您也是这样。
盛：是的。我很珍惜这些。每天晚上到家里很晚了，很累了，我总是还要看看报纸
，看看中国发生什么事情，虽然我现在是加拿大公民。我遇到不少抱怨生活，抱怨
自己的海外中国人，其实不管生活水平怎样，主要还是取决於人的一种精神状态。
人怎么都是活，都是一辈子，与其一直在委屈自己，还不如自己想做什么就去做什
么，我参加民运也是这样。
海外民运要耐得住寂寞
亚：参加民运多年，在海外民运的整体看法上，我想您会有特别的见解。
盛：我想说一说海外民运作为一个组织的定位，这也是很有争论的问题。由於中国
自发的民间团体在共产党控制底下的社会不可能形成，所以在海外成立民联、民阵
这样的民运团体就是一种创新。同时，海外民运组织也就自然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反
共人士，只要反对共产党专制制度的人，来到海外首先就找民运组织。但是这些人
不一定向往民主社会的公正，不一定在理念和信仰上有民主的追求，这也就是多年
来为什么在海外民运队伍里有那么多的内斗，那么多是非风雨的一个简单的原因。
形成一个民运组织比较容易，建立一个民主组织远非易事，对不民主的政权不满的
人不一定懂得民主。因此，现在的民运团体迟早要重新组合，如果有人想在未来的
中国社会有所抱负的话，那么就绝对不是现在的模式，而是另外一种政治团体。
亚：您所说的另外一种政治团体指的是什么?
盛：一般说来，一个政治团体总存在着理念、情感、手段三方面的协调问题，而现
在的民运政治团体，可以说在理念上、手段和情感上都不一定一致，所谓“理想型
”的与“利益型”的就不一样，某一派认为共产党内的改革派可以结合，另外一派
就不那么想，认为共产党内的任何一种力量都不能依靠。如果是一个政党，就不一
样了，这三条必须一致。政党需要具备一定的选民、一定的政敌，一种稳定的居住
环境。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海外民运的准政党的模式不能像政党一样来运作，没
有政敌就在内部树立政敌，没有选民就去假设选民，就会出现人事上的纷争。
亚：从中国社会发展阶段性的角度来看，可否对民运组织作一个恰如其分的评价?
盛：从中国社会的总体发展方向来看，我认为一个成熟的社会应当是各种各样的派
别都可以存在，都有自己的发展余地。中国社会现在的转型还是朝着比较好的方向
发展的，当然还有许多问题，但是现在结构性的变化已经出现，社会结构的变化为
不同的政治力量造成了活动的空间。像民运组织这样一类有政治诉求的团体，它的
使命是阶段性的，它不会在将来的中国社会政治中有太大的前途，海外民运组织是
民主政治的推动性团体，将来其中的某些人或者某些团体，不管是什么“激进派”
或者“温和派”，会在中国未来社会中起作用，但它是在经过重新分化组合之後的
一种变形的结构中起作用。
亚：您的意思是现在海外的民运组织只是一种过渡的形式?
盛：前面说过，海外民运组织有先天的缺陷，第一，没有法律的约束力，由寄身於
非本土文化的少数族裔甚至是短期寄居的外来者组成的团体，无法同当地的社会利
益集团相比；第二，没有实业集团的责、权、利相互制衡的有效结构；第三，没有
政党在情感、手段、终极目标认同上的一致性；此外在具体环境和组织形式上也有
局限性。我曾经在洛杉矶民运团体协调会上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海外民运中间的
一些人物将来会成为中国社会政治中的反对派，而大部分人却不会进入主流，因为
他们在海外，时间和空间上的距离会使得他们缺乏优势，在中国社会的民主竞争机
制建立之後，也难以进入中国政治的主流中间去。所以海外民运要纠正短期行为，
放低姿态，作长期规划，重视自身的民主化建设，认真研究西方民主制度历史演进
的经验教训，要耐得住寂寞。
亚：您所说的“政治主流”是指在中国本土推进民主运动的政治力量?
盛：是的。我是这样想的。有人提出民运团体将来要与共产党内的改革派结合，我
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将来中国如果进入民主体制的话，现在的民运组织就是一个反
对派，而不是与共产党结合的一种角色。即使将来中共改革派在政治上占主导地位
後，能够回到中国大陆的海外民运组织也不应该成为中共改革派的辅佐力量，而应
当是一个独立的反对党。
中国知识分子要摆脱政治附庸的角色
亚：我看过蒋培坤先生给您的一封信，他称赞您写的一篇关於中国知识分子的文章
，还和您讨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性问题。您以前也发表过谈论知识分子的依附人格
和选择困境的文章。您可不可以就这个题目再发表一些意见?
盛：丁子霖、蒋培坤夫妇这几年给我们的信有十几封，我赞同他们的许多观点和理
论。中国知识分子问题是我平常比较想得多的问题。我觉得一个社会要进入良性循
环的机制，知识分子应当起到一种积极的作用，而中国知识分子以往没有起到这种
作用，将来也许还是不能让人乐观。中国知识分子历来担当是一种附庸的角色，而
不是一种社会批判的角色。我在北美生活，所见到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就是监督批
判政府。在中国缺少这种角色，当知识分子产生影响时，总蜕化为政府政策的附庸
和解释者，很多知识分子还以这种角色自居或自豪，来到海外之後仍然有这种情况
，而且把以往的附庸角色当做政治资本，希望别人尊重这种资本，也造成了自己心
理上的不平衡。
亚：人们确实看到在国内或者在海外一些即使喜欢以知识者、思想者自居的人，也
会以与权势者——无论是共产党的权势者还是国民党的权势者具有某种关系而自豪
。因此我非常欣赏您对某些知识分子的这种弱点的批评。但是从整个社会结构来说
，又需要从政者具有较强的知识背景，从而使得知识界人才向政治界流动或者靠拢
带有某种合理性。您又是是如何看待这种现象的呢?
盛：先说两个亲身遇到的事情。有一次我为魏珊珊来到加拿大演讲而去租借一个会
场，遇到一个来自大陆的加拿大笔会成员(我也是笔会成员，我们熟悉好多年)，请
她帮忙，她一口答应，但是第二天出了问题，这个人要我不要与别人说是她帮助租
借会场，後来索性打电话告诉我说会场给取消掉了，理由是“现在的中国人讨厌政
治”。其实生活在加拿大的人都清楚，社会参与本身就是政治参与，不是笼统讨厌
政治，而是讨厌某种政治。以前在中国，是在不可抗拒的条件下无法离开政治；现
在在加拿大，则是由自己设定标准来选择政治。另外一件事情是在台湾大选之後，
多伦多有一次讨论会，来自大陆的许多留学生竟然是同样一个立场，其中还有人说
如果台湾独立，应该武力镇压。有人讲话中有很多民族主义的东西，说每个人有一
个强大的中国梦，只有统一，中国就可以强大，他们看不惯美国军舰开进台湾海峡
，又希望以後的中国像今天的美利坚一样，把军舰开到世界各地。这两件事情都涉
及到基本价值观，中国知识分子要么在强权面前不敢挺身而出，要么有意无意向强
权靠拢。我理解您提出的问题之关键是知识分子在民众与权势之间选择什么。我觉
得不应当把政党和政府的事情放在人民的福祉之上，知识分子在这些问题上应当看
得淡一些，不要太卷入权力政治的较量之中，在里面充当一个角色。
关注被共产党打成“刑事犯”的政治犯
亚：六四至今八年了，在您看来，中国社会有什么变动。
盛：据回国过的朋友提供的材料，现在的当权者对异议人士继续加紧镇压，但是已
经力量耗尽；从社会层面来看，原来的结构松动了，带来的是社会活动空间增大，
比如《和平宪章》的提出，在几年之前不可想象。从比较不好的方面来说，则是社
会乱像丛生。有人就此提出的观点是，只有共产党才能控制中国这种混乱局面，我
觉得这种人讲的正好本末倒置。从八八年开始，如果这个政府愿缓解社会矛盾，就
不会有後来“六四”的悲惨结局。或者可以说，共产党不会缓解，而是激化社会矛
盾和冲突。我觉得没有理由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控制中国混乱的社会，正是它在不断
制造混乱局面，
亚：您非常关注中国大陆的人权状况。除开前面所说的六四受难者的人权问题外，
在一般民众的角度，有没有人权状况的改善，比如，最近当局取消反革命罪所带来
的某些客观效应。
盛：从中国大陆的人权状态看，确实有调整，比如取消“反革命罪”，律师不作为
国家干部而是独立的职业人员等等，这些表现了中国政府不能完全不在乎民众的意
愿。但是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问题是“八九民运”中有相当一批人是作为刑事罪
犯被起诉的。我手中有一份名单，共一百十四人，这个名单来得不容易，是从监狱
的墙上揭下来的。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是以“反革命”罪被起诉的，都是抢劫
、放火、抢夺军械等等，刑期不等，有长达十四年，甚至二十几年的。判决时候的
政治背景很明显，所以重判，但名义上又是刑事罪犯，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十几岁的
学生。
亚：您的观察具体而微，这是六四真相调查所派生出来的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在国
际人权组织所关注的所谓的政治犯、良心犯、思想犯等等概念中，一般也不会把上
面所说的刑事犯罪包括进去的。
盛：我们得到这个名单是在一九九五年初，这是在六四之後在相当程度上被忽视的
一个问题，大家的注意力放在一些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身上，而不去注意这一些小
人物。确实，国际社会对中国当局施加压力的时候一般不会想到这些“刑事罪犯”
，从各种人权组织的资料上来查，也看不到这些人。这些受到刑事处罚的人以後在
道德上没有自己的立足点，当局是故意这样做的，不久前郭海锋就是被以流氓罪判
刑的。
离家游子成了“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亚：听说您去年曾经尝试回国过?
盛：去年九月二十六日我离开加拿大回国，但被禁止入境。我回国的动机很单纯：
出国八年，非常想家，看看妈妈，还有同学；尤其是前年父亲去世之後，浓浓的乡
愁一下子被勾起，确实想看看国内的变化。我想即便我回国之後什么也不做，就是
看看也值得。我到中国驻多伦多领事馆申请签证，很顺利拿到了签证，所以我就有
了一个错觉，以为会很顺利。我想这几年回国的民运人士也很多，也没有听到有什
么人被拒绝入境或者原机遣返的，甚至有些人在两边作生意，在国内开工厂的都有
。而我这一个角色历来比较低调，在民运活动中曾经拥有的最高的头衔是民阵总部
理事，也没有在四十九人名单之中，自己不值得中共化大工夫。在此之前，我先生
回国过两次，有关人士让我先生带话给我“可以对话”。在我临行前一天晚上，国
安部的人还打电话到我家，说“大家可以沟通”，还给我一个新的电话，有什么事
情可以找他们。我特地把我哥哥从美国叫到加拿大，兴冲冲一起回国。可是一到北
京，警察就在飞机边上等我了，最後把我遣返。
亚：当局有没有说明理由?
盛：开始警察把我带到一个小屋子，我以为只是例行公事。没想到一下出来十几个
人，对我照相，摄像，在屋子里摆好了长条凳子，要我“端正态度”，整个架势就
是审讯一样。他们要我“一定要把在海外所有反政府的行为说清楚。”我就请他们
先说清“反什么政府”?因为在加拿大反政府是合法的。我还说从长远来看，我作的
事情对中国政府是有好处的。我要求与加拿大使馆联络，他们说没有必要。我要求
见见妈妈，他们说不可以。本来想回来过中秋节，全家团聚，想不到被赶出国门。
有趣的是，他们把我当做一个中国公民来审问，但是後来遣返的时候，又宣布我为
“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亚：您估计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当局这样对待您?
盛：後来离开机场，在一个旅馆房间里，有三男两女和我聊天。他们好象对海外民
运的情况不是很在意，只是随便问问：“万润南民阵主席不当了，在干什么呢?当理
事吗?”“杜智富怎么样，好象背景蛮单纯的么。”去年五月份肯塔基会议他们也知
道。他们反复追问的还是“六四调查委员会”，问我捐款的来源、渠道，住国内去
的送款途径等等。我说只能回答“不能告诉你”。後来气氛轻松一些了，他们问我
，到底是觉得美国好还是中国好?我就把加拿大国家的政治运作、社会福利、劳动保
护、难民待遇跟他们介绍了一些，我说在加拿大，起码把人当做一个人来对待。他
们问我为什么还是要把心思放在“六四”上，我说抛开政治不谈，对死难者家属，
“我心肠软，可不可以”?他们可能说漏了嘴，说要“体谅国家的难处”，还说当时
对越南“自卫反击战”的烈士，“国家才给了三百元”。
亚：最後是以什么罪名把您送出来的?
盛：是“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自从我进入民运圈子後，我就知道我会付出代价，
所以对自己的这种遭遇并没有特别的委屈。可是当我问他们很多原先参加民运组织
，甚至以往很活跃的人也可以回来，为什么我就不可以回国时?他们很坏，说“那人
家都有明确的表示的”，还要我“认清形势”，与他们“合作”。我说在海外的事
情与我母亲、朋友无关，请不要为难他们。警察回答：“这一点请放心，现在不兴
株连政策了”。就这一点看来，共产党还有点进步。
亚：在结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还想回到“六四”这个题目上来。您知道，对八九
民运和六四事件，社会评价各有不同，甚至在民运队伍中也有争论。您怎样看待这
种争论?
盛：对於一个历史事件、一场群众运动或一种社会现象，任何人都有权利站在自己
喜欢的角度判断与评价。对八九民运，我们何尝不能用负责的、调侃的，亲临其境
的、隔岸观火的，赞赏的、批判的——总之任何一个角度去品评论证呢?进退时机、
策略应用、正负影响，参照系统很多，占有事实不一，结论自然向悖。但是，对於
动用机枪、坦克屠杀和平请愿民众的政府，对於这样赤裸裸的暴行，在全人类的文
明发展到今天的时候，标准共同而且只有一个，那就是：屠杀者必须遭到谴责，死
难者应该受到悼念。这不是一个需要大智大慧才能判断得清其是非的问题。八九民
运的是非功过，任人评说；六四屠杀之罪大恶极，不容讨论。它超越政治派别之争
、利益集团之分，社会学说之异。如果还有人类的正义，就应该谴责杀戮；如果还
有人类的善良，就应该同情无辜。蒋培坤先生在《“六四”五周年感言》中说过：
“当我们面对眼前的暴行时，万万不要把眼睛闭上；当我们回首昔日的暴行时，万
万不要把暴行从记忆中抹去。”这就是我不会改变的基本态度。
亚：激情出诗人。您的回答就像在写诗。真诚地希望您继续主持的“六四事件调查
委员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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